上篇 三、在維也納所得的政見
倘使為一種世界制度而努力奮鬥，指導者不能是英雄地犧牲一切，那麼，在短時期內，要想覺得一班敢死的戰士，這實在是不可能。
而竟重在使他提議能為一群愚人所能了解，以求得他最後的同意的技術嗎？政治家的標準，豈是專門在遊說方面，而不在對重要的行為和決議具有當機立斷的政治手腕嗎？世界的進步，不是出於個人的腦力而是出多數人集合的智力，這是我們可以相信的嗎？我們豈是懸想將來的人類文化不是由這觀念而來的嗎？反之個人的腦力不是現在較之往昔更為需要嗎？
喻普斯堡皇室的不能看清楚的這一點，這也許就是他的可悲的罪惡吧！
或是血統相近，或是利族相同，他的吸引力實在比較日耳曼的奧地利人為大。
報章上對於這種演說，或是全然置之不理，或竟是大為刪改。致其文氣——甚至其意義——也被領到錯位，或競完全消失了。
這真是幸運，我得機會居住在維也納，因而能夠考察這個問題。
時代越是向前時展，奧國的命運也越是繁之於日耳曼人而獲得繼續生存，因為日耳曼人，實在是帝國的生命細胞。
他的速度是依了多種的因素而定的。這種因素，一部分固在於帝國的本身；但是，還有其他的方面，那便是帝國在各時期對外的政治地位的結果。
我在少年時代居住在維也納，得有絕好的機會認識了這民眾教育要關的主辦人和計劃人。
在這人種複雜的奧地利的帝國中唯有一法，能夠把各民族分離的趨勢克服的，就是國家必須中央集權，他的內部組織，也須照此目有而進行。
民主主義的外形——議會制度——它像是「一種穢土和火中的怪物，」可惜這火的燃燒太快了。
當巴雷（Barry）在泰晤士河（Wattters of Thames）建造議會的時候，他便取材於「不列顛世界帝國」（British World Epire，Britisches Weltreich）的歷史，以作這所華夏中一千二百壁龕、托架、以及支柱的裝飾，這富麗堂皇的貴族院和下議院，便就成為民族光榮的建築了。
這類問題的內部，薛氏是認識清楚的，但是對於為人類本持的見解，那就有著謬誤的見解了。
這樣具有愛國思想的熱心者，便一變百為亂黨了。
因為情形是這樣，因而宗教純粹的政治思想所利用，這正是哈普斯堡皇室所常有的事。
現在西方的民主主義，就是馬克思主義的前區；如果沒有民主主義，那馬克思主義就無從產生的，所以民主主義，實在是馬克思主義的根源。
像奧地利的歷史，因了這項的建築而獲得了光榮，那各民族將認這一種是侮辱和挑戰，正像在德意志帝國，一直到了世界的大戰爆發才開始敢把「獻給日耳曼人民」（To the GermanPeoble，demdeutschen Volke zu weihen）的題詞，雕刻在柏林城中保羅華勞脫（Paul wallot）的帝國議院的建築之上。
他的反猶太主義，是革于種族問題的重要，而不是基於宗教的原理。
所以，只要看一直他們所會演說的地方，不過只有區區的五百個聽眾，我們就這一點便可以明白了，但是，還有更糟的在後面呢！
在那個時候，捷克分子大量的侵入了維也納，所以對於一切種族問題，大都作著極的容忍之外，竟也無法可以使這些分子不反對日耳曼民族。
他十分明白現在上層的資產階級的奮鬥力是極薄弱的，在一個偉大的新運動之中是決獲得勝利。
在事實上，這個所謂政府者，事先不是經過了議會的同意，不能施行的任何的政事的。
由多種民族混合而成的「奧地利。」到底免不掉崩潰這絕不可認作舊東馬克（Ostmark）的德國的沒有政治能力；因為這是要用一千萬人的力量，永遠支持住五千萬異族同居的國家，要是不及早確定原則，那是實在不能維持，而崩潰是必然的。
後來年復一年，對於逐漸地消滅日耳曼民族的政策，國會愈加默認了。
民主政治的結果，就使國內重要的職位，有著極速的更動，這種事無論在那一種的情形中都是很不利的，而且易於發生在十分惡劣的影響，這因為不僅是庸碌無能的愚蠢得，因此得到了犧牲。便是那僥倖在位的真正領袖，也要受到更大的犧牲的。
基督教社會黨對於民眾的重要性有著很深切的了解，所以一開始便明白宣布其社會性，以便吸引一部分的民眾。
能夠和祖國——德意志帝國——聯合而成為一個國家。
呂格兒博士假使是生在德國的話，他便可以做我們的民族偉人之一；不幸，他這個人和他的事業都發生在無能的奧地利。
要使統一而持久的國家觀念的產生，唯一的方法，惟有利用學校和教育。
我起初雖然也表同情于凡日耳曼派的喬治薛耐雷，但是後來便慢慢地情于基督教的社會主義黨的領實了。
這樣的一種勝利，對於帝國及日耳曼民族的內部實力是有著巨大的利益的，可惜他對於這個奮鬥的主張和推論，大都是不正確的。
一個政治的領袖，他如果具有改革家的優點的話，是絕不該去干涉人民的教義和組織的，否則，他就不應該去做一個政策家；而宜去須知一個宗教改革家了。
呂氏並不能夠拯救了奧地利但薛氏也未能防止了日耳曼民族的衰頹。
和前面所指說相反的，那就是真正的日耳曼的民主政治。
德國的統一，因其人民是，由一種單純的人種所組成，而且常以一種共同的文化為根基，所以問題只是在政治上傳統之弊的改革。
凡是「國家權威」，「民主主義，」和平主義，「」國際團結「等等觀念，我們常使之變為一種固定而純粹的理論，以後主是碰到了有民族切要的事件，就可發一概由這個觀點來給予判斷了。
統轄日耳曼國家的約瑟夫二世十分憂慮著皇室偏安於帝國的極邊，倘使不是及時彌補其先人的缺點，那勢必要陷於人種複雜的九九藏書漩渦之中。
人類的權利，實在高於國家的權利。
這黨很深切的知道大規模的宣傳的價值，並且專從心理上去影響一般民眾的本能。
居於最高地位的奧王，在頭腦清醒的時候。也能見及於此的，不過他旋即忘懷罷了；這或者是因其中困難而不克實行的集權的政策的緣故。
毫無疑義的，對於影響日耳曼民族的一切問題，日耳曼人的天主教牧量，他們的抵抗力實在不及非日耳曼人的牧師，尤不及捷克人。
讀猶太人的報紙的人，如果不知道自己去加以思考，那必定不容易會得設楊到近代國會制度的流弊的。
這方法就是委派捷克人做牧量，到純粹的日耳曼的教區去傳教。
純粹的日耳曼的鄉村，便被政府用了纖曲的間接的方法而變成了語言復要的危險地帶了。
然而在各邦之中，民眾的勢力，則日有發展，在這王國的邊境。「民族國家」
總說一句，凡是呂氏所做扔事，大都獲得了異常的成功；但是他所希望的事那便完全成了泡影。
在當時我極不滿意而失望了，而且我知道了奧地利的空虛，我愈感到要拯救奧地利上無望的了。
主日耳曼運動者也會加入過國會，可是，大都失入而退出了。
在呂氏，這恰好和薛氏相反。
因此，我想回到我情感所寄託有秸德國的心念愈切，因為我在幼年時代已私心嚮往了，我希望我將來做一個著名的建築家，不論命運是怎樣，我必專門為民族效勞。
因此他就準備利用一切現有的力量，聯絡強大的現存的組織，使他能運動。
所以領袖者的無能，未必就能引起國家的不振，反而可以因了人種的不同而激發各民族的本能；倘使某種的意志超越而上的時候。那麼，這種本能，自必被阻而難於發展的。
但是，最大的場所，給聽眾最為直接的接觸的，並不是國會的議事廳；倒是群眾大會；因為在群眾在會之中，到會的人常以數千計，而且都是聽演說而來的。
在今日，民主議會的目的，並不是在組成一種好人會議，百是在集合一群卑鄙無用的人；他們的智力有限，所以是易於驅使的，惟其是如此，才能運用今日不健全的政黨政治。
猶太人的手段，常如念咒的人，能同時從數方面毀污善人的名譽，我們必須先來研究這一種無恥的方法，因此，我們可以知道這些人類，他們在報紙上所有的危害性，是怎樣了。
他們經濟的關係，差不多包括了整個帝國的全部，一切真正的偉大的企業，差不多完全在其掌握之中。
還有，他反對一種確定的教義，那是在事實和策略上完全是屬於誤謬的。
世界大戰之後，哈普堡斯皇室已經有具備了最後的決心，逐漸來剷除危險的日耳曼民族——這確是一種新斯拉夫政策的目的，——於是全國並起了革命，決意抵抗到底，這是近代日耳史上所未曾有過的先例。
倘使凡日耳曼運動，能夠一開始就認清了這種問題不是在組織一個新黨，而是在形成一種人生觀，那麼這是可以有勝利的希望的。
主日耳曼運動和天主教會的擊突。很明顯的，實在是由於不了解人民的心理的緣故，這可以說是擊突的唯一的解釋。
假使情形到了無可奈何的時候，只要有一滴的聖水，便可以解救了他們的危難，而且還可以保存著他們的猶太教。
不久，卜拉克（Praguc）也仿效了布達佩的先例；於是來姆貝格（Lemberg），來巴哈（Leibach）以及其他城市，也都隨之而興起了。
自從布達佩斯發展而成了一個重要的城市，維也納了就首次遇到了勁敵，這勁敵的事業。並不重要在聯合整個的王國，而是重要有鞏固王國中的一部分。
呂氏所抱的目的十分切實。
奧地利帝國，並不是由一種民族組織而成的，其維持的關鍵，不在共同的血統，而在共同的武力。
其他無論什麼態度，都要能上能要引起大禍來的，尤其在德國。
這一點，便是呂氏的優點。
因為真正的領袖，他既脫離了這種不重創造和生產而以賄賂博取多數贊助的政治活動，那麼，政治的活動，必定和低能者發生妥協，而且這是低能者所極喜歡的。
只有猶太人，才能重視這種制度，因為他們的齷齪和虛偽，實在和他是相仿的。
凡日耳曼派的議員，雖然力竭聲嘶的演說，可是聽者藐藐，仍無徵效。
但是因為社會民主黨的行為的不可靠，使那時的情形，便成了不堪聞問題；因為這黨常出來反對日耳曼民族的利益的重要問題，使他們黨內的其它民族的黨員發生異心。
我於是憎恨著維也那的人種的駁雜。我更憎恨著捷克人、波蘭人、匈牙利人、羅沙泥亞人（Ruthenians）塞爾維亞人（Serbs）克羅特人（Droats）的聚集在一處，最討厭而憎恨的，便是到處可遇的寄生的猶太人。
在政治「教育」（這裏可稱之為「宣傳」）中，最有效的方法便是報紙，因為報紙是從事於「啟迪文明」的工作，對於成人的竟不一種學校。
凡是有關於汛日耳曼運動的興趣和衰落，以及基督教社會主義黨的驚人的猛進，這都是我研究的目標，而且對我具有深切的意義的。
這個制度，全部由英國而移植于維也納中間更改的地方極少。
假始要救援奧地利，那麼，這種分子也是少不來的。
過去，我還以為日耳曼人如果能夠在國會中占多數，那麼，舊國家繼續存在，在原則上我並沒有反對的餘地。
因為他不僅具有一個偉大的軍事家的特長，而且還是一個真正奮發有為的改革家，不過他能夠十分明白事要的可能性，以及他自己的本身力量，所以能夠有所限制。
我現在所稱「奧地利，」就是大哈普斯堡帝國（HabsbuagEmpric）中的一部分；因為那裡是日耳曼人殖居的結果，不獨在各方面能夠表現其創造奧國的永久力量；而且還能夠表現其力量於民間，對這政局阢隉的國家，延續其內在文化生生命竟互達數百年。
我們現在的兩種教義九*九*藏*書，對於猶太問題所取的態度，不是和民族的重要以及宗教的需求，都不相合嗎？試把猶太的牧師對於一切有關於猶太人的問題所取的態度，來和我國的牧師（這兩教派的大多數牧師現在業已停職！）的態度兩相比較一下，那就可以明白了。
這結果，便是領袖階級愈加感以了精神上的頹喪；而國家的前途，那是不論什麼人都可以想見得到的。
資產階級的奮鬥力是十分有限的，可惜薛氏對於這一點不大明白。
但是，為時不久，那可憐的喜劇，就展開在我的眼前，這便使我怒不可遏了。
因了解種不徹底的辦法，就使得基督教社會主義黨的反對猶太人的主張失掉了真實價值。
這種民主的方式，便是為某種族的工具，該種族為了要促進他本身的目的，所以在現在和未來，便不得不避去光明而再就在黑暗中了。
宗教也不應該混入政黨的陰謀中去。
這種事在奧地利實是不可能的。
——這些亂黨，他並不背判國家本身，是背判—種政府的制度；因為他們深信這種制度，是必定會毀滅民族的特性的。
所可惜的是，就是他的承繼人的思想和能力，都不能夠擔負了這一個重大的責任。
這就是因為不學無術的人充斥在政界中的主要原因。
要達到這個目的，只有最優秀的最勇敢的人始能有望。
現在，我們想要挽救，唯一的希望，便在取消國會，然而這事的希望又是很小的。
所以基武的決斷，決不能從一百個懦夫中得到。
這種觀念，在原則上是很正確的，但是，要見之於實行那就受到了限制。
在低部的奧地利（Lower Austria），這情形進步日見其速，而且許多捷克人竟把維也納當作了他們的首都。
哈普斯堡皇室既失去了帝位的寶座，羅馬終也失去了一個大國。
倘使政黨並不想摧殘民族的道德，那就不應該和宗教問題發生任何的關係一樣。
他們反對教會的鬥爭，致使失掉大部分下層以及中等階級的信任，並且再失掉了大多數可稱有民族性的優秀分子。
至於音樂、建築、雕刻和繪畫方面，維也納的于聯合帝國（Dual Minarchy，Doppelmonarchic），好像是無盡的源泉，永不會有涸竭之日的。
我希望我能夠享受我應有的幸運，並且要在他那裡參加國事，我最熱烈的志願，終將實現在那裡，這便是我所愛好的家鄉。
因為喻普斯堡皇室和天主教會都不能獲得像他們所希望的利益。
這種政府任何事都不能負責任，這是因為最後決定權並不操在政府手中，而操在議會的多數黨的手中的緣故。
日耳曼奧地利人的眼界，實較帝國中其他種族的眼界為廣。
到了這時候，國中排斥日耳曼化的進行，已到無法可以阻止的地步了。
在這種情況之下，日耳曼人的牧師，便完全受到了失入。他們不但不能為日耳曼民族而奮鬥，並且還不能抵抗對方的攻擊。
所以他深悉人生中實際的可能的事。
這黨一心想救援奧國而遭遇了失敗，他的失敗的原因便是要方法的錯誤，（這是有著兩方面），和目標的糊塗。
更有一譏諷的象徵，就是屋頂的四角趨向四方，這是完全表示著他的內部分離之勢的。
如果要維持這國家的奮鬥堅持到底，那惟有堅決地行使者一貫的中央集權制，這才能見到功效。
日耳曼人的優勢，既因國會而遭受失墮，於是便發生了一種使民族互相攻計的制度，這制度是在向日耳曼民族加以攻計的，尤其在法蘭西斯。斐述南大公（Archduke Francis Ferdinand）即位以後，他的勢力擴大了，逐即發生了一種增加捷克（Czechg）勢力的計劃，這本是他們居於上位者的政策。
就是在當時，社會民主黨已不能祝為日耳曼人的政黨。
他想抓住王國的心腹——維也納。針后再把殘餘的生命，由這心腹而侵入行將滅亡的衰老帝國台灣省。
各議員的言論的重要點，並不在言論的本身；而在言論對於讀者所發生的印象。
關於日耳曼民族復興的目的和理論，凡日耳曼運動都是十分正確的，可是，在他所選擇的方法是不大恰當的。
因為這黨能夠認識清楚社會問題的重要，但是，反對猶太人的鬥爭方法，這不免是錯誤的，而且還把民族的觀念的重要忽略了。
這位奧匈聯合帝國的未來的統治人物，他對於破壞日耳曼民族化的進行，在他勢力之下，努力鼓勵而且親為贊助，至少是：加以保護。
最初我很詫異。他們競能在短時期中用了欺騙的手段來轉變公眾的真正的志願和意見，而為國內的惡勢力造成一種確定的輿論。
這種制度，只有那此可以取悅他們，或是有益於他們暗中操縱的那引起奸徒光明磊落，才會歡迎，至於那些負責的人人看起來，那是實堪痛恨的。
凡是主要的技術專家和職員，多是屬於他們的，以前商業勢力尚未被猶太人所奪取時，國外的貿易完全是由他們所經營的。
在不成先定下一個共同的國語的原則之前，而先來成立一個國會，這便是使日耳曼人種的勢力宣告終止的—個緣由。從此，國家將有顛覆之慮，結果便是使歷史減少了—個帝國。
這位新喻普斯堡皇胄（他的家庭中說是捷克語，而且大公的妻子是一位捷克的貴婦人，她生長在仇視日耳曼民族的環境中，太子與她結婚，本屆屈就的）。
目前我們須知道力量雖然已經分散，但是事業的成功，仍屬是可能的。因為優秀的人士對於共同的祖國，永遠表示著同情的，他們的祖國的國土，完全是屬於他們的。
但是，如果政府的各種措施；須得顧全到多數人的意向才喜怒，那麼，事實上又豈能對領袖人物提起公訴來呢？
奧地利國人的「文化鬥爭」（Kulturkampf）的結果實際上簡直是等於零。
如果相求得一個自願致身於這種危險事業的人，那是恐怕不可能的，如果有人要來反對他的決斷，那我們唯一的答語是「感read.99csw.com謝上帝，日耳曼民主政治的要點，便是在使那引起卑劣的人和狡猾的醜類不能險圖幸進，上台去統治他的同胞，而那些庸懦無用的人，也將因為這個責任的重大而對之畏避了。」
它的創始人以為始果基督教社會主義黨要救援奧國，那就不應該根據了種族的原則；因為假始是如此，那麼，奧地利在不論何種情形之下，全國必解體的，這黨的領袖，以為地奧地利現狀下的維也納，必須儘力避去分裂的趨勢，百應該擁護促成統一的妯點。
自從他真正收納了下層中等階級及工人階級之後，便得忠實而有犧牲精神的黨徒。
民眾的正當眼光，僅能覺察到靈魂和智力的苦悶的結果。
為了這樣的緣故，一切的知識，便成為是一種先知的智慧，絕無實現的可能了。
我黨在創始的時候，規模很小，僅僅五年（本書寫於一九二四年，）便就變成了一個偉大的民眾的運動。
薛氏對於這點，那就了解得很淺。一切凡日耳曼的運動，他們的思想，在理論上都正確的，但是，缺乏了力量和了解，所以傳播其理論上的知識，不能應用一定的方式，使民眾易於明白，因為民眾的了解力是極有限的。
曾經在某一時期：命運之神又高舉了火炬而照臨列這塊土地上來，但是，很可惜的，這火炬即永遠的熄滅了「。
開始形成的時候，尤其是難於羈么的；因為這種人民和奧國國內的各族。
這種虛假的反猶太主義，比了無論什麼都壞，所以與其有實上還不如無，因為人民已被人牽住了鼻子呢！
基督教社會主義黨對於運動復興日耳曼民族，他的目標過於含混不清，不過在他的一政黨而盲，那他的方法實在是對的。
因為當丹麥人哈森（Hansen）完成他大理石宮的最後的尖頂時，便想到用一些古代的材料來為之裝點。
但是，形式上的統一，必須在原則上先要確定一種統一的國語來表現的；而完成這事業的專門工具，又必須操行於行政機關；倘使沒有統一的國語，那麼，統一的國家便就不能持久。
假使在說國會是毫無價值的東西，那麼哈普斯堡族是更無價值了。
我們必須知道，人類的生存的最高目的，並不在維持一個國家或是一個政府，而是在保存其民族的特性。
這樣，在實際上競可以說誰是無所謂責任；因為責任是只能上一個人擔我，而不能歸之於只會空談的國會知上。
我對於這時期與以詳盡的論述，就是因為在這時期中我明了我黨主義有關的問題極多的緣故。
在舊多瑙河帝國（Danube Monarchy）中，一般的政治思想，比同時代的德國本部（普魯士、漢堡及北海沿岸不在此例）的思想，較為豁落大度。
反之，出席於國會議事廳的人，不過區區的數百人而已。
假使能夠成功的話，那麼，日耳曼民族的不幸的宗教分裂，便可以永遠解決了。
因為一種絕議，無論它怎樣的有害於國家，都不能歸盡于眾目共睹的任何一個奸徒，而且把責任卸在全體的身上去。
我毫無一些愛護奧地利的心意，但是，對於德意志帝國是永矢弗忘的。
如果上日耳曼人來觀察，那麼，這實是一種為害最大的思想。
這種罪惡，正和其他的罪惡同樣不可歸處於事件的本身，而當歸於奧地利國的。
怯懦民族，在這世界上是不配生存的。
這種運動，是有著他固有的民族性的，但是因為缺少社會性的緣故，他因此不能得到民眾的同情，這是很可惜的！
在這種制度之中，個別的問題，並不取決於多數的投票而完全取決於一人，而且他把自己的生命財產不為這取決問題做保障。
現在演說詞既被割裂，那讀者所得，僅僅是其中的一片斷，（他們的用意就是如此），只能產生出一種毫無意義的印象。
這個問題，新教條對之，仍是抱著懷疑莫決的態度；——如果這問題不能得到那麼，復興日耳曼的一切企圖，大都缺乏意義而或者沒有成功的希望了。
我又深信奧地利阻礙了真正偉大的日耳民族，而贊助非日耳曼民族和一切其他的事。
這兩個人都是超出國會中的一般議員之上的，雖然他們處在惡濁的政界中，然而他們的生活依然能夠保持著清白而不起腐化。
但是，這事業並不是一二十年所能成功的，我們必須要有數百年的計劃，因為這正和一切的殖民問題相同，目的的堅定，比了一時的努力尤為重要。
實為奧地利的汛日耳曼運動。
待到實行了普選制之後，日耳曼人的優勢，便不能在數字上佔得多數了。
而且，使暗中操縱著特有權的後台老板也更能安然度日，不必負人個的責任。
基督新教（Protestantismm）自能促進德國內在和純潔民族的愛國之心，或是維護日耳曼民族的生存、語言、以及自由，因為這些都是新教的根本要點；但是要從惡敵的手中去把民族教出來，這一個企圖，在新教是極端仇恨的，因為他對猶太人的態度，差不多成為一個信這個問題。
因為這種牧師他們視捷克民族的利益在教育利益之上，所以他們就會成為破壞日耳曼民族化的運動的核心了。
由國會來決定國來，所得的結果是秀是為利，但是，決不是一個所能負責的，而且也沒有一人能夠說明它的原故。
軍官力仍舊是日耳曼人，高級軍官也是的，藝術和科學完全是屬於日耳曼人的，除了晚近所發展的藝術（這或許是黑人的產物）之外，凡是只有真正的藝術思想以及傳播者，都是日耳曼人，而且是只有日耳曼人。
這是第一點：因為加入國會，所以失掉了推進的力理，並且為國會的弱點所牽累。這是第二點。
我們現在不研究這兩黨的失敗的原因，這是能夠給予我們很多的益處的，因為照今日的情形看來，和當時有許多地方頗相類似，可以給我們做錯鏡，不再去蹈呂薛兩氏的覆轍了。
日耳曼的領袖是自上選舉出來的，他對於所有一切的直接間接的行為，完全我著責任的。
假使當時我在德國的話，這個問題解答，九*九*藏*書恐怕就不能這樣輕易。
捷克的牧師，以主觀來對待他們自己的民族而以客觀來對待教會；日耳曼牧的熱心於教會，實在是主觀的，對待日耳曼民族，即反屬客觀了。
如果教會中的長老，他們利用宗教的制度和教義，去損害他們自己的民族，那他們便不能得到人們的信徒；他們不應該以自己的矛，來攻自己的盾。
如果心臟是健全的，那麼，身體各部分，自然能夠恢復的。
一個民族，假如因為人類的權利而起來奮鬥，即使遭是到了失入，以致不能立足於世界，這是他的命運不佳的緣故，要是一個人百不能為他自己的生命作奮鬥，那麼，公正的上天，早已註定了他的末日了。
而且這區區的數百人之中，多半是為領議員薪金而來的，並不是要一聽人民代表的高論。
國家的正在崩潰，已經由各種制度昭示給一般的國民了。這些，即非明眼人也能見得到的，他的主要點便是國會，在奧地利或稱做帝國議會，（Reichsrat）而這國會，便是依恃了力量而作出為根本的要素的。
在奧地利境內日耳曼民族的命運，完全是依靠著國會的勢力而是定的，直到普選制和不記名投票制未曾探行的時候。日爾曼人仍舊在國會中佔著多數。
它的反猶太主義，是依靠了宗教的觀念，而不是以種族為基礎的。
這是維也納的第一個難關。
從各方面看起來，結果是有著更厲害的悲慘的。
他對於哈普斯堡皇室的警告，假如被採納的話，那麼，德意志的和全歐對抗的慘禍，當然不致發生了。
主要思想，是依嚴格的天主教，而逐漸在中歐建起一個斯拉夫國家，和那奉正教的俄國作對抗。
英國兩院制新生命，便又重見於貴族院（Abgeordntenhaus）和下議院（Herrenhaus）中了。但是，兩院的本身，稍稍有著不同。
這黨為了要避免和任何宗教的團體發生吉突，因此便被有勢力的教會所與以擁護。
因為資產階級為了他自己的經濟地位的緣故，每個人都恐蒙受一種損失，所以他們的行動逐相當的受到了阻得。
在晚近的日耳曼的歷史中，能夠判別出對於皇朝的忠誠以及對於祖國和民族愛護，這還是第一次。
薛氏對於他的志願完全不能實行，而且不幸得很，凡是一切他所恐懼的，大都又在這可怕地狀態之中一一地實現了。
最後，全部外交政策的責任，也是完全由日耳曼人來擔負；不過偶或有了少數的匈牙利人在內罷了。
民主議會制最顯著的一點，就是選出若干人——就算是五百人吧——來決定一切的事件。
這樣，日耳曼民族，一方因這教權的濫用，一方因為抵抗力的薄弱，於是便慢慢地屈服了。
我很不願詳細的述說瑣事，因為這並不是我寫述這本書的目的。
在一般人的心理，而且還對之抱著無窮的希望；他們竟享有真正偉人畢生中所不能得的盛名，但他們在一月以前還是默默無聞的，至於那些政界中老成可靠而能力傑出的人物，他們都鞠躬盡瘁地死了，或者遭受人家的毀污他的姓名和變為不齒於人們的口中了。
這一位「人類良友」的約瑟夫，他用了一種超人的精力，去補救前襯的疏忽的地方，並且想在十年之內，努力去恢複數百年所失墮的作。
如果我們把民主政治的議會，和具正的日耳曼的民主主義來比較一下，那我們立刻可以明了人類這一種無意識而且具有危險的錯誤。
在我的一生之中，維也納實給予我最艱苦的而又最完備的訓練；到了現在，我才能開始能夠完全認識了這幾年中的訓練的價值。
他邦之中，除去匈牙利之外，大都是沒有偉大的史遺迹的；即使有也是隨了時代而消滅了。
豈一個做領袖的政治家他的事業並不重在有獨創的思想和計劃。
因為這並不像由這一個錯誤移轉到別個錯誤上去的那樣容易。
凡日耳曼運動所遭是的厄運，就是上于開始的時候，不知道獲得民眾的依附信仰。
奧皇靠宗教的勢力，以達到政治的目的，竟然能夠會喚起一種意想不到的精神。
倘使命運不是雖給了我這種經驗，使我的政見有了確切的。基礎，那麼，我將不知道用什麼態度去對猶太教會民主黨，馬克思主義以及其他所包括的一切社會問題了。
「脫離羅馬教會」的運動，好像是最困難，但又最有力的攻佔方式，其結果勢必把敵人的堡寨與以破毀。
這種新運動的目的，僅僅使民眾得到了一個最不良的印象罷了。
我首稱對兩個人研究，這兩個人可以說是這兩種運動首創者和領袖，就是喬治薛耐雷（Georg Von Schoerer）和卡爾。呂格勒博士（Dr.Karl Lueger.）
他們往往在幾星期之內，在無聲無臭中一躍而成為名人了。
政府的存在，僅僅是執行多數的意旨而已。
這是十分明顯的，根據宗教而起來的爭鬥，對於猶太人不會感覺到多大的痛苦的。
他極力想法來消滅舊帝國中日耳曼民族的特性，而這反應。
眾這種舊有的力量去獲取最大的利益。
這種精神，起初本沒有人看作是不可能的。
而這種聽聞。常常由「啟迪」的形式來鄭重的詔示著我們的。
因為只有這種新人生觀，才能喚起了內在的力量，實行奮鬥的到底。
當凡日耳曼運動最初興起的時候，日耳曼民族在奧國的地位已經是隱在絕境之中。
近年來，在國會的統治之下，舊哈普斯堡帝國，已經在日趨衰弱了。
薛耐雷作事，他是從不有始無終的，他們實行的和教會奮鬥，這是實因深信唯有這種的奮鬥，才可以拯救了日耳曼的民族。
如果我們把上面的所述，認為是呂氏的唯一優點，這對於他的判斷就失了公平。
日耳曼人對於這一點，或是因為健忘，或是因為認識不清，所以反而去從事革命運動，其結果，因而就判定了他自身的命運。
國會取決於多數的原則是在否認個人的權力，而代以到會的多數的議員，這實在是違反了貴族政治的基本原則的貴族政治中所謂上等階級https://read.99csw.com，這並不是我國今日的腐改的上流社會。
因為，他們的演說，僅能于立場的聽眾或盡在報紙上接受他們的言論的一小部人的人。
一個日耳曼奧地利人，他常慣居於一個大帝國的境內，而且永不會忘掉了在這境內的一切義務。
一個政府做錯了不少的事，因而引退了，但這政府豈能說是負責改變政黨，或是解散國會，這也豈能說是負責？因為多數的人既時常在更動，這又怎麼能夠叫他負責呢？不是責任觀念和人格有著密切的關係嗎？
他又善於聯比利時天主教會，他這種聰明的舉動，終於獲得了青年牧量的對他的贊助。
但是，幾天之後，這種謬論，竟成了國內的重要法令，同時，一切重要的問題，反而竟無人去過剖析，或竟不再受民眾的記憶和注意了。
總之：大都是黯淡無光的。
這種的鬥爭，就是在維也納也遭到了失敗。
呂氏的新黨，最初是把行將崩潰的中等階級作為基礎，因此他就獲得了一班極難動搖的黨徒，他們既能受極大的犧牲，又能作堅決的奮鬥。
所以該黨的領袖竭力排斥曼轍斯特（Manchester）的自由思想派，以謀聯絡維也納于中的大多數捷克小商；他們想靠了這點為根掠宗教的反猶太主義增加一個口號，並且想藉此而化除舊奧地利的一切人種的紛爭。
他的政敵薛耐雷對於這一點是比較他看得清楚的。
現在試把我國的官吏階級，對於一個民族復興運動所取決的態度，與任何其他民族的官吏在樣的情形下所以決的態度。來比較一下，我們怎能夠設想世界上任何的官吏，能用「國家的威權」一句話來排斥民族的要求，像我國在五千年前所發生的嗎？而這事竟還被視為極自然而極有動勞的呢？
於是把希臘羅馬的政治家以及哲學家的肖像，都裝飾在這「西方民主政治」的劇場式的建築上了。
於是舊教士黨（Clerial Party）只得被迫而退出競爭的政治舞台，其中比較明達的，或許竟也來加入新黨，以期慢慢地再恢復他的地位。
因此，他們兩都不能達到他們的遠大的目的。
一八四八年的革命，不論在什麼地方都是階級鬥爭，可是在奧地利，則是民族間一種新鬥爭的發展。
所以他們在實際上就是政府，縱令從他們這些人中選出一內閣來，為國家處理一切的政事，這也不過是—個傀儡內閣而已。
這些，確實是呂氏的弱點。他做市長時成線，無疑地可以永垂不朽，然而時候太晚，他已不能挽救這個王國了。
因為僅僅為了他個人而奮鬥，便不會再有餘力去顧到大眾了。
這運動慢慢地趨向于資產階級化了；在表面上仍是很尊嚴，但內中仍屬很激烈的。
當他死的時候，巴爾幹的微弱的火爭，已經慢慢地日見擴大了，所耳慈悲的上帝特地奪去了他的生命，因為不忍使他目睹到他自信能夠防止的事變。
顯然的，這種團體，系依舉著民主政治策源的英國國會。
所以我看到奧地利帝國和崩潰，便是日耳民族得救的開始。
在這種場所演說，枉費工夫，毫無成就，政權可說是對牛彈琴。這是已往的事實。
當我把凡日耳曼運動及和羅馬的鬥爭，加以研究之後，得到了下面的兩個結論：這種運動，因為它對於社會問題的意義不明白，所以失去了民眾的奮鬥力量。
這種錯誤的由來，正與千萬第二錯誤的原因相似。
至於奧地利，他的情形恰恰和這相反。
多數絕對不能代替「人」這是我們必須牢記的，多數常是愚蠢的政策和懦弱的政策的辯護者，合了—百個愚夫，不能成為一個聰明人。
我當把他們兩個人的能力，來加以比較，覺得薛氏對於基本問題心乎是一個比較優良堅定的思想家，他料定奧國的結局，實在比了任何人更為清楚正確。
凡是在凡日耳曼運動失敗的各處，基督教社會主義黨因為都十分的看明白了，所以處置起來，都很妥善而有計劃的。
他們曾經始終的喚起了世界民主政治的精神，這種精神，把他本身生存所具的要素，在短期之中便被毀滅了。
他的視線雖然狹小得只奧國的境內，但是，他仍能望到帝國的邊界。
自從約瑟夫二世（Josrph II）逝世（—七九O）之後，這個事業的進程，便可以很明白尋找了出來。
呂氏的認識人本領實是罕見的，他的觀察也不致有著過分的損失。
因為我當時抱著民族自存的決心，所以很不滿意于代議制；因為這種制度，不但不能代表了日耳曼民族，而且常常欺騙而出賣日耳曼民族。
薛氏對於下層社會的重要性缺逐深切的了解，這實在是他對社會問題的凶識淺陋的緣故。
他們在國會中發言，不但不能日凶其重要，反而競日見共不重要了。
這一些，在我們擁護抽象的觀念的時候所常有的一種現象。
這種教育，不操之於政府手中，而竟為卑劣的勢力把持著。
把捷克人委派到各區台灣省當牧師，這便是實使奧地利變成斯拉夫國家的方法的一種。
我深深地感覺到奧地利是代表日耳民族的不幸。
日耳曼奧地利的補充隊，也可加入德國的軍隊之中，這種軍隊，可駐于黑爾茲哥維那（Herzegovina）正同在維也納加里西亞（Caliia）一樣。
我僅願搜集種種的事實，來作緊密的考慮，因為這種事實，常常是民族和國家的衰敗的原因，在現代，這是很有意義的，而且對於我決定政治思想的原則，也有著不少的幫助。
但是，想維持這帝國的任何企圖。因為缺乏重要的原素的緣故，所以完全歸盡于無效。
倘若我在柏林的時候，便得知了為一種所謂「國會」的荒謬，那我或許會得陷於極端的反對，而且不惜盲目的和那些為人類和時代的敵者聊成了一氣。
他雖然不幸而受到脫離祖國的命運，但他仍能努力負起這偉大事業，為德國保存其祖先在長期奮鬥中從東方所得來的權利。
普通我們對於「輿論」兩字的概念，僅有一小部分是根據了我們本身的經驗和知識，至於主要的部分，還是根據了我們的聽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