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年後，我重訪巴黎，聽說鐵莫菲和麗莎·包果列波夫在我上次離開之後不久就結婚了。她送給我一本她出版的詩集Suhie Gubï（《乾枯的嘴唇》），並用深紅色墨水在扉頁上題詞：「一個陌生人贈給一個陌生人」（neznakomtsu ot neznakomki）。一位著名的流亡分子、社會革命黨人在他的公寓里舉辦茶會，我在這個場合遇見了普寧和麗莎。這是一種非正式的集會，來賓當中有老派的恐怖主義分子啦、英勇的修女啦、富有才華的享樂主義者啦、自由派人士啦、冒險的青年詩人啦、上了歲數的小說家和藝術家啦、出版商和評論員啦、自由思想的哲學家和學者啦，這夥人代表了一種特殊的騎士精神，一個流亡社會的活躍而重要的核心，它在本世紀三分之一的時間里很興旺，可是對美國知識分子來說卻幾乎是完全陌生的，在他們的概念里，由於精明的共產黨的宣傳，俄國流亡者是指一幫完全虛構的模糊的人群，其中包括所謂的托派分子啦（不管這些人究竟是什麼人）、腐敗的反動分子啦、變節或喬裝的契卡人員啦、有貴族頭銜的夫人啦、職業神甫啦、餐館經理啦、白俄軍團的成員啦，在文化上都沒有什麼重要性。https://read.99csw.comhttps://ｒeａd•9９ｃｓw•com九-九-藏-書

普寧正在桌子另一頭同克倫斯基展開一場政治辯論，麗莎就趁這個機會告訴我（仍然帶著以往那種赤|裸裸的坦率），她「把自己的往事都向鐵莫菲和盤托出啦」；可他是個「聖人」，「原諒了」我。幸好她後來不經常陪他出席一些招待會，我在那種場合中榮幸地有時坐在他身旁，有時坐在他的對面，我們這一群親密的朋友聚集在自己孤獨的小行星上，超脫了那個邪惡而豪華的城市，燈光照在這位或那位蘇格拉底的腦殼上，一片檸檬在那用匙兒晃蕩的玻璃杯里打轉轉。一天夜裡，巴拉甘大夫、普寧和我坐在布羅托夫家裡聊天，我碰巧跟那位精神病學家談起他的一位表親柳德米拉，現在是德某某夫人，我在雅爾塔、雅典和倫敦都見過她，突然普寧從桌子對面沖巴拉甘大夫喊道：「喂，他說的話可千萬別信，格奧吉耶·阿拉莫威奇。他捏造事實。有一次他居然編謊話，說我和他在俄國是中學同學，還在考試時共同作弊。他是個可怕的說謊家（on uzhasnïy vïdumshchik）。」這一突然的爆發使巴拉甘和我瞠目結舌，弄得我們兩人只有默默坐在那裡，面面相覷。https://read.99csw.com九*九*藏*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