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上了年紀的旅客，坐在風馳電掣的列車靠北窗戶的位子上，對著兩個空位子，身旁也沒人坐，他不是別人，正是鐵莫菲·普寧教授。他頭禿得挺像個樣兒，皮膚曬得黧黑，臉蛋也颳得蠻幹凈，首先讓人印象深刻的是他那個褐色的大腦袋，那副（遮住開始脫落的眉毛的）玳瑁邊眼鏡，猿猴那樣厚實的上嘴唇，滾粗的脖頸和那穿著綳得挺緊的花呢上衣的、結實的身子骨兒；但臨了叫人多少有點失望的是他那（眼下穿著法蘭絨褲子、交叉著的）兩條腿卻挺瘦，腳也顯得纖弱無比，幾乎跟娘兒們的腳一模一樣。

「我本來以為可以節省十二分鐘，哪曉得現在卻白白損失了差不多整整兩個鐘頭，」普寧痛苦地說。他清了清嗓子，沒理睬善良的灰發老頭兒那句安慰他的話（「你會趕得上的。」），連忙取下那副看書用的眼鏡，把他那個石頭般重的旅行包整理好，走進車廂末端的通廊里，好在那兒等待車外那叫人無法分辨的蔥翠景緻匆匆掠過，而他腦子裡記牢的那個車站來到眼前。

那位列車員是個頭髮灰白、慈祥的老頭兒，一副鋼絲邊眼鏡低低地架在他那雖然塌、卻管用的鼻子上，大拇指上貼著一塊臟里吧唧的橡皮膏，他此刻還剩下三節車廂需查票，然後就來到普寧所乘的最末一節。

他在溫代爾學院教俄語，這是一家多少帶點地方色彩的學府，其特點是在景色美麗的校園正中開了個人工湖，爬滿常春藤的走廊把各座大樓連接起來，幾幅壁畫展現了該校一些得到公認的教員正在把知識火炬從亞里士多德、莎士比亞和巴斯德手裡傳給許多傻大肥粗的農場小夥子和姑娘。此外，這裏還有一個活躍而龐大的德語系，系主任哈根博士得意揚揚地稱它是「學府里的學府」（說的時候把每個音節都念得非常清楚）。

對普寧來說，英語是個特殊的危險區域。他離開法國到美國來的時候，除了懂得一些像「此外僅余沉默而已」啦，「再也不會」啦，「周末」啦，「人名錄」啦等等沒多大用途的零星詞彙，以及一些像「吃」啦，「街道」啦，「自來水筆」啦，「暴徒」啦，「查爾斯頓」啦，「邊際效用」啦等等普通字眼，對英語根本一竅不通。於是，他坐下來頑強學習費尼摩爾·庫柏、埃德加·愛倫·坡、愛迪生和三十一位美國總統的語言。一九四一年，他學了一年之後就能熟練地運用「如意算盤」和「好咧好咧」這類油腔滑調的詞句。到一九四二年，他能在話語中插入「長話短說」這句短語。杜魯門進入第二任總統職位期間，普寧差不多什麼話題都能談了；可是接下來雖然盡了最大的努力，卻似乎停滯不前了，到一九五〇年，他的英語仍然破綻百出。那年秋天，他除去教俄語，還在哈根博士指導下的一個所謂的專題討論會（《變化緩慢的歐洲：當代大陸文化概論》）上每周做一次學術報告。我們這位朋友的全部講稿，包括他在外地做的雜七雜八的報告，均由德語系一位年輕教員負責校訂。整個過程頗為複雜。普寧教授先把他那充滿格言警句的流暢的俄文稿費勁地譯成破綻百出的英文稿，然後讓年輕的米勒作一番修訂，接著由哈根的女秘書愛森保爾小姐用打字機打出來。普寧再把自己看不大明白的段落刪去，最後就照本宣讀，念給他每周的聽眾聽。要是沒有事先準備好的講稿，他連一丁點辦法都沒有；他也不會利用上下移動眼珠那套老辦法來掩飾自己的缺點，那就是快速看一眼講稿，記住一連串句子，滔滔不絕地講給聽眾聽，然後把結尾拖長，再馬上掃一眼下面的句子。普寧慌裡慌張的眼睛肯定會看錯行。所以，他寧願用男中音念講稿，目光盯牢在那上面，聲調既緩慢又單調，就好比在慢慢爬那些給害怕乘電梯的人用的沒完沒了的樓梯。https://read.99csw.com

這兒要透露個秘密，那就是普寧教授坐錯了車。他本人並不知道，列車員也不清楚，後者這時已經穿過幾節車廂來到普寧乘坐的這一節。說真的，普寧這當兒倒覺得揚揚得意咧。克萊蒙納婦女俱樂部副主任裘迪絲·克萊德小姐請他星期五晚上到克萊蒙納——這個城鎮在普寧一九四五年起就棲身執教的溫代爾西邊大約兩百俄里——做一次學術報告，她告訴我們這位朋友說乘下午一點五十二分駛離溫代爾的那班火車最合適，四點十七分就抵達克萊蒙納了。但是普寧跟許多俄國佬一樣，過分喜好時間表、地圖、目錄這類玩意兒，盡量把它們收得齊全，然後帶著無事瞎忙的興奮勁兒，隨心所欲地利用它們，一旦給自己推敲出一些時間表就沾沾自喜。他經過一番研究之後，發現有一班更方便的車次（下午兩點十九分離開溫代爾，四點三十二分抵達克萊蒙納），旁邊還有個不大顯眼的參照符號，標明每周星期五，且只有星期五，這班兩點十九分的火車開往遠方一個同樣冠有一個悅耳動聽的義大利名字的比較大的城市，中途在克萊蒙納有一站。可是對普寧來說，不幸的是他那份火車時間表是五年前印的，其中有一部分早已不管用了。

在一九五〇年秋季學期里，註冊念俄語的學生不多，有一個過渡班的學生，爽直而認真的貝蒂·勃里斯，一個僅露了名字的高年級學生（選了學分而從沒上過課的伊萬·德勃），還有另外三名生氣勃勃的初級班學生：約瑟芬·馬爾甘，他的祖父母都生在明斯克；查爾斯·麥克白斯，具有驚人的記憶力，已經處理了十種語言，準備再埋葬十種；無精打採的愛琳·蘭，有人對她說一旦掌握了俄文字母就差不多能閱讀《安娜·卡拉馬佐夫》原文版啦。普寧作為一名教員，根本沒法跟那些分佈在美國學術界各處的了不起的俄國太太小姐們競爭，她們儘管沒受過什麼正規教育，卻不知怎地只憑直覺、巧嘴靈舌和一種母性活力，竟然在那種伏爾加母親河的歌謠、紅魚子醬和茶炊的氛圍里，把她們那艱深而美麗的語言的神秘知識一一灌輸給了一群懵懵懂懂的學生；普寧作為一名教員，也從來沒設想過要進入近代科學語言學的崇高殿堂——苦行僧般研究音素的學術界，一些認真的小夥子在那殿堂裏面學的不是語言本身，而只是學會了一套方法並教別人也用這種方法來教學罷了；這套方法猶如瀑布一般，水花從這塊岩石潑濺到那塊岩石，不再是一種合理的導向式媒介，但在難以想象的將來也許會有助於發展深奧的方言土語——基本的巴斯克語什麼的——只有某些精製的機器才能說得上來。普寧對這份工作無疑採取一種漫不經心的閑散態度，他確實只靠一家比溫代爾學院大得多的學府的斯拉夫語系主任主編的一本文法書來教課，那位主任是個年高德劭的騙子，俄語蹩腳得簡直成為笑談，可他卻寬宏大量地讓別人匿名苦幹出來的產品借用他的大名出版。普寧儘管有許多缺點，卻具備一種令人釋懷的、老派的魅力，他那位忠實的保護人哈根博士在一些脾氣彆扭的校董面前力稱那種魅力是一種精巧的進口貨，值得用本國現金支付。普寧一九二五年前後在布拉格大學榮獲的社會學和政治經濟學博士學位，到了本世紀中葉已經變成沒多大用途的頭銜，可他作為一名俄語教員倒也不能說完全不稱職。他招人喜歡，並非由於什麼主要才能，而是由於他那種令人難以忘懷的插科打諢，他一離題東拉西扯就會摘下眼鏡，一邊眉飛色舞地追憶往事，一邊按摩他那副現實的鏡片。用蹩腳的英語扯扯懷鄉話題啦，自傳性質的奇聞軼事啦，普寧怎樣來到Soedinyonnïe Shtatï（合眾國）啦。「登岸前在船上接受海關檢查，好好！『沒什麼東西要報關嗎？』『沒有。』好好！然後是些政治問題。他問：『你是無政府主義者嗎？』我就回答，」——這位開講人由於打心眼裡湧現一陣暗自得意的歡樂而暫停一會兒——「『首先，我們對「無政府主義」該怎麼理解呢？是實際的呢，形而上學的呢，理論的呢，神秘的呢，抽象的呢，個人的呢，還是社會的無政府主義？我年輕的時候，』我說，『這一切對我來說都具有重要意義。』於是我們就展開一場很有趣的討論，結果我在埃利斯島整整度過了兩個星期。」——肚子開始起伏，一起一伏，這位開講人捧腹大笑起來。九-九-藏-書read•９９ｃsw.cｏm

列車員進來了，沒把那名士兵叫醒，答應那兩位女士到時他會通知她們準備下車，接著沖普寧那張車票直搖頭。克萊蒙納那一站早在兩年前就撤銷了。

這一切並沒改變普寧坐錯班車這一事實。

這當兒，普寧陷入一種普寧式的特殊不安的心情。他處於一種普寧式的為難境地。每逢到一個陌生的城鎮過一夜，他都要帶著鞋楦子、蘋果、字典這類必不可少的東西，此外還帶著他那個格萊斯東式旅行包裏面裝著一套比較新的黑禮服，這是他計劃當晚給克萊蒙納女士們做那個報告（《俄國人是共產主義者嗎？》）時穿的。其中還裝著一份下星期一在專題討論會上的發言稿（《堂吉訶德和浮士德》），他打算明天在回溫代爾的途中再把它看一遍，另有畢業生貝蒂·勃里斯寫的一篇論文（《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完形心理學》），這篇論文他得代她的主要精神導師哈根博士審閱一下。他的為難之處在於：如果他把那份要在克萊蒙納發言的稿子——一疊折得很整齊的打字紙——放在口袋裡，貼緊自己溫暖的身子就顯得牢靠些，可是按照推理他又很可能忘記把它從現在穿的這身上衣里掏出來，放進晚上要穿的那套上衣里去。另外，他要是現在把這份講稿放入旅行包里那套衣服的口袋，他知道自己又會擔心箱子被人偷走而惴惴不安。第三方面（這種心理狀態總在滋生額外枝節），他眼下穿的那身上衣的內兜兒里裝著一隻寶貴的皮夾子，其中有兩張十美金的鈔票，一張我在一九四五年協助他寫給《紐約時報》社涉及雅爾塔會議的一封信的剪報，還有他的入籍證書；於是在需要掏出皮夾子的時候，一忙乎確實有可能把那篇折好的講稿一起帶出來而不幸遺失。我們這位朋友在火車上的二十分鐘里已經把他的旅行包打開兩回，翻弄他的幾份稿子了。列車員來到這節車廂時，勤奮的普寧正在費勁地審閱貝蒂那份成果，開頭第一句是：「當我們考慮大家生活在其間的那種思潮時，我們不得不注意——」

還有一些更妙的幽默場合。仁慈的普寧帶著一種羞答答的神秘表情，一邊準備為孩子們講些自己當年領略過的妙趣橫生的事兒，一邊自己先忍俊不禁，露出一嘴殘缺可怕的黃牙，然後會打開一本破舊的俄文書，翻到他小心夾了一張精緻的人造革書籤的地方；打開那本書的時候，臉上往往會浮現一種驚慌失措的神情，使他那溫順的容顏全然改色；他張著大嘴，狂熱地來回翻弄那本書，可能要過好幾分鐘才找到所需要的那一頁——或者對自己畢竟標對了地方而感到滿意。他選的段落大都摘自差不多一世紀以前奧斯特洛夫斯基草草寫成的一些有關商人生活習氣的、古老而幼稚的喜劇，或者出自一出同樣古老、甚至更古的、靠曲解詞義取勝而價值不大的列斯科夫的鬧劇。他用亞歷山大古典劇院（彼得堡一家劇院）那種洪亮熱情的聲調，而不是用莫斯科藝術家劇院那種清脆純樸的聲調，把這些老古董念出來；不過要欣賞這些段落至今尚存的任何妙趣，人們不但得充分熟悉方言土語，而且也要有豐富的文學見識，他這個可憐的小班內的學生這兩樣可均不具備，因此只剩下這位表演家獨個兒在欣賞課文里微妙的聯想。我們方才已經提到的那種起伏的喘息，眼下會變成一次名副其實的地震。普寧一邊猶如在燈火輝煌的舞台上繪影繪聲地模仿表演，儘力追憶他（在一個儘管被歷史淘汰卻好像格外鮮明的燦爛世界里）度過的一段熱情洋溢、對事物敏感的青年時代，一邊接連地舉出例子，深深陷入自我陶醉的境地，使他的聽眾有禮貌地揣測那些玩意兒一定是俄羅斯幽默。不大一會兒，笑料對他來說也顯得過了頭，於是梨形的淚珠便會從他那黧黑的腮幫上淌下來。不光是那排嚇人的牙齒，還有一大塊粉紅色的上牙床，都突然鈀了出來，就像一個玩偶匣被揭開蓋兒，玩偶突地蹦出來那樣。他的手會忽地一下放到嘴邊，寬肩膀搖來晃去。儘管他那隻揮來揮去的手遮沒了話語，使全班學生越發聽不明白，可是他徹底沉醉於自己那種歡樂中的勁頭，卻證實是無法抗拒的。臨到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時，他就會招得學生們憋不住大笑起來，一陣突然爆發、頗有節奏的狂笑發自查爾斯，一串出人意料的、優美而熱情洋溢的笑聲使約瑟芬換了容顏，她其實長得並不標緻，而長得標緻的愛琳則失禮地格格傻笑不已。read.9９ｃsw•ｃｏｍ

他那雙邋裡邋遢的羊毛襪子是猩紅色的，帶有淡紫色的菱形圖案；那雙老式的黑色淺口鞋讓他花費的錢，幾乎跟他用在全身裝束（包括那條花里胡哨的領帶在內）其他方面的錢一般多。一九四〇年代以前，他在歐洲那段生活穩定的時期，一向愛穿長襯褲，褲腳塞進顏色素凈、旁邊繡花的乾淨絲|襪里，用襪帶吊在穿著棉布褲的腿肚子上。那當兒，對普寧來說，把褲腿提得過高而讓人瞥見裏面的白襯褲，就如同讓太太小姐們看到他沒戴硬領和沒打領帶一樣粗鄙；就連住在巴黎第十六區那座骯髒的公寓時——普寧逃出列寧化了的俄國，在布拉格受完高等教育之後，在那裡面住過十五個年頭——如果那位看門的盧老太婆上樓來收房租，正巧碰上古板的普寧沒戴fauxcol，他也會馬上用一隻高雅的手遮住脖子前面的領扣。這一切在這個新世界隨意的氣氛里都有了些改變。如今，他已經五十二歲，反倒熱中於日光浴，穿短袖襯衫和鬆鬆垮垮的長褲子了，兩條腿一搭起來，就存心老臉厚皮地露出好大一片光腿。眼下，他就可能對著一位同路的旅客如法炮製，可是這節車廂里除了一名士兵在一頭呼呼酣睡，另一頭兩位女士在專心照應一個嬰孩之外，只有普寧，別無他人。rｅad.９9cｓw•coｍ

「一次挺重要的演講啊！」普寧喊道。「怎麼辦？簡直是一場大災難！」

他仍然不知道自己坐錯了車。

我們該怎樣來診斷他這個可悲的病例呢？特別應該強調一下的是，普寧完全不是上一世紀那種脾氣好的德國腐儒——der zerstreute Professor。恰恰相反，他也許過分謹慎，過分堅持不懈地提防邪惡的陷阱，過分勞神地處處警惕，惟恐周圍光怪陸離的環境（無法預測的美國）會誘他落入圈套，干出一些荒唐事兒。這個世界恍惚不定，而普寧有責任來整頓這種局面。他一輩子總在跟一些無情的對象交鋒，他們一進入他的領域，要麼土崩瓦解，要麼攻擊他，要麼不起作用，要麼暈頭轉向，茫然不知所措。他的手笨得出奇，可他卻又能一眨眼的工夫就用豆莢做出一個單音符的口哨兒，用一塊扁石能在池塘水面上打出跳十次的水漂，用指關節能在牆上映出一隻兔子的黑影兒（也是一眨眼就完成的），而且還能表演俄國人從袖口裡變出東西來的其他一些平凡的戲法，因此他就認為自己有了一套了不起的手藝。他懷著一種困惑不解而又迷信的喜悅心情溺愛各種小玩意兒。各種電氣裝置使他著了迷。塑料的東西使他激動萬分。他對拉鏈也稱讚不已。但是，一陣風暴半夜裡使當地發電站癱瘓后，他那座恪守職責的電鐘清晨就會給他胡報時辰。他那副眼鏡框子會從正中折斷，給他剩下兩塊鏡片，他就會含含糊糊地想把它們連接起來，也許巴望出現自動有機黏合的奇迹來修復吧。紳士頂頂依賴的拉鏈會在他匆忙而絕望的夢魘時刻，由於他不知怎地用手一弄而鬆開。

頭髮灰白的列車員表情嚴肅但很舒適地一屁股坐在普寧對面的座位上，一聲不響地查閱一本儘是皺角的時間表。幾分鐘之內，也就是說三點零八分，普寧得在惠特徹奇下車，這就使他可以趕上四點鐘那班公共汽車，六點鐘左右便可以把他送到克萊蒙納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