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瑟夫伯伯當選為代表，代表猶太學生出席在巴塞爾召開的第一屆猶太復國主義大會，在接下來的會議中，他有一次甚至和猶太復國主義之父西奧多·赫茨爾做過簡短交流。（「他人很英俊！像上帝的一個天使！他的臉煥發著內在的神采！在我們看來，他像亞述王，蓄黑鬍子，流露出受到神靈啟迪的夢幻神情！他的眼神，我將至死記得他的眼神，赫茨爾擁有年輕戀愛詩人的眼神，灼|熱、憂傷，令所有凝視它的人著迷。他高高的前額也賦予了他崇高的神采！」）

一次，約瑟夫伯伯對我說：「寶貝兒，我想象得到，在學校他們教你們憎恨可悲又傑出的猶太人，我只希望，他們沒教你們每次經過背負著十字架的他時都要吐唾沫。等你長大后，寶貝兒，讀讀《新約》，不管老師怎麼說，你會發現此人乃我們肉中之肉，骨中之骨，他是某種行神跡奇事之人，是猶太人的虔誠派教徒，儘管他確實是個夢想家，缺乏任何政治領悟，然而，他在猶太名人聖殿中擁有一席之地，與同樣被開除教籍的斯賓諾莎不相上下。你知道嗎，譴責我者乃昨日猶太人，目光狹隘，沒用的可憐蟲。可你呢，我的寶貝兒，萬萬不可像他們那樣一事無成，一定得讀好書，讀書，讀書，再讀書！現在，請你去問問克勞斯納夫人、親愛的琪波拉伯母，我的護膚霜、擦臉油在什麼地方，請告訴她是舊擦臉油，因為新的連喂狗都不合適。你知道嗎，我的寶貝兒，非猶太人語言中所說的『救世主』和我們所說的彌撒亞之間的巨大區別是什麼？彌撒亞只是受膏油者，《聖經》中的祭司和國王都是彌撒亞，希伯來語單詞『彌撒亞』完全是個平凡的日常詞語，與擦臉油一詞密切相關——不像異族人語言，把彌撒亞稱為『救世主』和『耶穌基督』。可你是不是太小，理解不了這些？若是這樣，現在就跑去問你伯母我讓你找她要什麼。是什麼東西？我又不記得了。你記得嗎？若是記得，讓她仁慈地給我泡杯茶，正如拉夫·胡納在《巴比倫塔木德》的《逾越節》篇里所寫的那樣，『無論主人命你做什麼，除非命你出去』，我的版本則是『除非茶葉』。我當然只是在開玩笑。快去吧，我的寶貝兒，不要再竊取我的時間了，大家都來佔用我的時間，沒有意識到每時每刻都是我個人的財富，它就這樣消失了。」

然而，我祖父亞歷山大和祖母施羅密特以及我爸爸和他的哥哥大衛卻沒有前往巴勒斯坦，儘管他們也是熱情的猶太復國主義者。巴勒斯坦土地上的生活條件在他們看來非常亞洲化，於是他們動身去了立陶宛的首都維爾納。爸爸及其父母1933年抵達耶路撒冷，那時，維爾納的排猶主義已經升至對猶太學生採取暴力行動的程度。

到耶路撒冷后，約瑟夫伯伯在希伯來語言委員會做秘書，1925年希伯來大學建立后，他被任reａd•99ｃsw.ｃｏm命為希伯來文學系主任。在這之前他希望並且期待獲派執掌猶太歷史系，或者至少去主管第二聖殿時期歷史的教學，但是「大學里的大人物，從其德意志高處，小瞧我」。在希伯來文學系，用約瑟夫伯伯自己的話說，他感覺到自己像厄爾巴島的拿破崙，因為他受到阻礙，不能推動整個歐洲大陸前進，在遭到放逐的小島上，他肩負著推動某種進步和井然秩序的使命。過了約莫二十年，才設立了第二聖殿時期（公元前536年到公元70年）歷史系的主任一職，約瑟夫伯伯終於前去執掌這一學科，也沒有放棄希伯來文學系主任的職位。「吸取異族文化，將其融入吾民族與人類之血肉，」他寫道，「這是我平生為之奮鬥的理想，至死不會放棄。」

回到敖德薩后，克勞斯納寫作，教書，投身於猶太復國主義運動。在二十九歲那年，他從阿哈德·哈阿姆那裡繼承了現代希伯來文化的核心月刊《哈施羅阿赫》的編輯工作。更為精確地說，約瑟夫伯伯從阿哈德·哈阿姆那裡繼承的是一份「文學期刊」，克勞斯納立即通過發明希伯來詞語「每月一次」，把它變成了月刊。

而今歐洲徹底改變了模樣，而今的歐洲從這面牆到那面牆滿是歐洲人。順便提一句，在歐洲，牆壁上的塗鴉也發生了變化。爸爸年輕時待在維爾納，歐洲的每面牆壁上都寫著「猶太人滾回巴勒斯坦去」，五十年後他到歐洲旅行，牆壁都在吶喊：「猶太人滾出巴勒斯坦。」

「用鮮血和zhelezo，我們將升起gezho。」（約瑟夫伯伯能夠滔滔不絕詳細講述傑伯廷斯基怎樣遣詞造句。顯然，傑伯廷斯基在希伯來語中找不到geza（種族）一詞的合適音韻，於是他暫時用俄文詞彙zhelezo（鋼鐵）代替。因此就有了：「用鮮血和zhelezo/我們升起一個民族/驕傲，慷慨，強悍」，直等到朋友巴魯赫·克魯夫尼克出現，把zhelezo變成了希伯來文詞彙yeza（汗水）：「用鮮血和汗水/我們將升起一個民族/驕傲，慷慨，強悍」）。

他和妻子范妮·沃尼克（自結婚之日起，她就不可避免地以「我親愛的琪波拉」著稱，或者是在客人面前以「克勞斯納夫人」著稱），把他們在敖德薩里米斯里納亞的家變成某種社交俱樂部和聚會場所，招待猶太復國主義者和文人墨客。

約瑟夫伯伯花費多年時間撰寫論拿撒勒耶穌的巨著。令基督徒和猶太人均為震驚的是，約瑟夫伯伯在這部巨著中，聲稱耶穌生為猶太人，死為猶太人，從未打算開創一種新教。而且，他把耶穌視為最出類拔萃的猶太道德主義者。阿哈德·哈阿姆懇請克勞斯納把類似的句子刪去，避免在猶太世界里釀成巨大丑聞。此書1921年在耶路撒冷出版時，在猶太人和基督徒當中委實引起了軒然大|波：極端主義者指控他「從傳教士那裡收取了賄賂，為彼人大唱讚歌」；而基督教聖公會在耶路撒冷的傳教士卻要求大主教將《拿撒勒的耶穌》一書的英文譯者、丹比博士解職，因為該書「受到異端邪說污染，把我們的救世主描繪成某種改革拉比，描繪成凡人，描繪成與基督教沒有一點關係的猶太人」。約瑟夫伯伯主要因這本書以及幾年後與之相應的續篇《從耶穌到保羅》，贏得了國際聲譽。

作為孩子，我最欽佩約瑟夫教授的是，我聽九_九_藏_書說他給我們創造了幾個簡單的希伯來日常詞語，那些詞語看來已經家喻戶曉並得到永久性的使用，包括「鉛筆」、「冰山」、「襯衫」、「溫室」、「吐司」、「貨物」、「單調」、「色彩繽紛」、「官能的」、「起重機」和「犀牛」。（試想，要是約瑟夫伯伯沒給我們創造「襯衫」、「多彩外套」，我每天早晨穿什麼？沒有他的「鉛筆」，我用什麼寫字？鉛制尖筆？更不用說「官能的」了，那可是這個恪守道德規範的伯伯創造的一個特殊禮物了。）

爸爸會插嘴說：

我看見他們站在那裡，站在世界盡頭，荒野邊緣，兩人都很纖弱，像兩隻玩具熊，手挽著手，任耶路撒冷晚風吹拂著他們的頭。松濤陣陣，乾爽潔凈的空氣中飄浮著天竺葵花的苦味，約瑟夫伯伯身穿西裝外套（他建議「西裝外套」一詞的希伯來語說法應該是「夾克拜特」），系著領帶，腳穿拖鞋，花白的頭髮在風中飄逸，伯母身穿一條深色花絲綢長裙，肩上披著一條灰色披肩。死海上方，藍藍的摩押山嶺覆蓋了整個寬闊的地平線，腳下是通往老城城牆的老羅馬路，就在他們眼前，圓頂清真寺變成了金色，基督教堂尖塔上的十字架和清真寺旁光塔上的新月旗沐浴在落日餘暉下。城牆本身正變得灰暗沉重，他們可以看見老城上方的守望山，令約瑟夫伯伯感到如此親切的大學建築佔據了它的頂端。還可看見橄欖山，琪波拉伯母將會葬在橄欖山山坡上，約瑟夫伯伯本人雖希望也葬在那裡，但沒有得到允許，因為他死的時候東耶路撒冷將被約旦管轄。

我也是兒童地下工作者。我曾不止一次用自己的部隊左右包抄，把英國人趕走；經過英勇的海上伏擊戰，把英王陛下的軍艦擊沉；綁架最高司令官甚至國王本人，對他進行軍事審判；我親手把希伯來旗幟在惡意山總督府邸的旗杆上升起（如同美國郵票上那些士兵在硫磺島上升起星條旗）。將英國人驅除后，我會和被征服的背信棄義的英國人簽署協議，建立所謂的文明而富有啟蒙色彩的民族陣線，抵擋（野蠻的）東方浪潮，他們有彎來拐去的古老文字和短彎刀，他們衝出沙漠，發出令人毛骨悚然的粗嘎叫聲，屠殺、搶劫、焚燒我們。我想長成貝尼尼塑造的大衛像那樣，英俊瀟洒、頭髮拳曲、雙唇緊繃，約瑟夫伯伯的《當民族為自由而戰》中的扉頁上再次沿用了這幅雕像。我想長成堅強、沉默的男人，聲音緩慢、深沉。不要像約瑟夫伯伯那樣聲音尖利，帶著哀怨。我不想讓自己的雙手長成他那雙老太太似的柔軟的手。

約瑟夫·克勞斯納1874年出生於立陶宛的奧爾凱尼基，1958年逝世于耶路撒冷。在他十歲那年，克勞斯納一家從立陶宛移居到敖德薩，在敖德薩，他從傳統的猶太宗教小學到具有現代風格的經學院，行進摸索，之後投身「熱愛錫安」的運動，成為阿哈德·哈阿姆圈子裡的一員。十九歲那年他發表了第一篇文章，題為《新詞和優秀寫作》。他在這篇文章里論證道，希伯來語言範圍有待擴展，甚至要引入外來語，這樣才能使之成為一門鮮活的語言。1897年夏天，他到德國海德堡求學，因為在沙皇俄國禁止猶太人上大學。在海德堡的五年間，他跟隨庫諾·費舍爾教授研習哲學，深為勒南版本的東方歷史所吸引，受卡萊爾影響深遠。他在海德堡五年間學習領域從哲學、歷史到文學、閃語和東方學（他掌握了十幾門語言，包括希臘語和拉丁語，梵語和阿拉伯語，阿拉米語、波斯語和阿姆哈拉語）。九九藏書

約瑟夫伯伯總是流露出酷似孩子般的喜悅。即便他談及他的憂傷、他深深的孤獨、他的敵人、他的痛楚和疾病、非墨守成規者的悲劇命運、他整個人生中不得不遭受的不公和屈辱，也在兩片圓眼鏡片后潛藏著壓抑的快樂。他的一舉一動，他明亮的眼睛，他粉紅色的嬰兒面頰發散出興高采烈、樂天達觀的活力，那是一種對人生的肯定，近似於快樂論。「我又是一夜沒有合眼，」他對每一位客人都這麼說，「為我們民族憂心忡忡。為我們未來的恐懼，我們有些頭腦發育不全的領導人那狹隘的視角，在黑暗中壓在我心頭，比我本人的問題更沉重，更別說我的痛苦，我氣短，我患有可怕的偏頭疼。」（要是你把他的話當真，那麼他至少在20世紀早期到1958年去世為止沒有一刻會閉上眼睛。）

「真的。有些事情可開不得玩笑。」

在約瑟夫伯伯的影響下，我祖父母也成了新猶太復國主義者傑伯廷斯基，我爸爸實際上更接近於准軍事地下組織的理想及其相關的政治派系，梅納赫姆·貝京的自由黨。然而貝京實際上令心胸寬大、世俗化了的敖德薩傑伯廷斯基產生了較為複雜的情感，且夾雜有某種嚴加控制的優越感：由於貝京出生於波蘭的一個小村莊，易動感情，所以在人們眼中顯得有幾分庸俗或者說土氣，但他無疑是位勇敢而堅定的民族主義者。儘管他也許稱不上世界級的人物，不太具有足夠魅力，缺乏詩意，缺乏偉人氣質，但他精神高尚，有幾分悲劇性的孤獨性格，頗具雄獅與蒼鷹特徵的領袖風範。傑伯廷斯基在談到民族復興后以色列和各民族的關係時寫道：「如同一隻雄獅面對群獅。」貝京看上去不太像雄獅。就連我爸爸，儘管叫阿里耶，在希伯來語中是雄獅的意思，也不是雄獅。他是個目光短淺、笨拙的耶路撒冷學者。他沒有能力成為一名地下戰士，但是通過偶爾為地下工作撰寫英文宣言，為抗爭做貢獻，在宣言中對「背信棄義的阿爾比恩人」的狡詐虛偽極盡討伐之功。這些宣言秘密印刷成鉛字，由動作敏捷的年輕人夜間貼到周圍居住ｈtｔps://read.9９ｃｓw•ｃom區的牆上，甚至貼在電話線桿上。

當時，他在敖德薩時期的友人車爾尼霍夫斯基也在海德堡攻讀醫學，二人的友誼進一步深化，變成一種誠摯而有益的親和力。「一位激|情澎湃的詩人！」約瑟夫伯伯會這樣說他，「雄鷹般的希伯來語詩人，一隻翅膀觸及《聖經》和迦南風光，而另一隻在整個現代歐洲展開！」有時他稱車爾尼霍夫斯基擁有「孩子般簡單純凈的靈魂，哥薩克般強健結實的體魄！」

在那裡，在曾打算成為柏林花園郊區古耶路撒冷複製品的塔拉皮尤特，一座樹木繁茂的寧靜小山，紅瓦屋頂在綠葉中若隱若現，每座別墅均給著名作家或學者提供了一個平靜舒適的家。克勞斯納伯伯有時會在輕柔的晚風中沿著小街漫步，小街後來便以克勞斯納的名字命名，他纖細的手臂與琪波拉伯母豐|滿的臂膀纏繞在一起，琪波拉伯母是他的母親、妻子、上了年紀的女兒和得力助手。他們邁著小碎步，走過建築師科恩博格的門口，科恩博格偶爾會招租有文化講禮貌的房客。死胡同的盡頭也是塔拉皮尤特的盡頭，耶路撒冷的盡頭，定居地的盡頭——朱迪亞沙漠那令人生畏的貧瘠山丘從這裏延伸開去。遠方的死海波光粼粼，如同一盤熔化的鋼水。

媽媽說：

我的約瑟夫伯伯是個絕妙坦誠的人，滿懷自愛與自憐，精神脆弱，渴求認知，充滿孩子般的興高采烈，一個總是佯裝可憐的幸福人。他帶著某種快樂滿足，喜歡沒完沒了地談論他的成就、他的發現、他的失眠、他的詆毀者、他的經歷、他的書籍、文章和講座，所有這些無一例外地引起了「世界轟動」；還談論他的會談、他的工作計劃、他的偉大之處、他的重要性，以及他的高尚精神。

「你有時有點太挑剔了。他已經不是年輕人了，我們有時都在重複自己。你也是。」

1917年到1919年，克勞斯納在敖德薩大學當講師，后成為那裡的教授。列寧的十月革命后，紅白雙方的血腥內戰使得敖德薩易主。1919年，約瑟夫伯伯和琪波拉伯母加上伯伯年邁的母親，即我的曾祖母拉莎-凱拉·布拉茲，從敖德薩啟程到雅法，乘坐的是「魯斯蘭」號。那是戰後第三代回歸潮（戰後移民高峰時期）猶太復國主義者的「五月花」號。那年的哈努卡節，他們就住在耶路撒冷的布哈拉人居住區。

一個人有能力創造新詞並將其注入語言的血流中，這在我看來只是比創造光明與黑暗的人稍遜一籌。要是你寫一本書，你可足以幸運地讓人們讀上一陣子，直到其他更好的書問世，取而代之，但是創造一個新詞，則幾乎不朽。直至今天，我有時閉上眼睛，想象那位乾枯孱弱的老人，尖尖的白山羊鬍子很突出，須髯柔軟，雙手纖細，戴著俄式眼鏡，心不在焉地獨自拖著細碎的腳步，像格列佛身處大人國，而大人國里那一群五光十色的冷漠的巨人、高大的鸛鳥、威猛的犀牛都滿懷感激地朝他彬彬有禮地鞠躬。

我的親伯伯大衛是個執著的歐洲人，他遲遲沒有行動，那時的歐洲似乎只剩下我的家人和他們那樣的猶太人。其他的人都是泛斯拉夫人、泛日耳曼人，或者只是拉脫維亞人、保加利亞人、愛爾蘭人或者是斯洛伐克愛國主義者。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整個歐洲的唯一歐洲人就是猶太人。我爸爸經常說：在捷克斯洛伐克有三個民族，捷克人、斯洛伐克人和捷克斯洛伐克人，即猶太人；在南斯拉夫ｒｅａd•9９ｃｓｗ•ｃｏm，有塞爾維亞人、克羅埃西亞人、斯洛維尼亞人和門的內哥羅人（黑山人），但即使在那裡，也居住著一群明顯的南斯拉夫人；甚至在斯大林統治下的國家裡，有俄國人，有烏克蘭人，有烏茲別克人和楚克奇人和韃靼人，在他們當中也有我們的同胞，蘇維埃民族裡的真正成員。

爸爸會說：

他帶著拿破崙式的激|情，在別處寫道：「要是我們民族渴望統治自己的國土，那麼我們的子孫需要鋼鑄鐵煉！」他經常指著起居室餐具柜上的兩座青銅塑像——盛怒而充滿激|情的貝多芬和身穿莊嚴制服、緊閉堅毅雙唇的傑伯廷斯基——對客人們說：「個體精神確如民族性格——二者均蓬勃向上，均桀驁不馴，摒除虛幻。」他非常喜歡丘吉爾式的表達方式，像「我們的血肉」，「人類的與民族的」，「理想」，「我把最好的年華都用於奮鬥」，「我們不讓步」，「以弱抗強」，「與同齡人格格不入」，「後來者」和「到我生命的最後一息」。

我淘氣地加上傑伯廷斯基的一句詩：

他曾經是個心地善良的人，自我中心，嬌寵成性，像嬰兒一樣甜美，像神童一樣桀驁不馴。

薄暮時分的光照得他那孩子般的面頰和高高的前額更加粉紅。他雙唇上浮動著一絲困惑、有些不知所措的微笑，彷彿一個人敲開一家房門，他本是那裡的常客，通常受到熱情的款待，但當房門打開后，一個陌生人突然打量他，吃驚地退縮，彷彿在問，你究竟是誰，先生，你究竟來這裏幹什麼？

1929年，塔拉皮尤特遭到阿拉伯人襲擊，他被迫逃離。他的家，與阿格農家一樣，遭到搶劫與焚燒，他的圖書室，像阿格農家的圖書室一樣，遭到嚴重毀壞。「我們必須對年輕一代進行再教育，」他在《當民族為自由而戰》一書中寫道，「我們必須賦予其一種英雄主義精神，一種堅定不移的反抗精神……我們的多數老師尚未克服大流散時——無論流亡歐洲還是流亡阿拉伯國家時——那種卑躬屈膝的失敗者精神。」

「行了。我們不說了。今天就到此結束。阿摩司，記住今天晚上你要洗個澡。洗洗頭髮。不洗，我不會饒過你的。幹嗎要饒過你？你能給我說出不洗頭髮的理由嗎？不能？既然這樣，要是你沒有任何理由，最好永遠也不要犟嘴，從現在開始永遠記住這一點：『我願意』和『我不願意』不是理由，只能將其定義為自我放縱。順便說一句，『定義』一詞來自拉丁文『結束』，『限定』，每下一次定義表示在兩者之間畫一條界線，把界線裏面和界線外面的東西區分開來。實際上它或許和『防護』一詞有關，希伯來詞彙也反映出這一特徵，『定義』（哈蓋代爾）源於『隔離牆』一詞。現在請把手指甲剪一剪，把所有臟衣服扔進洗衣筐。你的內褲、襯衣，還有襪子。然後呢，穿上睡衣，喝杯可可，上床睡覺。今天就這麼著了。」

「實際上，我想不會有這樣的事情。不該有的。」

爸爸、媽媽和我會讓他們在那裡多站一會兒。我們不聲不響地告別，走到7路公共汽車站，汽車肯定幾分鐘后就會從拉馬特拉海爾和阿諾納開過來，因為安息日已經結束了。7路公共汽車拉著我們開往雅法路，從那裡我們乘3路汽車支線到澤弗奈亞大街，離家還有五分鐘的路，媽媽會說：「他沒有變化。總說一樣的話、一樣的故事和奇聞軼事。從我認識他之日起，他就在每個安息日重複自己。」

爸爸會對我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