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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是說這些獨立女人在行為或感情方面沒有獨特性;相反有些人實在是太獨特了,以至應當把她們給關起來;總之,她們許多人會比她們拒絕接受其約束的男人更古怪、更反常;
由於持否定和拒絕的態度,她無法專註于現實,於是她用言語來對它表示抗議。她通過自然去尋找她靈魂的形象,她希望獲得她的存在(being)——但她註定會受挫;她只有在想像領域才能夠將它恢復。要阻止沒有任何實用目的的精神生活陷入空虛,要面對她難以承受的既定環境去堅持自己的權利,要創造一個她可以獲得自己存在(being)的世界,她就必須訴諸于自我表現。此外,人們也都知道她是個喋喋不休和粗製濫造的作家;她通過談話、書信和私人日記吐露心跡。如果她有一點報負,人們就會發現她在寫回憶錄,在把她的傳記變成小說,在用詩歌抒發她的感情。她有大量的空閑時間,這對從事這類活動十分有利。
大自然是她們最喜歡探索的領域之一。對少女來說,對尚未完全退讓的女人來說,大自然意味著女人本身對於男人所意味的東西,即意味著她自己和對她的否定,一個王國和一個流放地;佯裝他者的一切。正是在談到荒野和花園的時候,女小說家才會極其親切地向我們揭示她的體驗和夢想。她們許多人把奇迹般的生命力和季節封閉在水盆里,花瓶里,花圃里;
但她們把奇特的天才用在她們的生活方式上,用在她們的高談闊論上,用在她們的書信來往上;她們若是從事寫作,就會對文化世界感到不知所措,因為那是一個男人的世界,於是她們只能結結巴巴地去說。另一方面,若是女人願意按照男性的方式去推理和表達自己,她便會一心想窒息她本來就有理由不相信的獨特性;她和女學生一樣,也容易變得謹慎和迂腐;
事實上,要做一個富有創造力的藝術家,單靠培養還是不夠的——就是說,只靠把辦展覽、搞點資料變成他生活的一部分還是不夠的。文化只能通過自由的超越行動來加以理解;
化妝品、客廳、舞會、不幸卻又是典型的妻子、奉獻與犧牲的妙處、有點不滿卻又是十分快活的婚愛、少女時代的夢想、母性的聽天由命——這些都是英國、法國、美國、加拿大和斯堪的那維亞小說家們早已用盡的主題;她們就是這樣贏得了名和利,但肯定沒有豐富我們對世界的看法。
有一類女人,以上的評論對她們並不適用,因為她們的職業不但絲毫沒有妨礙肯定她們的女性氣質,反而使這種氣質得到增強。這些女人通過藝術表演,超越了自己的既定特徵;
今天,表演藝術不是向女人開放的唯一藝術;許多女人還參加各種各樣的創造性活動。
寫作或微笑對她們全都無所謂;反正成功要麼會來,要麼不會來。她們如果很自信,就會認為那書或畫很容易取得成功是理所當然的;她們如果很膽怯,哪怕是最輕微的批評都會讓她們垂頭喪氣。她們沒有認識到錯誤可以開闢前進的道路,而是認為錯誤是無可挽救的災難,就和畸形似的。這就是她們常表現得十分暴躁的原因:她們承認錯誤時惱怒而沮喪,沒有從中接受有益的教訓。
問題又是如此,要解釋女人的局限性,就必須求助於她的處境,而不是求助於某種神秘本質;因而未來基本上仍然是開放的。在這個問題上,作家們爭先恐後地堅持認為女人無「創造性天才」;這一論點得到以前臭名昭著的反女權主義者馬爾泰·傅雷里夫人的辯護;但是人們會說,她想讓她的書成為女性無邏輯性和愚蠢的生動證明,所以她的書才是自相矛盾的。
這是一些罕見的優勢,但裏面也藏著陷阱:女演員一旦不再把她的盡情自戀和她的性自由,與她的藝術生活結合為一體,便會極為經常地陷入自我崇拜或風流韻事之中;我已經說過,那些徒有虛名的藝術家們通過電影或舞台所追求的只是讓自己成名,以作為在男人懷抱中加以利用的資本。同職業所要冒的風險和各種真正工作所含的約束相比,男性的資助所帶來的種種便利是十分誘人的。對女性命運——丈夫、家庭、孩子的渴望,以及對愛情的嚮往,並不總是能夠輕易地同想成功的意願協調起來。但最重要的是,她的自我崇拜感經常限制她的演員成就;她會對她的純粹表演價值產生許多幻覺,以至覺得認真工作是無用的。她最關心的事是讓自己拋頭露面,從而犧牲了角色,把角色變成了戲劇化的大吹大擂。她還缺乏忘卻自我的博大胸懷,這使得她失去了超越自我的可能;如演瑞、杜絲那樣的藝術家實在少見,她們避開了這樣的暗礁,把她們的人身當做藝術工具,而不是把藝術看做她們自我的僕人。
正是由於這個緣故,才有例read.99csw•com如真誠迷人的女性自傳存在;但是沒有一本可以同盧梭的《懺悔錄》和司湯達的《自我崇拜回憶錄》相比。我們依然太熱衷於看清事實了,以至不想透過黑暗,超越具體描述的範圍。「女人決不會超出表象,」有位作家對我說。這非常正確。她們對有可能探索這個世界的現象仍在感到驚訝,所以她們—一清點這些現象,而不是嘗試發現其意義。有時她們擅長於觀察事實——已知的事物。她們可以成為引人注目的記者;例如沒有哪個男記者能超過安德烈·維奧麗絲在印度支那和印度作的採訪報道。女人能夠描繪氣氛和人物,能夠指出人物之間的微妙關係,能夠讓我們同樣感到他們內心的隱隱騷動。維拉·凱瑟、埃迪絲·華頓和多蘿西·帕克,都是以清晰而敏感的筆觸描寫人物和風土人情的。她們所塑造的男主人公很少如希思克利夫那麼令人信服:她們對男人的認識僅僅限於他是一個男性。但是她們往往善於描繪她們自己的內心生活、她們的體驗、她們自己的世界;她們雖然注意隱蔽的事物本質,迷戀她們自己的奇特感覺,但依舊熱情地用耐人尋味的詞句和世俗的形象比喻,去表達她們自己的體驗。她們的詞彙常比她們的句法更引人注目,因為她們感興趣的是事物,而不是事物之間的關係;她們未能追求典雅的抽象,但作為補償,她們的話一下子就說到了點子上。
不幸的是,自發性並不像看起來那麼唾手可得:這種司空見慣的自發性的荒謬之處(如波朗在《塔伯之花》中所說的)在於,它常和對主觀印象的直接描述混在了一起。所以,在自命為作家並認為她在原原本本地、不考慮他人地描述她自己頭腦中所形成的形象的那一刻,她實際上所做的只不過是再度編造迂腐透頂的陳詞濫調。如果有人把這一點告訴了她,她會感到吃驚;她會煩躁不安,把筆扔掉;她無法理解,讀者怎麼會用眼睛和深人心靈的思想去閱讀,全新的表現又怎麼會引起許多可愛的回憶?
她們是演員、舞蹈家和歌唱家。3個世紀來,她們幾乎一直是唯一可以在社會上堅持具體的獨立性的女人,而如今她們在社會上仍具有特權地位。以前,女演員被逐出教門,可是這種極其嚴厲的做法,卻始終認可她們有很大的行動自由。她們近乎風流,和高級妓|女一樣在男人的陪伴下虛度大量時光;但她們以自己的工作謀生,在工作中發現了生活的意義,因而逃避了男人的束縛。她們有一個很大的優勢,即她們的職業成功——和男人的職業成功一樣,有助於她們獲得性的價值;她們在獲得自我實現的同時,在證實自己是人的同時,把自我實現為女人:她們不會在相互矛盾的抱負之間左右為難。相反,她們通過職業證實了她們的自戀是有道理的;打扮、對美容的關心、魅力是她們職業責任的一部分。對迷戀于自我形象的女人來說,只要展露一下她是什麼,就可以做事,這實在是一種很大的滿足。如喬吉特·勒布朗所說,這種展露要有足夠的研究和技巧,才可以顯得替代了行動。偉大的女演員還會把目標定得更高:她要通過表現既定存在,去超越這一存在;她將成為名副其實的藝術家和創造者,因為她在把意義賦予世界的同時,也把意義賦予了她的生活。
我所渴望的是,[瑪麗·巴什基爾切夫寫道,能夠自由地去單獨散步,能夠自由地走來走去,能夠自由地坐在蒂萊里埃花園的長椅上。沒有這種自由,你就不可能成為一個真正的藝術家。當你被某人陪伴著時,當你必須等待你的夥伴、你的家人時,你認為你能夠利用你所見到的事物嗎?!……這是起碼的自由,這是沒有它你便不能認真而成功地做點重要事情的自由。由於那種愚蠢而持續的壓抑,思想被戴上了鎖鏈……這足以使你的雙翼下垂。這是沒有女藝術家的主要原因。
但是,使女人轉向創造性工作的環境,同時也是一個她往往無法越過的障礙。當她僅僅為充實她的時間空虛而決定去繪畫或寫作時,畫畫和寫文章將被當做憑空想像出來的工作來對待;她不會為它們花費多少時間和精力,它們也不會有多少價值。女人經常在停經時決定拿起畫筆或鋼筆來,去彌補生存中的缺憾;但這時已經為時相當晚了,由於缺乏嚴格的訓練,她充其量不過是個業餘愛好者。即便開始得很早,她也不會把藝術視為嚴肅的工作;她已經習慣於懶散,在她的生活方式中從未感到過嚴格約束的必要性,所以她不可能持之以恆地堅持下去,不可能掌握一門實實在在的技術。她不得不對根本不會問世的,必然經歷上百次失敗、又上百次從頭做起的作品,徒勞地進行孤獨的探索;當她學習取悅於人時,她九九藏書從很小的時候就已經學會了玩弄陰謀,所以她現在希望用些手段來達到「勉強及格」。瑪麗·巴什基爾切夫就明確承認說:「是的,我畫畫時確實沒有下苦功。我到今天才看出我在行騙。」女人十分願意裝出工作的樣子,但她並沒有工作;她相信被動性具有不可思議的功效,所以她把咒語和行動,把象徵性姿態和有效的行為混為一談。她自命為美術研究者,用一套畫筆把自己武裝起來;她坐在畫架前面時,目光從白色的畫布上漂移到了鏡子上;但那一束花,那一盤蘋果,不會自己出現在畫布上。當坐在桌子旁邊,腦海里反覆構思模糊不清的故事情節的時候,女人很容易儼然是一個作家;但是她還必須真實地在白紙上寫出黑字,還必須讓這些字在別人看來也是有意義的。於是西洋鏡被揭穿了。為了取樂,可以製造海市蜃樓,但藝術工作可不是海市蜃樓,而是一種實實在在的對象;為了塑造它,一個人必須熟悉自己的業務。
梵谷怎麼可能會生為女人呢?女人是不會被派到比利時的伯杯耐吉煤礦去執行使命的,是不會覺得煤礦工人的悲慘生活是自己的罪過的,是不會想到贖罪的;所以,她也就永遠不會畫出梵谷的《葵花》來。更不用說不准她有這位畫家的那種生活方式了——在阿勒斯的孤獨,經常出入咖啡館和妓院,所有這一切都在撫育著梵谷的敏感性,同時也撫育了他的藝術。
女人將會發現未知事物!她的觀念世界和我們的會有什麼不一樣嗎?她將碰到陌生的、深奧的、排斥的。愉快的事物:我們將佔有它們,我們將認識它們。」她的「觀念世界」未必就和男人的不一樣,因為她只有獲得和他們一樣的處境,才會得到解放;說她在何種程度上仍然是有差別的,說這些差別在何種程度上仍有其重要性——這其實是在碰碰大胆推斷的運氣。可以肯定的是,迄今為止,女人的發展前景一直在受著壓制並且喪失了人性,現在是時候了,讓她為了她自己的利益,為了全人類的利益去冒險吧!
今天,女人堅持自己的權利已不是多麼困難;但她們還沒有完全克服由來已久的、把她們隔絕於女性氣質的性別限制。例如,有清醒的頭腦是她們應當引以自豪的勝利,但她們僅僅滿足於此又未免有點太快了。實際上,傳統女人是個有意受騙的人,並且是個進行欺騙的人;她試圖對自己隱瞞自己的依附性,而這是她贊同依附性的一種方式。暴露這種依附本身就是解放;目光敏銳的玩世不恭是對屈辱和羞恥的防禦,因此這是初步表現出來的增越。通過追求目光敏銳,女作家正在為婦女事業進行著重要服務;她們雖然往往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但對服務於這項事業仍是太關注了,以至對極為廣闊的世界未能採取無私的態度。當她們揭去了幻覺和欺騙的面紗時,她們認為自己做得已經足夠了;但是這種消極的大胆仍會使我們面對著一個謎,因為真相本身是模稜兩可的、高深莫測的、神秘的:一旦要予以陳述,就必須通盤重新考慮、重新塑造。這一切完全是為了不受愚弄,但到那時一切又重新開始了。女人驅除幻想的勇氣已經衰竭,她驚恐地停留在現實的門檻上。
女人也永遠不會成為卡夫卡:她通過懷疑和焦慮永遠體會不到被逐出天堂的人(Man)所感到的那種痛苦。除了聖·泰麗莎,幾乎沒有哪個女人可以完全放縱,讓自己在人的處境中度過一生:我們已經看到這是什麼原因所致。當讓她立足於世俗等級之外時,她會和十字架的聖·約翰一樣感到頭上沒有天花板的保險。兩者都有同一種黑暗,同一種光亮,自我的同一種空虛,上帝的同一種充實。如果每個人都終於可以這樣不以兩性差別為榮辱,而以拚命爭來的生存自由的光榮為驕傲,那麼女人將只能把她個人的歷史、她的問題、她的懷疑、她的希望,認同於人類的歷史、問題、懷疑和希望;那麼她將只能在她的生活和工作中謀求揭示整個現實,而不是僅僅謀求揭示她個人的自我。只要她仍不得不為做一個人而鬥爭,她就不可能成為創造者。
柯萊特並非僅僅因為她的天賦和氣質才成為偉大作家的;她的筆常常是她謀生的工具,而且她也只能用筆去寫出藝術家希望用他的工具創作出的好作品。在寫《克洛迪娜》和《生日》時,她從業餘作家變成了專業作家,這一轉變極其雄辯地證明了,經過一個時期的嚴格訓練是有益的。然而,大多數女人都沒有認識到她們所溝通的慾望提出的問題;這在很大程度上解釋了她們的懶惰。她們總是把自己看成是既定的,認為她們的優點是來自於內在的優美,而不是認為價值是通過征服取得的。為了誘惑,她們只了解自我表現的方法;所以不論九九藏書她們的魅力是否起了作用,她們都沒有干預其成敗。她們假定,依此類推,表明一個人是什麼,這對表現和溝通就足夠了;她們在推敲自己的作品時,不是靠努力思索,而是靠自發性;
如果在自己的頭腦中能把這些回憶搜索出來,並用給人以極其生動印象的語言加以表現,那麼這就是一種可貴的天賦。我們羡慕柯萊特的自發性,這種自發性不會在任何男作家身上碰到;但我們所關心的是她那深思熟慮的自發性——雖然這兩個詞放在一起似乎是矛盾的。她保留了她的某些素材,總是有意地放棄了其餘的素材。業餘的女作家不是把語言看做是人際溝通的一種方式,感染他人的一種手段,而是看做是直接揭示她自己情感的一種途徑;在她看來,選擇和刪除就是遺棄她自己的一部分;她不希望犧牲掉自己所寫下的任何詞句,因為她所是的那種人使她感到愉快,還因為她不希望變成任何其他種類的人。她的不結果的虛榮心來自於這一事實:她十分喜歡她自己,不敢去剖析她自己。
由於她的本性,女人在任何時候都被剝奪了學習暴力的權利:我已指出她虛弱的肌肉是何等地使她傾向於被動。當一個男孩子用拳頭解決爭端時,他會覺得他有能力照料自己;作為補償,至少應當允許少女知道,當主動參加體育運動和冒險時,當嘗到克服困難的自豪滋味時,會有怎樣的感覺。但是她現在並不完全知道。她可能會覺得自己在世界當中是孤獨的,但她根本不可能作為唯一者和主權者,昂首挺立在世界面前。一切都在影響她,使她困住自己,使她受外在於她自己存在的存在的支配——尤其是在愛情方面,她是放棄了而不是堅持了自己的權利。從這點來說,不走運或沒有吸引力反倒常常是因禍得福。正是由於孤立,埃米莉·勃朗將才能夠寫出狂放有力的作品;在和自然、死亡及命運對抗時,她除了自己的資力沒有別的靠山。羅莎·盧森堡長得很醜,所以她根本不想沉溺於對自我形象的狂熱崇拜,根本不想讓自己變成客體、豬物和陷阱;她從年輕時起就有著完整的精神和自由。即便如此,女人能完全忍受直接面對既定世界這樣的痛苦,這仍然十分少見。她處處感到的種種壓抑,以及把她壓倒的整個傳統,使她無法產生對這個世界的責任感,而這就是她平庸的根本原因。
但她將不得不放棄她身上的任何一種「與眾不同」的東西。有些女人是瘋子,有些女人則有健全的理性,但誰也不會既有那種瘋狂,又有那種我們稱為天才的理性。
其他人雖然沒有把植物和動物給關起來,但通過柯萊特或凱瑟琳·曼斯菲爾德那種充滿愛心的密切觀察,仍竭力讓它們屬於她們自己。其實只有極少數人才能正視自然中的非人化的自由,試圖去破譯它的外來含義,熱衷於與這個他者的存在結合起來:除了埃米莉·勃朗特。
況且她還沒有勇氣做一個令人不快的作家。一個有獨創精神的作家永遠會讓人感到震驚,永遠會受人誹謗,除非他死了;新事物總會引起不安和反感。女人還會對得到思想界、藝術界即男性世界的承認又驚又喜。她的行為極其謹慎,唯恐亂了陣腳,唯恐受到調查,唯恐被人戳穿;她覺得她應當通過樸實高雅的格調,去求得對她在文學上自命不凡的原諒。她保證保持一致有可靠的價值;她準確地賦予文學以人們期望於她的個人風格,用精選出來的優美、做作和雕琢的詞句,提醒我們注意她是一個女人。所有這一切都促使她擅長於創作暢銷小說;
藝術、文學和哲學,是試圖以人的自由,以創造者個人的自由,去重建這個世界;一個人要有這種報負,就必須從一開始就毫不含糊地接受他是一個有自由的人的這種地位。教育和習俗強加給女人的種種束縛,正在限制著她對世界的把握;當在這個世界找到自己位置的鬥爭過於艱巨時,無疑人們會脫離這種鬥爭。目前,如果有誰想去嘗試重新把握這一鬥爭,誰就必須首先從這一鬥爭進入一種主權者的孤獨狀態:女人首先要痛苦地、驕傲地開始她在放縱和超越方面——即在自由方面的實習。
而且,和「永恆的女性氣質」概念一樣,創造性的「本能」這個概念也必須從考察存在(entities)的名單上劃掉。有些討厭女人的人有點具體地認為,女人由於神經質不可能創造任何值得創造的東西;但是他們也往往宣稱天才都有神經病。無論如何,普魯斯特的例子十分清楚地表明,心理生理上的失衡,既不意味著缺乏力量,也不意味著平庸。
我們更有理由認為,橫跨既定存在、探索其神秘度的女人是屈指可數的:只有埃米莉在向死亡發難,只有弗吉尼亞·沃爾芙在對生命提出質疑,只有凱瑟琳·曼斯九*九*藏*書菲爾德(不很經常)在對日常的偶然性和痛苦表示懷疑。任何女人都未能寫出過《審判》《白鯨》《尤利西斯》或《智慧七柱》那樣的作品。女人沒有去爭取人的處境,因為她們還沒有接受它。這也可以解釋,為什麼她們的作品基本上都既缺乏超自然的反響,也缺乏憤懣;她們沒有順便去理解一下世界,沒有向它提出問題,沒有暴露其矛盾:她們對待它彷彿是太認真了。應當說,多數男人也有這種局限性;當我們把有成就的女人同極少數應當稱為「偉人」的男性相比時,她就顯得平庸無奇了。並不是特殊的命運在限制她:我們可以很容易理解,為什麼她未曾達到過(暫時還根本不可能達到)最高的頂峰。
弗吉尼亞·沃爾芙和瑪麗偉伯偶爾為之,幾乎無人沿著盧梭所開闢的道路去冒險。
如果她閑逛時粗心大意、心猿意馬,如果她在咖啡館門前點上一支香煙,如果她一個人去看電影,馬上就可能發生不愉快的事情。她只能靠衣服和禮貌去引起尊重,但是這種偏見也牢牢地把她固定在地面上和她自己那裡,「使你的雙翼下垂」。T·E·勞倫斯18歲那年獨自騎自行車到全法國長途旅行;任何少女都不會被允許參加任何這類越軌行動,更不用說像勞倫斯後來那樣,在一個半沙漠化的危險國度作徒步冒險了。然而這類體驗卻有著無法估量的作用:一個人通過這類體驗,在陶醉於自由和發現的同時,也學會了把整個大地都看成他的領土。
即,自由的精神即使再豐富,也必須把自身投向虛無的天國並在那裡住下來;但是如果有上千種束縛把它留在地面,它的強烈衝動便會受到破壞。今天,少女固然可以單獨出門,到蒂萊里埃花園去閑逛,但是我已說過,街頭對她充滿敵意,到處都是想圖點什麼的目光和動作;
女人的處境使她很容易通過文學藝術去尋求拯救。由於生活在男性世界的邊緣,她不是根據其一般形式,而是根據她的特殊觀點來觀察這一世界。對她來說,它不是工具和概念的堆積,而是感覺和感情的來源;事物當中所無緣無故存在的隱蔽因素,使她對事物的質發生了興趣。
最重要的是,這種有節制的理性至今仍在限制女性的才能。許多女人一直在逃避,而現在則越來越逃避自戀和虛假魔力所設下的陷阱;但是,從未有人完全蔑視過謹慎,試圖出現在既定世界之外。首先,當然有許多人只是在原封不動地接受社會;她們是資產階級的傑出女詩人,因為她們是這個面;臨威脅的階級當中的最保守成分。她們用精選出來的詞彙,對所謂「上流社會」的文明加以提煉;她們讚美中產階級的幸福理想,用詩一般的斑斕色彩去掩飾本階級的利益;她們特意安排了冠冕堂皇的神秘說教,目的在於說服女人「保持女性氣質」。古老的房子、羊圈和菜園。個性突出的老人、淘氣的孩子、洗涮、腌制、家庭聚會。
於是她會去模仿男性的嚴密和氣魄。她可以變成優秀的理論家,可以取得名副其實的能力;
女人想逃避這個常讓她感到受輕視、被誤解的世界是十分自然的;令人遺憾的只是,她不敢像熱拉爾·德·內瓦爾、埃德加·愛倫·玻之類人物那樣大胆地逃走。她的膽怯有許多正當的理由。取悅於人是她第一要關心的事;她還常常擔心,僅僅由於從事寫作這一事實,她就會成為一個令人不快的女人;「女學者」這個詞雖然陳!日,但仍有可惡的言外之意;
女人之所以昏昏然自以為了不起,得意洋洋地炫耀最徽不足道的成績,其原因就在於此。她們永遠在回首顧盼自己已經走了多遠,而這中斷了她們的行程。按照這種程序,她們可以找到體面的職業,但不會有偉大的成就。此外還必須指出,許多男人除了有平凡的職業也一無建樹。只是在把男女當中的最優秀者加以比較時,我們才會覺得女人落在了後面(除了少數例外)。我所提出的理由是經過充分闡述的,決沒有拿本來作抵押。就作出偉大成就而言,今天女人所主要缺乏的是忘掉自我;但是,一個人要做到忘掉自我,就必須首先堅信他在現在和未來能夠發現自我。由於剛剛步入男人的世界,被男人可憐地置於第二性的地位,女人仍然在十分忙碌地尋找自我。
那些被我們稱為偉人的男人,他們以這種那種方式肩負起了世界重任;他們可能幹得很好,也可能幹得很壞,可能成功地重建世界,也可能被推翻;但首先他們已經承受了這一巨大負擔。這是任何女人從未做到過的,也是任何女人無法做到的。一個人要是認為這個世界是屬於他自己的,認為自己應當為其弊端負責,為其進步驕傲,他就必須屬於特權等級;只有那些處於指揮地位的人,才能通過改造、思考和揭示,去為這個世界read.99csw•com作辯護;只有他們才能通過世界認識自己並努力給它打上自己的烙印。迄今為止,人(Man)的可能化身,一直是男人而不是女人。因為,我們認為極其傑出的那些人,被授予天才稱號的那些人,已經在打算以他們個人的生存去規定全人類的命運,與此同時卻沒有一個女人認為自己有權這樣做。
自由的女人正在誕生;她一旦贏得了對自己的所有權,也許藍波的預言就會實現:「在她們當中,將會有詩人出現!當女人受到的漫無邊際的束縛被消除的時候,當她能為自己並通過自己去生活,並且當男人(他們是至今仍是可惡的)把她鬆開的時候,她也會成為詩人!
更為有趣的是,叛逆的女性已經在向這不公正的社會挑戰;抗議的文學可以孕育出真誠而有力的作品;基於反叛心理,喬治·艾略特詳細而戲劇性地描繪了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場景;儘管如此,如弗吉尼亞·沃爾芙讓我們看到的,簡·奧斯丁、勃朗特姐妹和喬治·艾略特為了擺脫表面的束縛,仍不得不消極地花費如此之多的精力,以至她們在到達具有遠見卓識男作家的始發階段時,已經有點上氣不接下氣;她們再也沒有剩餘的力量去利用她們的勝利,也沒有去破壞阻止她們前進的一切規則。例如,我們在她們身上既不會發現司湯達那樣的諷刺和輕鬆,也不會發現他那種沉著與真誠。此外,她們也不具備陀思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之類作家的那種豐富經驗:這就是為什麼《行軍途中》雖然輝煌,卻仍不可以和《戰爭與和平》同日而語的原因一呼嘯山莊》儘管宏偉,卻沒有《卡拉馬佐夫兄弟》那種廣闊的視野。
至於取自於歷史的論據,我們剛才已經討論了它的哪些方面應當予以考慮;不能認為歷史事實已經確立了永恆真理;正因為這些事實在變化,它只能指明處境實際上是歷史的。當女人根本不可能完成天才的工作(或者只不過是一種工作)時,她們當中怎麼可能產生天才呢?以前舊歐洲對美國野蠻人十分蔑視,認為他們既不能以有藝術家自誇,也不能以有作家自誇。「在我們為自己的生存作辯護之前,先讓我們開始生存吧!」傑弗遜有力地回答說。美國黑人對指責他們當中永遠產生不出惠特曼或梅爾維爾之類人物的種族主義者,也作出了同樣的回答。法國無產階級也不可能提出可以和拉辛或馬拉梅齊名的名字。
而且,在拙劣女演員的私生活中,她也會增大一切自戀的缺點:她會把自己表現成是愛虛榮的、愛發脾氣的、愛做作的;她會把整個世界都看做舞台。
但我們不應當期望她會在陌生的道路上去冒險。
當然,這個自我並不總是可惜的。幾乎沒有哪種書能比某些懺悔性的作品更感人的了,但它們必須真誠,作者必須有東西可懺悔。女人的自戀使她貧乏,而不是使她豐富;由於除了自我關注她什麼也沒有做,她消滅了她自己;甚至連她的自愛也是固定不變的:她在作品中所揭示的不是她真實的體驗,而是用陳詞濫調樹立起來的想像中偶像。人們不會責怪她像貢斯當或司湯達那樣,把自己投射到自己的小說里;但麻煩的是,她太經常把自己的歷史視為無聊的童話了。少女藉助于想像,向自己隱瞞了其殘酷令她感到恐懼的現實,但可悲的是,當逐漸變成女人時,她仍然把世界、她的特性以及她自己籠罩在詩一般的迷霧中。當真相認掩飾下顯露出來時,有時收到的效果會極其令人愉快;但是,《灰塵》和《永恆的寧芙》這類無聊的逃避現實的小說又何其多也!
所以,這群玩弄藝術和文學的女人,只有極少數人能堅持到底;有些人即使越過了第一道障礙,也往往會在自戀和自卑情結之間繼續左右為難。無法忘卻自我,是一種缺憾,它壓在她們身上時,會比壓在其他職業婦女身上時更沉重。如果她們的主要目標是抽象地肯定自我,是滿足於表面成功,她們就不會專註於世界,因而她們也就不能通過藝術去改造世界。瑪麗·巴什基爾切夫決定去繪畫是因為她想成名,而她想成名的魔念又使她隔絕於現實。她其實並不喜歡繪畫:藝術只不過是一種手段;她的報負和空洞夢想不會向她揭示色彩或畫面的含義。女人不是慷慨地獻身於她所從事的工作,而是過於經常地認為工作只不過是對她生活的裝飾;書畫僅僅是她公開展露主要的現實——她自己的自我的某些次要手段。而且,只有她自己的自我,才是她所關心的最重要的(有時是唯一的)問題:維熱-勒布倫夫人不倦地把她甜蜜的母性放在畫布上。女作家會不斷地說到她自己,即使是在談論一般問題的時候,於是,一個人在沒有讀到作者的體型和肥胖程度時,是不可能知道她對自己的發色、她的性格特徵所做的戲劇性評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