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僅欣賞和仰慕，而且身體力行。1911年底，卡夫卡的妹夫在布拉格開辦了一家石棉工廠，卡夫卡對此事極為熱心，設法向父親借到錢，作為不介入經營的隱名股東參加了該廠的投資，並自願為之四處奔忙，有時還抽空親自到廠里工作，甚至設想要完全擺脫保險公司的工作來辦好這爿工廠。1922年，卡夫卡被診斷為肺結核已經3年了，經過長期休假，病情卻未見任何好轉。布拉格工人事故保險公司的醫生對他進行了反覆的體格檢查，最後鑒定：即便繼續長期休假，也很難恢復健康，他已喪失繼續在公司工作的能力。他在健康時，私下裡曾無數次抱怨公司的工作令他不堪負重，但在"向死而生"、面臨永遠的告別之際，他反而猶豫了。經過慎重考慮，終於向公司提出了"暫時退休"的申請，並得到了批准。

人既想突破孤獨，又想保持孤獨。這意味著，移情所追求的，實質上是一種不可能的悖論。人只能通過無師自通的努力，選擇恰當的移情對象，"控制矛盾的程度"，在不可能之中相對地實現一種"可能的生活"，從而"繞過"這一悖論。每一個人都必須面對移情這一"生死攸關"的難題，同時，移情又最充分地體現了這個人獨特的人格命運，這正是"移情英雄詩"最為動人心弦之處。對於兒童，移情問題有著相對特殊的表現形式。其中主要的原因在於：成人清晰成熟的自我意識導致了清晰的恐懼。但是，兒童尚未形成清晰成熟的自我意識，因而其恐懼也就有著渾然不清的性質。成人的恐懼可以表現為明確的死亡恐懼或性恐懼，兒童卻只有籠而統之的"生活的恐懼"。這正是兒童趨向于與父母同化的根本原因。因為，就所謂"原始存在"（參見第二章第一節）的涵義而言，父母乃是孩子的"親在"。父母完全代表著生活，從而成為孩子當然的、唯有的移情對象。只有通過與父母同化，兒童才有可能融入廣大的生活，並在此基礎上實現自我擴張，構建神化工程。換句話說，所謂與父母的同化，正是兒童所特有的一種移情形式。

有關的事實從不同側面表明兒童時代卡夫卡移情的事實及其強度。不難理解，在潛意識深處，他與大多數人並沒有什麼兩樣，也是渴望譜寫出在世人眼中堂堂正正的"移情英雄詩"，也許只是因為命運的安排，他才"出師未捷身先死"。我們只能說，就兒童期的移情而言，他的"移情英雄詩"是失敗的英雄詩。卡夫卡的悲劇在於，一方面，父母的疏離和粗暴（更準確地說應該是他與父母的能量對比）使他難以安全地融入家庭內部的人際關係，未能正常地實現同化。另一方面，父母的強大（實際上也是能量對比）又使他難以有標新立異、出類拔萃之感。換句話說，他的移情過程受到阻礙，神愛和愛欲兩大孿生的存在動機受到重創，生死恐懼無法緩解，相反過早暴露在這壓倒一切的恐懼之前。此時，父母不再表現為保護性的力量，不再表現為實現神愛和愛欲的對象和自我擴張的基礎。父母真正成了"生活的代表"，read•9９cｓw.ｃom體現出生活無情的存在本性。在這一不幸的發生、發展過程中，卡夫卡與父親之間的能量對比的確是至關重要的因素。正如《反抗死亡》一書所指出：一方面，"人所擁有的自我力量越小，恐懼越多，移情就越強烈。"另一方面，對象越強大，就意味著對象越是具備著世界的自然力量，體現著生活的本來法則，因而越令人恐懼，進而也使得移情越是強烈。由此形成的惡性循環破壞了正常的移情過程，最終導致嚴重的存在性不安。

對"俄狄浦斯情結"的討論，使我們進入了"移情"問題。兒童與父母的同化，實際上只是移情的一種特殊情形。用關於移情的眼光審視卡夫卡的童年，我們會對他的命運獲得一種更為深刻和細緻的理解。

他是這個世界上"最瘦的人"，自我能量是那麼可憐，以至一切對於他都是障礙，一切障礙都在粉碎他，使他不安和恐懼，又怎麼可能完成向美好對象的移情？就像一個極度瘦弱的孩子，由於瘦弱而極度飢餓，但由於瘦弱又極度消化不良。如果把這個孩子置於一個"鐵、血與火"以及"乳|房和大腿"的世界上，他能幹什麼？在這個世界上，金錢的積累、人際的經營、倫理的憑藉、權勢的運用、實力的展示、人格的發揮、能量的渲泄等項內容是如此地重要。如果他不能學會"肉搏"，不能學會"露出牙齒"、"橫吞大嚼"或"絞盡腦汁"的生存方式和技巧，恐怕就只有陷於越來越劇烈的"恐懼－渴望"，就只有永遠地流浪。只有在某種形式的極端愛情中，或者，在某種完全作為"私人宗教"的藝術創造中，卡夫卡才有可能看到一線希望。

移情既體現了人在生死面前的懦怯，又體現了人對英雄主義和自我解放的衝動。一方面，人希望以被造物的意識順應各種自然力量和文化力量，安全地融入某種保護性的人際關係；另一方面，人又希望標新立異，出類拔萃。移情中的這兩種趨向被稱為"神愛"和"愛欲"，它們是人身上兩大孿生的存在動機。兩大存在動機與存在悖論之間有著一種交叉對應：一方面，既然人是自然界中小小的神祗，他當然希望出類拔萃；另一方面，既然人是必有一死的被造物，他當然希望融入某種保護性的力量。可以認為，兩大存在動機也是生死恐懼的對應物。"神愛"和"愛欲"這兩大存在動機相反相成，無法分離，但都指向自我感覺的擴張。一方面，人渴望著一種"與大千眾生的親緣感"，希望"從孤獨中解放出來"，成為"某個偉大而高級之整體的一部分"，從而知道自己是誰，並感覺自己屬於整個世界。另一方面，人渴望著更豐富的生活，更激動人心的經驗，以便去發展自身的獨特性和力量，通過自我擴張為世界作出貢獻。正因為如此，移情被稱為人的"英雄"，它是神化工程構建中最關鍵的運作。

此外，還有一個重要的九_九_藏_書、此處可以稍加考察的領域，那就是宗教。但是，正像我們就要看到，直到生命的最後時光，宗教很難屬於卡夫卡。

卡夫卡不僅欣賞上司"經商的積極性"，而且敬重生活中的一切能人和強者。他曾深深讚許公司的辦公室主任，因為這位主任"能用打字機飛快地寫作"。他對衣著的合身和協調十分講究，總是把自己收拾得體面大方，風度翩翩。他熱愛健美而訓練有素的體魄，為此特別注重飲食保養，長期堅持鍛煉身體，並經常不定期住進療養院，在那裡尋求純粹以保健為目的的、非治療性的療養。他反對藥物治療，堅持自然療法，提倡親近自然，堅持素食，一般拒絕吃肉，只大量飲用新鮮生牛奶。與此相應，他對任何有違健康的小病小災都極為敏感，身體上任何小小的不適，無論是長癤子、鼻塞或是腳趾上的問題，甚至是長頭皮屑，都會讓他飽受折磨。環境中的雜訊更是令他痛苦不堪。也許正因為憂患如此，嚴重的神經衰弱追逐了他一生，令他失眠、頭痛、消化不良……在他中學同學的回憶中，"他充滿了男子漢的氣質"。幼時的卡夫卡雖然在父親面前無地自容，但是卻仰慕父親高大的身軀，即便在游泳池中那種無地自容的時光（見第二章第五節），"我對我父親的軀體也是感到驕傲的"。對生活中那些像父親一樣"身影龐大的人"，他常常會大加讚賞。如果這些"身影龐大的人"恰好又像父親一樣是善於經營的老闆，他更是格外仰慕。他這樣為一位胖子辯護："難道您不知道，只有胖子是值得信賴的嗎？只有在這種外殼堅厚的容器中，一切才可能煮熟、煮透。只有這些佔有空間的資本家……才不至於被憂愁和瘋狂所侵擾，能安靜地去干他們的事。正如有人曾經說過，只有他們才是全球可以通用的真正的地球公民，因為在北方他們會發出熱量，在南方他們可給人遮蔭（這也可以反過來說，不過那樣就不真實了）。"《卡夫卡緻密倫娜情書》，第38頁。

我們曾經指出，通過移情，人既想擺脫孤獨，又想保持孤獨，這實際上是一種不可能解決的悖論。只是，正常人可以設法"繞過"這一悖論。在兒童時代通過與父母同化正常完成了移情過程的人，有能力在生活中選擇適當的對象，去譜寫自己的"移情英雄詩"。他們的移情對象可能是一位神祗，一位"老大哥"，一面旗幟，一場運動，一場戰爭，一系列性徵服，一套倫理或人際關係，或者與之對應的一份存款，一輛車，一套住宅，一種遊戲，一門技藝，一位可人等等。憑藉這樣一些移情對象，他們的神愛和愛欲得到正常的滿足，從而得以順利地進行自我擴張，擴建神化工程。卡夫卡卻很難"繞過"他的移情悖論，相反，這一悖論會趨向深化，表現為一種"恐懼－渴望"的惡性循環。由於神愛和愛欲兩大存在動機在兒童期的受挫，他將比常人更渴望擺脫孤獨，同時也比常人更渴望保持孤獨。他將格外地渴望融入無條件的神愛，同時也將格外渴望出類拔萃、標新立異。換句話說，他對移情對象將要有很高的要求，需要對象具有母親九九藏書與神的雙重本性，既能給他無條件的庇護，讓他舒適地融入，又能幫助他標新立異，出類拔萃。不難理解，尋找這樣的移情對象，需要相應的自我能量。然而，卡夫卡最缺少的，恰好就是通常意義的自我能量。

生存論心理學的移情思想，使我們得以更深刻地理解卡夫卡的生存悲劇。其實，在內心深處，卡夫卡在畏懼和敵視父親的同時，也對父親充滿了仰慕之情。跟大多數普通人一樣，父母是他的移情對象。父母，尤其是父親這位"身影龐大的人"，代表著廣大的世界，代表著生存和成功的法則，是生活的強者。融入與父母的美好關係，實現與他們的正常同化，應該是他本能的選擇。

在人之常情看來，我們遇到"剪不斷，理還亂"的父子之情，而在生存論心理學看來，我們涉及到了移情問題。人類思想史上，克爾愷郭爾率先明確指出了作為心理學和宗教起點的生存悖論，以及由此產生的死亡恐懼：如果人純然是天使，那麼他不會畏懼死亡；如果人純然是動物，那麼他也就不懂得畏懼死亡。然而，人既非天使又非動物，而是一種具有自我意識的動物，也就是說，人同時具備著生理性的肉體和符號性的自我。符號性的自我使人意識到自己生理性肉體的生與死，使人產生死亡恐懼。在《反抗死亡》這本重要著作中，貝克爾繼承克爾愷郭爾的思路，對移情問題作了傑出的表述。參見貝克爾：《反抗死亡》，第五、七章。一方面，人是自然界中小小的神祗，另一方面，人又帶著與生俱來的被造性和必死性。人的心智顯然無法承受如此徹底的分裂和悖論。人只能竭力營造某種"生死攸關的謊言"，以便維持一種可能的生存。這"生死攸關的謊言"就是通常所謂的人格系統。人不是一個單獨的概念。人是"倫理的動物"，生活在人與人的關係之中。人格系統也是如此，只能在人際關係的前提下和背景上才有可能逐步形成、產生和發展，這一過程就是移情。作為移情前提和背景的人際關係，包括狹義的家庭倫理－人際關係和廣義的社會倫理－人際關係。而移情的對象，則是生活中那些最高大、最偉岸的人事：父母、老師、偉人、運動、偶像，等等。用上一節的話說，移情對象是個體"神化工程"的集中體現。

值得注意的是，移情問題不僅體現在卡夫卡的生活中，也反映在他的創作中。他的小說表現出相當突出的重商傾向。最初幾篇小說的展開尤其以經濟生活為依託。《鄉間的婚禮籌備》中關於火車上見聞的那段描寫，不過三千字左右，卻充斥了"商品"、"做買賣"、"老闆"、"貨物"、"顧客"、"價格"、"商人"、"做生意"、"集市"、"製造商"、"小商販"、"大商人"、"女商販"等詞彙，以及更多的間接描寫。短短的《判決》也幾乎一開篇就滿眼都是"商店"、"買賣"、"九_九_藏_書;生意"、"經營"、"商業"、"商行"、"鴻運高照"、"職工人數"、"營業額"、"興隆"、"分號"等字眼。他小說中的主人公常常擁有收入不薄的、甚至常人難以企及的職業身份，如銀行高級職員、土地測量員、鄉村醫生、優秀獵人、參議員外甥、以及負有特殊使命和權利的旅行家等。無論這些人內在的命運如何，至少在表面上，他們在自我和他人眼中都擁有明顯優越的地位。

其實，在那封具有"反判決"性質的《致父親的信》中，關於那位"暴君般的父親"，卡夫卡還告訴了我們另一些事情。例如，儘管語氣有些曖昧和含糊，他還是提到了父親臉上一種美好的笑容，雖然極難見到，但特別美，包含著恬靜、滿意和嘉許："誰受您這一笑，都會陶醉的。我回憶不起來，我在童年是否很明顯受到過這種微笑的眷顧，不過我想多半是有的，因為當時我在您心目中還是無罪的，是您巨大的希望，您又有什麼理由拒不向我露出笑容來呢。"他還回憶了另一些更說明問題的例外：大多數例外是在您默默忍受痛苦、愛和善的力量壓倒並直接攫住了一切與之對立的東西的時候。這當然很罕見，可是卻令人神往。譬如，當我在炎熱的夏天午間吃罷午飯，在商號看見您十分疲憊地伏案打盹的時候，或者星期天當您筋疲力盡跑到鄉下的避暑山庄來與我們相聚的時候；或者當母親身患重病，您雙手緊緊抓住書櫃，渾身哆嗦、暗自啜泣的時候；或者當我最近一次罹病，您躡手躡腳到奧特拉房裡來看我的時候，您在房門口站住，伸長著脖子看我安卧在床上，您出於關心我，只向我招了招手。每當這種時候我便撲在床上，止不住幸福地哭了起來，而現在寫到這裏，我不禁又潸然淚下。《卡夫卡小說選》，第523頁。

卡夫卡很早就意識到，父親的世界控制著決定他能否成功的一切物質條件。很大程度上由於這一點，他在考取大學后斷然放棄了以寫作為職業的志願，幾經周折后選擇了法律專業，最終成為一名法學博士，以律師身份走向社會。大學畢業后，卡夫卡曾在義大利里雅斯特保險公司布拉格分公司謀職。這家外國公司激發了他去國外工作的理想，甚至特別希望有一天能夠調往公司總部工作。為此他白天努力工作，晚上還要堅持聽義大利語課。後來由於諸多原因，他才離開了這家公司，進入布拉格工人事故保險公司供職。那是一家猶太人難以進入的半官方機構，卡夫卡在那裡一直工作到去世前兩年才因病被迫離職退休。儘管卡夫卡對承擔社會職業有著眾所周知的抱怨情緒，但仍然不時表現出"男子漢"的雄心，顯示齣兒童時期移情的潛在作用。據報道，雖然自己的寫作負擔很重，父母身體欠佳時還要承擔額外的家庭負擔，但是，他在公司上班從來勤勤懇懇、兢兢業業、一絲不苟、努力進取，甚至在工作之餘自願到大學補習保險專業課，以謀取更大的發展。凡此種種深得上司好評。他的頂頭上司在鑒定表中寫道：卡夫卡"做各項工作都十分努力，有持久的興趣。在上班時間之外仍積極為公司服九-九-藏-書務，有出色的工作能力。該職員作為優秀的起草人員給我留下了最初的印象"。卡夫卡則格外敬重這位上司："我在辦公室的上司以其無限的堅定沉著給我力量，我不能聽懂他的話，但是卻在某種程度上有意識地、又在更大程度上無意識地模仿他。"有資料表明，為卡夫卡所傾慕的上司不止一人。在他十分欽佩的馬爾施納爾博士升任公司總裁時，他甚至還代表公司全體職員發表了正式的祝賀演講，對這位上司作了高度讚揚。見葉廷芳編：《卡夫卡散文》。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6年，上冊，第302頁。

寫作，是卡夫卡內心認為最具個人性的事情，是一種"祈禱"，是他的私人宗教，與他人、與慾望等都沒有關係。然而，即便在寫作的問題上，卡夫卡仍然表現出相當程度的成就欲。在他後來的一次戀愛中，他一面充分表現自己的自卑感，一面也不忘暗示對方自己詩人和作家的身份，以顯示自己並非是微不足道的人。每當有新作問世，他照例都要向父親呈獻一冊，而父親的口頭禪"把它放到床頭柜上！"則總是令他耿耿於懷，乃至成為他寫作《致父親的信》的重要動機。然而，關於移情問題，卡夫卡在婚姻方面的表現特別引人注目。正如我們後面將看到，婚姻問題將成為卡夫卡生命中一個重大的"綜合症"。他一方面極其恐懼婚姻，認為一旦結婚，就不得不浪費許多精力，甚至於整個兒消耗在"人類生活的血液循環中"。另一方面，他又三番五次身不由已卷進婚姻事務。按照他自己的說法，這一"綜合症"，其癥結剛好就在父親身上。在他就此所作的自我分析中，他對父親的移情通過辯證的形式強烈地表現出來：在結婚嘗試這個問題上，同時併發了在我對你的關係上的兩種表面上互相對立的東西，其程度之激烈，任何其他問題都是無法與之比擬的。毋庸置疑，結婚是最明顯的自我解放和自立的保證。一結婚，我就會有一個家庭，在我看來，這可是一個人能達到的最高峰了，而且，這也是您所已經達到的最高峰。這樣，我就會與您平起平坐，所有的恥辱與凌虐，不管是舊的還是新的，統統只不過是往事一樁罷了。《卡夫卡小說選》，第552頁。

事實也是如此。進入成年後，卡夫卡表現出一些重要的行為和心理傾向，充分說明他在兒童期不僅存在著向父母（尤其是父親）的移情，而且還有著相當的強度。對於這一點，他後來的終生朋友馬克斯·布洛德曾經作過這樣的回憶：從我對青少年時代的卡夫卡的印象來看，父親赫爾曼對他的影響之大，實在令人吃驚。而卡夫卡的生性又使赫爾曼的形象更為巨大，大得簡直過分了。……卡夫卡很早就覺得自己對父親的秉性十分陌生，但從生動性和力量這兩點來看，父親的秉性又是最值得讚賞的。這一點並不奇怪。奇怪的是，弗蘭茨在以後的生涯中，一直把父親的讚許當作至高無上的福音，而事實上，父親沒有給他過任何讚許。……他把自己寫的一本書《鄉村醫生》送給了父親，而父親只是淡淡地回答了一句："放到床頭柜上去！"這回答肯定不是惡意的，但弗蘭茨後來經常引用這句話。馬克斯·布洛德：《關於弗蘭茨·卡夫卡》；見瓦根巴赫：《卡夫卡傳》，第21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