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節 傷口
多年來我一直坐在這個大十字街口,但是明天新登基的皇帝要來了,這樣我就必須離開我的位置了。我對我周圍發生的任何事情都不插手,這既是我的原則,也是出自反感。我已經很久不乞討了;那些長期以來總是從這兒走過的人還是賜我一些錢,出自習慣、出自忠誠、出自熟人關係;那些新來乍到的也學著他們的樣子。我身邊放著一個小筐,每個人都隨自己的美意向裏面扔錢。正因為我對誰都不關心,對街上的喧囂和胡鬧都投以平靜的目光並保持平靜的心靈,所以我對一切同我、同我的地位、同我的合理要求有關的事比任何人都理解。對這些問題是無須爭論的,在此我的意見最適用。因此,今天早晨一個警察走了過來,他當然很熟悉我,而我當然從未覺察到他的存在,他在我面前站住了,說道:明天皇帝要經過這兒,你明天可不許到這裏來了。"我用這句問話回答他:"你多大歲數?"見葉廷芳編:《論卡夫卡》,第747-748頁。
如果我過一段時間死了,或者喪失了生活能力,……那我會說,是我自己撕碎了自己,……這個世界——菲莉斯是它的代表——和我在不停地衝突,這個衝突是避免不了的,它撕碎了我的身軀。轉引自瓦根巴赫:《卡夫卡傳》,第113頁。
另一方面,他們的長處卻比實際上要小成千上萬倍。也就是說,他們欺騙了我,然而除非發瘋,我又不能反叛自然的法則。於是又只有仇視,除了仇視幾乎再沒別的什麼。但你屬於我,我已經使你屬於我;我內心世界一直為你進行著激烈而絕望的鬥爭——從一開始,而且不斷重複,也許直到永遠;我不相信任何童話中為了任何女人曾有過更甚於此的鬥爭。因而你屬於我。因而,我與你親戚的關係,跟我與我親戚的關係,並沒有什麼兩樣,哪怕這關係……由於他們身上長處或短處[與我父母相比]的不同而不那麼緊張。他們也組成一張妨礙我的網(即便我與他們沒說過一句話,他們仍然妨礙著我),而就前面談到的意義而言,他們還不配。向你說這話的時候,我對你就像對我自己一樣坦誠。你對此不應見怪,也不應從中尋找自大和傲慢——這話里沒有,至少,有也不在你認為能找到的地方。請設想你現在已經在布拉格,坐在我父母的桌旁,那麼,我與父母鬥爭的那塊戰場自然會增大面積。他們會認為,我與家庭的聯繫總的說來是增強了(而它沒有,它絕不),他們還會讓我感覺到這一點;他們會認為我已經加入了他們的戰鬥行列,其中一個崗位就是旁邊那間卧室(而我並未加入);他們會認為他們在你身上找到了反對我的同盟力量(他們什麼也找不到);在我眼裡,他們身上醜陋和可鄙的東西大大增加了,因為我知道他們會就我們這場較為重要的事情一哄而起。……我站在這裏,面對我的家庭永遠揮舞著的刀子,既是傷害也是在保護他們。讓我在這件事情上代表你行動,而不用你在你家庭面前代表我。最親愛的,這樣的犧牲對你是否太大了?犧牲是太大了,但對於你來說,最好讓它變得簡單些;因為——既然我就是這麼一個人——如果你不這樣做,我就只好被迫從你那兒奪取。然而,如果你這樣做了,你就為我做了許多。我會一兩天有意不給你去信,好讓你不受我干擾作出考慮和回答。我對你如此信賴:只需要你說一個字就足矣。1916年10月19日致菲莉斯。
就像《審判》中的《在法的門前》一樣,《皇帝的聖旨》也被卡夫卡單獨抽出發表,後來與《往事一頁》等作品一道由他自己編入了以短篇小說《鄉村醫生》命名的集子,在他生前出版,並與為數極少的作品一九*九*藏*書道,由他自己在遺囑中加以認可。而為這個集子提供命名的短篇小說《鄉村醫生》,則是卡夫卡創作中一個十分重要的現象。這篇最具夢幻成分的作品讓"傷口"這一隱喻以驚心動魄的藝術形式綻放開來。其結局是無比地非理性和荒誕。"在這最不幸時代的嚴寒里,我這個上了年紀的老人赤|裸著身體,坐著塵世間的車子,駕著非人間的馬,到處流浪。……我那些手腳靈活的病人都不肯助我一臂之力。受騙了!受騙了!只要有一次聽信深夜急診的騙人的鈴聲——這就永遠無法挽回。"
如此神經質的心態,如此勉為其難,這樣一種"策略生活"恐怕很難得到真正的實現。如果說它註定要失敗,那倒更容易令人相信。克爾愷郭爾的"策略生活"難度要小得多,但事實上最終還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就此而言,卡夫卡的"策略生活"也許更是難逃某種悲劇性的命運。這個世界需要"參与",需要"投入",需要"真誠奉獻"。正如人們常說,做得如何是一個水平問題,但是,是否真誠去做,卻是一個態度問題。生活中沒有僥倖,生活將以鐵一般的邏輯,粉碎任何人發自內心的背叛和疏離傾向。和克爾愷郭爾的情況一樣,卡夫卡的"策略生活"將被真實的生活粉碎,迫使他走向克爾愷郭爾式的"絕望的一躍"。
《審判》一書不僅以傷筋動骨的"審判"、"判決"和罪感問題讓卡夫卡深受觸動,而且也以較大的工作量以及突擊性的工作進度一時耗盡了卡夫卡的精力。
卡夫卡這一次似乎是下定了決心,他要辭去工作,建立家庭,當專業作家。沃爾夫先生也給予了完全的理解,他立即回信表示,將在戰後提供"穩定可靠的物質支持"。然而,這一友好而慷慨的承諾也許來得太晚。
別的時候,我也知道,不管怎樣他們總是我的父母,是給予我自身力量的基本要素,他們屬於我,不僅作為阻礙、也作為人之本性為我所有。在這樣一些時候我想擁有他們,就像一個人想擁有完美;這是因為,無論我有多麼骯髒、粗陋、自私和怨毒,我在他們面前始終顫慄不已——直到今天仍然如此,事實上永遠不會中止;此外還因為他們——一方面是父親另一方面是母親——幾乎(這也是十分自然的事情)摧毀了我的意志,我要他們為他們自己的行為承擔後果。(在這裏我又一次想到,就此而言,奧特拉奧特拉,卡夫卡的小妹妹,大約從1916年開始與卡夫卡相互了解益深,是他與之唯一有著深厚感情的親人。身上有著我所需要的母親的氣質:純潔、真實、誠摯、堅定,敏感而含蓄,獻身而獨立,羞怯而勇敢,幾乎達到完美的均衡。我提到奧特拉是因為,我母親不管怎樣也是她身上一部分,雖然這一部分幾乎完全難以識別。)也就是說,我要他們為他們自己的行為承擔後果。其結果,對於我來說,他們比事實上糟糕一百倍,而我對事實如何並不關心;他們的愚蠢是一百倍,他們的荒唐是一百倍,他們的粗野是一百倍。
1916年7月3日,卡夫卡與菲莉斯在小城馬林巴特見面了,從這一天開始在那裡共度了10個晝夜。在旅館里,第一天晚上,"門挨著門,兩個人都有鑰匙。"第三天他哀嘆道:"共同生活的艱難。為陌生、同情、肉|欲九-九-藏-書、膽怯、空虛所迫,而只有在深深的底處,大約是一條細細的小溪,才值得被叫做|愛……"第五天:"不幸的夜。沒有可能與F.[菲莉斯]生活。無法忍受與任何一個人一起生活。不是為此而惋惜;惋惜那種不可能不獨自生活。"再往後,形勢突然急轉直下:"過去我只是通過信件了解菲莉斯,真正了解她本人,那只是兩天前的事情。不過現在,我對她也沒有完全了解,我仍然有許多疑團。她那充滿了柔情蜜意的目光,她那女性深層自然開啟的時候,是多麼美妙。"
《鄉村醫生》的確是一個真實的隱喻。這也許是卡夫卡對它如此珍視的一個原因。正是在以《鄉村醫生》為代表的新一輪創作高潮尚未結束之際,1917年3月,卡夫卡為自己租下一套住房。自從他33歲生日之際與菲莉斯在馬林巴特同居10日以後,他一直在為尋找較為理想的住房而努力。7月,菲莉斯來到布拉格,兩人再次正式宣布訂婚。據布洛德報道,在訂婚儀式上,卡夫卡一副"悲憐"模樣。隨後,他們作為未婚夫婦拜訪親友。繼而同往匈牙利看望菲莉斯另一位妹妹。這次旅行似乎並不十分愉快。兩人分手后,卡夫卡路經維也納時拜訪了詩人福克斯。20年後福克斯回憶說,當時卡夫卡"十分平靜地"告訴他說,他"剛剛跟他的未婚妻吵翻了"。7月19日,他回到布拉格,這座城市表面上還保持著平靜。然而,奧-匈帝國的反對者、捷克的"解放者"、後來的捷克斯洛伐克之父和第一任總統馬薩里克教授發出了要求哈布斯堡王室退位的呼籲。布拉格城徽上那隻意在粉碎事物的鐵拳本身就要被粉碎了。在可以預見的戰爭結束之後,一場革命就要發生。
兩人的關係逐漸有所恢復,然而,現在菲莉斯對於他來說,更多地意味著一條出路,能夠幫助他逃出生活的重圍,甚至擺脫布拉格這"帶爪子的小母親"。事實上他為了逃離布拉格甚至想到過主動要求應徵入伍,這一努力自然也不了了之。當然,與菲莉斯通信的頻率大大降低了。當初熱戀時可以達到一天三封,現在好幾天、兩三個星期、甚至逾月以上才有一封。那段日子,他情緒常常很低落,從來折磨著他的雜訊似乎也格外不堪忍受,令他完全打消了繼續寫作的念頭。結果,他只有通過閱讀斯特林堡來解脫自己。在沮喪、病痛和神經衰弱中,32歲生日匆匆而逝。10月,他因已發表的《司爐》而得到一筆很有聲譽的德國文學獎金。不易揣想卡夫卡對這一類文學獎本身的看法,然而我們知道,那很大程度上是一項以"獎掖文學新秀"為手段的商業宣傳活動,卡夫卡的自尊心反而多少受到一些挫傷。倒是在11月間,《變形記》正式出版了。下一個重要的轉折要在下一年、在卡夫卡33歲生日之際才姍姍來遲。
其實,在某種意義上和某種程度上,卡夫卡像克爾愷郭爾一樣,一直試圖經營一種"策略生活"。這樣的人,一旦他們認定自己是天生的作家,就把自己作為作家的使命看得高於一切。他們為保護自己天生作家的身份而絞盡腦汁、苦惱不堪。除思想、感受和寫作之外的其他生活內容,他們基本上都以某種"策略"加以應付。在這種情況下,他們滿懷恐懼逃避倫理-人際關係是為了寫作;慘淡經營,試圖與倫理-人際關係保持微妙的和平共處,也是為了寫作。然而,在這個基本的共同點之外,他們倆人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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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在著名的《八開本筆記》中的這句話,並非像字面上那樣只是預言,而已經是確切的總結。在卡夫卡寫下這句話時,世界已經撕碎了他真實的軀體,在他傷口般的存在中撕裂了一道真正的、生理上的傷口。
7月10日,卡夫卡和菲莉斯共同致信菲莉斯的母親,告之他們已經重新訂婚。兩人分手后,卡夫卡立即寫信給布洛德:"……有了一些轉機,我們之間的協議簡單而扼要:戰爭結束不久就結婚,在柏林郊外租二至三個房間,各人經濟自理。菲莉斯將像以前一樣,繼續搞她的工作,而我呢?這可說不準了。"10天的同居生活,一個"技術性"的協議,卡夫卡似乎由此得以"技術性"地將自己撕裂開來。他的自信心和創作能力似乎也在逐漸恢復。9月,《判決》也公開出版了。10月,卡夫卡以幾乎前所未有的強硬語氣給菲莉斯寫了一封信,向她挑明結婚的前提,那就是堅決斬斷其中的倫理-人際關係和種族生殖內容。這封信幾乎一字不漏被摘錄到日記中,可見卡夫卡對它重視的程度。事實上,它是卡夫卡在一個轉折時刻對自己所作的一個全面而深刻的總結。在某個意義上,它既是一個決斷的宣言,也是卡夫卡身上隱蔽的傷口開始公開顯露出來的象徵。它那一無反顧的"怨毒"語氣既讓人看到他內在能量在久遭壓抑之後的爆發,也讓人從反面感到他內心的脆弱和恐懼,同時還讓人隱隱聞到某種不祥的氣息:……我總是依賴他人生活,因而在每方面,我對獨立、自主、自由有著無限的渴望;我寧可對一切視而不見,一意孤行,哪怕落得可悲下場,也不願讓瘋狂的家庭生活干擾我的視線。……任何一種不是我自己締結的關係……都毫無意義,它妨礙我走路,我仇視它,或近乎仇視它。路正長,能力又那麼薄弱,因而這仇視大有其理由。固然,我是父精母血的產物,並因而被締結在與他們和幾位妹妹的血緣關係中;平時……我意識不到這一點,然而從根本上說,我對它的重視出乎我自己的意料。某些時候,這也成為我仇視的目標;看著家裡那張雙人床,床上鋪好的被單和仔細擺好的睡衣,我會噁心得作嘔,五臟六腑都要嘔出來;就好像我的出生始終沒有完成,就好像通過那發霉的生活,我一次又一次被出生在那發霉的房間;就好像我不得不回到那兒,以便證實自己,以便跟這些令人厭惡的事情保持不可分離的聯繫——如果不在很大程度上,至少也在某種程度上;我的雙腳努力想要邁向自由,可甚麼東西仍然攀牢它們,緊緊攀牢它們,就好像那原始的粘液攀牢它們一樣。當然這隻是某些時候。
然而,這談何容易。對一個內心自由高於一切的人,一個視寫作為生命的人,一個因為對倫理-人際關係的"恐懼-渴望"越來越陷於某九*九*藏*書種被動局面的人,一個只要不寫作就會"從煙里跑到火里"的人,一個因為"最瘦"而嚴重地缺乏處理具體事務能力的人,這種所謂的"策略生活"很難不在內心深處造成一種苦不堪言的自我分裂。在那些日子里,卡夫卡像只鼴鼠一樣忙忙碌碌,為即將來臨的婚事操勞。看上去,他似乎具有了某種定力,能夠以一種"平靜的、直視的、忍受一切的"目光和心態,讓自己面對一切,"無所畏懼"。但實際上,他並不具有這種定力。一直要到將近5年後,在比過去的一切更慘烈的折磨中,在更加非人的自我錘鍊下,他才有可能對這樣一種"無所畏懼"進行成熟的思考,並在相當的程度上具有。不管怎樣,在1917年躁熱的夏天,在世界大戰的背景上,在為自己可笑的婚事而忙碌的時候,他的確並未真正具有。在那些日子里,他寫下這樣一些有著非凡藝術性和思想性、但也神經質到了極點的日記:我又一次竭盡全力衝著世界大叫。然後他們塞住了我的咀,捆住了我的手和腳,在我眼前蒙了一塊布。我好幾次被翻過來又折過去,我被拽著坐直了,又被放倒,這又折騰了好幾回,他們一下一下地狠狠揪著我的腿,痛得我直起了身子,他們讓我在地上靜靜地躺了一會兒,然後用什麼尖的東西深深地扎在我身上,一會兒扎這兒,一會兒扎那兒,一點精神準備都不可能有,他們想扎哪兒就扎哪兒。
7月27日,關於《鄉村醫生》一書的出版事宜,卡夫卡致信他的出版商庫爾特·沃爾夫,談到他對未來的打算並請求幫助:戰後可能發生很大的變化。我將辭去我的職業(事實上,這件事情是使我堅持下去的最強烈的希望),我將成家並離開布拉格,或許前往柏林。即便在那時,正如我現在傾向於認為,我將仍然無法完全依靠寫作維持生活。而我(或者我內心深處那位公務人員;他跟我的要求相同)全然被未來可能發生的事情佔據了思想,感到害怕。我真誠地希望,親愛的沃爾夫先生,屆時你將不會完全拋棄我,當然,如果屆時我在某種程度上值得你幫助的話。眼下和將來有這麼多無法確定的事情,此時此刻,你一句有關的話將對我意味著很多很多。Ernst Pawel, The Nigntmare of Reason:A Life of Franz Kafka,P.357-358.
《中國長城建造時》包含一個重要的寓言《皇帝的聖旨》。這篇不足千字的小小寓言,其內涵卻高度凝重而龐大,使人想到《審判》中對個人命運及人類整體生存狀態之關係的思考。對一位"在皇天的陽光下逃避到最遠的陰影下的卑微之輩",皇帝在彌留之際下了一道聖旨。然而,負責傳達聖旨的使者卻走不出重重複重重的滿朝文武、內宮外殿、庭院台階,"幾千年也走不完"。即便假設他衝出了最後一層宮門(雖然那是不可能的事情):"面臨的首先是帝都,這世界的中心,其中的垃圾已堆積如山,況且他攜帶著的是一個死人的諭旨。——而你卻在暮色中憑窗企盼,為它望眼欲穿。"
第二次創作高潮實際上已告一段落。與此同時,菲莉斯,這"世界的代表",又開始把卡夫卡拉向他自身命運的另一極,或者說,卡夫卡自己出於自我拯救的需要而走向這另一極。總之,從眼下到1916年年底近兩年的時間內,他幾乎沒有寫出任何作品。
1915年1月,在解除婚約半年後,卡夫卡與菲九*九*藏*書莉斯重新會面了。然而,這次會面帶給卡夫卡失望的感覺。"我們都發現對方沒有什麼改變,我們都暗中認定對方不可動搖、無法改變,也毫無憐憫之心。我要過一種理想的生活,它專為寫作而設計,對此我不會讓步。可她對我這一無聲的要求不予理睬,她想要的是一般的東西。她想要舒適的住房;她感興趣的是工廠的經營,豐盛的飯菜;她想要一間有暖氣的房間,晚上11點就上床睡覺……"卡夫卡認為他和菲莉斯"永遠也不可能結合",只是"既不敢對她說,也不敢在關鍵的時刻對自己說"。菲莉斯尚能感慨:"我們一起待在這裏多棒呵!"而卡夫卡則置若罔聞。他認為他與菲莉斯在一起時不能自由呼吸,沒有片刻的好時光。這是他把菲莉斯與他兩次艷遇的女子相比較而得出的結論。如他所說:"對一個所愛的女人的感覺,如在楚克曼特爾和里瓦,除了在信中之外,我對F.[菲莉斯]從來沒有過,有的只是無限的欽佩、恭順、同情、絕望和自卑。"從這次會面開始,卡夫卡看菲莉斯的眼光表現出一種本質的改變。他不再仰視或者在自卑和恐懼中走向反叛,而是理性地重新審視一切。
1916年11月10日,卡夫卡與布洛德應邀赴慕尼黑高爾茲書店朗讀作品,他朗讀了自己的《在流放地》。菲莉斯也從柏林趕來,到場聽他朗讀。在慕尼黑,兩人發生了衝突,互相指責對方自私。卡夫卡"滿懷勇氣從慕尼黑歸來了"。他感到自己又面臨一次創作高潮。妹妹奧特拉交上一位非猶太人的男朋友,為避免家庭的反對和干擾而在"鍊金小巷"悄悄租下一間小屋。她隨即向哥哥無私提供了這間屋子。就在這間屋子,從1916年11月到1917年4、5月之交,卡夫卡度過了一個豐產的冬春,創作了大量短篇作品:《橋》、《獵人格拉胡斯》、《騎桶者》、《豺狗和阿拉伯人》、《新律師》、《鄉村醫生》、《在衚衕里》、《在馬戲團頂層樓座》、《視察礦區》、《鄰村》、《弒親者》、《鄰人》、《中國長城建造時》、《往事一頁》、《敲了莊園的大門》、《十一個兒子》、《雜種》、《致科學院的報告》、《有家眷人的心事》以及一個劇本《守墓人》的片斷。這一些作品都沒有很大的篇幅,但它們相當晦澀,有的甚至十分怪誕。事實上,它們都是卡夫卡深刻哲理思考的產物。就創作的藝術形式而言,它們無可置疑地確立了卡夫卡作為"短篇和小型題材專家"的地位。而它們的內涵則從新的藝術角度折射出卡夫卡生命複雜的本質。《獵人格拉胡斯》的主人公因為卓越的獵狼功勛而被讚譽為"黑林山中偉大的獵手",然而卻陰差陽錯,于許多年前在追趕一頭羚羊時從懸岩摔下而身亡。他"幸福地扔下了"生前的驕傲,"迅速穿起死者的屍衣,心情就跟新娘子穿上結婚禮服一樣"。然而,去陰間的船開錯了方向,使他又陰差陽錯、既生又死地一直漂流在世上,似乎要為某種"莫名之罪"而永遠東奔西走,不得安寧。"我現在在這兒,除此之外一無所知,一無所能。我的小船沒有舵,只能隨著吹向死亡最底層的風行駛。"《豺狗和阿拉伯人》以及《往事一頁》大概與戰爭引發的思考有關,透過戰爭的表象,人們往往更容易領悟歷史與人的深刻本性。《致科學院的報告》則似乎是在對文明和人性作一種進化論式的探討和反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