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類屬「小市民」，雖然他們生長在北京，但他們的家庭毫無背景，父母既非幹部，又非知識分子。這類人小雞肚腸，鄙俗，膽小，自私，油滑，奸詐，最愛搬弄是非。他們就知道要小心眼兒，爭點蠅頭小利，有時還白忙乎，什麼都撈不著。他們從早到晚雞毛蒜皮，什麼中國的命運、人類的前途，他們根本就不關心。

不知是因為他比我們稍大還是其它什麼原因，他有點兒像羊群中的駱駝。他的衣服是家裡做的，不是在商店裡買的，樣子自然不會時髦，還打著補丁。有些高幹子弟也穿打補丁的衣服，那是故意顯示自己家多麼艱苦樸素，這兩種補丁味道就是不一樣。我還聽說他家經濟困難，付不起5元錢的學費。每年他都要申請免繳學費。

除開這些，靳很聰明，脾氣也好。有時我們倆覺得課上得沒意思，就在桌子底下偷看閑書。我們一目十行，比著看誰讀得快，課間休息時才討論書里的內容。做這種事還得防著老師的突然提問，得保證問到我們頭上時我們都能回答得上來，這給我們帶來冒險的刺|激和不小的樂趣。因為我們的座位靠後，老師從來沒有發現我們。

班上其餘的學生照舊上課。一零一中的課程與外校無異，但是隨著時間推移，我漸漸悟出了一零一中到底是與眾不同。這種不同看不見，摸不著，然而卻無處不有，瀰漫在空氣中，每天我們呼吸著它。它融入了我們的血脈，浸透我們的潛意識。要說明這一點，也許我得先從我們的校名談起。

這樣的前景使我不寒而慄，但我還沒傻到甘願出賣自己。周末到了，晚上我翻來覆去睡不著，最後迷迷糊糊做了個夢。時間似乎倒流了，我又回到童年，一個八九歲的小姑娘。艷陽高照，我在一個美麗的公園裡，周圍的一切都使我感到陌生。這是什麼地方？我怎麼會在這兒？是來春遊的嗎？那麼老師和其他同學呢？突然我想起我們正在玩捉迷藏，同學們都躲起來了。我應該藏在哪裡呢？我登時好生著急。

不久我便發現一零一中與我過去就讀的小學極為相似，大部分學生來自革命幹部家庭，其餘學生的父母也多是科學家、教授、作家和藝術家，因為中科院和幾所著名的院校就在附近。有些學生的家長甚至大名鼎鼎。就我所知，這些人的子女都是高分考人一零一的，60年代初，走後門還不大時興。雖則是公平競爭，班上50個學生中只有兩個女孩來自工人家庭，另有一個男孩來自附近的農村。那個男孩姓靳，有一年多我和他同桌。慢慢地和他熟了，不能算好朋友，至少比別的同學了解得多一點。他在班上似乎沒有很好的朋友。

「第一層思想你可以毫不猶豫地告訴老師同學；而第二層思想你只會關起門來向最知心的朋友透點兒口風；至於第三層思想，它僅僅在你腦海中閃過。很多時候你根本意識不到，然而你一旦抓住它，仔細剖析，你會大吃一驚。你不會向任何人承認你曾經有過這樣骯髒、這樣反動的想法！」

以後類似的憶苦會還在接二連三地開，我總是一邊聽一邊胡思亂想。有時我任思緒悄然遠遁，取代了報告者未完的故事，編造出了一個個我更加中意的新版本。我對這種神遊八極的白日夢感覺美妙，可惜好景不長。有天我驚醒過來：故事中，我一直把自己想作是樂善好施的闊小姐，怎麼我從未把自己跟工人農民來加以認同？

交稿的最後期限到了，晚上，我拿了紙和筆，呆坐了很長時間。12點鐘敲過之後，我草草寫了幾件不痛不癢的小事，第二天，我看都沒再看就把思想報告交了上去。我一直在等政治老師把我叫到他辦公室去談話，我等著他揭露我的罪行……有好幾天，我的右眼皮不住地跳，這是又一不祥之兆，中國人不是常說「左眼跳財，右眼跳災」嗎？

在我日間醒著的時候，我深為自己能人一零一中而慶幸。但在睡夢中，我卻常為同一個夢所苦惱：一開始，我無憂無慮地飛跑在一條寬闊的大路上，四面鮮花似錦，綠草如茵。我踏出一步，就在我的腳離地的瞬間，突然失去了重力，整個人離開了地面，飄浮起來，飄到有兩人多rｅaｄ•9９csｗ.cｏm高。我怕極了，全身繃緊，幸好此時我上升的勢頭減緩，有一兩秒鐘我懸在半空，然後開始下墜。

學校的老師常對我們說，這所學校不是培養一般學生的，它要把最可靠、最無畏、最優秀的青年培養成為國家的棟樑之才，科學家、工程師、外交家和藝術家。「你們本來就是出類拔萃的，但我們還要逼你們百尺竿頭更進一步。把你們培養成尖子中的尖子。」這類勖勉使我們自恃才高，不可一世。我記得當時有三類人最為我們所不屑。

慌亂之中，我四下打量著：花叢太低，小樹大細。我看到遠處有一個亭子，等我一頭衝進去，才發現它是用竹子搭的，纖細的欄杆什麼都藏不住。而且亭子建在光禿禿的山頂上，公園裡任何地方都能看到它。眼睛，一雙雙眼睛射出的光像又尖又長的釘子，直刺過來，在我身體上扎出無數透明的窟窿。時間緊迫，我得趕快再找一個藏身之所。

第三類是我們的同齡人，那些考不上四所尖子學校的學生。他們顯然是競爭中的落敗者，與我們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不須說了。即使另外三所重點中學的學生也沒有我們幸運：也許學習上他們尚可與我們一爭高下，但我們學校的光榮歷史可以上溯到解放戰爭時期，那些學校豈有此殊榮？況且一零一中還和那麼多的名人有關聯。

7月中，關鍵時刻終於來臨，我豁出去背水一戰，不成功，便成仁。接下來是一個月坐卧不安的等待，有時我信心十足，陶醉於遠大前程的憧憬之中，突然一陣陰影掠過，我的心會哆嗦一下，似乎從雲間跌落深淵。晚上我睡不踏實，白天也免不了情緒低落，這種心境真可謂十五隻吊桶打水——七上八下。

他的話在我心中掀起一場風暴，我想到自己對勞動課的反感，想到我在憶苦會上編的那些故事，我知道我有「第三層思想」！我該怎麼辦？要不要寫下來交給政治老師，還是裝作沒那回事？我若隱瞞它們，是不是對黨不忠實？但如果老老實實，竹筒倒豆子，不免授人以柄，我怎能傻到這步田地？

這種預期給我造成很大壓力。隨著夏日的迫近，懶散而頗為自負的我也開始刻苦用功了。每天早上天蒙蒙亮，不用人叫，我就跳下床，草草吃幾口二姨做的烙餅，便來到校園背書。通常我6點半到的時候，大部分同學已經到了。每人都有一方自己的風水寶地，我喜歡在鞦韆上閉著眼睛大聲背誦。我們的琅琅讀書聲匯成一條大河，在清涼的晨風中淌得很遠很遠。一個半小時后，火熱的驕陽普照大地，校園鈴聲響起，8點鐘正式上課。

我記得聽一位老貧農講述他家如何在荒年賣掉他了年幼的妹妹：小妹妹才6歲，出奇的聰明伶俐，她知道父母要把她賣給人販子了，就流著眼淚苦苦哀求：「爹，娘，你們不要賣我呀！以後我再也不說肚子餓了！我把所有的飯都給哥吃，我什麼也不吃。求求你們了，可憐可憐我吧……」她的父母聽了這番話也傷心欲絕，但實在沒辦法，一家人都在挨餓，家中一貧如洗，不得不把自己的女兒拿去換了幾個銀元。後來小女孩又被轉手，不知是被逼為娼，還是做了大戶人家的丫鬟侍妾。或許她根本沒能活下來。她被人販子拉走時含淚的乞求幾十年來一直迴響在哥哥的耳邊。

「對第三層思想，你怎麼辦？比方說，如果你發現身上有個腫瘤，你得告訴醫生，讓他給你治療，開刀也好，吃藥也好，只有醫生是專家，最能給你對症下藥。好了，我現在要你們認真找一找你們的第三層思想，把它寫下來，下星期將報告交給我。」

如果一個人能考上一零一，他的前途無疑一片光明，三年初中足以使二流三流中學的學生望塵莫及，這樣又可以在接下去的高中入學考試中穩操勝券。再過三年，大學之門將為你洞開。這麼說是有依據的：歷年來一零一中學百分之九十幾的學生考上大學，許多人考上了全國最有名的幾所大學，如清華，北大，哈軍工等等；而在二流學校，升學率僅為百分之二十；到了三流學校，不少學生乾脆不參加高考了。

好消息傳開后，鄰居們紛紛九-九-藏-書來祝賀。不少家長趁機將我聽到的那套理論灌輸給他們將要在下一年參加統考的孩子。二姨又倒茶又端點心，臉上洋溢著開心的微笑。晚上，二姨拿出一個漂亮的鉛筆盒，那是她早買好了藏起來的，這會兒給我一個驚喜。第二天，父母帶我出去吃飯，父親還獎勵了我一套盼望已久的一百二十回《水滸》。此後的整個暑假，我又成了家中眾人矚目的明星，父母和二姨都引我為榮，煉黯然失色，退居下風。太可惜了。但他又能如何？他得等5年才有機會和我比試，我倒要看看他能不能考進一零一。

除了學雷鋒，一零一中還有一門必修課，叫「勞動課」，每個星期整整一下午。上這門課的目的，據說是培養我們的無產階級思想感情。因為全體工人農民都熱愛勞動，只有地主資本家才好逸惡勞。我不敢懷疑這種理論，但這門課卻使人覺得無聊之極。整個下午，我們將煤渣從校園的前操場抬到后操場，幾星期後，也許又將這堆煤渣再折騰回來。這叫什麼事兒！幹完活后，整個人灰頭土臉，別提有多不舒服。勞動課的那個下午長得漫無盡頭，等下課時，我已是精疲力盡。結果連晚上也搭了進去，看不了書，幹不了其它事。到頭來這門課教給我的只是對體力勞動心生反感，進而懷疑自己。我總想知道我的同學們是否真像他們表現出來的那樣熱愛這門課。但這種問題，我不便問他們，他們也不便問我。

再不然就是早在我出生前，父親已為我「指腹為婚」了。幾杯濁酒下肚，一時興起，他便會對老朋友說：「我們兩家不論誰生姑娘，誰生小子，日後都讓他們結為夫妻，我生女孩是你家媳婦，我生男孩是你家女婿。」這種朋友間的諾言比契約還管用，倘使日後有一方背信棄義，他便有辱祖先，為眾人所不齒。

9月1日，我去新學校報到。入學時我們得到一枚校徽，白底紅字，鋥亮鋥亮的，從此我走到哪兒都戴著它。校徽總是招來不同人的或讚許、或羡慕的目光，這些目光頗讓我受用。

這一發現使我吃驚不小，我意識到自己的階級立場大成問題。在階級鬥爭中，最重要的就是一個人的立場，而我卻在不知不覺中站到了剝削階級一邊！幸好及時醒悟，懸崖勒馬，否則後果不堪設想。以後我可得好好管住自己的想象力，別讓它再出格了！

小學五年級對我來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11歲那年，某天我睜開眼睛，突然有一種前所未有的驚喜：曾是滯重混濁有如泥漿似的思維忽地變得清朗起來，像一道小溪在山間流淌。金色陽光躍然其上，紫月清輝蘊含其中，五彩星、七彩虹繚繞四周。這是個美妙絕倫的時刻。我像睡美人般醒來。按二姨的說法，是我的心「開了竅」。中國人相信智由心生，情與智就像孿生姐妹，都是在心中孕育而成的。

那天我看到了幾多幸福的笑臉，也目睹了不少苦澀的眼淚。有百分之十左右的學生考上了一零一，這也算差強人意了。校長笑逐顏開，我們要感謝的老師反過來感謝我們，因為我們為母校爭了光。

幸虧我生在新中國，到了12歲時，既不必做針線來準備嫁妝，也毋須祈禱上天賜我以良人，我自有另外的目標：在即將來臨的入學統一考試中奪魁，考上一所尖子學校。當時北京市有二百多所中學，其中四所收分最高：城裡的第四中和師大女附中，西郊的一零一中學和清華附中。西郊的兩所中學離我家都不算遠，但我們班的同學和他們的家長都把眼睛盯在一零一中學上。

即使我這麼六神無主，我也從未想到要向父母討個主意。我知道他們若聽我說起夢，準會笑我無知，若我再把事情當真，他們會為我的愚不可及而臉紅。那會兒我和父母的積怨雖已冰釋了幾年，但我仍對他們懷有戒心，若對他們流露我的真實想法，焉知他們不會以此為證據，又得出結論說我不及小煉？就這樣，我一直把煩惱埋藏在心底。政治老師說得對，第三層思想，是誰也不會告訴的。

雷鋒叔叔在60年代初是全國人民學習的光輝榜樣，偉大的普通一兵，他愛黨愛毛主席勝過愛被舊社會奪走生命九九藏書的親生父母，時時處處毫不利己，專門利人，對同志春天般溫暖。他生活異常儉樸，部隊發的一點兒很少的津貼被他一分一分積攢下來，匿名捐給遭了水災的人家，一捐就是幾百元。類似的好事不勝枚舉。雷鋒還寫過一本光輝的革命日記，如果把他當作一百分的話，我永遠也達不到一百零一，和他相比，我八十九十都做不到。一事當前，下意識地我總是先為自己打算，然後才有可能顧及他人。此外，如果我說話不欺心，我怎能保證我愛黨愛領袖勝過愛二姨和父母？於是我不免對雷鋒叔叔暗暗懷恨，他那麼完美無缺，使我無法不辜負老校長對我們的殷切期望。

每次我們下工廠或農村，總被安排住在會議室或小學校，白天還是跟本班學生一起幹些基層單位硬為我們找來的雜活兒，晚上誰也不準離開住處四處閑逛。其實老師大可不必擔心，我們還能閑逛到哪裡去？在當地連一個朋友也沒有，誰會邀請我們去作客？晚上的時間真是悶極了。

直到今天我還沒弄明白這個深挖第三層思想的運動是怎麼搞起來的，我問了不少同時期其他學校的學生，他們並無此番經歷。因而我懷疑這是我們政治老師的傑作。若非他對工作如此盡心竭力，我怎會年方十四，便做得這番惡夢？有道是「君子報仇，十年不晚」，而我只等了兩年多就報了這份仇，出了這口氣。

在校園裡勞動不算，每個學期我們還必須下工廠或農村去勞動兩周。開始時我很是興奮了一陣：過去我從沒機會接觸工農大眾，現在我可以生活在他們中間，同吃同住同勞動，跟他們談心交朋友。多有意思！但事實證明我在一廂情願。

我的腳才剛一踏到地，反彈的力再度把我送上天空。這次我升至一棵大樹樹梢之上，像一隻斷了線的風箏吊在那裡。我的心快要從嘴裏跳出來了，想大叫救命，卻發不出半點聲音，極目處人影鬼影都不見一個。我死死盯住地面，像中了邪。這個高度足以令我喪膽。

到了1964年，突然間全國大講階級鬥爭。毛主席發出指示，各級領導緊緊跟上，大作宣傳。一零一中在政治運動中從來都不甘後人，於是便請來了舊社會苦大仇深的老工人老貧農給學生做大報告，以激發我們的階級覺悟。在此期間我們聽到了許多悲慘的故事，有些還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到了後來，一聽說要去工廠農村我就反胃，覺得這種活動勞民傷財，有百弊而無一利。從學生方面來說，我們得中斷學習，離開家，天天睡在潮濕的地上，聽憑蚊子跳蚤大肆吸血，臨時伙房的飯菜難以下咽，無處洗澡，廁所也臭氣熏天。而在接待我們的基層單位方面，我們幫不上他們的忙不說，還讓他們花費大量人力物力。有時他們只好讓本地的小學停課，讓出教室給我們住，又得小心保證我們的安全。我們對當地人簡直是個大包袱，但下邊誰敢抱怨？接待我們是政治任務，必須不折不扣完成。

然而時間一天天過去，政治老師沒來找我的麻煩，眼皮也漸漸不跳了。我的心懸在嗓子眼好一陣，也慢慢回落到原位。我終於長長出了口氣，甚至有些自鳴得意起來。畢竟政治老師是人，不是神，我這就把他騙過了，保住了自己的面子。但是且莫高興得太早，還有他說的癌細胞呢？我的心又是一沉。也許我隱瞞了第三層思想，已經給癌細胞創造了滋生的條件，有朝一日我會被它活活吞噬。那時我可不能怪別人不來拯救自己，是我在自作自受。

我們的校長王一之是張太雷的遺孀，張太雷是赫赫的革命先烈，他在1927年發起著名的廣州起義並在起義中犧牲。王校長本人早在1922年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她的入黨介紹人是國家主席劉少奇。1957年周恩來總理親臨一零一中視察。毛主席的兒子毛岸英上學時一零一中尚未成立，但毛的侄子毛遠新卻在我校上了整整6年學，後來「文革」期間毛遠新與「四人幫」聯手，弄得身敗名裂，但在60年代初我們卻為有他這樣的校友而著實得意了一陣。我們學校的校歌是郭沫若作的詞，當時郭是中國科學院的院長，大名鼎鼎的詩人。這張九*九*藏*書名人錄還可以接著往下開很長，這一切無不使我們感到極為自豪。

這種悲劇故事不厭其多。其中有一個曾給我惹下不小的麻煩。講故事的老工人在舊社會是黃包車夫，有一次他病得厲害，而家無隔夜糧，不去幹活，妻兒老小就沒飯吃。老工人看看家人，只得咬咬牙下床去拉車。有人叫車了，是一位去戲院看戲的闊小姐。戲院很遠，老車夫想快點兒跑，但他一會兒便上氣不接下氣，腳像踩在棉花堆上。汗水濕透了衣衫，他不但不感到熱，還一個勁兒打顫。當他費盡全力把車拉到戲院門口時，戲已開場，闊小姐很生氣，她根本不聽老車夫的解釋，一個子兒也不給就揚長而去。老車夫沒有一絲力氣再去和她爭辯，一頭倒在冰涼的人行道上欲哭無淚。他很晚才兩手空空回到家，家裡冷灶無煙，孩子們失望極了，一家人抱頭痛哭……

聽到這裏，我大為動情：「那闊小姐怎能這麼殘忍？沒有一點人心！」如果換了我，決不會這樣待人。我會像奶奶那麼仁慈慷慨，把錢包里所有的錢都掏出來給這個不幸的車夫，再給他雇一輛暖和的計程車送他回家，想想他的孩子如果見到父親帶回家可口的食物、嶄新的衣裳，他們會高興成什麼樣！他的妻子也會容光煥發，一下子年輕10歲！第二天，他家會有一位不速之客，是全城醫術最好的大夫。大夫告訴他，有人已經付了錢，請他來這兒出診。車夫的病很快就治好了，當然為他延醫付費的不是別人，正是我……

另一位老貧農和他的寡母相依為命。有一年冬天，母親得了重病，兒子沒錢為她延醫買葯，母親奄奄一息，兒子只能眼睜睜地看著母親受罪。一大母親從昏迷中醒來，喃喃道：「要是在臨死前能喝上一口熱糊糊該有多好……」當兒子的聽到這裏，奔到地主家求他們施捨一碗玉米面粥，但地主們都是鐵石心腸，任他下跪磕頭，仍不為所動。於是兒子只能在村裡挨家乞討，村民們都很窮，他很久才討到一點兒吃的東西。等他跑回家時，母親早就咽了氣。她空著肚子，一個人死在冰冰冷的房間，兒子一輩子都不能原諒自己的不孝。

後來我便將這一插曲漸漸淡忘。就在我對自己稍有一點信心時，一零一中又開展了一場新的運動，叫「暴露第三層思想」。何謂第三層思想，我們的政治老師如是說：

我很不解那些年為什麼會頻頻遭遇這種夢境，古語云：「日有所思，夜有所夢」，而我卻記不得白天有過類似的經歷。那麼是否只好將之歸結于當時我心中隱隱感到的不安？我的周圍是一群志向高遠的青年，在新中國他們每個人都是鵬程萬里，而我呢？雖然在學習上我仍名列前茅，但政治上我卻對自己少有信心。回想起來，有三件事令我尤為自慚形穢，這就是雷鋒叔叔、勞動課和憶苦會。

第一類是外地人，常遭我們的譏諷，他們操一口滑稽而難懂的地方話，衣著打扮、言談舉止都顯得土裡土氣。他們的想法尤其單純幼稚，對於中國政治舞台上發生的大小事件一無所知，不像我們這所學校里的學生，總能從高幹子弟那兒聽來很多的小道消息。

卻說到了初二，有一天，靳告訴我他要退學了。他說他父親身體不好，家裡需要他下地幹活掙工分，也許他是家中老大。我沒問。我有點兒茫然，也有點兒難過，不知該對他說什麼。靳才15歲，一零一中可不是隨隨便便可以進的。他在地里又能幹什麼！他家需要幫手，人民公社為什麼不管？為什麼非得讓他輟學呢？但靳說這事他爸爸已經決定，明天起他就不來上課了。第二天他果然沒來上學，也沒給我或其他同學留下地址，從此便斷了聯繫。

從那以後，數學成了我最喜愛的學科，成績幾乎保持滿分，所有的題目都迎刃而解，我直納悶過去怎麼會覺得數學這麼難。至於語文，儘管漢字寫起來還是會出錯，但眼下寫字已不那麼重要，重要的是做作文，而作文靠的是一個人的思路和品味。

一零一這個數字是校長王一之特意挑的，王校長年屆70，向來備受學生愛戴。（其它學校可沒這個特權，它們的校名是市教育局按次序排的。）王校長選這read.99csw.com個數字，我聽說，是為了讓學生永遠不滿足於已經取得的成績，即使我們得了100分，也不能固步自封，還得向更高的目標努力。這就是一零一的由來。

絕望中我再次環顧四周，這次我興奮地發現山腳下有個小茅屋。奇怪，早先居然沒注意。我奔過去，很快躲了起來，茅屋裡黑乎乎的，我鬆了口氣，慶幸自己終於又安全了，那一刻我才看到我的雙腳正踩在一堆大糞上。

說不定他早已把我看穿，知道我的靈魂深處藏著那麼多危險的想法？而現在他只是在考驗我老實不老實，如果我隱瞞，將來大家都會知道我是個膽小鬼，撒謊，而且思想反動！

意識到這點后，我的語文老師便也開始對我刮目相看。他常在全班50個同學面前抑揚頓挫地朗讀我的文章，還時不時加幾句激賞的評語。每逢這種時候，我心跳加劇，滿臉絆紅，低著頭，斂住笑，耳朵卻如天線般豎起，一個音符接著一個音符地接收那美妙的韻樂。

我噁心得醒了過來，再也無法入睡，腦子裡想著剛才的夢，這個夢顯然不是什麼好兆頭。過去我常聽別人說夢能預示人的運氣，比方說，夢到水能發財，夢到火則會成功。也有不祥的預兆，夢到鞋子要倒霉，夢到掉牙齒，家裡就有人會死。大糞在夢中出現，這個人一準兒會遇到極大的麻煩。這個該死的夢弄得我比過去更加神經兮兮。

我到底不笨，在春風得意的自信中，我踏入了12歲的少女時代。我身高日增，胸部隆起，初潮降臨。在過去，這意味著我已到了論婚嫁的年齡。也許好幾個媒人已經登門拜訪過我父母，在背後議論我的終身大事。

我父母貌似鎮靜，其實比我還焦急。終於有一天來了一封信，是錄取通知書！多麼不可思議，這麼重要的文件原來是這麼小，這麼不起眼。然而我一生的命運就維繫在這張紙片上。母親急切地撕開信封時我幾乎透不過氣來，「北京一零一中學！」母親興奮得流出了眼淚。此刻，壓在我心頭的千鈞巨石頓時化作了千枚彩蝶，在屋裡歡快地起舞，飛向高遠明媚的藍天。當我回過神來，才發覺我已經走在去同學家的路上。

小學六年級時，滿耳朵聽到的都是這同一種論調，我周圍的人，包括我的父母、同學的家長、小學校長、老師和所有的鄰居都這麼說。漸漸地我也覺得即將到來的升中學考試於我生死攸關，我一生的命運都由它決定。如果我考不上一零一中，我便完了，上不了大學，前途無望。一切讓人艷羡的職業，如科學家、醫生、工程師、教授、外交官等等，全都與我無緣，我只配賣賣雜貨、掃掃大街。補補臭鞋。這叫自作自受，怨不得旁人。從此我的臉上便刻了羞恥二字，一輩子都洗刷不掉。

聽人說，一零一中不但在北京數一數二，乃至全國都頗有名氣。學校的老師是從幾千名中學教師里遴選出來的，他們教學經驗豐富，工作極端負責。學校的設施也是一流的。至於學生，他們不限於西郊，而是全北京的學習尖子，八成的學生是住校生。

我平生第一次陷入痛苦的「思想鬥爭」。那時我才14歲，而我所受的教育又使我堅信老師總是對的。我父母會有偏見，會犯錯誤，但老師不會。特別是我們的政治老師，在我們眼裡，他幾乎是黨的化身。我還聽同學說他簡直神了，可以看穿別人腦子裡在想什麼。這有點匪夷所思，但我的同學們也都不笨，他們居然得出這樣的結論！

政治老師接著說：「這第三層思想最危險。像癌細胞潛伏在你的體內，如果你不聲不響把它掩蓋起來，遇到合適的氣候這種思想便會發展，會迅速蔓延，會害了你，毀了你！」聽到這裏，我不禁起了一身雞皮疙瘩。老師話鋒一轉，語氣又溫柔起來：

上升的速度又一次減緩，我落回地面。下落時我瞪大眼睛，拚命搜索，想在地上找一件可以抓得住的東西：一塊石頭，一莖植物，一眼鼠洞，任是什麼都行，偏偏什麼也找不到。我第三次被不可抗拒的反作用力托起，越飛越高，樹木從眼前消失，藍色的地平線半隱在薄暮中。我心知這次摔下去，准得粉身碎骨。驚醒后，很長一段時間我心怦怦狂跳，不可抑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