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這個人給她們指的路，他居然一路跟了來，而她們還不曾覺察，當地人的革命警惕性卻非常之高，他們注意到他一直鬼鬼祟祟跟著兩個女紅衛兵，聯想到這兒曾發生過強|奸案，於是採取了行動。

「有沒有和台灣聯繫的發報機？」

我們都恨透了這傢伙！也不知是女生更恨他還是男生更恨他，女生恨他是因為他侮辱了我們，男生恨他因為他是男性中的敗類，他這麼一暴露，不啻把所有的男性全都毫無羞恥地暴露在大庭廣眾之前。他們都像是被他扒得一|絲|不|掛，多麼令人難堪。這次他們真的發了狠，打打打，往死里打，他罪有應得，這個敗類！

因為這幾個人不理解我們革命行動的意義，我們決定和他們論論理。

9月初，廣州仍又問又熱，像個大蒸籠。當地人穿的是汗衫短褲，大多還不|穿鞋，便是穿得少，他們還都喜歡在蔭涼處搖著大葵扇。老人們喝午時茶，那是一種極苦澀的飲料，小孩則吃赤豆刨冰來驅暑。

我們晚上打死的這個人，夜裡我還得把他在我心裏再殺一回，不然我就沒法睡覺。當我把他送上良心的法庭判了死刑的時候，我可是忘記了這樣一個事實：我從來就沒把他招認的罪行當真。其他人也不信他編的那些鬼話，不然我們會拿了他的地址去查他的後院。公安局的人根本就沒向我們要他的地址，他們一準也知道他說的不是真話。

從8月起，紅衛兵可以免費乘車，全國性的大串聯開始了，我們的任務是煽風點火，把這場革命推向全國。我們是火種，毛主席是春風。春風獵獵，笛聲長鳴，只待找到一個目的地我們就要啟程了。

於是我們起草了一份文件，通令全廣州所有的私營商店從即日起停止營業，誰若對我們的命令拒不服從，一切後果由他自己承擔。接著，我們把文件拿到一家印刷廠去，廠里的工人全力支持我們的革命行動，頭頭們也不敢幹預。工人們放下手中的活，為我們趕印了一萬份這樣的傳單。

鈴聲一響，火車繼續前行，我不由長吁一口氣，回過神來再想與我們的辯論對手交鋒。不曾料，他們幾個已消失得無影無蹤，大概是看到站台上的一幕後溜出了卧鋪車廂。那麼還是我們贏了，我們似乎戰無不勝。但這次好像不太過癌，我們還沒逼得他們認輸呢，而且辯論最能打發時間。

其實就算他承認了那些問題，只要他後來不那麼下流，不脫他的……也不至於當場送命。所以回想起來他說的做的沒有一件是對的，他被打死也只能說是咎由自取。這麼個流氓，噁心透頂！他是個地地道道的強|奸犯，反革命。罪有應得，死有餘辜！

我不由自主地盯著它看，完全不知所措。我又羞又惱，手冰冷，臉發燒。幾秒鐘內誰都沒動彈，大家都僵在那裡。隨即像堤壩決口，洪水外泄，女紅衛兵一窩蜂逃出教室，站在走廊里，男紅衛兵則拿了竹竿衝上去收拾他。

我選中了廣州，一個亞熱帶城市。珠江兩岸，椰子樹高高成行，棕櫚葉迎風沙沙作響。一百多年前，道光皇帝的欽差大臣林則徐在此銷毀外國人的鴉片煙；其後，為推翻清帝制，志士起義，七十二先烈為一個共和國的夢想捐軀沙場。對我來說，廣州的魅力主要在於它的地理位置，它在祖國的南端，遠離北京，我在那兒鬧完了革命，回家的路上，可以盡情飽覽沿途風光。

「你是不是國民黨特務？」

其他紅衛兵走出兩里多，發現我們丟了，回過頭來找。還好在他們找到之前我們沒讓汽車或卡車壓死，不然我們就成烈士了。像這樣莫名其妙地死去，在後人眼裡是愚不可及的。為了一個荒謬的信仰而犧牲了生命，而今歷史已幾乎完全把他們遺忘了。我慶幸自己還活著，可以寫出這些書來。

「你想國民黨打回來嗎？」

這些牛鬼蛇神都是上了年紀的人，被革命群眾趕出北京。所有人都已經在火車上遭到過毒打，他們經我們的車窗在站台上走過時，一位老婦人引起了我的特別注意。她是中國所謂長得很有「福相」的人。而今她這微肥的身軀和一雙小腳使她步履蹣跚。從她一頭銀白的頭髮下，鮮血像小溪一樣流著，把她的白襯衣染得一片狼藉。她似乎馬上就要倒下，從此不起，而一個與我年紀相仿的女紅衛兵還在拿一條帶鐵扣的軍用皮帶狠狠地抽她的頭。

兩餐之間沒什麼可乾的，只好望著窗外的風景出神。旅途漫長，40多小時后才到廣州。就這麼九九藏書干坐實在無聊，我們決定在車上鬧一番革命。

「對對，我想……」

這下我們面面相覷，慌了神：人怎麼這麼容易就死了呢？簡直不可思議！我們惹了亂子，闖了大禍。趕快叫公安局來，這傢伙不是個階級敵人么？我們還有他的口供。當然上面沒他簽字，成點問題，但我們在場的每一個人不都可以作證么？我們個個都親耳聽見他承認犯下了那些滔天罪行。

這人竟死了！他實在太傻了。他要是對我們所問的問題一概否認，不就沒事了嗎？無論如何都不會把一條命搭進去。態度不老實也許會惹惱我們的人，一頓打是免不了的，他得咬咬牙堅持一下。要是他任憑我們拷打不鬆口，即便別人無動於衷，我想我也會幫他說句話，放他一馬。紅衛兵都敬佩英雄，我的同志們也決非不可理喻之輩。可這傢伙，一副熊樣，窩囊廢！可惜他太不了解我們紅衛兵了。

我們外出，總是穿戴著紅衛兵的全副行頭：長袖軍裝，長褲，軍帽，帆布腰帶，紅袖章，軍球鞋，帆布包，小紅書。當地居民帶著同情的驚訝打量我們的裝束。汗珠從我們額頭上大滴往外滲，衣裳全濕了，但我們還是不|穿裙子、襯衣和涼鞋。任何使女孩顯出女孩風韻的打扮都是資產階級的。我們把自己嚴嚴實實包起來，我常常忘了自己的性別。我是一員紅衛兵小將，其他人也是紅衛兵小將，就這麼簡單。

從今往後，我們不必只是羡慕父輩在革命戰爭中的英雄行為，不必再為自己出生太遲而遺憾。像我們景仰的革命先烈一樣，我們奔向黑暗勢力猖獗、危機四伏的地方，我們要發動群眾，組織群眾，挖出隱藏的敵人，為文化革命的最後勝利不惜流血犧牲。

孩子們了無心機，大人們在他們的既得利益受到威脅時，卻可以使出極其卑劣的手段。有一張大字報指控我們從北京來的紅衛兵抽煙喝酒，偷公家的東西，還亂搞男女關係。所有這些都是無恥的造謠。特別是最後一項指控，簡直惡毒透頂。在中國，說一個人男女關係不正當，乃是破壞他或她（尤其是她）名譽的最有力的武器，這個人從此臭不可聞。

「那好哇！國家早就應該接收它們。」

「打人究竟對不對？」

這時我的頭髮已經剪得很短，頭頂上約莫寸把長，下邊更短，而我還不算一零一中最激進的女將，我知道有幾個女孩把頭髮剃光，她們很以此為驕傲。我佩服她們的勇氣，自己卻實在下不了這個決心。

聽到這裏，我吃驚不小：強|奸，在我眼裡，這簡直比謀殺還壞。我們開始審問這個人，他說的姓名、年齡和職業我已全然沒有印象，我們應該還問了他的階級成分，似乎不屬於「紅五類」（工人、貧下中農、革命幹部、革命軍人和革命烈士），不然就不會發生後來的事了。

當時我的理想就是像毛主席教導的那樣做一個「高尚的人，純粹的人，有道德的人，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有益於人民的人」。這些閃亮的詞兒出自他的名著《為人民服務》，我們早已熟記於心。幾年後，我才知道這種對性的態度放在女人身上還有另一個詞，即貞潔，那是我親愛的老二姨的名字。女人要守身如玉，這種觀念顯然是「四舊」，奇怪的是我們這伙女紅衛兵不但不想去破除，還竭力維護它，好像它是毛主席的最高指示。我們到廣州后第5個晚上發生的一件事很能說明問題：

那天晚上，兩個高三女生到了9點多還沒回來，我們正有些著急，突然看到她們押回來一個30來歲、又粗又壯的「俘虜」。原來當天下午兩位女紅衛兵在市裡走迷路了，她們向這個男人問路，結果走到了郊區一座廢棄的教堂附近。暮色降臨，兩位女生在廢墟邊一路琢磨怎麼回事，怎麼才能回到駐地，周圍風搖樹影，野草叢生，蟲聲一片。突然她們聽得身後一陣嘈雜，一群當地居民抓住了一個男人。

諸如此類。

「你有沒有槍？」

我們問他為什麼要引我們的兩位戰友去那麼偏僻的地方，他支支吾吾半天說不出所以然，這使我們更相信他對我們的階級姐妹不懷好意。我們縮小了包圍圈，一手叉腰，一手指著他的鼻尖，有些人已經開始解皮帶。問題越問越尖銳：

再下來，我們叫大院的交通隊給我們派車，一會兒開來了一輛吉普。我們把傳單搬上去，在市裡轉圈，沿途散發。傳單像雪片一樣飛落，行人爭搶，先睹為快，孩子們跟著我們的車跑九-九-藏-書，一大群孩子，赤著腳，叭噠叭噠，像鼓點砸在街上。他們伸著手拚命叫，「給張我！給張我！」喊聲熱切而整齊，這一消息野火般在全城蔓延開來。在繁忙的街頭，十字路口，本地紅衛兵手持話筒，站在木箱上用廣東方言宣讀我們的通告，這都是我們組織起來的。

「我就是國民黨特務，我是台灣派來的。」

其實我覺得能活下來已屬萬幸。我們離開廣州前的一個晚上，我跟著一隊紅衛兵在中山路上走。後半夜，整個城市都睡了，街道昏昏暗暗，我走得精疲力盡，兩條腿像拖了兩塊大石頭，越走越慢，另一個才14歲叫武良的女孩和我走在一起。結果我們腿一軟，竟在馬路中間睡著了。

火車在傍晚時分駛離北京，我們弄到的是硬卧票，在車上睡了一夜。次日黎明我即醒來，大興奮了，不想再睡。我憑窗而坐，左手支著窗沿，清涼的晨風撲進車廂，拂動著我的紅衛兵袖章，把它變成了一小團熊熊的火焰。我摘下軍帽，任風吹亂我的發梢。

這副「捂」裝有一次差點兒讓我當眾暈倒在一所中學的運動場上。這天我對著上千人作形勢報告——那年頭人人都是演說家，可以滔滔不絕地講上幾個小時，講階級鬥爭、路線鬥爭、黨內黨外鬥爭，徵引歷史教訓，分析國內外形勢，討論政策與戰略。把聽眾鼓動得熱血沸騰，是我們的拿手好戲。我的長篇大論持續了3個多小時，聽眾還不斷提問題：

頭髮短了不算，我的臉也曬得黝黑，四肢結實而靈活。我騎車在北京大街小巷穿行了兩個月，煉得一身緊繃繃的肌肉。我的衣服成天散發著汗味，指甲藏垢，脫下球鞋來臭氣熏天，不比男生遜色。我知道如果母親和二姨見我這副模樣，她們一定大驚失色。但我偏就喜歡這副模樣！

我們不是觀光客，出門又不是去遊山玩水，我們是一群戰士出征，向舊世界宣戰。事實上，我們中的許多人都認為這次征程將成為我們人生道路的轉折點，是我們「職業革命家」生涯的第一步。

後半夜，他們好歹說服了我們：實施這一革命步驟的時機尚不成熟。也許我們根本沒有被說服，只是我們太困了，頭腦發木。不管怎麼說，我們已經給了資本主義當頭一棒，讓吸血鬼們知道他們的好日子不長了。說實話，我們還真沒想到大人們（市委幹部和那些私營店主們）把我們的命令這麼當回事。市委把我們當欽差大臣，連夜派人來說服我們，使我們感到不無滿足。最後我們答應這個命令暫緩執行，意思就是我們不會再去把它付諸實施了。

我們壓根兒沒想過事情還會這麼複雜，但我們又不願半途而廢，那不等於革命流產了么。於是我們和這些幹部展開了對話，一直談到半夜。我們給這些幹部講大道理，讓他們認識到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和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性，讓他們不要讓經濟凌駕于政治之上。幹部一方，則想用各種數據來說服我們，堅持說此舉將給國家財政帶來巨大損失。我們洋洋洒洒高談闊論，他們一板一眼算著細帳。大家總是談不攏。

我們到了廣州，臨時駐紮在一所中學里。我們認為一個職業革命家應先花幾天時間考察形勢，然後再談動員群眾。白天我們分頭去中學、大學和各類單位看大字報，找人談話問情況。

「是是，我仇恨……我想破壞……」

決心已定，我問我的紅衛兵夥伴都打算去哪兒，有人說去上海，有人要去湖南，去四川，還有人去東北。一個女孩說她準備去西藏，那得花一個月時間才能到達拉薩。也有說想去雲南，看能否過境去越南打美帝。最後，一零一中有將近30人打算去廣州，我們編了一個戰鬥隊。

「這麼說你仇恨紅衛兵？是不是？你老實交待，不然就砸爛你的狗頭！」

再審下去，這個人問什麼招什麼。他的口供在我們腦子裡全變成了事實，這些「事實」令我們對他滿腔仇恨，他不再是一名嫌疑犯，他變成了真正的犯罪分子，一個不折不扣的階級敵人。我們開始動手揍他。

我們的計劃是在卧鋪車廂調查旅客的出身和階級成分，叫那些成分不好的旅客讓鋪位給坐硬座的工農兵旅客。說干就干，而今我們不需要浪費時間徵得任何人同意。毛主席是我們的紅司令，我們是他老人家的「紅小鬼」，他把大權交給我們，我們只聽他的號令。

「話可不能這麼講，」其中一人反唇相譏，「我不覺得現在這樣有什麼ｈttｐｓ://ｒead.9９ｃsｗ•ｃｏm不對。他們想舒服，也可以買卧鋪票睡到這兒來，他們想省錢，這才買硬座。既然他們要省錢，你們就應該尊重他們的選擇。至於我們，我們就是想旅行得舒服一點，我們的權利受法律保護，而法律是神聖的。」我們開始在已經空了一半的卧鋪車廂里辯了起來，紅衛兵在過去兩個月沒學別的，就學如何辯論。我們都喜歡把事情爭個水落石出。

「我們可沒有時間『接見』他們了，我們還要做更重要的事呢。」我記不得究竟還有什麼大事等著我們去做，回想起來，那時我已開始對政治鬥爭感到厭倦。這遠不是我想象中的鬥爭：理論和宣言，靈感和激|情，真理的追求和崇高的犧牲。這是對權力的爭奪，既醜惡又冷酷無情。夠了，夠了。9月還沒過完，我們已決定離開廣州。

大概我們的威脅驚動了高層領導，沒幾天，我們接到邀請去和中南局黨委副書記吳芝圃談話。他對我們的態度和藹親切，幾個小時坐著聽我們批評廣東省委，還建議為我們安排一次「接見」，當面對廣東省委領導進行幫助。

「是不是所有幹部都屬於走資派？」

「我埋在我家的後院里，你們跟我去，我帶你們去看，你們可以把它挖出來。」

我不忍看這類慘象，卻又不甘將目光移開。儘管從理論上講，我也明白暴力之於大革命是無可避免的，也是必需的，內心深處我對那位老婦人懷了極大的惻隱之情，我覺得應該幫她一把。「這位可憐的老太太，」我想，「已是山窮水盡，大概活不成了。她在北京的家人和在農村的親戚也許永遠都不會知道她悲慘的結局，不過這樣其實更好。那個女紅衛兵怎麼這麼心狠手辣！」

「哦，有的，有的，我有槍，有手榴彈，我還有機關槍。」

就在我和幾個戰友準備以更猛烈的炮火反擊時，火車駛進了一個大站，武漢或長沙，我記不太清了。車門一開，才發現原來硬座車廂也有紅衛兵在鬧革命。他們也調查了旅客的身分，查出了一批地富反壞右，現在正把他們趕下火車。

毫無疑義，性是資產階級的玩藝兒。在我看來。性又骯髒，又下流，而且危險之至。在我看過的書和電影里，只有壞人才對性感興趣，革命者與之秋毫無涉。革命者的愛情是崇高的、浪漫的，只能用心靈去感受，他們連手都不碰一下。

午後3點，太陽有如一個大火球，簡直像民間故事中描述的，太陽有一包又熱又長的針，這些針扎在我的頭上，突然我耳朵嗡嗡叫，天地變色，呼吸困難。我連忙一屁股倒在地上，算是沒當眾大出洋相。

「我是階級敵人。」

「是不是除了毛選外所有的書都是封資修的？要不要全都燒光？」

雖然沒能根除廣州的私營企業，我們仍在廣東省委的後院點了一把火。當地幹部從我們這兒得到了關於文化大革命的內部消息，他們很受鼓舞，也跟著起來造反。有些人卻非要做「保皇派」，同事操戈，朋友分道，夫妻反目，孩子和父母鬧翻，蓋因他們參加了不同的派別。紅衛兵推波助瀾，整個大院折騰得像開鍋一樣。

二姨走後，我回家次數愈見其少。家，不再是我一度流連不舍的避風港，卻成了是非叢集的煩惱巢，許多事我都愛莫能助，住在這兒往往還一夕數驚。既然如此，何不抽身遠避呢？有道是眼不見，心不煩。

「是是，我恨。」

「當然有啦，我有一台發報機。」

從我們調查得來的結果來看，廣東省的氣氛很不對勁。所到之處，聽不見「文革」的吶喊，嗅不著戰場的火藥味兒。盤旋在街頭巷尾的是軟綿綿的粵劇清唱和廣東音樂，街市熙熙攘攘，吃的，喝的，聊天的，買東西的，什麼人都有。不少私營店鋪生意做得紅紅火火，資本主義在這兒大行其道。

過了一會，10歲光景的一個男孩和一個女孩走到我跟前，我給了他們幾塊糖，他們管我叫「紅衛兵叔叔」，連他們的媽媽坐在我對面，也沒有注意到我不是「叔叔」，這真是一個意外的驚喜。我沒有糾正他們的誤會，甚至無緣無故地喜歡這兩個孩子這麼稱呼我，儘管我只比他們大四、五歲。

那個晚上，我翻來覆去睡不著。倒不是怕鬧鬼，我從小受的唯物主義教育使我相信世上並沒有什麼鬼神。是我被自己紛亂的思緒擾得夜不成寐。

天擦黑我們才回到駐地，感覺真不錯。廣東不再是資本主義的溫床，社會主義必勝……這邊廂我們正在歡呼，https://read.99csw.com那邊廂魚貫進來一幫中年幹部，腋下夾著大大的公文包，說他們是廣州市委派來的人，傍晚時分，市委被幾百個私營店主圍住，店主們強烈要求政府將他們的商店收歸國有。

唇槍舌劍就此展開，我認為我們的觀點很有說服力，如果對方不接受，那是他們缺乏無產階級感情。畢竟他們是小資產階級出身。現在他們沒話說了，但他們並不打算讓步。過了幾分鐘，其中一個突然說：「既然你說了讓位給工人農民是革命行動而不是受懲罰，那你們自己怎麼不讓？為什麼光勒令別人這麼做？你們比我們更年輕！你們也不需要睡卧鋪。紅衛兵應該對工人農民懷有最深的感情，紅衛兵要做其他人的榜樣。要讓你們先讓！」

「工人、貧下中農是國家的主人，他們旅行的時候就應該像一個主人的樣子，而不能只當二三等公民。你們想想，這輛火車上有年紀大的，有身體不好的，有拖兒帶女的，你們年輕力壯，讓他們在硬板凳上坐兩個晚上，你們卻舒舒服服躺著，這應該嗎？」

晚上，一行人回到住所，睡在同一個教室里。這隊人馬有男有女，最大的18歲，最小的14歲，男生睡一邊，女生睡一邊。中間既沒有屏風，也不拉帘子，沒有這個必要。我們都是和衣而睡，沒人動什麼歪腦筋，我們根本不曾想到性的問題。

不到一小時，我們就把卧鋪車廂清了場，至少是基本清理乾淨了。原來旅客中幾乎一半都有問題，我們勒令他們離開，他們也不爭辯，拿上行李走人。但有5個上海男女青年卻很刺頭。

「事情哪有這麼簡單？市裡沒有資金去收購這些店鋪。店要是收歸國有，店裡的老闆夥計就都成了國家職工，將來不論商店盈虧，國家都得付他們固定的工資，還有醫療費、福利獎金、養老金、住房、孩子讀書等等。要不然這些店主這麼積極讓國家來接管他們的商店？這等於說從今往後他們捧上了鐵飯碗……」

我們只能星夜趕寫一張大字報反戈一擊。我還記得很清楚這張大字報的內容，當時覺得擲地有聲，今天看來，卻是毫無邏輯可言，我們的論點是：我們都是紅衛兵，來自紅五類家庭，根正苗紅。我們對毛主席有天然的深厚感情，對階級敵人無比仇恨，我們決心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由於這些原因，我們對壞習氣有天生的免疫力，決不會沾染抽煙喝酒偷東西亂搞男女關係等惡習，那些匿名造謠誹謗紅衛兵的人別有用心，革命群眾應該提高警惕，挖出他們的黑後台。這個事件是階級鬥爭新動向，走資派正在進行垂死掙扎，我們一定會把這件事搞個水落石出。

不用說，我們火冒三丈，如果能查出這個蠱惑者，我們非砸爛他的狗頭不可。但是大字報是匿名的，落款只寫「幾位革命群眾」，我們去砸誰的狗頭？我們又不能袖手不管，讓流言蜚語把我們弄得名譽掃地。在這個大院，沒幾個人真正認識我們，可是很多人會看到這張大字報。這是我第一次意識到大字報並不是總講真情實話，也可以用來誣陷栽贓。人們用它來鬧革命，也用它來作人身攻擊。讀者又怎能明辨真相？它可以給無辜的人帶來不可挽回的傷害。

接下來的一幕令我們所有的人瞠目結舌：在雨點般的拳打腳踢中，他突然站起身來，把白色的短褲往下猛一拉：他竟沒穿內褲，露出來的是他的那樣東西，他的生殖器，又粗又黑，在一叢黑毛中突將出來。它似乎硬著，立著，在向我們點頭。

「那麼你也仇恨文化大革命了？你想破壞文化大革命么？」

電話那頭，警察一定要先弄清我們是何許人，我們說是北京來的紅衛兵。聽到這句話，他們的聲音突然變得熱情友好起來。原來他們是造反派，剛造了公安局的反，奪了他們的權。他們說堅決支持從毛主席身邊來的紅衛兵的革命行動，這個案子就這麼了結了，不必再費事調查。他們會叫火葬場的人趕快來把屍體運走。

過了一晚，車票便弄到手了，我們準備好了第二天出發。這次出門行程四千多公里，我們卻全部輕裝上陣。我帶的全部物品是一本小紅書、一支鋼筆、一個筆記本、兩套內衣褲、一條毛巾、一把牙刷和一支牙膏，再就是父親給我的30元錢。一隻綠色的挎包把這些東西一股腦兒全裝進去還綽綽有餘。

「你把這些東西都藏在哪兒啦？」

在我們離開廣州時，我們這一干人個個鳩形鵲面。我的嗓子全啞了，張開嘴什麼九_九_藏_書音都發不出，真是種怪異的感覺。大概是因為發表了太多的演說，終日跟人辯論，高聲引用毛主席語錄來壓倒對方，加上睡眠少，飲食又無規律。有時我們連續兩、三晚不睡覺，有時一天只吃一餐飯，甚至不吃飯。

又一通答鞭，竹竿如雨點般落下，只一會兒這人就癱在地上。棍子懸在半空，有人幫他拉上短褲，我們涌回教室張望，這人紋絲不動。他沒了氣。

聽了這番話，我們個個義憤填膺。這些人真無恥！他們已經不是辯論了，簡直是尋釁！這算不算階級報復？我們要提高警惕。誰聽說過有這等事？紅衛兵居然被一群資產階級狗崽子攆出車廂？我們當然不能讓他們得逞，在原則問題上我們決不讓步！

「你說法律是神聖的，這並不全對，」我針尖對麥芒地反駁道，「不是所有法律都能稱得上神聖，我們得先作一番階級分析。如果為保護資本家和地主階級權益而制定的法律，對革命人民來說就談不上神聖二字。我們應該反對它們！廢除它們！這是革命的宗旨！否則舊的制度怎麼能夠推翻？工人農民怎麼能夠當家作主？新中國又從何誕生？我們又怎麼解放全人類？……」

於是我們鼓起勇氣打電話給廣州市公安局，告訴他們這兒剛有個人死了，實際上他是被我們打死的。我們請求他們派人來調查這件事。「越快越好，」我們說這話時嗓音不禁有些顫抖。

聞此，我們心裏總算一塊石頭落了地。不費吹灰之力就擺脫了麻煩，叫人實在難以置信。反過頭來，我們倒有點不安，再次請求警察能來筆錄一下案發經過。「真的沒必要」既然他們一錘定音，我們也只好作罷。

「你是不是階級敵人？」

廣播說開始供應早餐，隊里的3個紅衛兵自告奮勇去餐車為大夥買盒飯。後來我們問多少錢，他們卻說：「免了吧，錢算什麼，私有觀念已經過時，你我的錢不就是大伙兒的？既然咱們是戰友，就是一家人。」我們都認為這主意不錯，之後大家便輪流買飯。

今天我寫這一段，真不敢相信1966年中國老百姓會這麼的老實。在火車上陌路相逢，誰又知道誰的家庭出身和階級成分？大部分旅客都是單個兒出門，根本無從稽查每個人說的是不是實話。我們甚至都沒想過要去核實，只是他們說什麼我們便信什麼，然而這麼多人說了實話，我們竟以此來懲罰他們。10年以後，這類情景全然是匪夷所思的。人人都學會了圓幾句謊，有時假話說得充滿自信，說得激|情澎湃，開始是為了保護自己，後來則習慣成自然了。當今中國數以百萬計的人相互欺騙，一點兒也不臉紅地在那兒重複大大小小的謊言，為了利益，為了吹牛，為了愚弄對方。誰應該對我們道德的退化負責？文化大革命嗎？資本主義的影響嗎？我們這些當年的紅衛兵應該負什麼責任？我自己應該負什麼責任？今天的年輕人不會相信中國人曾經那麼誠實那麼傻，每每想到我對這些年輕人的虧欠，心中便生出許多的內疚來。

於是我們移師省委，紮營在一處叫冰室的地方，因為這兒可以一天到晚買紅豆冰吃。安頓下來之後，我們對大院巡視了一番。這地方挺不錯的，一個頗大的湖，湖畔栽滿了茉莉花。一眼望去，鋪天蓋地的小白花蕊，清風送爽，遐邇飄香。外面的世界悶熱羹沸，這兒卻寧靜恰人，好一個世外桃源。這正是我們到此一游的目的，我們就是要攪亂資產階級的太平，在司令部里掀起紅色風暴。

第二天早上，我們搬出了中學住進廣東省委所在的大院。這個大院和我從前住過的機關大院大同小異，也有解放軍站崗。但哨兵攔住的全是「國家的主人」，「人民的公僕」則坐在四個輪子上進進出出，接受衛兵的敬禮。我們是從北京來的紅衛兵，我們說要駐紮在這裏點文化革命之火，誰敢阻攔？不久有關部門就通知衛兵讓我們自由出入。

當然那時我從來沒想到過，如果我們的革命父母沒有性生活，我們這些革命後代又從何而來？事實上當時我這方面知識的匱乏使我根本問不出這樣的問題來。學校從不開教這類科目，家中也不談論這類話題。所以其實我並不真懂性究竟是什麼意思。只是隱約從二姨的故事里，從書上或者新聞中知道女人會為它自殺，男人會為它判刑，10年、15年、20年的都有。最近更有許多領導幹部為它顏面掃地。因此我希望自己永遠不要與之沾邊，就像紅衛兵不能抽煙喝酒一樣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