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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我何所得?我何所失?

23 我何所得?我何所失?

其實涼水泉大部分知青的愛情故事都以分手告終。1979年,大批的知青返城,上山下鄉運動土崩瓦解。戀人們揮淚道別,勞燕分飛。即使是同一城市來的知青最後也分道揚鑣。有些人進了大學,其他的做了工人、營業員,或乾脆在家待業。在農村,我們大家都是知青,一般命運,回到城裡,便高低立現。
對付有權柄的官員,你必須耐心,察言觀色。說話進退留有餘地,動之以情。最關鍵的是記住這些官員也是人,而不是神。他們看上去也許咄咄逼人,但他們都有自己的軟弱之處。你得因人而異:對君子只需據理陳情,籲請他們高抬貴手。但這還得輔以關係,即使是正派的官員,也不願得罪上級和同事。對小人則需動用「大炮」和「手榴彈」,他們才會繳械投降。70年代,送給官員最普通的禮物便是煙和酒。人們把煙戲稱為「大炮」,把瓶酒叫作「手榴彈」。
方的戶口於是轉到了崇明,後來她進紡織廠當了工人。80年代她給我來信,說她這輩子陷於這樣的婚姻,做這麼一份工作,再無其它奢望,唯一的想頭就是將來兒子會有出息,過得好些。我讀了信,不由責備自己為最好的朋友出了個餿主意,誰料得到3年之後所有的知青都能返城呢?方也許能在上海找一份更好的工作,嫁一個心愛的人。
她對父親說:「聽著!小瑞一定碰到了麻煩。你知道她那個倔性子,以前她從未抱怨過北大荒,總說她過得很好。這孩子特別好強,若非山窮水盡,她不會向我們開這個口的。她真的需要我們幫助!她一定是走投無路了,這封信是她最後的一線希望!」
母親和我對他的理論將信將疑,但我們也都支持這個計劃,因為似乎別無它路可走。於是在接下去的兩年半時間里,我按一個很嚴格的作息時間生活:清晨6點即起,跑步半小時,背單詞1小時,吃過早餐,跟父親上3小時的語法及課文,下午跟母親做3小時的練習及對話,晚上或寫大字或跟著聽美國之音播放的英語九百句,這檔節目在那個小地方居然並未受到干擾。
母親也為我的戶口發愁,她比父親實際。開始我們兩人設法說服父親,讓他活動活動,把我的戶口弄回來。但每次我們開口提這件事,父親就直皺眉,他邊搖頭邊說他對如何去活動沒半點主意。此外,他還會說,國家的形勢一定得變,不變就要亡國,過不了多久,一個人就得憑他的真才實學吃飯,找工作要靠一技之長。他的話像是天方夜譚,我們都不敢太拿它當真。
「你們不知道!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不但勞民傷財,而且製造了一場前所未有的人間悲劇!不過我倒因禍得福,的的確確學了點東西,長了點兒見識,只不過這並不是領導所期望的。比如說,我同意毛主席說的階級鬥爭在社會主義條件下依然存在,但這不是地主和貧農或資本家和工人之間的鬥爭,而是官僚和平民百姓之間的鬥爭。從上到下的幹部都專橫跋扈,濫用職權,不管是腐敗透頂的,還是尚不太腐敗的。而且一向封鎖消息,製造謊言,其結果我們變成了白痴,變成了跳樑小丑。現在我看到了真相,開始覺醒,我失去了信心!這些年來,誠實正直、有能力、有才幹、敢於承擔責任的人一批批被清洗,在歷次內部鬥爭中穩坐釣魚船的都是些八面玲攏的平庸之輩。結果現在的幹部只知道討好上級,溜須拍馬,老百姓的甘苦他們哪裡會放在心上!這些人全是偽君子!……」
原來我是父親多年前所犯錯誤的產物,後來我又成了他沒有愛情的婚姻的一道枷鎖。怪不得那些年他常常對我發火,用戒尺打我的手心,說我是壞女孩……13年後他終於向我道了歉,我也原諒了他。我的童年畢竟不算太糟,儘管父母的婚姻有問題,他們對孩子還都付出了愛心。此外我有親愛的老二姨照拂!家中風起雲湧時,她永遠是我的避風港。奶奶也是。我還奢求什麼?
剛邁進家門,母親就衝出來迎接我。她的臉仍是又黃又腫,此刻卻洋溢著快樂,寫滿了關愛。我覺得她就像童話里的母親,一下看見自己在森林里迷途三天的小女兒回到家中。看到母親這樣,我很感動,一下釋然了。父https://read.99csw.com親隨後告訴我他們那頭的故事。
花兒和她父母為我餞行。開始時大家有說有笑,可是到了說再見時,花兒的眼淚嘩地就下來了。她痛哭了很久,似有滿肚子怨憤要宣洩。我默默無言,任何勸解都顯得虛偽。我走了,她還得在這裏呆下去,呆一輩子。她的才華終被湮沒,心夢難圓。過去我把這些夢想灌輸給她,這也同樣是我的夢想,我想和她一起流淚,但又怕這成了鱷魚的眼淚。
父親一聽之下,覺得大有道理,不由得也著急起來。他們於是馬上行動,電報都是出自母親之手,父親只是代母親跑腿。當他第三次去郵局,所有的員工都停下手中的活,從櫃檯後走出來拉住父親的手,向他表示對母親的哀悼。父親猝不及防,萬分尷尬。
說著說著,父親發覺她說的這位怪異的新娘不是別人,正是他的未婚妻丁香。他心中充滿了痛苦,一腦子全是問題。幾天時間里,他茶飯無思,夜難成寐。最後他決定去見她,當面問個明白。
地頭蛇?後來我拜訪了老人,他其實慈眉善目,他幫我們完全不是為那點兒禮物,實在是出於同情。但其他那些在我回城文件上蓋章的大小官員就不那麼好說話了,即便有老人出面,母親還得不斷地送禮求情。她的健康出現問題時,便由我出馬,她在幕後當顧間。
夜幕降臨,母親回來了,精疲力盡,卻喜上眉梢。她一屁股坐在椅子上,揉著發脹的腿,說我們踏破鐵鞋,這下算是找對了人,老人幾乎認識當地政府的所有官員,有些是工作關係,有些則是私交。親朋戚友,老上級,舊下屬,沒有他不熟的。這種「地頭蛇」,強龍都壓不過。
這麼說事情既沒我想象得那麼槽,也沒我想象得那麼好。父母把我召回來僅僅是出於他們對我的擔心,他們對怎麼把我的戶口從北大荒調進城完全一籌莫展。
他們真的見了面。丁香告訴父親,她嫁的人是一位地下黨的負責人。始而她是他的助手,繼而她受委派照顧他的生活,終而她被迫說服了,同意與他結婚。領導一再強調這是革命工作的需要和黨組織的希望,作為黨員,她應該把「黨的事業置於私人情感之上」云云。但婚後她發現不管如何嘗試,她仍沒法愛她的丈夫,這位丈夫年紀比她大很多,文化水平也不高。她婚後一直鬱鬱不樂,她丈夫也被她攪得心緒不寧,看出丁香對父親始終不曾忘懷。最後丁香要父親原諒她,他確實也這麼做了。此後,他再也沒見過她,雖然他們生活在同一城市,他也有她的住址。
「住口!」母親氣急敗壞地吼道,「你的想法極其危險,怎麼像一個反革命分子在說話?」
我和母親一樣焦慮,一樣覺得沒面子。一零一中的好學生,那是7年前的往事了,現在我學習時常常心不在焉,儘管我極想證明自己不但不差,還遠比有機會上大學的那些人學得好。
離開涼水泉之前,看到江和老隋我總是心戚戚然。他們對我和周的關係知根知底,過去他們為了撮合我們,費了不少心機,到頭來還是幫了周的倒忙。因為他們的生活和不幸擦亮了我的眼睛,我又怎麼能對他們說這些話?而這個家庭的艱辛今我十分難過,老隋的病沒有治好,醫院也無能為力了,只能讓他出院呆在家裡。我去看他時,他似乎認了命,而最擔心的是他的4個孩子。有一次他問我:「我死了以後,江要改嫁,孩子們怎麼辦?」我又能拿什麼話來安慰他呢?
現在我面臨最後一道關卡。我得回到涼水泉,將戶口從嚴的手中拿出來。我超假不歸,嚴曾多次威脅說要好好懲辦我。但我這會兒對付他,已是成竹在胸。以前我對嚴這類人是又恨又怕,現在我卻用知識武裝了頭腦。知識就是力量,我的知識可歸納為以下幾個要素:
方有時和我一起散步。她徵求我的意見,要不要和上海郊區崇明縣的一個農民結婚。這是她父母的主意,籍此調回上海。但崇明畢竟不是上海,方又不願和一個全然陌生的人一起生活,我們左右盤算,究竟是留在這兒還是嫁陌生人,兩害相權取其輕。最後我認為她既然聲稱不再會愛上這兒的任何人,莫若橫下心來選擇後者賭一賭九_九_藏_書。她果然這麼做了。
夢醒時,四周一片漆黑,我孤枕獨眠,周的愛撫和溫存消失在千里之外。我身邊是個空洞的冰冷的世界,他周圍的世界更要冷上百倍。雖然他在信中隻字不提面臨的煎熬,我又怎麼可能感覺不到?他所受的煎熬都是由我一手造成的。
我的男朋友周對我的一去不復返又能說什麼?他說他為我高興,也許是真心的,也許不是。怎麼說都已經無所謂,我們彼此的愛與不愛也無所謂。俗話說「情勢比人強」,我們所處的情勢決定了我們的愛情只能是當地人說的「謊花兒」,鮮艷一時,不久就被風雨無情地吹落,結不出一點兒果實。
這時我忽然想到了袁,我最看不起的人。現在我又比她好到哪兒去呢?瞧瞧我自己!為了達到目的,我什麼卑劣的事不願千?哭也好,笑也好,天真或坦誠,憤怒或喜悅,什麼表情做不出?甜言蜜語,送禮行賄。如果我有先見之明,料到日後我會變得這般俗不可耐,我何必當初不走袁那一步,直接回北京呢?當我為學到這可恨的逢場作戲的「知識」而暗暗得意的時候,知不知道自己失去了什麼?我失去了我的純真,失去了二姨教給我的志氣。我放棄了道德原則,放棄了做人的尊嚴。我變得面目全非。一旦走到了這一步,想回頭都不容易。如果說這是我為了在這個世界上進取必須付出的代價,也許真有些不值得。然而如果社會就是一口大染缸,誰又能披一身白紗從裏面走出來呢?
他在瞬間猶豫了一下,我看得出來。隨即他便恢復了村裡一把手的威嚴:
幾個月下來,終於有了一絲線索。姑姑提到她有個同事是這地方的人,他父親是個退休的縣長。不過這老人既非共產黨,又非國民黨,乃是所謂的「民主人士」。起先聽來希望並不大,但母親說不妨一試,死馬當作活馬醫。於是她買了禮物,乘上公共汽車,直奔老人家中。
「你這是幹什麼?我不能收。拿回去!」
我從北大荒回來后,發現父親好像變了一個人。我們的關係也隨之變了,過去5年裡,我長大成人,父親看到了這點,他開始把我當成年人對待,平等相處,我們成了好朋友。這種父女關係在中國是不多見的。我很喜歡我們晚上在殘垣斷壁旁散步談心,看夕陽西下,我在心靈深處對他的孤獨感受得一清二楚。看得出他也很脆弱。從前,我被他的權威唬住了。
雖然我和父親都覺得母親的第三封電報寫得太過分,我還是大為感動。母親!誰能想得到在我一生中最關鍵的時刻,她反而是唯一理解我的人呢?這令我感到過去我對她有欠公允。我一直把她看作父親的應聲蟲,我們兩人從來不曾將心比心地好好交談過。我錯看了她,但得出這個結論使我無比欣慰。
天擦黑,我敲開嚴家的門。幾句寒暄之後,我拿出兩條大中華,放在炕上說:「這是我從家帶來的一點兒心意,請別見外。」我臉上掛著笑容,把煙向他面前一推。
周在我離開涼水泉后一年後和香結了婚。知青回城潮湧來時,他們留了下來。這使我最終相信周是真心認為知識青年應該紮根農村。在他告訴我香對我們的聯繫不能釋懷之後,我們不再通信,我漸漸失去了他的消息。
「先不去想戶口的事吧!」父親說,「只要你母親和我有一日吃的,就餓不著你。你目前最大的問題不是戶口,而是你的年齡!你已經22歲了,連初中都沒念完,時間一天天過去,如果你再不趕快學點兒東西,你一輩子就完了!」
我的父母亦是不弱,居然想出了城牆這一高招兒。在這片人跡罕至的土城牆上,他們可以任意高談闊論,即使偶爾有人走過,他們在城牆上也能早早看見。我一到那兒,就把這幾年鬱積在心頭的想法統統倒了出來。
戶口是我終日為之煩惱的另一塊心病,沒有戶口,我走到哪兒都是一個黑人(非法居民),不能進工廠,不能上大學,衣食住行全都困難重重。有時我簡直懷疑學了英語有鬼用,我的戶口丟在了北大荒。
他說得對,我不得不承認這點。1967年,他即便沒有對我說這些,我的思緒已經混亂不堪。他若真的和盤托出,我難免不變成另一個張黑黑。其實我和九-九-藏-書父親在1973年談的這番感想,我們都不敢在母親的面前流露。母親屬於50年代的人,對他們這代人而言,國民黨腐敗到了極點,而共產黨是中國的救星。他們中的大多數是所謂的「三門幹部」,從家門到校門到政府部門。由於他們的地位特殊,視野局限,他們對中國的嚴峻現實了解得不很透徹。又或者他們在反右和「文革」中嚇破了膽,所以他們不但服從權威,而且不自覺地在心理上認同權威。他們和我們之間有著明顯的代溝。
而這段時間,我和母親的關係儘管已經有了一個嶄新的開端,卻仍時時陷入僵局。為此我煩惱不已,現在我對母親愛我這點毫無疑問,她不是我想象中那狠毒的后媽,相反,她已盡其所能幫我走向成功之路。那為什麼我們會吵架吵得這麼頻繁這麼凶?說來也都是為些雞毛蒜皮的事,如發音發不準啦,用錯了一個介詞啦,菜做得太咸啦,我買的雞價錢太貴啦,諸如此類,什麼小事都能成為導火索。母親是一桶炸藥,我則是一枚地雷,我們倆誰都控制不住自己的火爆性子。
我最喜歡的活動還不是這些,而是黃昏時的漫步。晚飯後,我們常沿著冀州古城的殘垣斷壁慢慢散步,這些城牆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以前的三國時期。當時冀州是北方軍閥袁紹據守的重鎮,城牆高且厚,護城河寬且深。要塞縱然固若金湯,袁紹還是被曹操打敗,吐血而亡。此後,城牆失修記塌,護城河也被填平了。現在城牆的兩面種了冬麥,因持續乾旱之故,冬麥長得又矮又細,只有尺把高。
1942年,父親是輔仁大學的學生,他迷戀一位女同學,愛她愛得神魂顛倒。起先父親怎麼也不肯透露這位女子的姓名,但後來我還是知道了。(在這我姑且把她稱作丁香,當然這非其本名。)
「原來你早就知道這些領導是多麼虛偽,多麼自私!你早在40年代就有了切身體會,居然成天對我說黨永遠是正確的,我必須事事聽黨的話!這是為什麼?為什麼你不把實話告訴我?卻讓我獨自在暗中摸索,四處碰壁,心虛膽寒,鑄成無可挽回的大錯!」
幹校的其他子弟大概也這麼想,尼克鬆訪華及中國在聯合國恢復席位后,有20多個年輕人回來跟著他們的父母學外語,但幾個月後只有兩個人還在堅持,其他都不了了之。兩個人中我是其一,另一個男生在家庭大學堅持了4年,英語學得爐火純青。
我真的住了口。早就料到我的父母會暴跳如雷,他們畢竟是多年的黨員。我也不是故意刺|激他們,我只想讓他們知道我在農村接受了什麼樣的再教育。
半個月過去了,我即將永遠告別涼水泉。不期然而然,我的心頭掠過一種莫名的留戀。我會一連數小時四處漫步,試圖把這兒的一草一木刻在記憶中。朋友們則沒這麼好的心境,他們討厭這鬼地方。老宋一如既往,堅決不談朋友。麗雅愛上了一個上海小夥子,他們相愛了好幾年,直到他上大學才分手。
「好!離婚!離婚!離就離,我也不想過了!」
幾年來我一直想弄個明白。我知道自己為什麼煩躁,但我搞不懂母親為什麼也煩躁。不過有一點,她身體很差:更年期,高血壓,骨質疏鬆,失眠,種種癥狀不一而足。母親倒從不呻|吟,她忍得住病痛,我們也不清楚她到底得了幾種病。冀縣沒有一所像樣的醫院,只有一個衛生所。兩三排磚房,空蕩蕩的幾間屋子。看不到試驗室,X光儀器或任何其它現代設備。
在中國,人就這麼不平等。城市居民剝削著農民,剝奪了他們幾乎所有的機會。便是這樣,城裡人對農民也沒有絲毫感激!城市居民有一種與生俱來的優越感,對他們享受的種種特權視而不見,其實這些特權都是戶口制度賦予他們的。他們卻真的打心眼兒里相信他們睜眼來到這世上,就比農民高。我們這一代也許是唯一能打破這種偏見的一代,因為我們自己也曾身為農民。但最近幾年,我看到即便我們這代也已把親身經歷拋諸腦後,他們一樣把城市犯罪增加、空間變小等問題一股腦兒怪在農民頭上。我只希望自己永遠不要忘了在涼水泉我是什麼人,不要忘了當時我心中所感到的不平。
在所有使我心九*九*藏*書猿意馬的事情中,最難堪的恐怕要數我對周的思念了。我也知道,中國的現狀一日不變,我們的愛情便一日無望,我們不可能結婚,不可能生活在一起。我應該死了這份心。但每念及此,陣陣痛楚就傳遍全身,令我淚如泉湧,夜難交睫。
我到得村裡,決定先把嚴當小人來進攻一番。否則他會打官腔,擺架子,給我上綱上線,這就可能把事情搞糟,前功盡棄。要一步到位,我得把中華牌香煙送給他,這個牌子在中國是響噹噹的。事實上,抽中華牌在當時是身分的一種標誌,只有少數高級官員才有機會抽上這種煙。我幾乎可以肯定嚴以前從來沒有碰過中華牌,且看他如何抵擋這一誘惑!他拿了這煙可以在別人面前擺譜,如果需要,他也可以轉手當禮物去辦他自己的事情。
晚上我總是夢見他。那些夢七彩俱全,洋溢著歡樂。無怪乎人們說夢是反的。在紫羅蘭色的天幕下,一地金燦燦的百合花極目望不到頭。周和我手拉手,跑呀笑呀,氣都接不上,但還不肯停下來。起風了,我們像是插了翅膀,翱翔在天空。大地離我們越來越遠,億萬顆星星在我們身邊旋轉閃爍。月亮是那麼圓,發出柔和的光,我快活得發暈……
父親說他開始完全沒有注意到我那封簡訊的弦外之音,他平時在家中還算比母親更善解人意呢,但這次他卻疏忽了,只把這當成一般的信,徑自回復,用的是慣常的那種令我痛恨的官腔。而母親卻感到不安。她不斷地在琢磨我寫的那幾行字,不久她就恍然大悟,意識到我遇到了麻煩,很大很大的麻煩。
於是我帶了最精良的「武器」上路了:中華牌香煙和茅台酒。這還是一個親戚幫忙給弄來的,他新近從秦城監獄放了出來,雖然還未官複原職,已經享有一定優待了,包括在北京那些特別的商店裡購買商品。
「幸好,」他接著說,「這段時間我們正閑著,又不能走。我們也不像其他人沒事就做傢具、養雞什麼的。從現在起,乾脆我們來教你英語。兩個教授對一個學生,你聽說過這個比例嗎?如果你集中精力學,把你教出來是十拿九穩的。」
他們的愛情一開始就受到祖父的反對,他認為女孩家不夠有錢(雖然她的父親還是一位銀行的經理)。這對戀人卻壓根兒沒把老頭放在眼裡,他們不久先後離開北京,幾個月後他們又在晉察冀抗日根據地會了面。
就這樣,我上了兩年的家庭大學,倒同時學了兩個專業。英語是其一,如何跟官員打交道是其二。等到我把所需文件蓋滿了章,一切打點停當,我已然是一個嫻熟的後門專家了。
我當然不能就拿回去,但我也不能強迫他收下。一時間,場面變得尷尬起來。我只得轉身給孩子們發一些糖果,這沒關係。
母親身體不好,心情也不好。她比父親更要強,雄心勃勃,總想與人一比高下。過去,父親的光榮歷史和她自己的黨員身分,加上受了高等教育,工作勤奮,她在別人眼裡生活得很成功。特別是60年代,我考人了一零一中學,小煉在小學成績也好,其他做家長的都羡慕她。卻說眼下我們的家庭,一落千丈,父母陷在幹校,3個孩子前途未卜,一個都沒能參軍,也上不了大學,甚至連在工廠做一份工的機會都沒有。如果說我的弟弟們還年輕,我肯定已經令母親大失所望了。她也同樣令我大失所望,70年代那會兒,父母有義務幫孩子走後門,找一份好工作。母親又焦慮又覺得沒面子,父親對這一切卻無動於衷,他不在乎別人在背後如何議論我們。
在那兒他們進入華北聯大成了同學,並在此時訂了婚,領導和同學都祝賀他們。就在婚期臨近時,父親卻調去了延安,丁香則被派回北京做地下工作。之後這一對戀人失去了聯繫。3年中,父親無從得知他未婚妻的生死。因為個人生活必須服從黨和革命事業的需要,父親也無話可說。
他給我講了件事,似乎想證實這點。說的是他自己的初戀。後來我一直在想,如果事情的結局不是這樣,就會有另一個人取代我的位置生活在世界上,她或他會長得什麼樣?父親會不會更喜歡這個孩子呢?
母親和我漸漸不再求他了,我們覺得這事恐怕只能靠我們自己。但我們也九_九_藏_書完全不知從何著手,只有一點是毫無疑問的,那就是首先必須找關係開後門。我們得找到一個肯幫我們的人,這個人有心不夠,還得有權。我們開始四下打探,這中間還得提防著鄰居破譯我們的計劃,壞了我們的好事。
這時父母的幹校搬到冀縣縣城一年多了,在這麼個小縣城裡,人們彼此稔熟,而且平時多是母親去郵局給3個孩子寄信寄包裹,郵局的工作人員都認識她。這之後,她再也不敢上郵局了。她說她可不想嚇著那些好心的工作人員,免得他們以為大白天撞到鬼了。
知青進屋后坐了下來,嚴笑著和他們打招呼,好像什麼事都不曾發生過一樣,我也只得陪著笑臉同他們打招呼。再偷眼望望炕上的香煙,那是我最糟的一場惡夢,嚯,它們不見了!嚴用被子把它們蓋了個密不透風。謝天謝地,我得救了!過了一小會兒,我站起來和他們說再見,這回笑得很輕鬆。這之後,一切問題迎刃而解,嚴不但同意給我轉戶口,連兩年前探親假的路費都給我報了銷。我大喜過望,終於把事情辦成了。等我回去,我的戶口就會遷人河北省的省會石家莊,現在我父母都剛剛調到那裡工作。下一步我們再想辦法打回老家去,不管大炮還是手榴彈,能用上什麼用什麼。加上父親的關係,母親的指點,我自己的努力,以及現在得心應手的一套理論和實踐,我想大大小小、上上下下的官員都不在話下。我心中自有一把萬能鑰匙,不論走到哪兒,我都能找到後門,打開它,昂昂然登堂人室,在中國這個社會裡如魚得水,無往而不利。
「因為我不想讓你倒霉。大名鼎鼎的書畫家鄭板橋說什麼來著?『難得糊塗』,這話在今天仍然是至理名言。另外,當然了,我自己也不想因為你而倒霉,如果我對你說我早就對這場革命不再抱有幻想,儘管我們懷著良好願望,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和巨大的犧牲,到頭來我們只成就了一所堅如磐石的大型監獄。如果我在60年代當你還是個激進的紅衛兵時對你說這些話,你會作何反應?你難道不會舉報揭發我?如果你不這麼做,你內心又會怎樣?我不願讓你生活在心靈的重重矛盾中!」
然而這當口外面卻傳來敲門聲,又有幾個知青上門來了。我不由得一陣緊張,像是把手伸到別人口袋裡的小偷被逮了個正著,渾身冒汗,滿臉通紅,腦子一片空白。
「這日子我過不下去了!我們離婚吧!」
雖然聽后吃驚不小,我知道父親說得都是實話。我也能看出他和母親性格上的巨大反差。父親這段表白使我回憶起孩提時期他們的風風雨雨,有一晚睡到半夜,我突然被隔壁房間的吼叫聲吵醒:
父母發現這古城牆是個談話的絕妙場所。在家他們不敢隨便說話,門窗緊閉仍不能放心,生怕隔牆有耳。鄰居中的一些人「文革」伊始就成了父母的死敵,這些人擅長刺探情報,投書告密,堪稱世界級諜報人員。
父親倒還沉得住氣。他眼中掠過一絲微笑?恐怕是我的幻覺。但幾天後,父親和我單獨在城牆上散步,他對我說那天我說的話,他一多半都有同感。甚至早在1949年以前,解放區的幹部已經開始濫用職權了,黨內鬥爭向來殘酷無情。種種問題如果那時還只是潛伏在體內的癌細胞,現在則早已四處擴散了。
終於到了1946年,父親有機會作為共產黨的和談代表返回北京。在那兒他見到一位老朋友,說起她參加過一場婚禮,新娘的舉止頗為怪異,她一會兒笑,一會兒哭,整個婚禮反覆折騰,弄得客人都不知所措,只好中途紛紛告辭。這位朋友覺得新娘大概精神有點問題。
父親和我之間反而找不到這種代溝,我們說話百無禁忌。有時我們的話題涉及個人感情生活,一次父親甚至對我說和母親結婚是他犯的一個大錯,把我聽得目瞪口呆。他說他求婚後不久就意識到他的個性與母親極不相合。但他還是完了婚,一方面是覺得不應毀約,另一方面乃是由於絕望,覺得他再也不可能找到他的夢中情人。婚後他鬱鬱寡歡,曾想過離婚,但看在孩子的分上,打消了這個念頭。當然也是看在母親的分上,他知道她還愛他,她不會願意離婚的。在中國,離婚對女人的傷害比男人來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