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皇帝大體說都是維護佛教的（只有徽宗崇奉道教，曾強制僧道合流，使出家人改服飾，改寺名為宮，稱菩薩為大士，僧為德士，尼為女德士），佛教仍為各階層的人所信奉，單說出家人，全國僧尼總數有三四十萬。信奉的活動，除建寺、建塔、造像、寫經、齋僧、舉行各種法會等之外，還添了刻經（刻木板印刷全藏）一項。最早也最重要的是宋初開寶年間在四川刻的蜀版藏經，歷時十二年，收經論六千六百多卷。此後中土多次刻大藏，以及高麗、日本等地刻大藏，幾乎都是以這個版本為底本。蜀版之外，宋朝刻大藏還有四次：

昔孝明皇帝夢見神人，身有日光，飛在殿前，欣然悅之。明日博問群臣，此為何神。有通人傅毅曰：「臣聞天竺（即印度）有得道者，號之曰佛，飛行虛空，身有日光，殆將其神也？」於是上悟，遣使者張騫、羽林郎中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于大月支寫佛經四十二章，藏在蘭合石室第十四間。時于洛陽城西雍門外起佛寺（其他書稱為白馬寺），于其壁畫千乘萬騎，繞塔三匝。

元朝時間不很長，只是一百年多一點（公元1260—1368）。皇帝都是信奉佛教的，尤其是屬於密教的喇嘛教。元世祖忽必烈奉西藏喇嘛教名僧帕思巴為帝師；以後各朝皇帝即位前先要從帝師受戒。帝師是掌管佛教的僧官。元朝還出了不少有學問的喇嘛，如膽巴、沙羅巴、達益巴、迦魯納答思等。

唐朝皇帝，絕大多數是維護佛教的。士大夫和平民，接受傳統的生活習慣，已經把佛教看作本土文化的組成部分，不只慣於信，而且慣於行。表現於外，或現在還能看到或推知的，是各種信奉活動的遺迹。上者是詩文，其次是大量的寺、塔、經幢、造像（包括石窟造像）、刻石經、寫經（中期以後開始有刻板印刷的經典）等。

這兩朝都重視刻經的事。遼刻的大藏，與宋刻蜀版藏經相比，內容增多，通稱契丹藏。金刻的大藏過去不見記載，公元1934年在山西趙城廣勝寺發現一部（有殘缺），是比丘尼崔法珍發願所刻，現在通稱為趙城藏。

譯經的盛況遠遠超過前代，不僅譯師多，譯品多，而且出了不少在佛教史上有重要地位的大師。這包括僧伽提婆、僧伽跋澄、僧伽羅叉、佛陀耶舍、佛陀跋陀羅、曇摩難提、竺佛念、帛屍梨蜜多羅（高坐道人）、弗若多羅、鳩摩羅什等。

這時期，佛教的一件大事是出現了信行和尚創立的三階教。三階教有教理，說其時已經到了末法時期，應該適應這個時期採用近於苦行的修持方法，如一天只吃一次乞討來的飯，見人即禮拜（一切眾生是真佛），死後屍體供鳥獸吃（布施），等等。所謂三階，是把時、地、人都分為三個階段，如依時分，佛滅度后五百年（有異說）為第一階，第二個五百年為第二階，以後一千年為第三階，是末法時期。這個教在隋至唐朝早期勢力相當大。可是因為有不少人（包括一些皇帝）視為異端，到唐朝後期就逐漸滅絕了。

佛理的研究和詮釋更加深入，並由泛泛地講某一門變為專攻一兩部經論。有專研究、弘揚阿毗曇的，稱為毗曇師，如法業、僧淵、慧集、智藏等。有專研究、弘揚《成實論》的，稱為成實師，如僧導、道猛、慧次、法雲、法偃等。有專研究、弘揚三論（《中論》《百論》《十二門論》）的，稱為三論師，如僧朗、僧詮、法朗、智辯、慧勇等。有專研究、弘揚《攝大乘論》的，稱為攝論師，如智愷、法泰、曹毗、僧榮、法侃等。有專研究、弘揚十誦律的，稱為十誦律師，如僧業、曇斌、慧詢、慧猷、智稱、法超、智文等。有專研究、弘揚涅槃學的，稱為涅槃師，如道生、寶林、慧觀、慧靜、僧宗、慧皎等。這類研究，有的更深入，更擴大，徒眾和著作增多，就發展為不同的宗派。

再說北朝。

論》（見《肇論》），即使不是越來越玄奧，也總是越來越細緻了。其實目的仍是簡單的，是想證明現世無可愛戀，因為不實。

有專研究、弘揚阿毗曇的，稱為毗曇師，如智游、慧嵩、志念、道猷、道岳等。有專研究、弘揚《成實論》的，稱為成實師，如僧嵩、僧淵、曇度、道登、道紀等。有專研究、弘揚《攝大乘論》的，稱為攝論師，如靖嵩、曇遷等。有專研究、弘揚涅槃學的，稱為涅槃師，如曇准、曇無最、寶延、曇延等。有專研究、弘揚《十地經論》的，稱為地論師，如道寵、僧休、慧光、法上、僧范等。有專研究、弘揚四論（三論加《大智度論》）的，稱為四論師，如道場、曇鸞、靜藹、道判、慧影等。有專研究、弘揚《四分律》的，稱為四分律師，如法聰、慧光、道雲、道暉、洪道等。有專研究、弘揚凈土的念佛法門的，稱為凈土師，如曇鸞、慧海、靈裕等。有專研究、弘揚楞伽的禪法的，稱為楞伽師，如菩提達磨（禪宗東土初祖）、道育、慧可、慧滿、僧副等。

這個階段比明朝略短一些，將近二百七十年（公元1644—1911）。清朝是滿族入主中華，宗教信仰帶有邊地民族的色彩，就是比較重視喇嘛教。但是在文化方面，由皇室到八旗子弟，都傾向漢化，所以中土各宗也受到維持舊傳統的待遇。所謂舊傳統，是採用明朝的制度，設置僧官，佛教事業如建寺、造像、度僧尼等都有限制。但限制總是越來越鬆懈，原因，除了歷代共同的由勵精圖治必致漸變為得過且過之外，還有建國一開始就出了幾位好佛的皇帝。順治皇帝好參禪，尊通琇為玉林國師。康熙皇帝也視佛門為風雅之地，外出喜歡游名山，住名剎，並賦詩題字。雍正皇帝更進一步，不只喜歡禪學，並以通禪自負，因而自號為圓明居士，還編了《御選語錄》。上層人物喜愛，一般人民循舊軌走，因而佛教就仍是繁榮昌盛，據統計，早年大小寺院有八萬左右，僧尼有十幾萬；晚年，寺院幾乎遍布全國各村鎮，僧尼據說有八十萬，不出家而拜佛、菩薩的，就難以數計了。

在教理方面，仍然以禪宗最為興盛（下一章談）。其次是凈土宗，以念佛求解脫，幾乎成為各宗派的共同法門，弘法的大師有道衍（姚廣孝）、宗本、袾宏、成時等。其他各宗也還保留一些流風餘韻。弘揚華嚴宗的有普泰、洪恩、慧浸、通潤等。弘揚天台宗的有慧日、士璋、力金、無盡等。弘揚法相宗的有巢松、真可、明顯、廣承等。弘揚律宗的有朴原、如馨、三昧、弘贊等。

經典越來越多，於是有人整理為目錄。三次都在梁代：一是僧紹編的《華林殿眾經目錄九_九_藏_書》，二是寶唱編的《眾經目錄》，三是僧祐編的《出三藏記集》。現在存世的只有最後一種。

對於一般佛教，帝室也是維護的，如建立寺院，舉行法會，刻印藏經，費用都由國庫負擔。其結果是寺院增多，全國有兩萬幾千所；僧尼增多，全國有二十幾萬。此外，朝廷還慣於以田地施給寺院，少則幾十頃，多則幾百頃。寺院成為富戶，於是兼營工商業。財貨增多，顯然，戒定慧必致相應地減少，出家成為特殊的行業，也追求享樂，就佛教教義說，是愛之反而害之了。

明代刻經事業很盛，刻全藏計有五次：一是洪武年間在南京刻的，稱為南藏；二是永樂年間在南京刻的，也稱為南藏；三是永樂年間在北京刻的，稱為北藏；（以上三種是官刻）四是其後刻於杭州的，稱為武林藏；五是明末在山西五台山開刻，完成於清初浙江徑山的，稱為嘉興藏（由嘉興楞嚴寺發行）或徑山藏。

譯經的事業還在繼續。有名的譯師有佛陀什、求那跋摩、求那跋陀羅、求那毗地、達摩摩提、曼陀羅、真諦、寶志等。

4．4．2宋（附說遼金）

明朝後期還出了一些著名的佛學大師，其中最重要的是：

其中貢獻最大的是真諦，在梁、陳之際譯出《無上依經》《十七地論》《攝大乘論》等約五十部經典。

譯經中的一件大事是，三國魏的晚年，印度和尚曇柯迦羅來洛陽，譯出《僧祇戒心》，其後不久安息和尚曇諦來洛陽，譯出《曇無德羯磨》，並根據戒律的規定舉行傳戒儀式，這就為佛教勢力的擴大開闢了一條廣闊的路。

這時期新興起兩個教派：白雲宗和白蓮宗。兩宗都著重念佛，提倡菜食。因為是新興的，當時被人視為異端，受到阻止和打擊。在教理方面沒有什麼大建樹。

出家、在家的信徒，數量增加得很快。在北方，只長安一處的僧尼就過萬。其他地方，尤其南方的佛教中心建業，數目當然也不會少。寺院自然也要相應地增多。與信仰俱來的還有佛像的各種形式，包括塑像、畫像（包括畫佛教故事，名家有顧愷之、曹不興等）和雕像。雕像還發展為大規模的形式，是石窟造像。據說敦煌千佛洞就是苻秦時期開始建造的。

這時期也有譯經事業。但與過去不同：過去是由外面的西土文字譯成內部的中土文字；這時期只是滿、漢、蒙、藏文字互譯，目的限於內部流通。

教理的研究，承過去的餘緒而更加深入，從而體系更加嚴整，面目更加鮮明，就形成不同的宗派。有天台宗，重要大師為智威、玄朗、湛然等。有三論宗，重要大師為吉藏、慧遠、智拔、慧均等。有慈恩宗（即法相宗），重要大師為玄奘、窺基、慧沼、智周等。有律宗（主要的一派是南山宗），重要大師為道宣、大慈、融濟、文綱等。有賢首宗（也稱華嚴宗），重要大師為杜順、智儼、法藏（字賢首）、澄觀、宗密等。有密宗，重要大師為善無畏、金剛智、一行、不空等。有凈土宗，重要大師為道綽、善導、懷感、慧日等。有禪宗（下章詳述）。

結集，是因為對於佛所說，惟恐有誤記；或所記和所解已經有分歧。但分歧終於不能免，因為一傳再傳，有訛誤是必然的；又，人心之不同，各如其面，同樣一句話，甲可以從中取得實義，乙可以從中悟得玄機，何況佛法所講，大多是意義不定的抽象概念，尤其容易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據說結集時已經有宗派之分，印度稱為部。起初分為上座、大眾兩部。上座指老字號的和尚，相當於貴族；大眾指少壯派的和尚，相當於平民。老字號的保守，嚴格遵守傳統，不敢越雷池一步；少壯派敢想敢說，阿育王時期出了個大天，說五事（一余所誘，二無知，三猶預，四他令入，五道因聲起），在教理上越走越遠。此風不可遏，於是上座、大眾兩部又分化為十八部：上座分為犢子、經量等十部；大眾分為說出世、多聞等八部。

禪宗是中土佛教的一宗，想了解禪宗，先要略知中土佛教的情況。中土佛教來自印度，雖然有發展，有變化，但枝幹不能離根，尤其早期，是印度佛教的繁衍，因而就是講中土的，也不當數典忘祖。

佛理方面出了一些造詣深、影響大的大師。如慧遠（不是東晉的廬山慧遠）通各宗各派，著《大乘義章》，普遍解釋大小乘的名相，開後來華嚴宗的先河。智覬以《法華經》為本，創一念三千等說，成為天台宗的創始者。吉藏承鳩摩羅什、僧肇的思想體系，研究三論，成為三論宗的創始者。此外，繼北朝攝論師的傳統，研究《攝大乘論》的也不少，其中以曇遷為最有名。

先說南朝。

譯經已經是高潮的末期，但成就很大。譯經大師很多，如玄奘、智通、佛陀波利、菩提流志、實義難陀、義凈、智嚴、善無畏、金剛智、不空、屍羅達摩等。其中貢獻最大的當然是玄奘，用將近二十年精力，共譯出經論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其中《大般若波羅蜜多經》一部有六百卷之多。譯的質量也遠遠超過前代，因為其時已經有嚴格的譯場制度和精密的翻譯律例，而且，如玄奘、義凈、不空等，都精通梵漢兩種文字，不再有語言的隔閡。

4．3．3隋

佛教傳入中土，最早在何時，有異說。有的，大概意在誇飾，與道教爭勝，說在東漢明帝（公元58—75在位，年號永平）以前。引經據典，近的推到漢武帝，遠的推到秦始皇，更遠的推到《山海經》。可惜都證據不足，難於取信。

這時期也有西行求法的事。著名的有宋雲和惠生，到西域許多國，取來不少經論，並著書記西行的經過（《洛陽伽藍記》卷五專記此事）。

佛理方面，勢力比較大的是禪宗（下一章談）。其他各宗也出了些有名的法師，如華嚴宗，遼有鮮演，金有寶嚴、義柔等；密宗，遼有覺苑、道碩等，金有法沖、知玲等；律宗，遼有守道、等偉等，金有悟銖、智深等；凈土宗，遼有非濁、論曉等，金有祖朗、廣思等。

這些國家都有不少僧人來長安學習佛法。文帝時期，高麗、百濟、新羅並分得舍利，帶回國建塔供養。

隨著佛教勢力的增大，西行求法的風氣也興盛起來。先後有法顯、智嚴、寶雲、智猛等多人。其中成就最大的是法顯，于東晉安帝隆安三年（公元399）從長安出發，到天竺、師子國（斯里蘭卡）等三十余國，獲得很多經典，十幾年後回到建業，與佛陀跋陀羅共同譯出《大般泥洹經》等經典。

4．4．4明

僧徒作詩的風氣仍然很盛，如明本、行端、栯堂、清珙、圓ｒeａd.９９cｓw•ｃｏｍ至、本誠、大圭、善住等，詩文都有集行世。

4．4．3元

以上是泛說中土佛教。還可以分說，或應該分說，是介紹不同的宗派。這相當麻煩，原因主要有兩種：一，傳承的統系很繁雜，其中有些只是傳說，甚至有意編造，未必靠得住。二，宗派之分，主要是由於對教理的認識有分歧，或修持方法有差異。教理的分歧，有不少是很細碎的，或者很玄奧的，講，就要陷入名相的大海，這對於一般讀者，以及這樣一本常識性的書，都是不適宜的。不得已，只得以簡要易解為原則，可以不說的不說，難於淺近易解的也盡量不說。宗派，主要是宗，有廣狹兩種意義：廣義是兼指學派和教派；狹義是只指教派。南北朝時期，教理的研究趨於深而專，於是有著重研究、弘揚某種經典的大師，如毗曇師、成實師、攝論師等。這樣專精某種經典的學問，有人也稱之為宗，這宗的意義是學派。隋唐以來，有些學派發揚光大，成為有祖師、有傳承、有大量信徒、有教義教規的宗教團體，這樣的佛教組織稱為宗，這宗的意義是教派。

譯經仍然沒有停頓。重要的譯師有那連提耶舍、毗尼多流支、闍那崛多、達摩笈多等。其中闍那崛多成就最大，在長安大興善寺譯經二十年，譯出《佛本行集經》《大方等大集護經》等三十余部。

這時期，佛與儒相互影響，接近甚至糅合的程度更加深遠。有明顯表現為調和的，如契嵩著《輔教篇》，張商英著《護法論》《宗禪辯》，都宣揚佛、儒可以互助，不當偏廢。有不明顯表現的，如禪的明心見性，儒的天理人慾，都是把鄰居的什物隔牆拿過來混在自己的什物里。

道釋融合從這個時期起表現得越來越明顯。道家推重老莊的無為，理論講無，行事講沖虛淡泊，尚清談，這同佛家的講般若、輕世間名利有相通之處，又因為許多出家大師深知儒道（如慧遠、支遁等），許多士大夫名流信佛，通佛理（如孫綽、宗炳等），所以有不少名僧和名士交了朋友，談吐也是即道且釋，就是後來說的禪味。

中土與東方高麗、日本等國之間，僧徒的來往更加頻繁（主要是來唐朝留學）。於是佛教東傳，並也發揚光大，建立了各種宗派。

教理方面也趨向衰落。只有天台宗和律宗還保持相當的勢力：天台宗的大師有義寂、義通、知禮等；律宗的大師有貞峻、澄楚、元表、守言、贊寧等。禪宗的情況特殊，因為唐朝中期以後漸漸有獨霸之勢，所以這時期仍在發揚光大（詳見下章）。

遼、金時代的佛教藝術品，留到現在的還有不少。主要是建築，如天津市屬薊縣的獨樂寺山門和觀音閣，山西的應縣木塔，北京的天寧寺塔等，都是遼代建築；山西大同普恩寺的大雄寶殿，山西五台延慶寺的大殿，河北正定隆興寺的山門等，都是金代建築。

4．1源流說略

這時期，佛理方面曾引起一次大爭論，就是神滅還是不滅。佛家主張神（有各種異解異名，如心識、自性等）不滅，因為如果滅，生死即使事大，也就沒有辦法，六道輪迴也就成為無稽之談。可是不滅又很難舉出實證，於是有人根據常識的所聞所見，駁斥神不滅說，重要的論文有何承天的《達性論》和范縝的《神滅論》。

因佛教而有的中外交往也不少。主要是中國和西域，中國和尼泊爾，中國和日本。

附帶說說佔據北方的遼、金兩朝。那是契丹和女真建立的國家，就文化說，低於中原的兩宋，知解少就更需要宗教，所以對佛教就更加尊崇。如遼興宗曾歸依受戒，金世宗的生母貞懿太后出家為尼。最高統治者如此信奉，佛教當然要受到特殊的照顧。建寺、建塔、造像、寫經、齋僧、行香等等活動不算，還增加了大量的布施。如遼的蘭陵郡夫人蕭氏，施給中京靜安寺土地三千頃，谷一萬石，錢二千貫，民戶五十家，牛五十頭，馬四十匹；金世宗生母貞懿太后出家后住清水禪寺，施給田二百頃，錢百萬。這樣一來，寺院成為特殊的富戶，僧徒成為特殊的階級，站在佛教的立場，有好的一面，是道場興隆；但也有壞的一面，是出家后養尊處優，生活世俗化，不久就會把苦、集、滅、道的教義忘了。

元代刻經事業不很發達。值得注意的有弘法寺大藏，是利用金代大藏的經版，校訂刻印的；有普寧寺大藏，是杭州餘杭縣南山大普寧寺僧徒募化刻印的。

這時期包括南朝的東晉和北朝的匈奴、羯、鮮卑、氐、羌五個民族（史稱五胡）先後建立的二趙、三秦、四燕、五涼、夏、成（或成漢）十六國，時間是一百年多一點（公元317—420）。

佛理的弘揚方面，勢力最大的是禪宗（下一章談）。此外有律宗，或說道宣的南山宗，重要大師為贊寧、允堪、元照等。有賢首宗，重要大師為子璇、凈源、師會、希迪等。有慈恩宗，重要大師為秘公、通慧、傅章、繼倫、守千等。有天台宗，重要大師為義寂、義通、知禮、晤恩、廣智等。有凈土宗，重要大師為省常、宗賾、志磐等。

佛教初傳入時期，重要的活動是譯經。譯者都是外國人，如安世高來自安息（初來的佛學大師，名前多標明國籍），支婁迦讖來自大月支（也寫大月氏），竺佛朗來自天竺，康孟詳來自康居。其中最有名的是安世高，譯出《安般守意經》（最早傳入講禪法的）等約三十幾部。其次是支婁迦讖，譯出《般若道行經》等十幾部。

有了戒律的規定，出家人逐漸增多，據說西晉時有僧尼三四千人；僧寺，僅洛陽、長安就有近二百所。

政治情況複雜，因而佛教的興衰情況也就隨著複雜。大致說，北方的統治者，信佛的程度沒有南方那樣深。如對於僧徒出家，北方限制較多，而且推行一種所謂試經業的考試方法。南方如吳越、閩、南唐等國，君主都熱心佛教事業，所以建寺、建塔、造像、寫經等活動都規模宏大。

像這樣對付情慾（絕），是道家也遠遠趕不上的（只是寡慾）。宮中有浮屠祠，推想只是祭佛而不住僧。宮外已經有寺院，如傳說建於明帝時的白馬寺就是。寺院不多，都是供外來的和尚住的。中土人不住，原因有二：一是據《高僧傳·佛圖澄傳》：「往漢明感夢，初傳其道，唯聽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其漢人皆不得出家。」二是當時還沒有傳戒的規定，也就不能有正式受戒的比丘和比丘尼。

雲棲大師袾宏，紫柏大師真可，憨山大師德清，蕅益大師智旭。他們都學識淵博，著述很多。其中德清著《中庸直指》《老子解》等書，智旭著《四九_九_藏_書書解》《周易禪解》等書，溝通儒、道、釋三教，可以代表一時的風氣。

這時期，佛教勢力更加膨脹，簡直可以說到了頂點。最明顯的表現是滲入各階層，滲入生活的各方面。四朝的皇帝幾乎都信佛。其中最突出的是梁武帝蕭衍，他不但修建了很多寺院，而且四次到同泰寺捨身為奴。結果引來侯景之亂。可是後來的皇帝並沒有看作前車之鑒，如陳的武帝、文帝都曾向寺院捨身。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焉，於是官僚、名士等，也都以事佛、與名僧往來為榮。平民文化低，更容易相信福報，信佛的當然更多。據說宋、齊、陳三朝，僧尼都多到三萬多人，寺院一兩千所；梁朝僧尼多到八萬多人，寺院多到三千所。出家人多，寺院多，於是各種法會（齋會、水陸會、盂蘭盆會等）也應運而起，如梁武帝就舉辦過多次四眾（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無遮（平等待遇）大會。造像的風氣也很盛，為了功德，有的用木雕，有的用銅鑄，還有的用金銀鑄；大的高一兩丈，多的到幾萬軀。

4．3．2南北朝（二）

經典積存更多，於是有繼續編撰目錄的事。重要的有法經等編的《眾經目錄》，費長房編的《歷代三寶記》，彥琮等編的《眾經目錄》。

教義的傳播還比較粗淺，大多是靈魂不滅、地獄受報、祭祀得福之類。所以在當時人的眼裡，佛法不過是方伎的一種，出家人同樣是方士、道士，可以稱呼為道人。但佛教徒的出世色彩，可能也表現得相當明顯，如《後漢書·襄楷傳》記襄楷于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上書說：

但這祖又是太繁雜了，只好談一點點關係密切的。據說釋迦牟尼佛滅度后不久（佛教教史幾乎都是無確證的傳說），像孔門弟子整理寫定孔子的言行為《論語》一樣，佛門弟子也聚會，想整理寫定佛的訓戒。這樣的聚會名為結集，據說主要有三次：第一次於佛葬后在王舍城，有五百大弟子參加（這就是五百羅漢的來源）；第二次於佛滅度后約百年在毗舍離城，有七百高僧參加；第三次於阿育王（公元前250前後在位）時在波吒厘子城，有一千和尚參加。每次結集都寫定一些經典；至於何種經典，所傳不盡同，這裏從略。

佛理的研究和詮釋也像南朝，因專精而分為不同的部門。

佛教藝術，成就最高的是造像。有漢人劉元，得佛像工藝大師阿尼哥（尼泊爾人）的真傳，精於塑像，元朝名剎的塑像有不少是他塑的，據說北京東嶽廟的塑像也出於他之手。銅鑄佛像，北京西山卧佛寺的卧佛，現在還是很有名的。

4．4．5清

各宗派弘揚教理，大多是著重辨析名相，難免深奧而繁瑣，一般人難於接受。為了普及，這時期興起一種通俗化的宣傳方式，名為俗講，就是用講唱故事的形式闡說教義。這種講唱的本子名為變文，成為以後通俗小說的始祖（本章末還要談到）。

中土人出家，有人說始於東漢末的嚴佛調（安世高弟子）。但也有人說，嚴只是居士，並未出家。如果后一說近真，那最早出家的名人，應該是三國魏的朱士行。朱不只是最早出家的，還是最早西行求法的。他研究般若，中土經典有限，義多難通，於是在魏末（公元260）往西域。到于闐，得《大品般若》數十萬言，于西晉初年命弟子送回洛陽，他沒有回來。

4．2前期佛教

宋包括北宋和南宋，地域不很廣，時間卻長，超過三百年（公元960—1279）。佛教的情況，大體說是興盛的。

這時期，南朝包括宋、齊、梁、陳，約一百七十年（公元420—588）；北朝包括北魏以及分裂后的東魏、西魏、北齊、北周，約一百六十年（公元420—581）。

4．2．2三國兩晉

這一期時間長，由唐末到清末，大約一千年。朝代包括很多。其中有統一的，是元、明、清；有分治的，是北宋和遼，南宋和金，有分裂的，是五代十國。佛教情況是大致保持舊的傳統，雖然某時、某地、某宗派、某舉動略呈興盛之勢，但總的看來，正如紅日偏西，光和熱都比較微弱了。

這時期，佛教還由中土東傳到高麗、百濟、新羅和日本。

多數人認為可信的是漢明帝永平求法的傳說，見於東漢末牟子《理惑論》第二十章：

因為宗的意義不定，佛教史籍舉宗的數目，有或多或少的差異。多的是十三宗，名目是：一，毗曇宗（小乘有宗，通於俱舍宗），二，成實宗（小乘空宗），三，律宗（通稱南山宗），四，三論宗（大乘空宗，也稱性宗），五，涅槃宗，六，地論宗，七，凈土宗（也稱蓮宗），八，禪宗（也稱心宗），九，攝論宗，十，天台宗（也稱法華宗），十一，華嚴宗（也稱賢首宗），十二，法相宗（大乘有宗，也稱慈恩宗、唯識宗、相宗），十三，真言宗（也稱密宗）。（日本凝然《三國傳通緣起》）其次是十宗，名目是：一，律宗，二，俱舍宗，三，成實宗，四，三論宗，五，天台宗，六，賢首宗，七，慈恩宗，八，禪宗，九，密宗，十，凈土宗。（楊文會《十宗略說》）湯用彤先生《隋唐佛教史稿》只介紹八宗，名目是：一，三論宗，二，天台宗，三，法相宗，四，華嚴宗，五，律宗（原標題為戒律），六，禪宗，七，凈土宗，八，真言宗。宗還有等級之別，如同是律宗，其下又有所謂相部宗和東塔宗；同是禪宗，其下又有所謂臨濟宗、曹洞宗等。以下依次介紹一下（禪宗下一章介紹）。

這一期包括南期（東晉和宋、齊、梁、陳），北朝（五胡十六國、北魏、東魏、西魏、北齊、北周），隋，唐。朝代多，地域雜，加上佛教最興盛，更是千頭萬緒。所謂興盛，是內，教理鑽得深，分得細（各宗各派）；外，熱鬧，由寺院、出家到造像、俗講等等，真是五花八門；還有，影響也大，由小民的念「阿彌陀佛」到士大夫的談空說寂，更是無孔不入。內容太多太雜，只得取大舍小，只談一點點顯赫的。

文人學者，不出家而研究佛學的風氣，這時期也很盛。如宋濂、李贄、袁宏道弟兄、瞿汝稷、焦竑、屠隆等，都是很有名的佛學家和護法者。

其中尤以鳩摩羅什名聲最高，貢獻最大，與唐初的玄奘，同居譯經大師的首位。這時期所譯經典的方面也廣，包括「阿含」（小乘經）、「阿毗曇」（說一切有論部）、「律藏」「密教經典」「大乘經論」等。其中影響最大的是大乘經論，如《大品般若》《金剛經》《維摩詰所說經》《首楞嚴三昧經》《大智度論》《中論》《百論》《十二門論》等，都出於鳩摩羅九*九*藏*書什之手。教理的研究和傳布也遠遠超過前代。重要的大師有佛圖澄、道安、鳩摩羅什、慧遠、竺僧朗、竺潛、道生、道融、僧肇、法顯、慧觀、慧嚴、支遁等。研討的內容太多，太專，不能介紹。只說說多數人感興趣的是般若性空的學說。可是同是說空而看法不同，道安時期有六家的分別。所謂六家，指一「本無」（萬有生於無），二「即色」（色法因緣和合而生，無自性），三「識含」（萬有為心識所變），四「幻化」（世間諸法皆幻），五「心無」（對外物不起計執心，故說空無），六「緣會」（諸法因緣會合而有，無實體）。其中道安的本無說勢力最大。其後鳩摩羅什更深入發揮，創畢竟空說（一切有為法無為法皆空無餘），其弟子僧肇作《不真空（不真即空）

又聞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虛，貴尚無為，好生惡殺，省欲去奢。今陛下嗜欲不去，殺罰過理，既乖其道，豈獲其祚哉！或言老子入夷狄為浮屠。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愛，精之至也。天神遺以好女，浮屠曰，此但革囊盛血，遂不盻之。其守一如此，乃能成道。

中土佛教的歷史，內容複雜，千頭萬緒，為了簡明，想分作三期：前期，由東漢到西晉；中期，由南北朝到唐；後期，由五代十國到明清。中的意義相當於盛，是重點。

在教理方面，有較大成就的仍然是禪宗（下一章談）。此外，天台宗的名僧有性澄、允若等；華嚴宗的名僧有文才、了性等；法相宗的名僧有英辯、志德等；律宗的名僧有法聞。不過與前一時代相比，總是強駑之末了。

4．2．1漢

佛教勢力仍然很旺盛。原因同過往一樣，是在上者提倡，一般人民信受。隋文帝熱心護法，建寺，建塔，度僧尼，造佛像，並提倡公私寫經（開唐朝大批寫經的風氣）；他的兒子隋煬帝楊廣並且受菩薩戒，自稱菩薩戒弟子。石窟造像和刻石經仍然繼續，著名的房山石經就是這時期開始刻的。

辦法有多種，如設置各級僧官管理佛教事務，包括任免寺院的住持；分學佛的專業為禪（以禪定求悟）、講（研習各種教義）、教（依各種儀法活動）三類，要求僧徒要各有所專；定期考試，經典不通者淘汰；嚴格度牒制度，男四十以下、女五十以下不得出家；減少寺院數目，出家者必須集中居住，過集體生活；等等。不過對於流傳已久、深入人心的佛教，政治力量終歸是有限的，又因為後來推行度牒收費辦法，出家容易了，從而寺院的數目大量增加，僧尼的數目也大量增加。

4．4後期佛教

譯經事業，由唐朝晚期停頓，這時期又恢復了。像唐朝一樣，翻譯有嚴密的組織和規程。譯師大多是外來的僧人，有法天、法賢、法護、日稱、智吉祥、金總持等。共譯出經論二百多部，合七百多卷。成績遠遠落後于唐朝，因為重要的經論大多早已有譯本。

經典編目，這時期也有重要著作，如玄琬編《眾經目錄》，道宣編《大唐內典錄》，智升編《續大唐內典錄》和《開元釋教錄》等。其中《開元釋教錄》，內容和體例都很精審，到現在還是研究佛教典籍的重要參考書。

在教理方面，比較興旺的仍然是禪宗（下一章談）。其次是凈土宗，因為方法簡便而收穫大，所以幾乎成為各宗的共同信仰。專弘揚此宗的大師有行策、省庵、徹悟、瑞安、印光等。此外，弘揚天台宗的大師有受登、靈耀、觀竺、廣昱、妙空等。弘揚華嚴宗的大師有續法、印顆、圓亮、通理、顯珠等。弘揚律宗的大師有海華、戒潤、福聚、弘贊、長松等。弘揚法相宗的大師有大惠、大賢、智旭、果仁、道階等。居士研究佛學，弘揚佛法（包括流通經典），這時期成為風氣。早年有宋文森、畢奇、周夢顏、彭紹升等。中年有錢伊庵、江沅、裕恩、張師誠等。晚年有楊文會、沈善登等。清朝的刻經事業，官刻漢文的只有雍正、乾隆間的龍藏一種，是根據明刻北藏予以增補的。此外還刻有藏文、蒙文、滿文的藏經。私人刻經，晚年成為風氣，如鄭學川（后出家，名妙空）成立江北、蘇州、杭州等刻經處，楊文會成立金陵刻經處，所刻經典都在三千卷上下。清朝末年，金山和尚宗仰和羅迦陵、黎端甫等，根據日本弘教書院藏經，在上海校印成頻伽精舍藏經，成為我國刻印大藏的殿軍。

道釋融合，名士和名僧的交往更加頻繁。玄談之外，還可以用詩，如謝靈運、顏延之、智愷、智藏都是這方面的名手。

同南朝一樣，佛教勢力在北朝也升到頂峰。幾朝皇帝，絕大部分是信奉佛教、尊重名僧的。一般平民當然更少例外。佛法盛，信徒多，從許多方面可以表現出來。一是僧尼多，北魏由平城遷都洛陽以前，城鄉合計，僧尼有八萬多；到魏末增到二百多萬。二是僧寺多，北魏平城時期是六千多所；到魏末，僅洛陽一地就有一千多所（《洛陽伽藍記》記其大略，可見豪華宏麗的一斑），全國各地是三萬多所。其時建塔的風氣也盛起來，許多僧寺兼有塔。三是造像多，最著名的是，北魏平城時期的武州山石窟（今大同雲崗石窟），洛陽時期的龍門石窟，此處還有麥積山、天龍山、響堂山等地的石窟。四是刻石經，有名的有響堂山石經、泰山經石峪石經等。五是因為信徒多，民間還有了信奉佛教的組織，名為義邑，首領名為邑主、邑長等，成員名為邑子、邑人等。

這兩個時期合起來，將近一百年（公元220—316）。佛教的重要活動還是譯經。重要的譯者有：康僧鎧在魏都洛陽譯出《無量壽經》等四部；帛延在同地譯出《首楞嚴經》等七部；支謙在吳都建業譯出《維摩詰經》等八十余部；康僧會在同地譯出《六度集經》等數部；竺法護在兩晉初年譯出《普曜經》等一百六七十部；竺叔蘭在陳留等地譯出《放光般若經》等數部；帛法祖在長安等地譯出《菩薩修行經》等十幾部；安法欽在洛陽譯出《道神足無極變化經》等五部。所譯經典，教理方面偏於大乘的般若，這就為後來道安的般若學開了先河。

4．3中期佛教

明朝時間比較長，由建國到滅亡，經歷了二百七十多年（公元1368—1644）。關於佛教，重要的變動是：一，由尊崇喇嘛教改為以中土的各宗為主體；喇嘛雖然仍有帝師、國師等稱號，但那是出於對外族宗派的籠絡。二，明太祖朱元璋在鳳陽皇覺寺當過和尚，對寺院和僧徒的情況有較多的了解，於是針對他心目中的弊端，由過去的單純扶持改為著重整頓。

4．4．1五代十國

西行求法的人也不少，據義凈《ｒｅaｄ.9９csｗ•ｃoｍ大唐求法高僧傳》記載，僅唐朝初年就有六十人。最著名的當然是玄奘，于太宗貞觀三年出發，經西域到印度，往返十七年，取回佛舍利一百五十粒，經論六百五十七部，金檀佛像七軀。此外，義凈、慧超、玄照、道琳等也是西行求法人中很有名的。

這時期也曾出現反佛教的事。重要的有兩次。一次是所謂會昌法難。武宗是通道教的，對佛教有惡感，從會昌二年（公元842）起，用種種辦法壓制僧尼，直到下令拆毀寺院，勒令僧尼還俗。據記載，共拆毀大寺四千六百多所，小寺四萬多所，僧尼還俗二十多萬人，連銅鐵鑄的佛像也熔化殆盡。另一次是韓愈排佛，他寫《原道》《論佛骨表》等文，主張對佛教要「人其人（強迫僧徒還俗作普通人），火其書（燒佛教典籍），廬其居（變寺院為民房）」。可是這位韓文公究竟是手無寸鐵的文人，雖然力竭聲嘶，影響卻是難於通到習俗的底層的。

4．3．1南北朝（一）

一是福州東禪寺版，二是福州開元寺版，三是湖州思溪版，四是平江磧砂版。

西行求法的人在這個時期還有不少，其中如道圓、繼業（一行三百人）、行勤（一行百五十七人）等都是很有名的。中土與東方高麗、日本諸國，僧徒來往仍不少。外國僧人來中國，絕大部分是學禪法的，如日本的奝然、寂昭、覺阿、榮西等，對日本禪學的發達都起了不小的作用。

出家人作詩，這時期人數更多，簡直成為風氣，如齊己著《白蓮集》，貫休著《禪月集》，在文學史上也是很有名的。這時期還出了個滅法的皇帝，後周世宗（公元954—959在位）。他從顯德二年（公元955）起反佛，廢除未經國家賜予寺額的寺院三千多所；嚴格限制出家資格，並不許私度。又因為缺少貨幣，於是沒收銅鑄佛像，熔化了鑄錢。中國佛教史說的三武一宗的滅法，三武是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和唐武宗，一宗就是這位周世宗。

五代是統治北方的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十國是南方的前蜀、吳、吳越、閩、南漢、荊南、楚、后蜀、南唐和北方的北漢。時間由後梁建國（公元907）算起，到後周滅亡（公元960）截止（十國中的南唐、北漢等，北宋建國十幾年後才滅亡），不過五十多年。

文學藝術方面，這時期出了不少詩僧，如蒼雪、天然、借庵、笠雲、奇禪（皆別號）等；其中寄禪又號八指頭陀，在清末尤其有名。初年還出了幾位有大名的畫僧：朱耷（俗驢字），通稱八大山人；道濟，通稱石濤；髡殘，通稱石溪；弘仁，通稱漸江。

4．3．4唐

這時期，佛教的一件大事是出了兩個廟號都是「武」的「滅法」的皇帝。一是北魏遷都洛陽前的太武帝（公元424—452在位）。他通道士寇謙之和司徒崔潔的話，說佛教是「西戎虛誕，妄生嬌孽」，先是讓五十歲以下的僧人都還俗，服兵役；其後，因為發現長安一寺院收藏兵器、財物及婦女等，於是下令殺盡僧徒，毀寺院、經像等。幸而其時太子晃監國，故意緩宣詔書，僧徒多聞風逃匿，經像也有不少人秘藏，佛教才不至完全滅絕。另一是北周武帝（公元560—578在位）。他重儒術，輕道、佛，曾多次發起爭論道、佛的高下，又聽信還俗僧人衛元嵩和道士張賓的意見，開始是減寺減僧；其後是廢斥道、佛二教，令僧徒、道士都還俗，財物沒收散給臣下。攻滅北齊以後，用同樣的辦法，強迫僧徒還俗，焚毀經像，財物沒收歸官。據說周境道、佛還俗的有二百多萬人，齊境僧徒還俗的有三百萬人。

隋朝只有短短的三十七八年，可是長期分裂的局面成為統一，佛教情況就有了混合南北、繼往開來的性質。

在教理方面，上座部、大眾部的最重要的分歧是上座說有，大眾說空；上座安於小乘，大眾趨向大乘。有和空都具有遠離常識的意義：有，是指一切法的自體三世長有；空，是指一切法念念生滅，所以過去未來無實體，只有現在瞬間的體用為有。上座部的理論基本上是原始佛教的。大眾部思路比較開放，且追得深，氣度大（強調普度），所以得到較多人的讚許，其後就發展為大乘佛教。佛教傳入中土，小乘不興盛，六朝以後，地盤完全為大乘所佔領，與印度源泉的下流是有密切關係的。

4．5宗派

唐朝由建國到滅亡（公元618—907），經歷了將近三百年，至少在前期和中期，佛教還處於頂峰時期。不只興盛，還可以拿出幾種第一來。初年出了個玄奘，無論是譯經，西行求法，還是通曉教義，都應該高踞出家人的首位。佛理研究方面，各宗各派爭奇鬥勝，真可以說是百花齊放。其中尤其禪宗，開花結果都是在這個時期。弘法的方式也有大發展，因要求通俗化而興起俗講，於是而產生了變文。信徒數量更多，信的程度更深，有種種作功德的花樣，如寫經，近年發現於敦煌千佛洞的，絕大多數是這時期寫的。名僧和名士的關係更加密切，因而產生了不少出於僧俗的帶佛教氣息的詩文。

此外還有許多書談到，內容大同小異。所記事詳細明確，但也有漏洞，因而近年來有人疑為不實。不過這項記載可信與否是一回事，佛教何時傳入是另一回事。湯用彤先生《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舉西漢哀帝時大月氏王使伊存授浮屠（佛）經，明帝時楚王英已為桑門（沙門，和尚）、伊蒲塞（優婆塞，男居士）設盛饌，傅毅已知天竺有佛陀之教為理由，證明佛教的傳入必在明帝以前。以常情推測，兩漢和西域的交往相當頻繁，西域諸國是信奉佛教的，傳入的可能比不傳入的可能一定大得多。

時國豐民寧，遠夷慕義，學者由此而滋。

譯經的事業仍在繼續。主要是北魏（早期在平城，晚期隨東魏由洛陽移到鄴都）。譯經大師有曇曜、吉迦夜、曇摩流支、菩提流支、勒那摩提、佛陀扇多等。其中菩提流支尤其有名，用半生精力，譯出《法華經論》《十地經論》《入楞伽經》《深密解脫經》等共三十部。北齊、北周時期，譯經大師有那連提黎耶舍、達摩闍那、闍那耶舍、耶舍崛多等。

不愛戀現世是消極方面，消極總是為積極服務的，就是說，舍是為了取。所取當然是出世，或說涅槃。這時期，佛法在取的方面有了新的趨向，是由道安（在北方）開始，慧遠（在南方）發揚光大，根據《無量壽經》《彌勒下生經》等經典，倡導往生彌勒凈土的修持方法。與般若性空的玄遠理論相比，往生凈土的路像是既容易走，又收穫大，所以對後來佛教的更深入人心起了有力的推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