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們德國的民族性格業已難解難分地同德國文化糾結在一起，甚至變為一體，如同我們驚愕地在文明化的法國所看到的，我們對它也必定感到痛心的絕望了。長期以來作為法國重大優點和巨大優勢的原因的東西，即民族與文化融為一體，由於上述景象，卻使我們不由得感到慶幸，因為我們如此大成問題的文化至今同我們民族性格的高貴核心毫無共同之處。相反，我們的一切希望都滿懷熱忱地寄託于這一認識：在這忐忑不安抽搐著的文化生活和教化鬥爭下面，隱藏著一種壯麗的、本質上健康的古老力量，儘管它只在非常時刻有力地萌動一下，然後重又沉入酣夢，等待著未來的覺醒。德國宗教改革就是從這深淵里生長出來的，在它的讚美詩里，第一次奏響了德國音樂的未來曲調。路德的讚美詩如此深沉、勇敢、充滿靈性地奏鳴，洋溢著如此美好溫柔的感情，猶如春天臨近之際，從茂密的叢林里迸發出來的第一聲酒神的召喚。酒神信徒莊嚴而縱情的行列用此起彼伏的回聲答覆這召喚，我們為德國音樂而感謝他們——我們還將為德國神話的再生而感謝他們！

與此同時，現在人們不妨設想一下沒有神話指引的抽象https://read.99csw.com的人，抽象的教育，抽象的風俗，抽象的權利，抽象的國家；設想一下藝術想像力不受本地神話約束而胡亂遊盪；設想一下一種沒有堅實而神聖的發祥地的文化，它註定要耗盡一切可能性，發育不良地從其他一切文化吸取營養，——這就是現代，就是旨在毀滅神話的蘇格拉底主義的惡果。如今，這裏站立著失去神話的人，他永遠飢腸轆轆，向過去一切時代挖掘著，翻尋著，尋找自己的根，哪怕必須向最遙遠的古代挖掘。貪得無厭的現代文化的巨大歷史興趣，對無數其他文化的搜集匯攏，竭澤而漁的求知慾，這一切倘若不是證明失去了神話，失去了神話的家園、神話的母懷，又證明了什麼呢？人們不妨自問，這種文化的如此狂熱不安的亢奮，倘若不是饑饉者的急不可待，飢不擇食，又是什麼？這樣一種文化，它吞食的一切都不能使它饜足，最強壯滋補的食物經它接觸往往化為「歷史和批評」，誰還願意對它有所貢獻呢？

在難以描述的長期中斷之後，亞歷山大羅馬時代終於在十五世紀復甦，自那時起，我們又觸目驚心地接近了這種狀態。達于高潮的同樣旺盛的求九_九_藏_書知慾，同樣不知饜足的發明樂趣，同樣可怕的世俗傾向，加上一種無家可歸的流浪，一種擠入別人宴席的貪饞，一種對於現代的輕浮崇拜，或者對於「當下」的麻木不仁的背離，把一切都sub specie saeculi（歸入世俗範疇）：所有這些提供了同樣的朕兆，使人想到這種文化的核心中包含的同樣缺點，想到神話的毀滅。連續不斷地移植外來神話，卻要不讓這種移植無可救藥地傷害樹木本身，看來簡直是不可能的。樹木也許曾經相當強壯，足以通過艱難鬥爭重新排除外來因素，但往往必定衰敗凋零，或因病態茂盛而耗竭。我們如此珍重德國民族性格的精純強健的核心，所以我們敢於期望它排除粗暴移入的外來因素，也敢於相信德國精神的自我反省乃是可能的。也許有人會認為，德國精神必須從排除羅馬因素開始其鬥爭。他也許可以在最近這場戰爭的得勝驍勇和沐血光榮中，看到對此的表面準備和鼓舞。然而，一種內在衝動卻要在競賽中力爭始終無愧於這條路上的崇高先驅者，無愧於路德以及我們偉大的藝術家們和詩人們。但是他決不可相信，沒有他的家神，沒有他的神話家園，沒有一切hｔtｐs://reａd.9９ｃsw.ｃom德國事物的「復歸」，就能進行這樣一場鬥爭！如果德國人畏怯地環顧四周，想為自己尋找一位引他重返久已喪失的家鄉的嚮導，因為他幾乎不再認識回鄉的路徑——那麼，他只須傾聽酒神靈禽的歡快召喚，它正在他頭頂上翱翔，願意為他指點歸途。

我知道，現在我必須引導專心致志的朋友登上一個獨立憑眺的高地，在那裡他只有少許夥伴，我要勉勵他道，讓我們緊跟我們光輝的嚮導希臘人。為了澄清我們的美學認識，我們迄今已經向他們借來了兩位神靈形象，其中每位統轄著一個單獨的藝術領域，而且憑藉希臘悲劇，我們預感到了它們的互相接觸和鼓舞。在我們看來，這兩種藝術原動力引人注目地彼此扯裂，導致了希臘悲劇的衰亡。希臘民族性格的蛻化變質與希臘悲劇的衰亡鍥合如一，促使我們嚴肅地深思，藝術與民族、神話與風俗、悲劇與國家在其根柢上是如何必然和緊密地連理共生。悲劇的衰亡同時即是神話的衰亡。在此之前，希臘人本能地要把一切經歷立即同他們的神話聯繫起來，甚至僅僅通過這種聯繫來理解它們。在他們看來，當前的時刻藉此也必定立即sub specie aｒeａd.99ｃsｗ•ｃoｍeterni（歸入永恆範疇），在某種意義上成為超時間的。國家以及藝術都沉浸在這超時間之流中，以求免除眼前的負擔和渴望而得安寧。一個民族（以及一個人）的價值，僅僅取決於它能在多大程度上給自己的經歷打上永恆的印記，因為藉此它才彷彿超凡脫俗，顯示了它對時間的相對性，對生命的真正意義即形而上意義的無意識的內在信念。如果一個民族開始歷史地理解自己，拆除自己周圍的神話屏障，就會發生相反的情形。與此相聯繫的往往是一種斷然的世俗傾向，與民族早期生活的無意識形而上學相背離，併產生種種倫理後果。希臘藝術，特別是希臘悲劇，首先阻止了神話的毀滅，所以必須把它們一起毀掉，才能脫離故土，毫無羈絆地生活在思想、風俗和行為的荒原上。即使這時，那種形而上衝動仍然試圖在勃興的科學蘇格拉底主義中，為自己創造一種哪怕是削弱了的神化形式。但是，在低級階段上，這種衝動僅僅導致一種狂熱的搜尋，而後者又漸漸消失在由各處聚攏來的神話和迷信的魔窟里了。希臘人仍然不甘心於處在這魔窟中，直到他們學會像格拉庫盧斯那樣用希臘的樂天和希臘的輕浮掩飾那種狂熱，或者用隨便哪種九-九-藏-書陰鬱的東方迷信完全麻醉自己。

誰想準確地檢驗一下，他是屬於真正審美的聽眾，還是屬於蘇格拉底式批評家之列，就只須坦率地自問欣賞舞台上表演的奇迹時有何感覺：他是覺得他那要求嚴格心理因果關係的歷史意識受到了侮辱呢，還是以友好的讓步態度把奇迹當做孩子可以理解而於他頗為疏遠的現象加以容忍，抑或他別有感受。他可以據此衡量，一般來說他有多大能力理解作為濃縮的世界圖景的神話，而作為現象的縮寫，神話是不能缺少奇迹的。但是，很可能，幾乎每個人在嚴格的檢驗之下，都覺得自己已如此被現代文化的歷史批判精神所侵蝕，以致只有以學術的方式，經過間接的抽象，才能相信一度存在過神話。然而，沒有神話，一切文化都會喪失其健康的天然創造力。惟有一種用神話調整的視野，才把全部文化運動規束為統一體。一切想像力和日神的夢幻力，惟有憑藉神話，才得免於漫無邊際的遊盪。神話的形象必是不可察覺卻又無處不在的守護神，年輕的心靈在它的庇護下成長，成年的男子用它的象徵解說自己的生活和鬥爭。甚至國家也承認沒有比神話基礎更有力的不成文法，它擔保國家與宗教的聯繫，擔保國家從神話觀念中生長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