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總是那麼穩操勝券鬥志昂揚。前半生，他為奪取皇位而斗；後半生，倔為鞏固政權而斗。他斗敗了兄弟，斗敗了權臣，斗敗了貪官，也斗敗了被他認為是沽名釣譽的清官。最後，只剩下他一個孤家寡人，還有為數不多的幾個還算貼心的人。那麼，他感到勝利的喜悅了嗎？

雍正一生所做的得不償失的事情還很多。甚至從根本上講，他做的一切都註定是得不償失或沒有意義的。比方說，他背著聚斂、操切、忌刻的罵名，清查虧空，追回贓銀，填充國庫，卻並不知道這些銀子該派上什麼正經用場。國家收入最正經的用場，原本應該是發展科學技術，發展社會生產力。只有科學技術進步了，生產力發展了，才能真正做到國力增強，人民富足，社會安定。可惜，這個道理，雍正是不可能懂得的，他的兒子、孫子也不懂。結果，雍正費盡心力聚斂的財富，只不過為他子孫的揮霍和新貪官的貪墨奠定了基礎，豈不悲哉？

雍正能如此，敢如此，恰是他自信的表現。精通儒學和佛學的雍正，堅信大義可以覺迷，而匪類亦可歸仁。因為儒學講「人皆可以為舜堯」，佛學講「眾生是佛」，也就是人人都有慧根和善緣。墮落為小人、為匪類、為畜生，是因為被各種魔障謬見所迷，不能覺悟。這就要由具有「大光明、大智慧」的人(其實也就是佛)來啟迪，來開導。雍正自認為就是這樣的活佛，可以讓啞巴開口，頑石點頭，畜生變人。這就是覺迷(覺悟迷者)，就是歸仁(歸於仁義)。所以，曾靜寫的檢討，就叫《歸仁說》；而雍正編的這本書，就叫《大義覺迷錄》。雍正這一回，似乎又贏了。

一、收入鄭一的雍正特諭兩道。兩道特諭，都是針對曾靜的指控而來。第一道主要講清朝順天得民，是大一統的正統王朝，滿洲不過是清人的籍貫，清人從李自成手上奪取政權是為大明報仇等。這是為大清政權做辯護。第二道主要逐條駁斥曾靜對雍正謀父、逼母、弒兄、屠弟、貪財、好殺、酗酒、淫|色、誅忠、任佞十項指控，是為雍正自己作辯護。這兩道特諭，無妨看作是雍正作為"被告"的辯護詞。不過，第一道是作為帝國法人代表的陳述，第二道才是自己的答辯。

《大義覺迷錄》堪稱奇書。它首先奇在皇帝與逆賊對簿公堂。中國古代，民千官的事都極為罕見了(告也可以，告贏了也要判刑)，皇帝自己跑到公堂上充當被告，與謀逆的反賊一本正經一五一十地展開"法庭辯論"，真是千古奇聞!辯完了還不了事，還要把辯論公佈於眾，就更是近乎天方夜譚。只有雍正這樣的奇人才做得出這樣的奇事，也只有雍正這樣的奇人，才會製造這樣的奇案。

下面曾靜接著說，自從去年(雍正六年)被押解來京，見聞漸廣，才知道真龍天子興于東海之濱，列祖列宗承承繼繼，不但非漢唐宋明可比，簡直就直追三代，有如西周昌盛。但在西周，說起來也只有文王、武王兩位聖君，稱得上是"極致"，哪裡比得上本朝，"疊疊相因，日遠日大，愈久愈光"，一代更比一代強!太祖高皇帝開創王基，太宗文皇帝繼體弘業，世祖章皇帝撫臨中外，聖祖仁皇帝(康熙)深仁厚澤，遍及薄ｒead•99ｃsｗ.com海。到我當今皇上(雍正)，更是天縱聰明，恢弘前烈，創造海晏河清的太平盛世，已達到禮樂文明的最高境界。"此正是天命民心所歸，乃道義之當然，參天地，法尤世，為天運文明之隆會。"最後曾靜辯解說："從前彌天重犯實實陷於不知，不是立意要如何，以自外于聖世。"至此，這一問題辯完，並無下文。

不，他感到很窩囊，很委屈，還有點犯虛。

製造了這一奇案的《大義覺迷錄》大體上包括這樣幾個方面的內容：

不能說曾靜說的都是假話。他這些話，畢竟不是逼供逼出來的。但這些話空間有多大價值，卻值得懷疑。因為曾靜原本就沒有什麼地位和影響，也沒有多少思想和學問，充其量不過一個狂悖小人和跳樑小丑而已。他說要一瘵推翻大清王朝，讓呂留良或者他自己來當皇帝，簡直就是痴人說夢。既然這傢伙原本就沒有什麼分量，即便翻然悔悟，也沒多少價值。而且，因為他讓家鄉父老大丟臉面(用雍正的話說就是"貽羞桑梓")，因此倔回到湖南做報告時，長沙城裡還貼出了匿名的傳單，揚言要把他從官府中搶出，沉到深潭裡處死。

既然如此，又何必編印什麼《大義覺迷錄》

其他的法庭辯論，中國史上獨此一份，世界史上想來也不會多。它的奇特，倒不在被告的氣勢凌人和原告的唯唯諾諾，甚至也不在原告撤訴認罪轉彎之快和轉彎之大--本來指控清王朝不該得天下、雍正不該當皇帝的，此記得卻說清王朝超過了周秦漢唐宋明，雍正帝是最偉大的皇帝，還在於雙方使用的邏輯。得民心者得天下，順天命者為正統，這是雙方都承認的邏輯前提。據此，則只有證明清王朝順天命，雍正帝得人心，才能證明其政權和帝的合理合法。但要這樣講，官司就打不贏了。也不是打不贏，根本就打不成。因為得不得人心既不能通過民意測驗或社會調查來確定，順不順天命更是一個說不清的事情。因此，雙方都得另闢蹊徑。

然而智者千慮必有一失。雍正佔有了話語權，卻露了自己的餡。至少是，讓人看出了他的心虛。常言到：身正不怕影子斜。如果自信行得正，站得直，光明磊落，坦蕩無私，何必去管別人的說三道四？如此喋喋不休地為自己辯解，反倒讓人覺得裏面有什麼貓膩。因此，像他這樣的人，只能厚著臉皮咬緊牙關，對所有的非議和閑話一律置之不理，一副死豬不怕開水燙的架式，就誰也奈何不得。歷史上有那麼多霸道皇帝，恬不知恥，一意孤行，就是吃准了這一點。

問題在於，雍正為什麼非得要有這麼個思想改造的典型不可？

四、曾靜、張熙等人思想履行的過程和心得體會，包括他們的一些供詞和曾靜新蓍《歸仁說》。這時，曾靜和張熙的身份，是免予刑事處分並已被改造好了的犯人。

雍正確實費了老大精神，也表現了他的大智大勇。從接到岳鍾琪密奏那一天起，他的態度就出奇的冷靜。他沒有暴跳如雷，也沒有草率從事，而是精心策劃了一種"出奇料理"，把小事情做成了大文章。這篇大文章就是：我雍正皇帝不但能治理山河，治理國家，也能改造思想改造人。因此他九九藏書下令優待曾靜--當然是在把他打得遍體鱗傷，吃盡苦頭又嚇得半死以後。比方說，審訊時要和顏悅色，耐心開導；押解來京的路上吃好住好慢慢走，好好看看大清帝國的太平景象，體驗雍正皇帝的深仁厚澤；到京后住幽州別墅，過舒適生活，讓他知道悔改的好處等等。雍正甚至把朝廷的機密文件都賜給曾靜閱讀，讓他看看他辱罵的這個皇帝，空間是昏君、暴君，還是仁德之君、有為之君、開明之君。

雍正的一生，是奮鬥的一生。

二、收入卷一的"奉旨問訊曾靜口供十三條"和收入卷二的"奉旨問訊曾靜口供二十四條"。前十三條，批駁曾靜寫給岳鍾琪的信中的主要觀點；后二十四條，批駁曾靜<知新录>一書的主要觀點。這些批判，由內閣九卿大臣與刑部組成特別法庭，通過法官詢問口供的方式進行。法官問的問題，都是雍正親自擬定的，並以聖旨下達，故稱"旨意問你"。不過那些問題，又不是簡單的提問。有的長篇大論，實際上是闡述雍正的觀點。雍正闡述完畢，再問曾靜有何話說，因此無妨雍正與曾靜的法庭辯論。不過，這種法庭辯論，世界上獨一無二。被告並不出場，由法官代表被告發言，此奇一也。被告控製法庭，法官形同木偶，此奇二也。被告提問，原先回答，實則被告變原告，原告變被告，此奇三也。原告答辯，只能贊同被告觀點，並批判自己，或為自己辯解，此奇四也。另外，法庭辯論自始至終都沒有律師出場。中國古代沒有律師制度。即便有，也不會請。雍正沒有必要請律師，曾靜則沒有資格，也不敢。

實際上，雍正打的是一場不可能有贏家的戰爭。曾靜是贏不了。但改造了曾靜，雍正就贏了嗎？未必。只要看看他兒子乾隆的反應就知道。雍正去世才一個多月(也是屍骨未寒)，乾隆就下令將曾靜、張熙二人拿解到京，凌遲處死，並將《大義覺迷錄>》全部收回，嚴禁流傳。道理很簡單：皇帝的反賊辯論，掉價么! 何況，為了證明自己並未謀父、逼母、弒兄、屠弟等等，雍正幾乎把家底都翻出來了，大清王朝的宮廷幾乎無密可保，實在得不償失。

雍正，或者說，愛新覺羅胤禛，公元1678年生，1735年卒，享年五十八歲。

其實邏輯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說話的權力。有權不準別人說話，或只准按自己的意思來說，再沒理也能說得振振有辭。

這同樣也有不得不如此的苦衷。至雍正即位，清人入關已有四分之三個世紀。但漢人對滿人的政權，仍不能完全認同。不少人仍堅持認為，滿人是夷狄，而夷狄是禽獸。「孔雀翎，馬蹄袖，衣冠中禽獸」，即為當時之民謠，併為曾靜的控詞所引用。民族問題和政治問題攪和在一起，很是麻煩。雍正自己的麻煩也不少。康熙末年，儲位鬥爭隱蔽曲折，撲朔迷離，充滿神秘和不可解之謎。雍正領先自己的冷靜、沉穩、權謀幹練、勝人一籌並脫穎而出，但在不明內情的人看來，卻難免篡位之嫌。此外，打擊允禩兄弟，懲治年、隆諸人，迭興大獄，株連甚多，難免給人以「殘暴」、「滅親」、「誅忠」、「屠臣」的口實；銳意改革，剷除積弊，清查錢財，整飭吏治，攤丁入九_九_藏_書畝，打擊朋黨，都大刀闊斧，雷厲風行，又是追贓，又是抄家，又是罷官，又是殺人，也難免蒙受「操切」之譏。由於當時能夠左右輿論的，多為「持不同政見者」，因此輿論對雍正頗為不利。他被描繪成篡奪皇位的偽君、沒有人倫的畜類、殘忍戾虐的暴君。曾靜的指控，不過是社會輿論的集中反映。這些輿論，雍正以前也有風聞，但只能把無名之火憋在心裏，發作不得，因為找不到對手。現在，曾靜自己跳了出來，這就給了雍正一個機會，一個洗刷自己冤屈和為了自己辯白的機會，豈能放過？何況，這一洗刷和辯白，如果由誹謗者自己來進行，則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不但能夠把扳本，而且還有紅利。

雍正的邏輯是：你曾靜既然生在本朝，就應該知道本朝是順天命得民心的。這顯然是強詞奪理。如果生在某朝就能證明某朝合理，那麼，納粹時代的德國人便都可以證明希特勒"順天命得民心"了。曾靜的邏輯也很可笑。他的邏輯是：凡是新興的王朝和在位的君主，都是順天命、得民心的。既然如此，清王朝和雍正帝也不例外。那麼，新興的王朝和在位的君主為什麼"都是"順天命、得人心的呢？因為不順天命就無從興起，不得人心就不能在位呀!這就既是因果倒置，也是循環論證。它使我們想起恩格斯嘲笑過的德國庸人邏輯：凡是合理的都會存在。我存在，所以我合理。它也使我們想起民國時一位軍閥的邏輯：自古英雄都好色。我好色，所以我是英雄。

雍正的「出奇料理」的確不同凡響。沒有幾個專制帝王會採取這種方式來處理此類案件。他們的慣常做法，是誰要膽敢說他們一個「不」字，就把誰抓起來砍腦袋，或者拖下去打屁股。而且，砍腦袋之前，還要在嘴巴里塞上木球，完全剝奪他人說話的權利。如果自己遇到了什麼尷尬事體，則三緘其口，把蓋子捂得嚴嚴的，一點風都不讓透出去。將知情人和目擊者秘密處死，殺人滅口，也是常規的配套措施。實在掩蓋不住的，則歪曲真相，篡改事實，指鹿為馬，文過飾非，寄希望於民中的健忘和弱智。想雍正這樣，以九五之尊與案犯對簿公堂(雖然本人未出場)，擺出(當然也只是擺出)一副對等講理的架式，通過「充分說理」的方式來降服對方，確實絕無僅有，而且匪夷所思。

甚至就連他的死，也要被人說成「不得善終」。就在他去世兩個多世紀后，又有了關於他死因的新版本——台灣作家高陽認為是「服用壯陽的興奮劑，導致高血壓及心臟病，以中風暴崩」。此說如能成立，則那春|葯也不是什麼偉哥之類，而是權力——封建專制帝王的最高絕對權力。

然而雍正卻把他當作寶貝。這也是不得已的事情：就這麼一個寶貝嘛!阿其那、塞思黑、年羹堯、隆科多他們倒有價值，但他們肯悔改嗎？再說，他們也沒有公開攻擊過雍正，更不會速寫大清政權。他們只想奪權或攬權，不會說這政權不合法。沒法子，只好把曾靜這狗肉包子抬上席去。好在蒼蠅也是肉，有一個總比沒有強。

三、刑部大臣杭亦祿詢問曾靜的供詞，內閣九卿對此案的審理意見，雍正對此的批複決定。在這一部分，曾靜是被告九*九*藏*書，雍正又變成了法官。他的上諭和內閣的奏本，則無妨看作合議庭與最高法院大法官對量刑判決問題的討論。

這無關乎他個人的品質。雍正無疑是一個極有個性的人，也是一個傑出的人物。他感情豐富，意志堅強，性格剛毅，目光銳利，而且奮發有為。他並沒有因為當了皇帝便泯滅了自己的個性。相反，他還給自己的帝國和時代打上了這種個性的烙印。同歷史上那些平庸的君主相比，他無疑更具個人魅力，但同時也更易引起爭議，遭受打擊。因為他的這些性格，與文化傳統對所謂「守成之君」的要求相去甚遠困知道，我們這個以「群體意識」為思想內核的文化在本質上是不喜歡個性的。它只在有限的範圍內小心翼翼地允許極少數人保持自己的個性，比如開國領袖、末世的忠臣、江湖上的好漢和山林中的隱士等等。即便對這些人，我們的文化也寧願持一種敬而遠之的態度，甚至只有在他們失敗后才表示同情(如項羽、海瑞)。如果成功，則難免留下罵名(如曹操、武則天)。不挨罵的成功者只有一種，即朝代歷時較長的開國君王(如歷時較短，也要挨罵，如秦始皇)。人們熱情讚美他們的雄才大略，是「千古一帝」，但又希望瓣後代不要有那麼鮮明的個性。這些所謂「守成之君」最好四平八穩，中庸因循。處理政務的原則，不是「聖賢遺訓」，便是「祖宗成法」，自己不需要創造性，更不要搞什麼改革，這樣就天下無事，天下太平。

曾靜這個人，正如他自己所說，原本是窮鄉僻壤的一個窮酸秀才，哪經過這種場面，見過這種世面？很快就被雍正連哄帶嚇收拾得服服帖帖。他不但全盤推翻了自己過去對清王朝和雍正帝的指控，而且下決心革心洗面，重新做人。他說自己從前是畜生，現在才轉了人胎。他痛哭流涕地檢討自己，說自己真是鬼迷心竅，屎糊了眼睛，身在福中不知福，錯把恩人當仇人，真是應該千刀萬剮。但就是千刀萬剮，也要盡人子的孝心，盡人臣的忠心。如蒙皇上寬宥，倔曾靜願意走遍天下，挨家挨戶去批判呂留良的歪理邪說，宣傳當今皇上的仁政和聖德。

雍正出生時，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已經爆發，世界在此之前三十八年（即公元1640年）已進入近代史階段。雍正去世一百年後，鴉片戰爭爆發，中國也被除迫進入了近現代。看來，不管雍正當年做了多大的努力，他的帝國也會風雨飄搖，他的王朝都時日不多。

這就不能不讓雍正感到委屈。為了他的帝國，雍正真的是殫精竭慮，嘔心瀝血，十三年幹了別人三十年都干不完的事，然而他的帝國的臣民卻不領情，還要在背後指指戳戳，說三道四，甚至誣賴他酗酒、淫|色。想想看，他一天要做那麼多事情，僅硃批就要寫七八千字，有時間酗酒、淫|色嗎？因此，雍正很想有機會向天下臣民訴說訴說。他刊行<大义觉迷录>， 有有這種考慮在內。

從這個角度講，其他那些從不和別人辯論和專制君主，又比雍正更高明。專制就專制，就是愛你、恨你、保你、殺你、提拔你、罷免你，都沒商量。既然沒商量，還講什麼理？朕就是真理。

雍正要向世人顯示的，便正是這個權力。專制帝王的權力向來ｈtｔｐｓ://rｅad.99ｃｓｗ.ｃoｍ就至高無上，可以生殺予奪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但也如此而已。雍正卻嫌不夠。他還要做到"君要臣說，臣不得不說"。豈止不得不說，還要說出"理"來。換言之，明明是專制，還要做開明狀。於是雍正也好，曾靜也好，都得挖空心思。

這，當然是雍正在世進無論如何也想不到的。那麼，他的靈魂會得到安息嗎？

因此，如果雍正在征服帝國的同時還想征服人心，在君臨天下的同時還想君臨眾志，那他是成不了贏家的。他只能感到委屈和窩囊。

上述四個部分中，最有趣的是法庭辯論。比如"奉旨問訊曾靜口供十三條"的第一條就很有趣。針對曾靜對大清政權和雍正皇帝的指控，特別法庭的審判官們代表被告(雍正和大清帝國)提問說，奉旨問你：你在寫給岳鍾琪的信中有誰該得政權、誰該當皇帝之類的話。我朝(指清朝)積德累功，太祖高皇帝(努爾哈赤)創業，太宗文皇帝(皇太極)繼統，太祖高皇帝(順治帝福臨)建國。這正是順天命、從民心、成大功、建大業、參天地、法尤世的至道。你生在本朝，難道不知列祖列宗為天命民心所歸，卻說什麼"道義所在，天未嘗有違"。這是什麼意思？原告曾靜答辯說："彌天重犯(曾靜自稱)這些話是泛說。自古帝王之興與帝王這在位，皆是順天命得民心的。天命順、民心得，從而興起在位，即是道義之當然。彌天重犯生長楚邊山谷，本鄉本邑以及附近左右，並沒有達人名士在朝，而所居去城市又最遠，所以盛朝功績傳聞不到。"

這似乎很矛盾。雍正，他不是一直都充滿自信問心無愧的嗎？是這樣。在所有的鬥爭中，這個滿族漢子都沒犯過怵。整治年羹堯時，近臣中有人怕年在陝西稱兵作亂，勸雍正不可過嚴，雍正把這種勸告無識之見。他說："洞觀遠近情形，深悉年羹堯之伎倆，而知其無能為也。"雍正心裡有數，膽氣很足。他對自己的評價也不低："朕反躬自省，雖不能媲美三代以上聖君哲后(元首)，若漢唐宋明之主實對之不愧。"倔認為自己比得上漢唐以來歷代君主。這不是大主不慚，是有事實做根據的自信。

這，便是雍正要利用曾靜一案大做文章的直接原因。

雍正顯然並不符合這樣的一個標準。因此他不但得不到任何同情，反倒使不少人感到失望和憤怒。他們無法理解：聖祖爺好端端地留下了一個太平盛世，你雍正瞎折騰什麼呢？還能折騰出多大個氣候？甚至對雍正的朝乾夕惕，宵衣旰食也有人不以為然。皇帝不是宰相，管那麼多那麼細幹什麼？真正的聖君、明君，應該是「垂衣裳而天下治」。像雍正這樣事必躬親、累死累活的皇帝，他們可沒見過，也不以為然。

可惜這並沒有什麼用。雍正，他是註定不會被人理解的。這不但因為他的性格和作派與傳統的要求格格不入，更因為他所做的一切，是為了強化中央集權，而且是強化皇帝一人的集權。當一個人手中的權力高度集中時，倔與其他人產生距離和隔膜，就完全不能避免。他的權力越是集中，他與別人就越是疏遠。或者說，他越是成功，就越是孤獨。最後的結果，就是眾叛親離。

如此荒誕的邏輯，<大义觉迷录>一書中比比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