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既然都是「大市民」，那派頭當然也不小。

其實，只要比較一下，就不難發現，即便兩地最好的店員，也「好」得頗不相同。要之，北京店員好在「和氣」，上海店員則好在「周到」。老北京的店員或小販，在找零錢時，如果又是鈔票又是銅板（或「鋼蹦兒」），便會臉上堆滿了笑，說：「兩攙兒，花著方便。」這話聽著讓人覺得舒坦、熨帖。至於是不是真方便，那就只有天知道 上海店員的周到卻是真能給你提供方便甚至實惠。比方說，告訴你這條褲料其實可以省下一寸，或者買另一種牌子的其實更合算。必須提供的一應商業服務，比如包裝、熨燙等，當然都會達標到位，不會「缺斤短兩」。但他們決不會為「找頭」的零碎而表示歉意，因為這屬於買賣中的正常現象，而且與是否實惠也沒有什麼關係。大體上似乎可以這麼說：北京的態度是「務虛」的，它講究的是「禮儀之邦」不可或缺的「禮數」和「人情」；上海的態度則是「務實」的，它似乎是基於這樣一種純粹「上海式」的思維方式：顧客來買的是實實在在的商品和服務，而不是什麼不能吃不能喝不能當錢使的「客氣」和「禮貌」。

一般地說，北京人，尤其是老派正宗的北京人，是不會歧視和欺侮外地人的。比方說，你在北京，如果向老北京人問路，得到的幾乎必定是極為清楚、詳盡、和氣而又有人情味的回答。那神情、那口氣、那份熨帖，就像對待一個迷路的孩子。然而這種「和氣」的內涵，恰恰是惟獨北京人才會有的「京都意識」：咱北京是「天子腳下，首善之區」，北京人在「禮數」上，當然應該是全體國民的表率。北京人最值得自豪的，不就是比別人更懂禮么？如果咱們禮貌不周，那就是在全國人民面前一丟份兒一啦！再說了，咱北京是全國的首都，外地人不過是分家出去單過的小兄弟罷 現在他們回家來，不認路了，咱當大哥的，不幫他一把，行么？

這恰恰是一種京都意識。「京都人」與「地方上」的，如果說有什麼不同，那就是「京都人」是超群脫俗、高人一等、與眾不同的。這種「卓異」或「特異」，表現於老北京，是恬談平和、見慣不怪；表現於知識界，是俯視天下、語驚四座；表現於小青年，則可能是狂痞匪氣、街頭拔份。無論何種表現，其背景都一樣，即北京人特有的大氣。因為他們是這個全國最大的城市中之一員，他們不大也得大。

所以，在北京，如果不和服務行業打交道，我們不大容易明顯地感受到對外地人的歧視和不屑一顧，而這種感覺我們在上海、廣州等地卻時有體會。北京人其實是自我感覺太好了，好得不必擺出hｔｔpｓ://ｒeaｄ•９９ｃｓw.ｃoｍ一副惟我獨尊的派頭，就像不必在北京二字前冠以一大一字一樣。

顯然，這就不是「大氣」，而是「霸氣」 這決不是北京應該有的氣象，這也決非「正宗」的北京做派。正宗的北京人，老派的北京人，尤其是又老派又正宗的北京生意人，是不作興這樣對待顧客的。在老舍、郁達夫、林語堂等人的筆下，老北京人是無論身份高低貴賤，都一樣節一技之長，無僧人之貌」。至於生意人的「一團和氣」，簡直就像是天生的，豈有慢待顧客、愛理不理，甚或拿顧客「撒氣」的道理？

不管在明面兒上是否表現出來，幾乎每個北京市民都無不以自己是一個「北京人」而自豪。最老派的北京人會以一種「華夏」看「夷狄」的眼光看外地：除了北京，「天津、漢口、上海，連巴黎、倫敦，都算在內，通通是鄉下」。即便不把北京看作惟一的都市，自豪感也不會因此而稍減，因為只有北京人，才「能說全國遵為國語的話，能拿皇帝建造的御苑壇社作為公園，能看到珍本的書籍，能聽到最有見解的言論」（均為老舍作品中人物的觀點）。在他們看來，就連北京的熬大白菜，也比別處的好吃。為什麼？五味神在北京嘛！五味神是何方神聖？沒人知道。但萬歲爺既然在北京，那麼，不管他是誰，也得到駕前伺候。

北京的「和氣生財」卻來自北京文化的「大氣」。也就是說，老北京生意人的「和氣」，根本就不是什麼「服務態度」，而是一種「文化教養」。它是天朝大國的雍容氣度，是世紀老人的閑適安詳，是「大人不記小人過」的仁和謙讓，是一個正宗北京人應有的教養或者說「禮數」。一個有教養的人是不該生氣的。即便對方無禮，有教養的北京人也不該失禮，反倒應該更加和氣。自己越是和氣，就越是顯得對方沒有教養。這不是「丟份兒」，而是「拔份兒」；是寬以待人，也是自尊自重。不管是做生意，還是做別的什麼，都這樣。有人說，北京的各行各業「咸近士風」，便正是看到了這種「和氣」不但普遍，而且與「知書達禮一相關，有一種儒雅的底蘊，甚或是一種一書卷氣一。所以，一旦這種「禮數」、「教養」或「書卷氣」沒了，事情也就會變成完全不同的另一個樣子。

這種自豪感因為北京成為新中國的首都，又在新一代北京人身上得到了加強。他們都是「中央的人」，相對「地方上的」，優越感也就自不待言。這裏說的新北京人，也包括那些出生在外地工作在北京的年輕人。他們之所以能夠在北京工作，多半是大學畢業后因「品學兼優」留京或分配來京。優秀的大學畢業生原本就是「九*九*藏*書天之驕子」，而他們所在的單位，又多半是大專院校和國家機關，比起老北京人中那些「引車賣漿者流」來，還更為貼近「中央」，消息的來路也更可靠。所以這些人聚在一起，沒有一個不「牛皮哄哄」。

這種作派常常被稱作「狂」或「匪」。這是一種由服飾、舉止、口氣、派頭等綜合因素構成的氣勢。它既以「狂匪」名之，就不能有「奶氣」，因此不但不能精巧雅緻，反倒要「粗」一點才好。事實上豪爽往往是和馬虎難解難分的，精緻則難免因過分注意細節而顯得「小家子氣」。「小心翼翼」則不「豪」，「精雕細琢」則不「爽」，簡單粗疏反倒自然洒脫。北方人（尤其北方農村）的生活原本就比較粗放，這種粗放經過北京文化的洗禮，就變成了「大氣」。而「大氣」一旦成為北京人的標誌性品格，粗放就會變成一種刻意的追求。所以，諸如摳門、松貨、軟蛋、面瓜之類統統都是貶義詞，不拘小節馬馬虎虎則不會受到惡評。於是，為了追求大氣豪爽的效果，就要裝得大大咧咧、隨隨便便、滿不在乎，甚至不修邊幅，比方說，衣衫襤褸鬍子拉喳，身上貼著假胸毛，胳肢窩火臭等。

的確，北京市民的「大」，是以北京的「大」為依託和背景的。

有句話說：「到了北京才知道自己的官小，到了廣州才知道自己的錢少，到了深圳才知道自己的人老。」其實，到了北京，又豈止是覺得自己官小，簡直是連人都很小。那麼大的北京，一個兩個人走了進去，就像水珠融進了大海，看都看不見，影兒都沒有一個。這其實也是北京容量太大所使然。』一個空間，如果容量太大，納入其中的事物就顯不出「體積」來。不要說人了，就連摩天大樓立交橋那些龐然大物，在北京也顯不出有多大。

北京的「大」，幾乎使每個到北京的人，都會覺得自己「小」。

這似乎有些不好理解。

顯然，北京人的自豪感，毋寧說是一種民族自豪感，而非地域或社區自豪感。北京人，可能是中國人中最少「地域文化心理狹隘性」的一群。因為他們不是某個地方或某一區域的人，而是「中央的人」。中央只不過高於地方，卻並不與地方對立，更不排斥。所以北京人並不「排外」。既不排斥外地人，也不排斥外國人，甚至也不（像上海人那樣）鄙夷鄉下人。他們不大在乎別人說自己「土氣」、「鄉氣」（儘管北京也有「土老冒」之類的詞兒）。相反，他們對於鄉村還天然地有一種親切感（比如把「心裏美」蘿蔔當水果吃）。足以讓他們感到自豪的是，富麗堂皇、雍容華貴的北京城內，也不乏鄉情野趣之地。那裡野曠人稀、風物長靜，可以九-九-藏-書體味到人與自然的親近。這當然是一個農業大國的京都人才會有的情感，決非那些在擁擠狹窄的水泥弄堂里長大的上海人所能理解。

北京人的大氣，與燕趙遺風，或者說，與北中國的豪雄之氣不無關係。這種豪雄之氣以山東、東北兩地為最多，而在全國，最喜歡北京人、最容易和北京人認同的，也恰恰是山東人和東北人。山東出響馬，東北出鬍子（土匪），「大碗喝酒，大塊吃肉」的豪爽是少不了的，「為朋友兩肋插刀」的義氣也是少不了的。這些北京也都有，只不過大碗喝酒僅限於喝啤酒，大塊吃肉一般是涮羊肉，兩肋插刀則多半是豪言壯語。但不管怎麼說，北京人畢竟是崇尚豪雄和講義氣的。他們推崇的是「不吝」、「豁得出去」，古道熱腸和使肝義膽在北京也總是受到好評。「不吝」並不簡單地只是「不吝嗇」。依照楊東平的解釋，它至少還有滿不在乎、敢做敢為、超拔洒脫、大大咧咧甚至不修邊幅等意思在內。在各地方言中，大概只有武漢人的「不囗」與之相似。不過武漢人的「不(口者)」重在「直」，北京人的「不吝」則重在「爽」。所以武漢人極其憎惡「鬼做」，而北京人的「不吝」則很可能具有表演性，變成一種「作派」。

北京人的這種禮數、教養、儒雅風範和雍容氣度，可以從他們對待外地人的態度上看出。

兩地風格的孰優孰劣，在這裏很難評說。但有一點則似乎是共同的，那就是北京的「和氣」也好，上海的「周到」或「實惠」也好，其實都遠遠超出了商業行為本身，而具有一種文化上的意義。上海的「周到服務」表現出來的其實是上海人的「精明」。這種「精明」是需要認同的。也就是說，當上海的店員為顧客精打細算或精心服務時，他們往往會在潛意識中要求對方是一個有資格享受這種服務的人。這裏說的「資格」，主要就是精明與否，包括對「精明」是否敏銳和能否欣賞。在他們看來，顧客的計算能力和速度即便不能超過自己，至少也要和自己等值或相同。所以，上海的店員一旦碰到了被他們認為是「不懂經」、「拎不清」、「反應慢」的外地人，便會一肚子的不屑，一臉的不耐煩，甚至懶得搭理。

對政治的空前熱情，正是北京人「大氣」的一個重要表現。外地人對北京的一個相當一致的看法是：「北京人人都是政治家。」對於政治生活中的大事，從海灣戰爭到王府井的改造，從柯林頓訪華到科索沃衝突，差不多每個北京人都有自己一整套看法，而且說得口若懸河頭頭是道，讓人覺得他們不是的土司機、店員、鞋匠或買西瓜大碗茶的，而是中央政治局的顧問或智囊。北京的政治民謠和政治笑話九九藏書也特別多，你往往能一下子聽到好幾種版本，讓你忍俊不禁。但如果要說「正格的」，他們也能慷慨陳詞，說理充分，使用政治話語或引用名人名言也嫻熟自如，讓你不能不佩服他們的政治抱負、政治理想、政治敏感和政治才能。這實在是北京人「大氣」的最好註腳。是 天底下，難道還有比政治，比天下興亡、民族盛衰更「大」的事 可以說，正是對政治的空前熱情，使北京人成為「大市民」。

在某些人看來，這似乎也很「正常」。北京嘛，什麼人沒有？那個賣針頭線腦、鹹菜醬瓜的女售貨員，說不定是個「格格」呢（其實當然多半不是）！即使她不是什麼「格格」吧，又什麼樣的人沒見過（其實當然未必見過）？老舍先生來買醬瓜，還客客氣氣呢（其實當然未必買過）！那麼，請問你算老幾？老話說：「客大欺店，店大欺客」，對不起，咱北京就是欺客的地兒！不滿意？別來呀！愛來不來的，誰請你啦？

讓人受不了的還是那愛理不理或頤指氣使的態度。「過來過來，你給我過來！」「一邊排隊去！」這些都是我們在北京的服務窗口常常可以聽見的聲音，而且多半是女高音。北京的服務員好像不是「大哥大」，就是「大姐大」，在顧客面前有著擺不完的譜。你向他問價，他讓你自己看。自己看就自己看吧，他還要損你：「長倆眼睛幹嘛的，出氣呀！」請他快一點，就更不得了：「嚷嚷什麼！沒看見我忙著啦！」難怪龍應台一進北京就要吵架了，能不吵架

上海就不會這樣。上海的服務行業，即便在「十年動亂」時期，生意做得也十分規矩。那時，哪怕只是拿三分錢買兩根針，店員也會用一小張紙包好了遞給你。在餐館里點菜吃飯，也不會被服務員吆喝著自己去端盤子。當然，上海的店員也常常被批評為「歧視外地人」，但他們至少不歧視上海人。只有北京的售貨員，才公然不管你是外地人、北京人、中國人、外國人，哪怕皇親國戚、天王老子，一律採取「本大爺」或「老姑奶奶一恕不伺候的態度。

與之相對應的一個讓全國各地人都極感憤怒的事實是：北京各服務行業的服務態度和質量都極差（據說現在已有改觀，但時至1999年2月，《中國質量萬里行》仍發表了消費者的批評文章，訴說他們在北京某老字號所受的窩囊氣），以至於差不多每次人大政協會上都有代表委員提出意見，甚至有人尖銳地批評說，北京是「氣象平凡，諸多不便」。「氣象平凡」並不准確，「諸多不便」卻是事實。1997年我在北京，住的是「標準問」，卻常常因錯過規定的時間而洗不上澡。本應提供的信息服務，在服務員那裡也是一問三不知。至於飯菜read.99csw.com質量，就不好說 前面說過，北京人的生活原本是比較馬虎的。你當然不能要求一個自己天天吃熬白菜或臭豆腐鹹菜就貼餅子的人，為你做出精緻的小菜來。

更何況，北京，又是怎樣一個藏龍卧虎的地方 那個衣著樸素、神態安詳、滿不起眼的遛鳥老頭，沒準是大清王朝皇族後裔，大小是個「貝勒爺」；而那個坐在小攤上喝豆汁、吃火燒或者炒肝兒，吃完喝完一抹嘴就騎上自行車去上班的中年人，也很可能是一位什麼重要部門的什麼長，大筆一揮就能批個十萬八萬甚至上百萬。這些人，在北京都很普通，就像他們說的話都是「普通話」一樣。北京，畢竟太大太大，再大的人物，在北京也不大容易「大」得起來，久而久之，自然也就會變得普普通通。

其實「板兒爺」們又何嘗含糊！他們聚在一起，高談闊論的同樣是國家大事，消息也同樣是國務院部委辦傳出來的。好歹都在中央這地面上住著，怎麼也聽得到一點風吹草動吧？不妨這麼說：上海人是人人都很體面。也許他晚上要在亭子間架床，早上要早早起來倒馬桶，但只要走在街上，就一定是衣冠楚楚人模狗樣。北京人是個個都很牛皮，也許他根本就沒有什麼正式工作，一日三餐不過棒子麵窩窩頭，但只要一開口，就一定是國家大事世界風雲，而且話裏面決沒有窩窩頭味兒。

顯然，北京人不是不講究，而是特講究。他們講究的不是我們通常所謂「生活質量」，而是「份兒」和「派兒」。怎樣做「有派」，能夠「拔份」，他們就怎樣做。比方說，在滿街「藍螞蟻」的年代，穿一身將校呢的舊軍裝，是「派兒」；當滿街都是西裝革履新潮名牌時，著圓領汗衫翻毛皮鞋反倒「拔份兒一。這種服飾符號背後的潛台詞是：我就敢不隨時尚，就敢對著來，怎麼著？因此是「特狂」、「特匪」、「特不吝」。

北京的官們大多「不大」（真正的「大官」你見不到），北京的市民卻多半「不小」。有人說上海是「大城市，小市民」，北京卻絕對沒有「小市民」。北京的市民都是「大市民」：派頭大，口氣大，架子（或者禮性）也大。「大氣」，可以說是北京人的一種普遍特徵。他們的生活方式，幾乎無不帶有「大」的味道：干大事，說大話，講大道理，討論大問題。就連聊天，也叫「侃大山」（先前則叫「神吹海哨」，也有「大」的意思）。就連喝茶，也鍾愛「大碗茶」。他們對於小打小鬧不感興趣，對於小模小樣看不上眼，嚮往的是成為「大腕」、「大款」，當然最好是「大官」。就連找媳婦，也不大喜歡「小家碧玉」式的。至於喝啤酒，當然更得論「扎」。如果一小杯一小杯地來，一小口一小口地抿，那還叫喝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