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人的活法更是「市民的」。

平民的北京之所以風味醇厚讓人懷念，不僅因為其中保留著大量城裡人久違的鄉土氣息和田園情調，而且因為其中有厚重的文化積淀，有著其他城市沒有的貴族氣派和貴族精神。

這就和北京不一樣。老北京的那些破落貴族，雖然也會感到「落毛的鳳凰不如雞」，但仍不難通過別的東西，比如自己的氣質、風度、本事，贏得他人的尊重。哪怕這本事只不過是會看點兒風水，批個八字兒，唱幾段京劇或單弦牌子曲，懂得養鴿子養鳥養金魚的章法，也能讓他不失體面地活人，在吃棒子麵窩窩頭就鹹菜喝粥時不覺得「跌份」。正如趙園所說，老北京就像「一個久歷世故的人，或者不如說像破落的舊家，即使破敝也仍能維持其氣度的雍容高貴」，而少有暴發戶的虛驕和勢利（《北京：城與人》）。然而這種活法在上海就行不通。如果說，老北京人講究的是「倒驢不倒架」，那麼，舊上海的信條則是「笑貧不笑娼」。正如魯迅先生所言，在舊上海，如果你穿戴不齊整，衣服不光鮮，那麼，一公共電車的車掌會不照你的話停車，公園看守會格外認真地檢查入門券，大宅子或大公寓的門了會不許你走正門。」（《上海的少女》）這時，聲稱自己姓羅曼諾夫或愛新覺羅是沒有用的，那隻會引起鬨堂大笑。

讀著這些地名，我們不難體驗到一種親切感。《北京的衚衕》一書作者翁立認為，衚衕名兒之所以如此通俗化和世俗化，一是因為「北京人直爽實在」，所以起名也實實在在，直截了當；二是因為一個地名只有通俗、上口、好記，讓人一聽就明白，才叫得響、傳得開。這當然並不錯。但我同時也認為，它們恰好證明了北京是一個「田園都市」。否則，就不會有扁擔衚衕、椿樹衚衕、轆轤把衚衕、磨盤院衚衕 這些帶有濃濃的鄉土氣息的衚衕名，被認為是上口好記叫得響的，豈非恰好說明北京人的內心深處，有一種「鄉土情結一？

北京人的這種心理和這份情感，更像是「平民的」，而非「市民的」。平民和市民是兩個概念。市民是「工商城市」的小民，平民則是「田園都市」的小民。所以，平民更接近農民。老北京的平民，是相當「農民化」的。他們愛吃的是硬面餑餑蕎麥餅，是冰糖葫蘆豌豆黃，而不是奶油蛋糕冰淇淋；愛喝的是二鍋頭和大碗茶，而不是威士忌和咖啡；愛過的是清明端午重陽節，正月十五掛紅燈，而不是聖誕節和情人節；愛玩的是養魚養鳥養蛐蛐兒，是逮蜻蜓、黏知了、放風箏，是那些讓人親近自然親近土地的娛樂活動。甚至他們愛聽的也是那些帶有泥土味的吆喝聲：「栗子味兒的白薯」，「蘿蔔——賽梨」。

這當然是笑話，也是小事，不過小中可以見大。事實上，一個城市的小吃，最能體現這個城市中市民的活法。可以說，正如有什麼樣的臣民就有什麼樣的政府，有什麼樣的市民也就有什麼樣的小吃。北京的小吃正體現了北京人的活法：馬馬虎虎、大大咧咧、嘻嘻哈哈，——馬大哈。上海卻沒有「馬大哈」，只有「馬大嫂」。「馬大嫂」是上海話買（採購）、汰（洗滌）和燒（烹調）的諧音。在上海人看來，居家過日子是很實在的事，也離不開買、汰、燒。這事女人可九_九_藏_書以做，男人也沒有什麼做不得。相反，一個男人家，在外面也許要擺擺架子，在家裡擺譜當爺們，就沒有意義，還不如買買菜、洗洗衣、燒燒飯來得實惠。因此有人說，北京是爺們（馬大哈）的活法，上海是娘們（馬大嫂）的活法。北京浪漫，上海實際。

和中國其他古都一樣，北京城也十分樂意地保持著它與廣大農村的密切聯繫，而不是像上海灘那樣，把自己和農村對立起來。儘管北京有著高大的城門和城牆，但它們與其說是城鄉之間的界限，不如說是城鄉之間的紐帶。在北京城城牆大體完好、城樓巍然高聳的年代，古樸的城門把莊嚴的首都和恬靜的鄉村渾然一體地聯繫起來。巍峨的城牆下，是「我們的田野一，是河流和湖泊，是羊只和鴨群們的天地。那裡濃蔭密布，岸柳低垂，蘆葦叢生，荷花盛開，充滿了田園詩般的情調，而這種情調「在北京各城門附近是屢見不鮮的」。登上箭樓遠眺田疇，一馬平川的華北大平原盡收眼底，古老帝國的悠長韻味便在你胸中迴腸盪氣 難怪喜仁龍要感慨萬千。是啊，「世界上有幾個古都可以提供如此開闊的無建築地面，可以在其城區內看到如此純粹的田園生活」

因此，與北京「大市民」的好高騖遠和夸夸其談相反，上海小市民的活法是精明實惠和穩紮穩打的。他們對不會帶來任何實際利益的政治活動不感興趣，也不會輕易地被某種政治激|情所煽動，或盲從某種政治觀點，而寧肯對政治採取一種敬而遠之的態度。即便要參加政治運動，也會同時考慮經濟利益，或把政治要求變成經濟要求。比如「文革」中，對「走資派」的批判就往往「落實」為獎金的發放問題。那時，北京人關心的是「誰上誰下」，上海人關心的則是「給多給少」。誰能給上海人帶來實惠，上海人就會從內心裡擁護誰。

自重，正是北京平民的貴族精神，包括不自輕自賤，不妄自菲薄，不見風使舵，不見錢眼開等等。生活在一個飯要錢買的社會裡，儘管誰都知道「一文錢難死好漢」，但既然要堅持貴族精神，就得堅持「人窮志不短一，不能因那麼一點蠅頭小利而讓人小瞧了去。這正是前述下崗女工儘管生活窘迫，卻仍不肯顯得太「摳門」的心理原因所在。這裏面固然有「貧賤不能移一的品格，也未嘗沒有一點「打腫臉充胖子一的矯飾，當然亦不乏北京人固有的大氣和大度。不過，直接的原因，還是「磨不開臉一。臉面，對於北京人來說，實在是太重要

這樣一來，最尋常處往往也就是最不尋常處，而要在最尋常處看出不尋常來，是要有文化教養的。這種文化教養當然並非只是北京人才有，但似乎只有北京人（當然是老北京人），才會表現得那麼大方和自然。如前所述，北京人是很會「找樂子」的。對於北京人來說，「壇牆根兒」和「槐樹小院」都是「樂土」，「喊一嗓子」和「聽一嗓子」都是「樂子」，而且越是眾人喝彩，越是神情散淡。有誰能像老北京人這樣深得中國文化和中國美學之神韻 我們實在很難說這種心境和情趣究竟是貴族的還是平民的，毋寧說是一種「貴族氣的平民趣味」或「平民化的貴族精神」吧！

其實，北京的平民，原本就非同一般。帝輦之下，皇都之九-九-藏-書中，萬歲爺這一畝三分地上住著，沒吃過豬肉，也見過豬哼哼。耳濡目染，潛移默化，自然就會有幾分華貴，幾分儒雅。這差不多也是西安、南京這些古都的共同特點。不過西安因歷史故，較之北京更為古樸厚重；南京則因地理故，較之北京便多了幾分雋秀水靈。北京的民風是「大氣」：粗獷、豪爽、質樸、落落大方、小處見大而又禮數周全。老北京人就尤其如此。他們的生活大多十分簡樸，甚至可以說是粗陋，但卻決不會因為盆窮而失了身份，丟了體面。即便不過一碗老豆腐，二兩燒刀子，也會慢慢地喝，細細地品，一點一滴都咂了下去。那神情，那氣度，那派頭，有如面對一桌滿漢全席。就是這樣簡陋的酒菜，如果來了朋友、熟人，也要禮讓，然後坐下，慢慢品嘗，一面悠然而又不失文雅地「海聊」。要之，他們更看重的不是那酒那菜那茶水本身，而是飲酒喝茶時的悠然自得和清淡典雅，是那份心境和情趣。

較之北京人，上海人的生活質量的確是比較高的。因為上海人的所謂實惠，不僅包括貨真和價廉，還包括物美；而所謂物美，又不僅是東西實在，還包括品種多、服務好。去年我在上海還吃過不到10元一份的蓋交飯，那一葷一素兩個菜，竟是現炒的。3元一客的小餛飩，則是用小砂鍋煮的，湯里還有紫菜和蝦皮。這就不僅是實惠，也是精緻 這樣的事，在北京就匪夷所思。北京沒有實惠和精緻，只有排場和馬虎。不是貴得嚇人，就是差得要命；不是價不廉，就是物不美，甚至物不美價也不廉。

所謂「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就是禮。或者說，禮數。我在《閑話中國人》一書中說過，禮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人情及其回報，即所謂「禮尚往來，來而不往非禮也」。這種往來，不僅是指物質上的，比如你送我醬黃瓜我還你腌蘿蔔之類衚衕四合院里常有的人情禮數，更是精神上的，即對對方人格的尊重。這就是禮。如果「失禮」，不但別人不「待見」，自己也「跌份兒」。可見要得到別人的尊重，首先要尊重別人；而要尊重別人，又首先得學會尊重自己。如果自己先不先丟了「份兒」，也就沒有資格敬重別人

無疑，這是一種文人情趣和貴族派頭。事實上，中國的「貴族精神」中從來就不乏「平民趣味」。孔子無疑是貴族（儘管也許是「破落的」）。但孔子激賞的審美境界，卻是暮春三月，與三五友人、六七童子，沐浴于沂水，在舞零台上吹乾了頭髮，唱著歌兒回來。賈府無疑也是貴族（而且是「皇親國戚」）。但為迎接貴妃娘娘而修建的「大觀園」里，也不忘設一「稻香村」（倘無此村，則枉曰「大觀」）。儘管賈府的做法未免「矯情」，但即便這「矯情」，卻也是文化所使然。因為傳統的中國是「鄉上的中國」，而中國文化的美學原則是「白賁無咎」、「反樸歸真」。所以，北京城裡最可人之處，不是巍峨富麗的城闕宮殿（儘管它們關乎朝廷體制，不可或缺），而是不經意地流露出野趣的城西北角和什剎三海，甚至四城之外的那些廢宇頹基、荒國古廟、老樹小橋。同樣，鐘鳴鼎食、海味山珍、輕車暖裘也不是真正的排場，「粗茶淡飯布衣裳，這等福老夫享了；齊家治國平九*九*藏*書天下，那些事兒輩承當」，才是最大的排場。

上海是一個工商業城市，商品和商業是上海的命脈所系。所以，上海人是地地道道的市民，上海則是地地道道的市民社會。市民社會的特點是：作為市民，是沒有高低貴賤之分的；而商業社會的特點，則是認錢不認人，市場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沒有天生的高貴，任何人的價值也都要隨行就市。流氓做大了也是爺，貴族沒有錢，就什麼也不是。當年，上海灘上，許多赫赫有名的大亨都出身貧寒，而那些白俄貴族小姐們，卻只好去做舞|女。不管是什麼人，如果沒有足夠的實力（它往往貨幣化為金錢），那他就別想在上海灘上擺什麼譜。

能有這樣的「趣味」固然需要培養，能有這樣的「活法」則更要有條件。這條件有二，一是環境，二是氛圍。就環境而言，必須是「田園都市」；就氛圍而言，必須是「文化古城」。上海沒有這些條件，上海人也就不是這種「活法」。

實惠，是上海的一個重要概念，也是一個使用頻率極高的詞。它包括兩個方面，即「實在」與「優惠」。「實在」就是貨真價實，「優惠」就是價廉物美，總之是「低投入，高產出；低成本，高效益」。這是一種典型的工商業城市的價值觀念和價值系統，也是上海人居家過日子的基本原則。雖然它往往被視為斤斤計較、鼠目寸光、小家子氣，被許多人（尤其是北方人）看不起，卻能給上海人的生活帶來實實在在的好處，使上海人的生活有較高的質量。

北京人生活中的這些平民味兒現在是日漸稀薄 但是，幾乎所有人都認為，只有這種平民味兒，才是正宗的北京味兒。它也是北京最讓人懷念和難以忘懷的東西。沒有太多的人在乎北京的皇帝、官僚和學者（個別特別有名的例外），也沒有多少人記得滿漢全席（也許根本就沒吃過），但記得天橋的把式、廠甸的廟會、隆福寺那些可心又便宜的東西，記得八月十五的免兒爺，記得豆汁兒、灌腸、艾窩窩和炒肝兒。北京，在某種意義上其實是屬於平民的。

的確，北京城在本質上是屬於「鄉土中國」的。

於是，在老北京人這裏，我們看到的是平靜安詳、寬和禮讓、恬淡閑散、詼諧幽默。他們在茶館里聽戲，在園子里會鳥，在皇城根兒溜彎，在大槐樹下納涼，全都有一種不緊不慢的節奏。比方說，納涼，講究的就是「沏一壺不濃不淡的茶，聚幾個不衫不履的人，說些子無拘無束的話」。再比方說，溜彎兒，講究的也是從容不迫。北京人的「溜達溜達」，與上海人的「逛街」、「壓馬路」是大相異趣的。「逛街」和「壓馬路」不是為了享受都市生活，就是沒地方可去，只好在街上走，溜彎兒卻是為了享受那份怡然自得，純粹是散步和散心。

什麼叫「磨不開臉」？也就是落不下架子放不下身份。北京的平民又有什麼身份架子 也就是那麼一點精神吧！人是要有一點精神的。正是這種精神，使人高貴，並提升著北京平民的人生境界。說實在的，上海人缺的，正是這「境界」二字。上海人的不足，是有風度無境界，有教養無底蘊，正如北京人的毛病是過於看重身份面子和過分強調精神作用，因而喜歡擺譜、講排場、充胖子和夸夸其談一樣，都無關乎他們的個人品質，而九*九*藏*書是他們城市的性質所使然。的確，過分地強調精神難免變成空談，過分地講究禮數也可能變成繁文縟節，變成「臭規矩」和「矯情一。但，大氣的北京畢竟不是夜郎。它能賦予北京的平民以一顆平常心，也能教給他們以種種人生哲學和處世方法。這些教導往往都是實實在在和可操作的。因此，如果你運用自如，得心應手，技巧和教養就會變成趣味。我們通常說的北京味兒，便多半是指這種趣味。

就拿小吃來說。上海的小吃和點心少說恐怕也有上百個品種，小吃店和點心店也遍地開花到處都有，而且沒有隻賣早點一說。不少小店到了中午和晚間，是既賣炒菜米飯，又賣小吃點心的。店面、器皿和食品多半清爽利落，經營也很靈活。比如面上的澆頭是可以加份的。你可以要一碗雪菜面再加荷包蛋，或者大排面加筍絲，不像別的許多城市，吃牛肉麵就只能吃到牛肉，吃雞絲麵就只能吃到雞絲，而且那牛肉和雞絲還未必可口。這些都是實惠，也是方便。北京就沒有這麼方便。這些年，北京「吃飯難」的問題總算是得到了緩解，花幾塊錢填飽肚子也不太困難，可遍布全城的「京味小吃」卻多半是外地民工的「傑作」，自產的點心也不敢恭維。北京最經典的「段子」是；一塊月餅掉在馬路上，被汽車碾進路面拿不出來。圍觀者七嘴八舌獻計獻策，說只好再買一根麻花把它撬出來

這種田園風光我們現在是不大容易看到 儘管我們在北京的某些街區還能看到進城的農民，看到他們拉來的新鮮蔬菜和瓜果，看到拉這些蔬菜瓜果的木頭車子和拉車的騾馬（不知還能不能看到駱駝），但總的來說，我們已只能從一些老街老巷的名稱那裡尋覓當年「田園都市」的蛛絲馬跡。北京的地名是很有風味的：三里屯、四眼井、竹竿巷、釣魚台、櫻桃斜街、煙袋斜街、香餌衚衕、石雀衚衕。不管這些地名是怎麼起的，都有濃濃的鄉土氣息和人情味兒。事實上北京的地名大多非常生活化，比如柴棒衚衕、米市衚衕、油坊衚衕、鹽店衚衕、醬坊衚衕、醋章衚衕、茶兒衚衕，連起來就是柴米油鹽醬醋茶。又比方說，拐彎多的街巷，就叫它八道灣九道灣，或者駱駝脖兒衚衕、轆轤把兒衚衕；圓圈形的，叫羅圈衚衕、磨盤院衚衕；口小肚兒大的，叫門葫蘆罐兒、驢蹄衚衕、茄子衚衕；扁長條的，叫扁擔衚衕；細長條的，叫筆管衚衕、箭桿衚衕、豆芽菜衚衕、狗尾巴衚衕；彎曲狀的，叫月牙兒衚衕、藕芽兒衚衕；一頭細長一頭寬的，叫耳挖勺衚衕、小喇叭衚衕；如果衚衕較短，就乾脆叫一溜兒衚衕或一尺大街。

所以，上海人不會像北京人那樣「恥于言利」，也不會像北京人那樣從骨子裡看不起暴發戶，在內心深處憎惡買辦氣和市儈氣，或裝作對掙錢不以為然，對鈔票滿不在乎。上海人並不諱言錢是個好東西，也不認為通過正當途徑為自己多掙點錢有什麼不好。當政策允許一部分人通過誠實勞動「先富起來」，「第二職業」也為社會認可時，上海人立即就動作了起來，並像廣州人發明了「炒更」一詞一樣，發明了「扒分」這個詞。然而，北京人雖然也油嘴滑舌地說什麼「金錢不是萬能的，沒有錢就萬萬不能」，卻仍有不少人寧肯把這種認識停留在嘴皮子上而自居「還有一億https://read.99csw.com在觀望」中之一員。大約正是由於這個原因，在新詞彙的發明創造方面一貫領先的北京人，至今沒有發明出「炒更」和「扒分」的北京版。

這顯然是一種講究，而且是一種「窮講究」。大城市裡的人，多少都有些講究。沒有這些講究，也就和「鄉下人」差不多 事實上，農民進城，最不習慣的也正是這些講究，比如進門要換鞋，飯前要洗手，吃飯要用公筷，睡覺前要洗腳，不可隨地吐痰等等。這些講究，即便最普通的平民和市民，也有。而且，窮歸窮，講究歸講究，所以叫「窮講究」。但，各地的講究，也不大一樣。比方說，北京和上海就不一樣。北京更講究「禮」，上海則更講究「貌」。上海人是「不怕天火燒，就怕摔一跤」，最怕「衣冠不整」，被人看不起。北京人的講究則是「倒驢不倒架」，最怕困「丟份」而被人「小瞧」。所以，「四十來歲的下崗女工去菜市場買菜，跟相熟的攤主還是不好意思太斤斤計『較。不過，主張和氣生財的攤主也會給一點小小的優惠。這些北京近郊的農民很快就知道了應當怎麼同北京人做生意，就是『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靜言《最大氣的城市：北京》）。

但，如果你認為上海是一個「金錢至上」的社會，可就大錯特錯 一個「金錢至上」的社會肯定是庸俗不堪的，上海卻並非如此。上海人「不恥言利」，也不「惟利是圖」。作為整個城市的社會風尚，上海人真正崇尚的，毋寧說是精明。這也正是一個真正市民社會的特徵。在一個真正的市民社會裡，財大氣粗和一夜暴富者總是極少數，絕大多數則是被我們稱作「小市民」的人。他們「小」，所以他們「牛」不起來；他們又是「市民」，因此知道什麼是「都市生活」。總之，他們是一些既不十分富有，又不至於一文不名，而且還想過好日子的普通人。他們的惟一本錢，就是精明。因為，在這個市民社會和商品社會裡，所有的物質產品和精神產品、物質享受和精神享受固然都要用錢買，但那價格卻隨行就市，而且能討價還價，至少也能貨比三家。也就是說，同樣多（或同樣少）的錢，可能會買來不同值的商品或享受。這樣，一個人過得好不好，就不但取決於他「有沒有錢」，更取決於他「會不會過」，而後者對大多數小市民來說顯然更現實。在計劃經濟的年代，當所有人的工資收入都相差不遠時，就更是如此。所以，如果說上海也有什麼「拜物教」的話，那就決不是「金錢拜物教」，只會是「精明拜物教」。

平民，是王朝時代的概念，系相對「貴族」而言者。北京是貴族集中的地方，當然也是平民最多的地方。所以北京的貴族派頭最足，平民趣味也最多。作為明清兩代的京都和當時中國最大的城市，北京給這兩大階級都設計和安排了足夠的空間。貴族們固然能在這裏養尊處優作威作福，平民們在這裏也如魚得水活得滋潤。現在，貴族階級和平民階級作為歷史雖因革命而消失，但貴族精神和平民趣味作為一種文化，卻並不因此而消亡。反倒是，「舊時王樹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革命以後，大批的貴族帶著他們的文化修養和文物收藏流落民間，大大拉近了這兩個階層的距離，在使自己平民化的同時，也增加了平民文化的貴族氣和書卷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