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大沒小，也就是不懂禮數，而不懂禮數，也就是不會做人。正宗的北京人，是不能不懂禮數的。他們的一舉一動，都歸禮數管著，包括說話，也包括別的什麼。所以，即便發生衝突，也不能罵人，只能「損」。比方說，騎車撞了人，在外地，就會罵起來：「瞎眼啦！」或者說：「不會騎車就別騎！」北京人就不會這麼說，而會說：「喲，別在這兒練車呀！」都說北京人說話「損」，或說話「藝術」，卻不知這藝術是禮數造就的。因為禮數規定了不能罵人，可不罵心裏又憋得慌，於是「罵」便變成了「損」。或者說，變成了罵人的藝術。

實際上，人情世故，都要適度，才合於禮。過度的客氣顯得生分，過度的關切則難免諂媚，而恰如其分則是一門生活的藝術。這就要費心思、勤琢磨，還要有教養。不過，最重要的，還是要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知道自己有多少斤兩，然後可著尺寸做人過日子。

顯然，北京人的這種生活藝術，是有他們的人生哲學來打底子的。這種活法講究的是心眼兒活泛，心裏面透亮。活泛就不死心眼兒，透亮就不缺心眼兒。當然，也不認死理。老北京人相信，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沒有一個人吃得完的飯，也沒有過不去的橋。無論好事壞事，還能一個人包了圓啦？所以，露了臉，用不著揚鈴打鼓；背了時，也不必蔫里巴嘰。三十年河東四十年河西，老黃河還興改道兒呢，人世間的事，哪有個准數？風水輪流轉，沒準明幾個轉到哪，瞎折騰什麼 消停些吧！就是瞪著兩眼數星星，也比折騰那沒譜的事兒強。

這禮數是人情，也是世故。人情世故，在老北京人這裏原本是俱為一體的。「您來點什麼？」「您猜怎麼著？」「您在這兒聽是不？」「您又棒錘了不是？」都說北京人說話委婉，其實這委婉正是北京人的人情世故所使然。因為只有這麼說，才顯得對對方尊重，而且尊重里還透著關切，透著親熱，這就是人情。同樣，也只有這麼說，聽的人才不覺得突兀，也才聽得進去。即便說的是不同意見，也不會惱怒，說的人也就不會得罪了對方，這就是世故。畢竟，「拳頭不打笑臉」，「禮多人不怪」，多點兒禮數，沒什麼不好沒什麼錯。

上海的世故也比北京的可取。因為它為人的慾望開了個小口子，使之能在不危害社會的前提下得到適當的滿足。有此滿足，上海人心理也就平衡 北京人沒有這個口子，就只能強忍；而一旦忍不住，禮數什麼的，就不再談得上。結果，不愛錢的北京人一旦伸出手去，便黑得厲害。所以，小貪官全國都有，大貪官卻只會出在北京，不會出在上海。上海人沒有那麼大的「膽」，也沒有那麼「壞」。上海人的做法，總體上是「利己不損人」；即便壞，也「小奸無大惡」。他們是在上海的空氣中熏陶出來的，而上海的世故教給他們的，則是這樣一條原則：在為自己謀利益的時候，應以儘可能不犯規、不損害社會和他人利益為前提，因為那隻會最終導致自己利益的喪失殆盡。這當然並不合算。

北京人為什麼特別會說話 這就說來話長 我想，除了北京是個古都，歷史悠久積淀深厚，宮廷語言和市井語言雅俗兼備外，長期保持著和周邊農村以及少數民族的聯繫，也是一個重要原因。我們知道，農村語言、民間語言和少數民族語言，往往比官方語言和文人語言更生動鮮活，而這也正是北https://read.99csw.com京話的特點。比如，說「窩心」就比說「難受」好；說「蒙席蓋井」，就比說「隱瞞」生動得多；說一個人不愛回家是「沒腳後跟」，就不但生動，而且俏皮 事實上，北京話當中那些最形象生動、鮮活來勁的詞彙和說法，比如擦黑（黃昏）、攛掇（慫恿）、保不齊（無法預料）、牌兒亮（臉蛋漂亮）等等，便不是來自農村，就是來自少數民族。比方說，打發、巴不得、悄沒聲兒，就是滿語；而找茬兒（挑毛病、找麻煩）、護犢子（袒護自家孩子）、車軲轆話（來回訴說），則無疑來自農村。蕭乾先生曾激賞「瞧您這閨女模樣兒出落得多水靈啊」這句話，認為「出落」帶有「發展中」的含義，「水靈」則除了靜態的美外，還有雅、嬌、甜、嫩等素質。但，不難看出，出落也好，水靈也好，都是農民的語言。尤其是「水靈」，馬上讓人聯想到帶著露珠的鮮嫩瓜菜。也許正是因為善於向人民群眾和少數民族學習，所以，儘管北京是中國最大的官場，可北京人說起話來，卻並沒有官氣。

所以，老北京人是不作興像上海人那樣直呼其名，也不作興像上海人那樣直統統地問人家「儂幾歲」的。只有對懷裡抱著的小娃娃，才可以這麼問。即便問這樣的小娃娃，語氣也不會是直統統的，而多半會笑眯眯地問：「小朋友，告訴爺爺，幾歲啦？」如果是問上中學的孩子，就得問「十幾啦」？問中年人，得問「貴庚」；問老年人，得問「高壽」。這裏面講究大 這講究，也是世故。中國傳統社會是一個尊老的社會，最怕的，是把人家說「小」了，同西方人生怕被說老了正好相反。「幾歲」，是「十歲以下」的意思。這麼問，豈非把人家當成了「毛頭小曠？長輩對晚輩尚且不可有此一問，如果晚輩這樣問長輩，那就真是沒大沒小

但，似乎很少有人想到這裏面還有苦澀、無奈和世故。

顯然，這種世故，是古都的智慧，也是農民的智慧。農業生產周期長，要能等；京城官場變故多，要能忍；而面對風雲變幻、世事滄桑，要能對付。京都之中，帝輦之下，人們看得最多的是「城頭變幻大王旗」，看得最透的是仕途險惡、天威難測、官運無常。今兒個，新科狀元金榜題名，「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明兒個，菜市口人頭落地，大觀園底兒朝天，「眼見他起高樓，眼見他樓塌了」。這就不能不讓北京人世故起來。北京人的世故是他們久歷滄桑的結果。這種久歷滄桑使他們「身居颱風眼處而能保有幾分超然」，使他們在靜觀中養成了「多看兩步棋」的世故和通達，也使他們學會了忍耐。專制體制畢竟太強大，這種體制下的小民也畢竟太微不足道。強大的皇權要消滅他們，比碾死只螞蟻還便當。他們不能不學會忍耐。忍耐，正是老北京式的世故的要害和精義。「窮忍著，富耐著，睡不著眯著。」有這份世故和耐力，就沒有過不去的坎兒，也沒有活不了的人。

因此，上海和北京就有兩種不同的世故。

的確，合算不合算，是上海人決定自己行為的價值取向。上海人的行動是經過精密計算的，他們的世故也是經過精密計算的。凡是不合算的事，即便有趣，他們也不幹；凡是沒有用的東西，即便好看，他們也不買。當然，他們買東西，並不只考慮有用，也要好看。因為一件東西既然可以又好看又有九九藏書用，如果只買了有用的部分，同樣是不合算的。那麼，裝飾品之類「沒用」的東西，就不買么？買的。因為它們也有用，或被看作有用。比方說，可以提高檔次、表現品味、附庸風雅、顯示氣派等等。總之，上海人的思維方式是數學的，行為準則是實在的。

於是我們就品出苦澀來 北京平民的幽默中，是不乏苦澀的。就拿把雀斑說成是「茶葉末」來說，便透著苦澀。因為只有貧窮的小民，才喝這種末等茶葉。其實，就連北京平民的幽默本身，也是「苦惱人的笑」。平民嘛，一無所有，要啥沒啥，既沒什麼可樂和的，也沒什麼可得意的，就剩下一張嘴，再不讓它快活快活，那日子還能過 再說，耍貧嘴又不要錢，也就不說白不說。即便不能損別人，拿自己開涮總是可以的。只要嘴巴閑不下，就不賴。

的確，禮數這玩意，是多少有些藝術性的。比方說，懂禮數的人，都有「眼色」。所謂一有眼色」，也就是懂得什麼事可做什麼事不可做，什麼話可講什麼話不可講，以及什麼事該什麼時候做，什麼話該什麼時候講等等。掌握其中的分寸，是一門大學問，也是一門藝術。北京話的特點，就是分寸感特強。蕭乾先生在《北京城雜憶》中就曾談到這一點。比方說，「三十來歲」和「三十幾歲」就不是一碼事，和「三十好幾」就更不一樣。它們分別是二十七八、三十齣頭和三十五六的意思。同樣，勞駕、費心、借光、破費，雖然都是「文明用語」，都用於向人道謝或道乏，用處和用法也都不一樣。這種細微的區別，就是分寸感。

在這樣一種氛圍里啟蒙開悟的北京人，首先學會的是如何處理人際關係。一個人，在官場里混得好不好，靠的是什麼？是人緣。只有上司賞識、同僚捧場，才混得下去，並獲得升遷和提拔。其實，不但官場，其他地方也一樣。所以，學會世故，首先要學會「處人」，而處人之道，又無非面子人情。北京人最懂這一套。比方說，溜彎兒時見了熟人，都要請安問好。「老沒見您哪！多謝您哪！回見您哪！多穿件衣服別著了涼您哪！」這就叫禮數，也叫和氣，因此不會有人嫌啰嗦。這種禮數也是衚衕四合院里訓練熏陶出來的。老北京人都講究「處街坊」。街坊里道的，誰家有個紅白喜事、婚喪嫁娶，都要隨個「份子」，道個喜或道個惱。自家有個什麼新鮮好吃的，也願意街坊鄰里嘗一口，「是個心意，也是個禮數」。雖然有時不免有些程式化，但仍透出濃濃的人情味來。

如果說，北京人的世故表現為穩健平和、苦樂隨緣、安貧樂道，外加一點幽默詼諧作調劑，那麼，上海人的世故就表現為精打細算、討巧賣乖、明哲保身，外加一點可能範圍內的積極進取。上海人的確一門檻精來兮」。他們深知「老虎鬍鬚摸不得，刺毛毛蟲惹不得，沒幹的生漆碰不得，過時的皇曆翻不得，六月的扇子借不得」等道理，並牢記「病從口入，禍從口出」的古訓，因此決不亂吃，也決不多言，不惹是生非，不沒事找事，當然也就既不會油嘴滑舌挖苦別人，也不會裝傻充愣調侃自己。挖苦別人會得罪人，自己也沒什麼實際的好處；而裝傻充愣則無異於醜化自己給別人當笑料，那才叫「戇」吶！精明的上海人，哪有當「戇大」的道理？於人不利，於己無補，這種「不合算」的事，上海人才不會去做。

顯然，正如「長歌當哭，要在痛定之後https://read.99csw.com」，苦澀也只有經過平和的過濾才能變成幽默，而平和的背後則是世故。也就是說，只有一切都看穿看透，才會滿不在乎。於是，無奈到了極點，反倒心氣平和。因為一切都無所謂 比方說，不就是找不到單位找不到工作 那就「練攤」唄！順便說一句：「練攤」這兩字，也表現出一種世故和人生哲學：哥們不過是操練操練，玩一把罷了，較什麼真呀！

正是這忍耐造就了平和，而平和的背後是信命和認命。老北京人的信條是：「命里只有八尺，就別攀著一丈。人，還能大過天去 一既然「命里有的躲不掉，命里沒的求不來」，那麼，就沒有必要去爭、去搶，也沒有必要因為別人怎麼怎麼了而自己沒能怎麼怎麼，就渾身不自在，一肚子的彆扭。這就是自個兒和自個兒過不去 要知道，「一個人能吃幾碗乾飯自己清楚，別人也清楚」，而「和年頭兒叫勁，簡直是和自己找彆扭」。再說，就算怎麼怎麼了，又怎麼樣 也不怎麼樣。「做得人上人，滋味又如何？」當老闆，來錢多，事兒還多哪！還是混吧。顯然，正如趙園所說，正派北京人的世故里，有著「閱事太多見事太明的悲憤沉痛。看透了，又無可奈何」。於是，無可奈何到了極點，反倒變成了平和。

其實，上海的這種世故不能叫世故，只能叫精明。同樣，上海的幽默也不能叫幽默，只能叫滑稽。滑稽和幽默不是一回事。幽默是一種人生狀態和境界，它需要一玩深沉」；滑稽則是一種膚淺的、一次性的搞笑，不必費太多的事（成本較低），就能立竿見影地快活一下，還能反襯自己的精明。因此，它最對上海人的胃口，也最讓北京人看不起。

這種幽默上海是沒有的，也是不會有的。

別折騰，也別較真。較真，就是死心眼兒。天底下，哪有「真事兒」？不過「湯兒事」罷 所以，不管幹什麼，也就是個「對付勁兒」。北京人有句口頭禪，叫「混」；還有個常用的詞，叫「不賴」。在他們看來，人生在世，也就是個「混」字。比方說，混日子、混事兒、混口飯吃等等。所有的人都是混，所有的事也都是混。要說有區別，也就是「一個人混」還是「哥幾個一起混」，混得好還是混不好。混得好的，能混個一官半職；混得差點，也能混個肚兒圓。但不論好歹，能混下去，就不賴。難怪北京人吃喝不講究，活得那麼馬虎了，對付嘛！

如果說生動鮮活是向農民和少數民族學習的結果，那麼，詼諧幽默則源自北京人的世故與平和。幽默是要以平和為前提的，浮躁的人就幽默不起來。因為幽默是不緊不慢的。它需要鋪墊、打底子，「包袱」才抖得開。會說笑話的人都知道，說笑話時，不能緊張，必須他急你不急，他笑你不笑。如果別人還沒笑，你自己先笑起來，那就叫犯傻。如果心急火燎，打機關槍式地把話一口氣說出來，別人聽不清楚，反應不過來，又怎麼會笑？

其實，北京式幽默中的大氣是不難體會到的。它往往表現為大大咧咧、嘻嘻哈哈、滿不在乎甚至沒大沒小。比方說，稱鄧小平為老鄧，稱戈爾巴喬夫為老戈，就像稱呼自己單位上同級平輩的同事；稱倒騰商品的小販為「倒爺」，稱騎平板車拉客者為「板兒爺」（其車則被稱為「板的」），就像稱呼「王爺」、「萬歲爺」。這可真是「掉了個兒」。如果說，前者和天安門廣場上打出「小平你好」的標語一樣，多少表現hｔｔps://ｒeａｄ•９9csw•ｃｏm出一種「民主意識」和「平民意識」，那麼，後者就多半是一種調侃 但，不管怎麼說，這種不合禮數的「倒錯」，都只能是北京式的。它表現的正是北京人什麼都無所謂、什麼都敢說的「氣度」，而所謂「什麼話都敢說」，則是不但包括「說什麼」，也包括「怎麼說」的。事實上，正是在這種調侃中，北京人消解了神聖。禮數不是最神聖的 如果禮數可以消解，那還有什麼該在乎？

所以，上海市民和北京平民一樣，都不作啡份之想」（這也是中國人的共性），但理解不同。北京人理解的「非份之想」是「命里沒有」，上海人理解的「非份之想」是「不可操作」。只要做得到，而且有實惠，他們就會去做。做的時候，也有個尺度，就是不能惹麻煩。他們的目的很明確：現有的生活秩序能不破壞就不破壞，現有的生活水平能提高多少就提高多少。但是，這種提高有個前提，就是不能失去已有的好處。因此不能革命，只能改良，不能「大破大立」，只能「小打小鬧」。這便是上海式的世故。出於這種世故，上海人和北京人一樣，也能忍（這同樣是中國人的共性），但忍而不受。如果說北京人的人生哲學是「窮忍著，富耐著，睡不著眯著」，那麼，上海人的態度則是一窮不忍，富不耐，睡不著就想發財」，發不了財就到鄉下人那裡找平衡。這話也許說過分了一點，但至少，在忍耐中，他們會積極地想辦法，以便在絕境中找出路，在夾縫中求生存。比方說，開不了源，就節流；小腳褲和喇叭褲都不準穿，就發明直筒褲。這便正是上海式的乖巧。顯然，同為忍耐，也不相同。北京是忍，上海是磨。北京人越忍越懶（甚至「懶得離婚」），上海人越磨越精。上海的世故比北京的積極。

世故，是中國人的生存之道。生活在現實中的中國人，是不能一點世故也沒有的。不過同為世故，也不盡相同。大體上說，北京人的世故是悟出來的，上海人的世故則是算出來的。在北京，沒有人教你世故，全看你有沒有悟性，會不會悟。會悟的人，渾身都是機關都是消息幾。眼皮子微微一抬，眼角不動聲色地那麼一掃，周圍人的尊卑貴賤、遠近親疏、善惡好壞，就能猜個八九不離十。然後，該熱乎的熱乎，該冷淡的冷淡，該應付的應付，總不會吃了虧去。這正是一個禮教社會的世故，也是一個官僚社會的世故。官場上那些老謀深算或老奸巨猾的不倒翁們，都有這種察言觀色的本事。即便是再愚鈍的人，如果久歷官場，也多半會磨練出來。北京人雖然並非都是官，但官場既為「場」，就有「場效應」。北京既然是一個大官場，則場效應也就小不 北京人生活在這樣一個官氣瀰漫的世俗社會裡，耳濡目染是免不了的。只要在皇城根下轉個圈，聽聽那些街談巷議飛短流長，那世故也就幾乎用不著學

北京人的幽默，大體上可以歸結為三種類型，或三種手法，即調侃挖苦、裝傻充愣、玩世不恭。前面說過，北京人是很會「損人」、「擠兌人」的，比如「別以為全中國三分之二的男性都憋著娶你，多晚你走在大街上也不會出事」等等。然而問題在於，他們不但損別人、擠兌別人，也糟踐自己。比如葛優就曾說自己「脫了衣服跟一條反動標語似的」。最典型的還是楊東平講過的一則笑話：一個小夥子因為犯規，被警察扣住不放，情急無奈之中，竟冒出這麼一句話：「您就把我當個rｅａｄ•９９cｓw•ｃom屁給放了吧！」結果，圍觀者哄堂大笑，警察也只好放人（《城市季風》）。另一個有異曲同工之妙的故事是：一個平時怕老婆的人，偶然和老婆頂了起來。老婆大怒：「反了你小子？」該人馬上賠不是：「哪敢呀！這兩天，也就是有了兩個臭錢，就像耗子腰裡別了桿槍，起了打貓的心思。」老婆也只好一笑了之。顯然，在這裏，兩個當事人都表現出一種裝傻充愣自我作踐的態度。這種態度，用王朔的話說，就是「千萬別把我當人」。

正因為不必較真，所以，在北京武（尤其是王朔式）的幽默里，越是正兒八經的東西，就越要弄得荒唐可笑；而越是不當回事，則越要一本正經。比如，在王朔的一部小說中，一個名叫馬青的人就這樣「語重心長」地對他的「哥兒們」說：「你就別一個人混了，咱們還是一起混吧！人多力量大，敢教日月換新天。人心齊泰山移，螞炸還有四兩肉，一個蘿蔔一個坑，咱們怎麼就不能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由弱變強 」（王朔《一點正經沒有》）這種把豪言壯語和俚詞俗語揉在一起混說，而且說得不動聲色的說法，最得調侃之神韻。而且，這段話，還非得葛優來說，才能說得風味純正，說出王朔式的「語重心長」來。

這就是世故 事實上，只有世故的人，才能裝傻充愣。因為裝傻充愣的背後，實際上是玩世不恭：人生在世，也就那麼回事。誰也別太當回事，誰也別叫真。所以，誰也別太把自己當人。何況，我不是人，你也不會是人。當我不把自己當人時，我其實也沒把別的什麼人當人。想想看吧，一個連自己都不看作是人的人，還會把別人當人看 就拿前面那個笑話來說，便推敲不得。表面上看，那個小青年是在作踐自己，仔細一琢磨，卻又不知道是在作踐誰。因為「我」固然是個「屁」，然而這個「屁」卻是警察「放」的。說了歸齊，還是「警察放屁」。結果，誰都挨了罵，也就誰都不吃虧。因此，當一個北京人（尤其是王朔式的北京人）在你面前「裝孫子」時，你可千萬別上當，以為你真是「大爺」。

總之，北京人的幽默，表面是風趣，內里是世故，這才有了如張辛欣所說的那種「經蹬又經拽，經洗又經曬」的韌勁兒。

平和也造就了幽默。

詼諧幽默，幾乎是北京人的標誌性品格。誰都知道，北京人說話特「逗」。普普通通的事情普普通通的話，到了他們嘴裏，就可笑、可樂。比如臉上有雀斑叫「灑了把茶葉末」，就又形象又生動，怎麼想怎麼可樂。難怪有人說聽北京人說話就像聽相聲 要論說話俏皮，北京人可真是沒得比的。

當然，這個小青年當時也許並沒有想那麼多。他的話，不過脫口而出。但，他的脫口而出，又顯然有北京人世故的耳濡目染和長期熏陶作背景。而且，這種世故也完全是平民的。咱一介平民，沒權沒勢的，誰也糟踐不了，那麼，自個兒作踐自個兒，還不行

更重要的是，幽默是一種心態。這種心態，就是平和。只有心平氣和，坦然面對人生，才會產生幽默，也才幽默得起來。我們無法想象一個整天愁眉苦臉的人會幽默，無法想象一個事事斤斤計較的人會幽默，也無法想象一個時時處於提防狀態的人會幽默。說到底，幽默也是一種「大氣」。只有大氣的人，才能微笑著看待一切，包括苦惱和不幸。同樣，也只有大氣的人，才能含笑向自己的過去告別。總之，只有大氣才會幽默。北京人大氣，所以北京人幽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