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個自1915年開始的文化上的狂飆突進時代，可以稱為"思想文化上的辛亥革命"。

這樣做的目的很明確：集中火力以林紓為活靶子，逗引林紓上陣反駁，改變新派觀點拋出后如泥牛入海、毫無反響的尷尬局面。

語言是文學的工具，語言也決定著一個民族的思維，流傳千年的文言文正是傳統思想文化的載體。文學革命的核心就是語言變革，即由文言文變為白話文。

林紓被新文化陣營選為"頭號敵人"，還在於其他老派人物對新文化的咄咄逼人裝聾作啞之時，他已有些回應，對"廢文言"頗有微詞。他又是最可能站出來代表舊陣營上陣的人。

可見，今天盛行於媒體的"炒作"，八十多年前新派人物們就已經想到並成功使用了。

這裏先要釐清一個概念：五四運動。五四運動其實有兩個，一個是1919年5月4日發生的五四愛國政治運動，通常說的五四運動就是指這個；一個就是始於《青年雜誌》（后更名《新青年》）創刊的五四新文化運動，簡稱就是新文化運動。這場劃時代的文化運動真正消歇於民國哪一年，學術界至今還沒有明確。

這件事就是今天學生https://read.99csw.com熟知的：在新文化運動中，林紓"反對白話文"，"螳臂當車"，"成了站到時代潮流對立面上的小丑"。

因此，當時儘管新派人物不遺餘力"妖魔化"文言文，卻並未激起多大反響，只有幾位新文化闖將在自說自話、對空揮拳，"廢文言倡白話"這一文化史上的重要觀點在社會上幾乎沒有影響。

他們之所以選中林紓來充當這個倒霉的角色，就是因為林紓名頭特大。除了其翻譯小說在普通讀者中風行，更重要的是，他是出色的古文家，1918年之前，已出版《畏廬文集》、《左孟莊騷精華錄》、《韓柳文研究法》、《畏廬續集》、《春覺齋》、《左傳擷華》、《論文講義》、《文法講義》、《文章流別》、《文學史》等大量詩文和學術著作。在當時的文化界，不論是創作還是研究，林紓都可謂是頭號古文大師--樹一個文言文上最牛的人為靶子來攻擊，最能擴大"廢文言倡白話"的影響。

1918年2月初的某天，陳獨秀、劉半農和錢玄同在北大紅樓北邊的林德居飯莊"密謀"到深夜。一個月後，這場究竟是要文九*九*藏*書言還是要白話的"論戰"在《新青年》上轟轟烈烈打響。

沉寂冷清讓新派人物大大著急，他們想出了一個十分超前的創意：由錢玄同和劉半農演一出雙簧，一個寫反對白話文的文章，另一個寫駁斥的文章，在報上展開論戰，以吸引社會注意。

而讓他"青史留名"的另一件事，卻就沒有這樣讓他在九泉之下心安，甚至會讓他死不瞑目。

在近代中國和現代中國交界之際，新文化運動承擔了揚棄舊文化、注入新文化的歷史使命，它猛烈批判奴化人心的中國傳統文化，宣揚新文化、新道德、新意識，概括起來就是陳獨秀提出的那個著名的口號："德先生"（democracy）和"賽先生"（science），也就是民主與科學。

1917年1月，胡適在《新青年》發表《文學改良芻議》；2月，陳獨秀在《新青年》上發表更為激進的《文學革命論》，高揚文學革命的大旗；1918年開始，《新青年》全部採用白話。陳獨秀、胡適、錢玄同、劉半農等新文化運動的闖將發表大量言論，以極其激烈的態度和言辭把文言文的危害說得觸目驚心，他們從不同角度，https://read.99csw.com精心論證和大聲疾呼廢除文言倡導白話是文化上的當務之急。

民國文化界有個鐵杆守舊的名人辜鴻銘。此公出生於馬來亞，留學于德國，曾在北洋軍界供職，妻子是日本人，因此有"生在南洋，學在西洋，婚在東洋，仕在北洋"的奇異經歷。他精通九種外語，所以儘管思想上頑固不化到宣揚多妻制比一夫一妻制好的程度，還是被採取"兼容並包，思想自由"辦學方針的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請到北大任教授。

民國成立以後，政治制度由封建變為共和，大大前進了一步，但政治變革不等於能立即帶來思想變革，人們的思想狀況並沒有隨辛亥革命得到強有力的改變，民國"國民"的腦子裡基本還是傳統封建社會"老百姓"的思想意識，再加上北洋軍閥政府為鞏固統治，不但不願在刷新民眾思想上盡政府之責，反而予以禁錮、誤導，公開號召"尊孔讀經"，倡導思想上復古。

1915年，陳獨秀主編的《青年雜誌》在上海創刊，這是五四新文化運動開始的標誌。以後沒有哪個雜誌再能有這樣的榮耀--一份雜誌開啟了一個時代。

新文化闖將的對立面，也就是舊文化人https://read.99csw.com物對此是怎樣回應的呢？很意外，我們想象中的守舊派"痛心疾首"、"如喪考妣"的蜂窩被捅狀況並沒出現，這一半可能因為那時帝制既往，民國建立，尚新、求變、批判傳統是文化界主流思潮，新文化的反對派們心虛氣短，不敢吭氣；一半可能也是他們對文言文的生命力有足夠信心，不屑於跟這幾個喝過幾年洋墨水就忘了自己是誰的後生對陣。

林紓的厄運來了。他果然按捺不住，參与了這場讓他在文化史上身敗名裂的論戰。

新文化運動的重點是文學革命。一方面文學是國人思想情趣、道德精神的集中體現，變革文學就是抓住了變革文化的樞紐；另一方面中國是個文學古國，自古文運關係國運，文學不僅只是個藝術品類，而是民族精神所在，它承擔了藝術之外的沉重職責。晚清時國家積貧積弱，無數仁人志士探求原因，梁啟超就把這怪罪于文學，他寫詩痛陳："詩界千年靡靡風，兵魂銷盡國魂空。"文學革命晚清就在醞釀。

錢玄同以"王敬軒"的化名和捍衛舊文化者的身份，登出一篇集中了反對白話文觀點的文言文章，名為《文學革命之反響》。文章三千四百多字，語言酸腐衝天，連read.99csw.com標點符號都不加。同期又刊出劉半農的文章，名為《復王敬軒書》，站在新文化立場，對此文逐段批駁，對文化守舊派大肆嘲諷。

他跟軍政界的張勳一樣被稱為"怪物"，而且也同樣一直拒不剪辯，拖著辮子大搖大擺，出入"新文化運動的搖籃"北京大學。以廢除文言為核心的"文學革命論"一拋出，新文化陣營希望他暴跳如雷、奮起反駁，好在爭論中擴大新派觀點的影響。不料這個老怪物一點不像想象中的那樣，他始終懶得撰文表態，只在課堂上隨口挖苦白話文語法不通，說：什麼"妓|女改良"？要把良改掉？要改良為娼啊！

1918年，留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胡適博士在《新青年》雜誌上發表了他的《歸國雜感》，結論是："七年沒見面的中國還是七年前的老相！""我以為這二十年來中國並不是完全沒有進步，不過惰性太大，向前三步又退回兩步，所以到如今還是這個樣子。"

這一策略經過了周密的策劃，除了兩文都把觀點推向極端、形成激烈交鋒外，還用了一個比較"損"的招數：劉半農的文章里特意舉林紓為例，說古文其實是不通之文，稱其為"桐城謬種"，並從林譯小說里挑出許多毛病"亮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