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桃洲：《歷史轉換的悖謬與契合——「四五」詩歌運動的詩學意義》，《現代漢語的詩性空間》，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中國科學院自動化所編輯組：《革命詩抄》，中國青年出版社1979年版

匈牙利詩人裴多菲在《給阿蘭尼的信》中說：「假如人民在詩歌當中起著統治的作用，那麼人民在政治方面取得統治的日子也就更加靠近了。」這句話也恰當地指喻了發生在丙辰清明的天安門廣場上——為了悼念周恩來總理、反對「四人幫」而爆發的一場震驚中外的四五運動——天安門詩歌運動。

1977年1月8日，在周恩來總理逝世一周年之際，以「童懷周」為筆名的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漢語教研室十六名教師，油印了《天安門革命詩抄》，並張貼在天安門廣場，引起了社會上的廣泛響應和支持。隨即，他們以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漢語教研室「童懷周」小組的名義，從徵集到的大量作品中選出1500多篇，編成《天安門革命詩抄》、《天安門革命詩文選》（正、續編）、《天安門詩詞一百首》、《天安門詩詞三百首》、《「四五」運動紀實》和《天安門運動畫冊》等書。1978年12月，在《天安門革命詩文選》正、續編的基礎上，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天安門詩抄》，由當時任中共中央主席的華國鋒題寫書名。《詩抄》收入了六百余篇詩文。全書分為三輯：第一輯，收古體詩、詞、曲、輓聯等；第二輯，收新體詩；第三輯，收悼詞、誓詞、祭文、散文詩。在書的前言中這樣寫道：

1976年1月8日，周恩來逝世。4月5日清明前，北京的廣大民眾紛紛自發地聚集在天安門廣場悼念周總理，並藉此表達對「四人幫」倒行逆施的憤怒。「憤怒出詩人」，詩歌成了這場革命運動的主要表現形式。到了清明的那一天，天安門廣場聚集上百萬人，花圈的海洋、詩詞的海洋、悲痛和憤怒的海洋。人們ｒeaｄ•９９ｃｓw.ｃoｍ把書寫的詩詞、輓聯和文章張貼在廣場的燈柱、紀念碑的護欄上，掛在松柏枝葉間，「誦者聲淚俱下，抄者廢寢忘食」。「欲悲聞鬼叫，我哭豺狼笑。灑淚祭雄傑，揚眉劍出鞘」等等詩歌，被朗誦、傳抄及徵引一時。還有讚美這些詩詞：「紀念碑前灑詩花，／詩刊不登報不發。／／莫道謠文篇篇載，此是人民心底花。」（《神州正演捉鱉兵》之十）4月8日，「四人幫」控制下的《人民日報》，發表了《天安門廣場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社論，正式把天安門事件定性為「反革命事件」。在廣場張貼、傳抄的詩詞被指控為「反動詩詞」，「是徹頭徹尾的反革命煽動」。此後的幾個月里，寫作、傳抄、保存這些詩詞的行為，受到追查，一些人為此受到迫害，被定罪、囚禁。

發生在1976年的天安門詩歌運動並非是一場純粹的文學運動，其中政治因素起到了巨大的推動力。但是，不可否認的事實是，正是因社會政治的黑暗、強權的壓迫進而導致了人民的反抗，從而轉變了政治、思想的格局，文學作為社會的鏡子是無法置身事外的，考察天安門詩歌的價值離不開政治的因素，談及當代中國文學史也不能避開天安門詩歌運動的價值。陳思和認為，新時期文學作家有兩種構成：來自50與70年代末；新時期文學的來源，則是話劇《于無聲處》、《重放的鮮花》與天安門廣場上的民間詩歌——《天安門詩抄》。（《陳思和自選集》，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

四十年彈指一揮間。天安門詩歌運動已成為歷史記憶之海的一滴浪花，只有一本《天安門詩抄》還常常地警醒著我們，無聲地講述著那一段不應忘卻的歷史。

出版者：人民文學出版社

體裁：詩歌

武善增：《再論「四五」天安門詩歌在文學史中的定位》，《南京社會科學》2004年第10期

作者：北京第二外國語ｒeａｄ•９9cｓw•ｃoｍ學院漢語教研室「童懷周」小組編

在文學史中，關於當代詩歌變革發端的起點，過去通常是把1976年清明節爆發的「天安門詩歌運動」作為其標誌的。但現在看來，這一說法已經缺少說服力。因為「天安門詩歌運動」首先是一場反對「四人幫」的政治運動，是公眾對文革災難的一次自覺的反省，而不是一次純粹的詩歌和文學運動；其次，「天安門詩歌運動」所採取的詩歌形式主要是古體詩在我國的「復興」，人們之所以人人都採用舊形式，是因為這種方式易於傳播溝通，易於產生所謂「興、觀、群、怨」的作用，從總體上看，它和當代詩歌發展的方向尚有明顯的不一致處；第三，「天安門詩歌」中雖然有不少作品表達了對文化專制的痛恨和對民主進步的強烈籲求，但也還帶有明顯的上個時代的思想痕迹，比如對周恩來的悼念也或多或少地帶有文革個人崇拜的情感因素在內。從這幾個方面看，「天安門詩歌」並沒有真正開啟一個新的詩歌時代，它所包含的一些新的思想因素也未充分發育。鑒於這些原因，考慮當代詩歌的變革起點，應做更深入的歷史探察。

這一期的《詩刊》及其他站在「天安門詩歌運動」對立面「反擊右傾翻案風」的聲音，在以後的文學史中並沒有被提及，從而遮蔽了人們了解那個複雜時代的另一個視角。龍揚志在《敘述中的天安門詩歌運動》［《江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2007年第2期］認為，這些詩歌延續的是「文革」批判的老路，從文學史的角度來看，它們的意義在於提供了另外一種互文性的文本，並且可以揭示出一種言說方式對另一種言說方式壓迫的內在根源。

在新中國文學史上，天安門詩歌運動一直被視為當代文學一個重要的分界點，被賦予了結束一個「舊時期」或開啟一個「新時期」的文學史意義。自上世紀80年代，「天安門詩歌運動」開始九九藏書進入文學史的敘述之中，如郭志剛等編的《中國當代文學史初稿》（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22所院校聯合編寫的《中國當代文學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中國社科院文學所朱寨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思潮史》（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洪子誠著的《中國當代文學史》（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等。在22所院校聯合編寫的《中國當代文學史》中總結說：「在天安門廣場的抗議運動中，詩歌是革命的炸彈和旗幟，是人民用以跟『四人幫』拼搏的主要武器。……在中國歷史上，人民群眾用詩歌作為武器直接參与政治鬥爭，參与決定中國命運的偉大鬥爭，這是絕無僅有的。在中國文學史上，詩歌的戰鬥作用，鼓舞作用，以至於團結群眾的作用發揮得這樣充分，這也是『四五』運動中僅有的現象。」

同年11月，時任中國文聯主席的周揚在談到天安門詩歌運動時也說：「歷史是無情的，也是富於戲劇性的。『四人幫』篡黨奪權首先從文藝戰線開刀，人民則用文藝的重鎚敲響了他們覆滅的喪鐘。」（《繼往開來，繁榮社會主義新時期的文藝——1979年11月1日在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日報》1979年11月20日）

這些凝聚著革命人民的血和淚的詩詞，無不出自作者們靈魂深處的吶喊，因此具有強烈的戰鬥力和藝術感染力。革命群眾看了愈益鬥志昂揚，敵人看了則心驚肉跳，坐立不安，它們真正起到了「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巨大作用。其中不少作品無論思想性還是藝術性都達到了很高的高度，無論在我國還是世界文學史上，它們必將佔有光輝的一頁。

1976年10月，「四人幫」被逮捕，「文革」宣告結束。

出版時間：1978年12月

童懷周：《天安門詩抄》九九藏書，人民文學出版社1978年版

從藝術的衡量標準來看，這些詩詞雖然並非如編纂者所說的藝術性「達到了很高的高度」。但是，在《天安門詩抄》里，是凝聚著百萬人民的集體創作行為以及蘊藏其中的集體意志與情感，這些作品的背後隱含了一股強大的「動力場」——人民的力量，《詩抄》中的每一首詩，都不是某個人的聲音，每一個作品實際的書寫者，每一種聲音的實際發出者都是「人民」這個範圍巨大的群體。魯迅在《革命時代的文學》中說：「有些民族因為叫苦無用，連苦也不叫了，他們便成為沉默的民族，漸漸更加衰頹下去，……至於富有反抗性，蘊有力量的民族，因為叫苦沒有用，他便覺悟起來，由哀音而變為怒吼。怒吼的文學一出現，反抗就快到了。」（《而已集》）鬱積在人民心底的憂憤，終於在這一時刻以詩的方式爆發了。

在眾多的文學史敘述中，大都肯定或彰顯「天安門詩歌運動」的思想價值，而對其詩歌的藝術評價不高，主要原因就是認為天安門詩歌的政治性因素過強。張清華的《關於當代詩歌的歷史傳統與分期問題》（《泰安師專學報》，2002年第3期）一文具有代表性，他說：

1978年11月15日，中共北京市委召開常委擴大會議，在會上宣布：1976年清明節廣大群眾到天安門廣場沉痛悼念敬愛的周總理，憤怒聲討「四人幫」，完全是革命行動。1979年4月5日，《人民日報》在天安門詩歌運動三周年發表了社論：「四五運動是廣泛的民主運動。在『四人幫』的高壓下，群眾沒有議政的自由，就用花圈、詩詞、警言來表達；沒有傾訴的地方，就彙集在悼念周總理的場所；沒有誰去組織，卻是那樣井井有條；沒有統一的口徑，卻是那樣的異口同聲。人們正是在這樣的地方，用這種特殊的鬥爭方式，行使民主權利，宣傳真理，伸張正義，打擊敵人，真是揚眉吐氣啊！」

（王巨川撰read.99csw.com）

在確定《天安門詩抄》時代意義的同時，我們又不得不思考歷史本身的複雜性。歷史的敘述並非是單元的而是多元的，並非是線性的而是複線的。歷史在敘述自己的時候會有意無意地遮蔽著一些「意義」。所以，當文學史敘述有意無意忽略另一些「天安門詩歌」時，歷史本身就可能被戕害了。如1976年，當天安門詩歌運動被定性為「反革命事件」時，「主流」的《詩刊》，扮演了政治風向的積極呼應者。在5月號上，不僅全文轉發了「兩個決議」，即《中共中央關於華國鋒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的決議》和《中共中央關於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的決議》（均據新華社1976年4月7日訊），還原文發表了當時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吳德的天安門廣場講話，以及為勝利平定「反革命運動」而配發的一組詩。其中《兩個決議捧手上》一詩，編者還特別為作者加了註解：「本詩作者在粉碎天安門廣場反革命政治事件中曾分別榮立個人二等功」，以達到其宣傳的目的。同期刊登的還有田間的《寫在金水橋旁》和臧克家的《工農兵鐵拳齊高舉》、《聲討鄧小平》等詩。田間繼續著他戰鬥體的詩歌傳統：「萬里神州雷動，／痛擊翻案妖風。／／鯤鵬展翅九重，／蓬雀瑟縮哀鳴。／／一出『納吉』醜劇，／妄圖演出成功。／／莊嚴天安門前，／豈容魔怪橫行！／／無產階級專政——／東風橫掃殘雲。／／兩個決議公布——／紅日噴薄東升。／／金水浪花翻湧，／勝利不忘鬥爭。／／翹首瞻望北斗，／高路繼續攀登。」臧克家的詩歌，呈示了與當時天安門詩歌完全相對立的立場：「批鄧聲勢如狂飆，／敵人性急作狗跳。／清明時節天安門前，／光天化日下鬼魔鬧。／／謠言、歪詩、黑傳單，／妄把紅白亂顛倒。／大好春光黑煙熏，／白日縱火毒焰高。」

龍揚志：《敘述中的天安門詩歌運動》，《江漢大學學報》200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