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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隨想錄》

1980《隨想錄》

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結束。1978年12月,巴金開始了《隨想錄》的寫作。他痛定思痛,寫出了一大批樸實、深刻的雜文和隨筆。
巴金的魅力 巴金的含金量——讀《隨想錄》手稿本
對於「港大」學生的批評,巴金坦率地陳述了自己的觀點:「我並不為我那三十篇『不通順的』《隨想》臉紅,正相反,我倒高興自己寫了它們。從我闖進『文壇』的時候起,我就反覆聲明自己不是文學家,一直到今年四月在東京對日本讀者講話,我仍然重複這個老調。」巴金從來就不是一個「純文學」論者,而是一個把寫作的目的和目標看得很重要的作家,因此,他一直反對那種迷戀技巧的傾向,討厭那些繁采寡情的寫作:「有人得意地誇耀技巧,他們可能是幸運者。我承認別人的才華,我缺九-九-藏-書少這顆光芒四射的寶石,但我並不佩服、羡慕人們所謂的『技巧』。當然我也不想把技巧一筆抹殺,因為我沒有權力干涉別人把自己裝飾得更漂亮。每個人都有權隨意化妝。但是對裝腔作勢、信口開河、把死的說成活的、把黑的說成紅的這樣一種文章我卻十分討厭。即使它們用技巧『武裝到牙齒』,它們不過是文章騙子或者騙子文章。這種文章我看得多了!」
《隨想錄》的核心主題就是反思並揭示「文革」的封建主義特質;它的鋒芒所向,就是反專制,反愚昧,反對壓抑人性、踐踏人類尊嚴的昏暴。「文革」為什麼會發生?人是怎樣變成「獸」的?人們的心上留下了怎樣的傷痕?我們到底付出了什麼樣的代價?誰應該為這一切負責?怎樣才能避免這樣的悲劇和災難再次發生?read.99csw.com巴金開始了痛苦而深刻的反思。
《隨想錄》是樸素的,但卻並不蒼白;它是溫雅的,但卻內蘊著莊嚴的憤怒。它是一杯上等的淡茶,細細品味,便覺得余香滿口。這是一本說真話且包含著大愛的憂患之作,是值得人們認真閱讀的一本書。
讀《隨想錄》的隨想(楊彥成)
作者:巴金
體裁:散文集
如果說「仇智主義」必然導致謊言的流行,必然使很多人把「說假話」變成一種消極的習慣,那麼,「啟蒙主義」則強調真理的價值,必然把「說真話」當做個人和社會生活的重要原則。「說真話」是巴金在《隨想錄》中反覆涉及的話題,他曾經寫過至少四篇專門談論「說真話」的文章;「說真話」也是他「晚年奮鬥的目標」,是在《隨想錄》寫作過程中身體力行的寫作倫理。九九藏書他之所以如此不遺餘力地提倡「說真話」,是因為經過了「文革」,說假話已經成為一種令人擔憂的社會現象:「在那荒唐而又可怕的十年中間,說謊的藝術發展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謊言變成了真理,說真話倒犯了大罪。我挨了好幾十次的批鬥,把數不清的假話全吃進肚裏。」那些「永遠正確的人」更是把說假話當做家常便飯,「本人說話從來不算數,別人講了一句半句就全記在賬上,到時候整個沒完沒了,自己一點不臉紅。……他們的嘴好像過去外國人屋頂上的風信雞,風吹向哪裡,他們的嘴就朝著哪裡。」然而,「人只有講真話,才能夠認真地活下去。」在他看來,「文革」本質上就是一場說假話、做假事的運動。
從藝術上看,《隨想錄》屬於高度自覺和成熟的寫作。與「說真話」的精神姿態相應,巴金的《隨想錄》在敘述方式和語言形式上顯示出一種很可寶貴的品質———洗盡鉛華,去除雕飾,表現出一種質樸、清真的風格。在浮華侈麗的「純文學」很受推崇的時代,在「為文造情」的寫作大行其道的時代,巴金的這種寫作的價值和意義,很容易被誤解,甚至很容易被貶低。1980年香港的一位教授寫了一篇文章(黎活仁《我們對巴金<随想录>的意見》,《開卷》1980年9月號),選錄了「港大」學生的「七則同題簡論」,表達了他們對《隨想錄》的失望和不滿。一位張姓學生說:「全書不過三十篇短文,但單是『四人幫』就出現了47次之多。」一位李姓的學生說:「《隨想錄》的缺點正是忽略了文學技巧,以致文字意義太膚淺,太表面化。」一位蘇姓的學生則說:「全書內容結構鬆散、缺乏張力,文字累贅,令人看得懨懨欲睡。」一位方姓的學生的判斷更是斬釘截鐵:「容我大胆下一個結論,就文學的觀點而言,《隨想錄》是一本徹底失敗的作品。」九*九*藏*書read.99csw.com
出版時間:1980年6月
首次出版:人民文學出版社
《隨想錄》是一首悼亡的安魂曲。「文革」期間,巴金雖然九死一生,僥倖地活了下來,但是,他的志趣相投的朋友,卻一個個被迫害致死,尤其是與他相濡以沫的妻子蕭珊,剛剛51歲,便因為恐懼和絕望齎恨而歿。這些朋友和親人的死,給性格內向、天性敏感的巴金帶來巨大的痛苦。巴金的《懷念蕭珊》、《紀念雪峰》、《悼方之同志》、《懷念老舍同志》、《趙丹同志》、《再憶蕭珊》等文章長歌當哭,寄慨遙深,曾經感動了無數的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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