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裁：散文集

如果是身處八十年代，余秋雨或許真會成為蘇曉康式的文化英雄，不過他遭逢的是九十年代初那樣一個範式轉型的時期，學界以規範為目標、以袪魅為要事的風氣，帶動了高層讀者對《文化苦旅》中空疏、濫情、自大等問題的反思——也未嘗沒有包含批評者的自我反思。在這裏，「余秋雨」是一個將八十年代啟蒙精神與市場暢銷法則融為一體的文化符號，批評者當年對於余氏散文稍嫌過激與蕪雜的評議，或許喻示著社會精神生活的某種轉向。

首次出版：知識出版中心（上海）

當然，余秋雨付出的代價與易、于相仿，都將自己置於「贏者輸」的境地，即贏得市場，卻失卻了學界的認可。因為從市場運作著眼的大眾寫作，其策略與學術共同體的內部規範大相徑庭甚至完全衝突：大眾寫作要求簡捷決絕，居高臨下地灌輸貌似複雜實則單面的知識，妙筆生花地傳遞貌似遙深實則混亂的思考。論者批評的「頗多信筆臆想，似是而非者，而涉及歷史人物、歷史事件時，則又棄用史筆，向壁虛構，以求新奇」，倒是大眾寫作的題中應有之義。而基於「文化本位」批評余秋雨是「毫無新意」、「沒有把聚焦點始終瞄準在傳統文化和現代文化雙重滲透下的自我，更沒有將靈魂的解剖刀直逼自我；沒有用自己的血肉之軀去撞擊歷史理性的鐵門，更沒有以絕望的吶喊來面對『無物之陣』的挑戰」的「別一種媚俗」（朱國華《別一種媚俗》，《當代作家評論》1995年第2期），根本就是隔靴掻癢，方圓鑿枘。

韓石山質問道：「這哪裡是寫散文，分明是寫小說，若老一輩學者，寫到這些地方，有史料，就引用史料，若於史無征，斷然不敢這樣信口雌黃……你憑什麼說就是王道士做的？」（《散文的熱與冷——兼及余秋雨散文的缺失》，《當代作家評論》1996年第1期）

之所以看重李書磊這篇寫於1995年的評論，還因為如果我們完全用今日之市場分析眼光來看待余秋雨與他引發的爭議，難免會掉入以果推因的「倒放電影」陷阱。畢竟，如黑格爾所言，一個人走不出他的時代，猶如走不出他的皮膚。與傳媒研究出身的于丹不一樣，余秋雨、易中天不僅是「文革之子」，他們還是八十年代文化弄潮兒中的一員，他們的文化心態里先天地嚮往成為文化英雄，他們需要聽眾，而且是儘可能多的聽眾。這也是為什麼余秋雨在《文化苦旅》中，一面提倡張揚文化人格，以「三突出」的類似方式，把古代文人的命運寫出極致的悲壯感；另一面又屢屢貶低筆墨文化，指責隱逸傳統，希望用西方式的進取、開放來反襯中國文化的沒落。幾乎可以將此看作「八十年代之痛」在歷史敘事中的投射，因此李書磊的評論也就帶上了些許「心有戚戚焉」的意味：

《文化苦旅》的出版者王國偉曾將此書的「文本價值」總結為五點：

如果別人的文章有此病，未必會成為致命傷，但余秋雨的定位是「上海高教精英」、「國家級專家」，他也儼然以中國文化的傳道者與守夜人自命，看他在《文化苦旅·自序》如此說：

余秋雨十余年來一直因各種原因受到廣泛批評，但他的作品獲得旁人不及的廣泛影響，也是不爭的事實。《文化苦https://read.99csw.com旅》除了獲得海峽兩岸各種獎項，不斷重印，成為暢銷書兼長銷書，《道士塔》入選全日制普通高級中學教科書（必修）《語文》第三冊，更將這篇爭議之作以官方認定的方式，變成了人人必讀的「經典」文本。《文化苦旅》是如何完成它的魅化的？這不能不是公正評價此書需要思考的前提。

問題是，恰恰是「《文化苦旅》或曰『文化散文』是否散文的創新」引發了爭議。韓石山認為這種名目似乎在暗示「先前的散文都是沒文化的，獨有這一家的是有文化的」，實則余氏散文除了「偏重文化意義上的考察與闡述」，與先前的「學者散文」如翦伯贊《內蒙訪古》並無本質不同。緊接著，韓石山揪住《文化苦旅》首篇《道士塔》中擬真式的描寫如「王道士每天起得很早，喜歡到洞窟里轉轉，就像一個老農，看看他的宅院。他對洞窟里的壁畫有點不滿，暗乎乎的，看著有點眼花。亮堂一點多好呢，他找來兩個幫手，拎來一桶石灰。……他算來算去，覺得暫時沒有必要把更多的洞窟刷白，就刷這幾個吧，他達觀地放下了刷把。」

余氏本質上是一個在這文化失敗的時代里不甘失敗的文人。他不願意隨波逐流棄文從商，也不願意退居一隅獨守自己的園地，他身上其實很有幾分文化戰士的品格，他要重建文化的至尊地位。……他的寫作不是一種交流而是一種宣諭，他竟然在這個物質化的時代里展開了一場單槍匹馬的文化啟蒙。……余氏最著意也最著力的是寫文化和文化英雄的悲劇，以及這些英雄們反抗並且壓倒命運的悲壯。在這種抒寫中，余秋雨寄託了他的傷痛和憤怒，也寄託他的抗議與挑戰。

「文化苦旅」本是研究戲劇理論的余秋雨教授1988年始在《收穫》上的連載專欄，1992年集結成書出版后，采聲不絕，孫紹振稱「余秋雨的散文出現以後，散文作為文學形式正在揭開歷史的新篇章」（《為當代散文一辯》，《當代作家評論》1994年第1期），樓肇明斷言：「余秋雨可能是本世紀最後一位大師級的散文作家，同時也是開一代散文新風的第一位詩人。」（《當代散文潮流回顧》，《當代作家評論》1994年第3期）朱向前則說：「（余秋雨）不僅上承新文學散文這餘緒，而且開啟了一代風氣，將整個當代散文的創作提高到了一個新的水準。」（《散文的「散」與「文」》，《大眾日報》1994年9月17日）

5、余秋雨擁有獨特的語言表現力和節奏感，他的文字非常感性，很適合他想表達的內容和想說的故事。恰恰這種語言節奏和說故事的能力，最容易打動廣大的讀者，尤其是大眾讀者。（《〈文化苦旅〉的文本價值》，《新京報》2008年12月8日）

4、作者所有的寫作，都建立在自身經歷和體驗的情感基礎上，有的事件是他本人親身經歷，有的歷史故事中，他會虛擬一個大「我」，從一個簡單的人生經歷到一個民族的大事件，都離不開寫作者自己的情感對位。

當「文化苦旅」以專欄的方式在《收穫》上連載時，余秋雨的寫作動機相信是這種「傷痛和憤怒」的驅使。1992年，余秋雨在台灣對白先勇說，精英文化「特別能夠感動九*九*藏*書後來的高層文化」，足見他對精英文化（傳統士大夫文化）的認同。這種「感動」甚至被早期持「進步」立場的批評者評為「秋雨散文的根本弊端是精神的返祖、思想的陳舊和情感的落伍」（古耜《走出肯定或否定一切的批評誤區——再談余秋雨散文的瑜與瑕》，《徐州師範大學學報》1998年第1期）。因此，與八十年代喜談終極命題的宏大敘事相仿，余秋雨的散文寫作，初衷就並非追求學理的嚴謹，引證的慎密，而是力圖將這種「感動」傳遞給更多的、普通的讀者，由此或許可以理解余秋雨為什麼不講求細節精確，也不惜削足適履地凸顯歷史敘事中的抒情成分，幾乎將用情緒包圍、感染讀者變成了余氏散文的唯一目標。

高恆文的質問，帶出了「余秋雨現象」背後的幾大爭論要點：（一）「文化散文」的文體問題；（二）「學者」與「文人」的角色之爭；（三）余秋雨是何種意義上的文化符號。

2、作為散文，《文化苦旅》每篇篇目都比較長，很容易產生閱讀障礙和心理疲勞。但是，作者長期從事戲劇文學教學，具備很強的說故事能力。再長的篇章，讀起來都很輕鬆，從沒有讀不下去的感覺，關鍵在每一篇散文里都隱含著一個簡單的故事結構，人物事件簡單，脈絡清晰，有的人物事件本就是讀者都知道的，不過是作者以他的方式重新解讀和演繹，讓閱讀者順著故事脈絡進入，循著故事情節展開，這恰恰符合一般讀者的閱讀習慣。

《文化苦旅》與余秋雨身上，負載了太多的時代癥候。

蕭朴編：《感覺余秋雨》，文匯出版社1996年2月版

就散文論散文，這種批評多少有些言之過苛。小說與散文之間有沒有絕對的界限？筆者認為沒有，所謂文體本來就是人為規定的，筆法虛構或非虛構，其實是作者的自由。然而韓石山的批評，背後其實有一個「學者散文」的標準，是否言出有據，持之有故，成為衡量學者散文是否合格的鐵律。余秋雨在這一方面顯然不過關。

從閱讀心理與市場營銷的角度，王國偉的總結頗有道理。余秋雨第二本散文集《文明的碎片》的出版者安波舜則早早表達了「讀者為王」的主張，他提出的「常識」包括「高級的知識文化和沙龍藝術走向大眾，走向世俗，已是現代文明的趨勢和時尚」，「一個最重要的批評倫理原則是，你必須代表和維護大多數人的閱讀利益，發現或判斷閱讀價值」，尊重大眾閱讀口味，發現大眾閱讀價值，也儼然成了「為人民服務」。（《誰維護公眾的閱讀利益——我願為散文家余秋雨先生辯護》，《中華讀書報》1998年12月30日）

這就要說到「余秋雨現象」中爭議最大的「硬傷」問題。開始只是有讀者覺得學者隨筆中出現低劣的常識性錯誤如「娥皇、女英的父親是舜」或「劉半農假冒『王敬軒』」太不嚴謹，不免指指點點。沒想到余秋雨及其擁護者表現出了異乎尋常的強硬，不僅把這些錯誤都歸為「細枝末節」，而且在修訂與再結集時一仍其舊，直至將所有批評者都歸為「蒙面殺手」或「盜版集團」。人們發現，一方面余大師死不認錯，一方面他的新作之中，錯誤仍然層出不窮。觀點可以討論，寫法或有偏好，但知識性錯誤為什麼會九-九-藏-書錯得如此之多之頻？中國文人向來有以博聞強記為高、以尋瑕抵隙為快的傳統，並以此為制衡孤陋寡聞、游談無根的利器。如今余秋雨身處聚光燈下，又自我膨脹到將錯就錯的地步，引發眾多批評者「找碴」的熱潮當非意外。這種熱潮甚或演變為秉持學術名義的狂歡，其頂峰是《咬文嚼字》的老編輯金文明出版了《石破天驚逗秋雨——余秋雨散文文史差錯百例考辨》（書海出版社，2003），而且隨著余秋雨新作推出，這本書也推出了增補修訂版，大有將「咬嚼」進行到底的趨勢。

雖然余秋雨有時會技巧性地使用「我們」，但言談中大抵充盈著不作第二人想的躊躇自得。為了自己認定的目標，他不惜刪削與割裂歷史材料，以免影響其作品的傳播度。他的文化形象，顯然也是與作品傳播度相捆綁的要素，余秋雨不容許「硬傷」害及自己作品的形象，寧願做頭埋進沙丘的鴕鳥，同樣，在被要求對自己「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為「懺悔」或道歉時，余秋雨也選擇了正面否認的策略，哪怕這種否認會將原本細微的差錯放大成千夫所指的污點，也在所不惜，「余秋雨之所以惱（老）羞成怒，無非就是不能容忍自己的威望受到挑戰，不能容忍居然有人敢在太歲頭上動土，居然有人敢對他不『為尊者諱』」（李美皆《余秋雨的矯情與尷尬》，《容易被攪渾的是我們的心》，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但這未必只是「名人心理在作祟」，余秋雨的文化心態，有著非常值得玩味的地方。

1、擺脫了傳統散文過於瑣碎的寫作視角，而以宏大的中國歷史文化為創作背景，在歷史長河中，尋找到人類穿越時空的情感結合點，選取的內容題材又緊扣現代人極其關注並能建立感情聯繫的事件和人物，並賦予人生命運的關注和終極體驗。

（楊早 撰）

余秋雨：《霜冷長河》，作家出版社1999年3月版

王彬彬：《文壇三戶：金庸·王朔·余秋雨》，大象出版社2002年1月版

回頭再讀眾多批評文字，發現能隱約觸及這一點的，似乎唯有李書磊那篇《余秋雨評點》。文章開篇便在追問批評界對於余秋雨保持沉默的根由，而作者的描述今天看來依然真切：

山水千年無言，卻因余秋雨的到來而袒露胸懷，傾蓋如故，他不是「為往聖繼絕學」的聖賢是什麼？這種自我聖化的傾向，在《文化苦旅》中俯拾皆是，也成為批評者詬病的焦點，如《風雨天一閣》開篇講作者訪天一閣遇雨，偶然的天氣生髮出來卻是「我知道歷史上的學者要進天一閣看書是難乎其難的事，或許，我今天進天一閣也要在天帝的主持下舉行一個獰厲的儀式？」這種動輒拔高到「天人合一」高度的書寫被批評為「太自雄自壯」、「到了見神見鬼的地步」。

經歷了易中天、于丹的「百家講壇衝擊波」，我們才能充分認知到余秋雨的先驅意義：他第一個敏感地認識到「文化教化權」處於懸置狀態，而「教授專家」的頭銜，加上「傳統文化的通俗化表達」，正是攫取它的終南捷徑。余秋雨憑藉自己的聰明與文筆，成功地做到了這一點，成為了大眾閱讀市場的「超級文化符號」。

3、講究細節描述，追求細節表現的九-九-藏-書真實和美感，在許多篇幅里，只是一個很簡單的經歷和故事，一個原本簡單的故事就上升到了藝術審美的層次。

出版時間：1992年3月

余秋雨「開啟」的風氣被稱為「文化散文」，這個命名主要是強調余氏散文是「文化底蘊」與「散文形式」的結合，正如《文化苦旅》的內容提要所描述的：「作者依仗著淵博的文學和文學功底，豐厚的文化感悟力和藝術表現力所寫下的這些文章，不但揭示了中國文化巨大的內涵，而且也為當代散文領域提供了嶄新的範例。」讚揚性評論也多從這個角度來立論：「在『五四』以來的散文經典中，我們還沒有發現任何先例：這麼長的篇幅，這麼豐富的文化背景和歷史資料，這麼巨大的思想容量，這麼接近於學術論文的理論色彩又這麼充滿了睿智與情趣。」（孫紹振《為當代散文一辯》）「余氏散文徹底滌除了傳統遊記以遊蹤為線索，移步換景以模山范水的定勢，作者徜徉在山水之間，要尋找和發現的不是山水的秀麗而是我們民族在文化上的優長與缺失。」（馬雲龍《重返大家氣象：秋雨散文的超越》，《華中師範大學學報》，1996年第1期）「作品從旅遊散文與學者散文突破，讓我們看到了一個與自然、歷史和藝術對話的主體形象。」（周彥文《獨特的書，獨特的作家——編後記》，《世界文化精品·余秋雨卷》，廣州出版社，1998）

上面這句話，有一點兒仿余秋雨，如高恆文所說，在《文化苦旅》的每篇文章中「都能夠一而再、再而三地讀到顯得過於突兀的警策之語」，像《陽關雪》開頭即說：「中國古代，一為文人，但無足觀。」又如《廢墟》的「驚人之語」：「中國曆來缺少廢墟文化。廢墟二字，在中文中讓人心驚肉跳。」高恆文很奇怪「作者何以能下如此之斷論」？（《學者的架子》，《文學報》1995年第822期）

余秋雨以堪稱魯莽的方式去揭示文化人內心最隱秘也最神聖的角落，以一種使文化人不無羞恥的語調來表達他們的驕傲和尊嚴。對於文化人來說他既是同志，又似異己，對他的文章是褒還是貶、是認同家是拒絕都有違於一個文化人的良知，而非褒非貶的溫和評論又難以容納閱讀余秋雨文章所產生的激烈情緒。

大家不要以為，一個學者想寫什麼就能寫什麼，想怎麼表達就可以怎麼表達。……我開始要這麼寫的初衷，就是想從中國歷史非常沉重、枯澀的故紙堆里，尋找到一種能夠被現代人接受，足以在海外廣泛普及的歷史亮點，用我們的生命和文筆，去把它們一星一點地捕捉過來，然後再以寫文章的方式將它們發揚開來。之後，在《文化苦旅》暢銷之後，我從許許多多讀者來信中知道了，他們的文化程度確實非常有限。而更讓我必須考慮的還有海外的讀者……他們就更期待有現代的闡釋者，對中華的歷史和文明進行普通與初級的解釋。（解曉《余秋雨，行者的閑談》，《中國婦女報》1999年5月12日）

當批評者們紛紛指斥余秋雨散文里瀰漫著的感傷氣息、濫情筆調、淺薄史思，或總結出余氏散文不過是以「故事+詩性語言+文化感嘆」模式運作的「有效的流水生產線」時，他們其實已經道出余秋雨商業成功的奧秘。于消費市場而言，成功作品九九藏書的機械複製，不僅不是「散文衰敗的標本」（湯溢澤《〈文化苦旅〉：文化散文衰敗的標本》，《文學自由談》1996年第2期），反而是一種安全、有效的類型化生產。這裏還不包括余秋雨擁有吸引媒體—公眾注意力，始終能活在聚光燈之下的本事——從這點說，他的拒絕認錯，也未始不是一種保持關注度的市場策略。

這不僅僅是虛構還是非虛構的問題，而是關涉到如何處理歷史材料的基本取向。李書磊批評余秋雨「他下筆總是把背景和多種的成份刪減得非常簡單，把故事熔鑄得很純粹，純粹得可以一無障礙地表達他強烈的抒情意向。而強烈的抒情意嚮往往也都十分弱，遇到哪怕是些微非抒情雜質都會頃刻瓦解，所以作者必須毫不猶豫將這些雜質排除」（《余秋雨評點》，《三聯生活周刊》1995年第2期）。一句話，余秋雨罔顧材料的複雜性，而自己強烈的主觀解釋強行將材料串聯、改寫、拼貼成「純粹的故事」——說到此，一股熟悉的味道已經撲面而來，那便是中國史學界一度風行、後來卻懸為厲禁的「以論帶史」。開篇提及的令高恆文頗有微辭的「過於突兀的警策之語」，也是「以論帶史」的寫法所致。

其實，這場「硬傷」狂歡能夠延續下去並蔚為壯觀，主要還是余秋雨的自我聖化——或者說得客氣一點，他有一種「純粹化」的傾向，不僅是要求筆下的故事純粹，還要求他的讀者也能「純粹」，理解他追思、傳揚中國文化的苦衷，而不是將注意力放在他隨手寫下的「硬傷」上面。在一次採訪中，余秋雨做了這樣的表白：

蕭夏林、梁建華主編：《秋風秋雨愁煞人——關於余秋雨》，中國文聯出版社2000年1月版

然而，自1995年起，對《文化苦旅》的評價出現了大幅度的反彈，批評《文化苦旅》的文章不斷地出現，隨著余秋雨新作的推出，以及他表現出對批評強烈拒斥的姿態，批評也在累積、升級，最終演變成綿延十年以上的批評攻防戰，評論結集而成的書籍包括《感覺余秋雨》（蕭朴編，文匯出版社，1996）、《余秋雨現象批判》（愚士編，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審判余秋雨》（聶作平著，四川文藝出版社，2000）、《秋風秋雨愁煞人——關於余秋雨》（蕭夏林、梁建華編，中國文聯出版社，2000）、《世紀末之爭的余秋雨：文化突圍》（徐林正著，浙江文藝出版社，2000）、《庭外「審判」余秋雨》（古遠清著，北嶽文藝出版社，2005）等等，同時期眾多論集討論同一作家，雖然收文多有重複，卻是前所未有的現象。而余秋雨在此期間，也一直保持著暢銷書作家與媒體明星的身份，並因各類有爭議的說法或表達，保持著他廣泛的爭議度。

金文明：《石破天驚逗秋雨——余秋雨散文文史差錯百例考辨》，書海出版社，2003年7月版

我站在古人一定站過的那些方位上，用與先輩差不多的黑眼珠打量著很少有變化的自然景觀……在我居留的大城市裡有很多貯存古籍的圖書館，講授古文化的大學，而中國文化的真實步履卻落在這山重水複、莽莽蒼蒼的大地上。大地默默無言，只要一二個有悟性的文人一站立，它封存久遠的文化內涵也就能嘩地一聲奔瀉而出。

作者：余秋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