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顧城的書時，我心裏一直盼望著他的夢想能夠實現。但這之前我已經知道了那結尾是一次屠殺，因此我每看到一處美麗的地方，都暗暗希望就此打住，停下來，就停在這兒，你為什麼不能就停在這兒呢？於是我終於看見，那美麗的夢想後面，還有一顆帝王的心：強制推行，比夢想本身更具誘惑。

實際的真與否，有輿論和法律去調|教，比如性騷擾的被處罰，性醜聞的被揭露，再比如拾金不昧的被表彰。但藝術之真是在信仰麾下，並不受實際牽制，它的好與不好就如愛情的成敗，惟自作自受。一般來看，掩蓋實際之真的騙術，多也依靠實際之假，或以實際的利益引誘，哪有欺世盜名者希望大家心魂自由的呢？

國畫，越看越有些膩了。山水樹木花鳥魚蟲，都很像，像真的，像前人，互相像，鑒賞家常也是這樣告訴你：此乃襲承哪位大師，哪一門派。西畫中這類情況也有。書法中這樣的事尤其多，壽字、福字、龍虎二字，寫來寫去再也弄不出什麼新意卻還是寫來寫去，讓人看了憋悶，覺得書者與觀者的心情都被囚禁。

對於A的位置，對於這位置所提出的問題，我仍不敢說已經有了回答，比這遠為複雜的事例還很多。我只是想，所有的實際之真，以及所謂的普遍情感，都不是寫作應該止步的地方。文學和藝術，從來都是向著更深處的尋覓，當然是人的心魂深處。而且這樣的深處，並不因為曾經到過，今天就無必要。其實，今天，絕對的信仰之光正趨淡薄，日新月異的生活道具正淹沒著對生命意義的尋求。上帝的題面一變，人就發昏，原來會做的題也不會了；甚至乾脆不做了，既然窗外有著那麼多快樂的誘惑。看來，糜非斯特跟上帝的賭博遠未結束，而且人們正在到處說著那句可能使魔鬼獲勝的話。

對於科學，後人不必重複前人，只需接過前人的成就，繼往開來。生命的意義卻似輪迴，每個人都得從頭尋找，惟在這尋找中才可能與前賢匯合，惟當走過林莽，走過激流，走過深淵，走過思悟一向的艱途，步上山巔之時你才能說繼承。若在山腰止步，登峰之路豈不又被埋沒？幸有世世代代不懈的攀登者，如西緒福斯一般重複著這樣的攀登，才使夢想照耀了實際，才有信念一直繚繞于生活的上空。

這樣的懺悔從來是第一人稱的。「你要懺悔」——這是神說的話，倘由人說就是病句。如同早晨醒來，不是由自己而是由別人說你做了什麼夢，豈不奇怪？懺悔，是個人獨對上帝的時刻，就像夢，別人不得參与。好夢成真大家祝賀，壞夢實行，眾人當然要反對。但好夢壞夢，止於夢，別人就不能管，別人一管就比壞夢還壞，或正是壞夢的實行。君不見「文革」時的「表忠心」和「狠斗私心一閃念」，其壞何源？就因為人說了神的話。

夜深人靜，是個人獨對上帝的時候。其它時間也可以，但上帝總是在你心魂的黑夜中降臨。懺悔，不單是悔白晝的已明之罪，更是看那暗中奔溢著的心流與神的要求有著怎樣的背離。懺悔不是給別人看的，甚至也不是給上帝看的，而是看上帝，仰望他，這仰望逼迫著你誠實。這誠實，不止於對白晝的揭露，也不非得向別人交待問題，難言之隱完全可以藏在肚裏，但你不能不對自己坦白，不能不對黑夜坦白，不能不直視你的黑夜：迷茫、曲折、絕途、醜陋和惡念……一切你的心流你都不能迴避。因為看不見神的人以為神看不見，但「看不見而信的人是有福的」，於是神使你看見——神以其完美、浩瀚使你看見自己的殘缺與渺小，神以其無窮之動使你看見永恆的跟隨，神以其寬容要你悔罪，神以其嚴厲為你布設無邊的黑夜。因此，懺悔，除去低頭還有仰望，除知今是而昨非還要詢問未來，而這絕非白晝的戲劇可以通達，絕非「像」可能觸及，那是黑夜要你同行啊，要你說：是！

中國觀眾，對戲劇，對表演，也多以「像不像」來評價。醫生必須像醫生，警察千萬得像警察，可醫生和警察，脫了衣裳誰像誰呢？脫了衣裳並且入夢，又是怎麼個像法呢？（有一段相聲說：夢，有倆人商量著做的嗎？）像，惟在外表，心魂卻從來多樣。心魂，你說他應該像什麼？只像他自己不好嗎？只像他希望自己所是的那樣，不好嗎？可見，「像不像」的評價，還是對形的要求，對錶層生活的關注，心魂的遼闊與埋藏倒被忽視。

說到保護民族語言的純潔與獨立，以防強勢文化對它的侵蝕與泯滅，我傾向贊成，但也有些疑問。疑問之一：這純潔與獨立，只好以民族為單位嗎？為什麼不更擴大些或更縮小些？疑問之二：民族之間可能有霸道，民族之內就不可能有？民族之間可以恃強凌弱，一村一戶中就不會發生同樣的事？為什麼不幹脆說「保護個人的自由發言」呢？

大家心裏都知道它的可怕，大家卻又一齊製造了它，這不荒唐嗎？因此，很久以來我就想為這樣的叛徒說句話。就算對那兩難的選擇我仍未找到答案，我也想替他問一問：他到底錯在了哪兒？他不該一腔熱血而做出了他年輕時的選擇嗎？他不該接受一項有可能被敵人抓去的工作嗎？他一旦被抓住就不該再想活下去嗎？或者，他就應該忍受那非人的折磨？就應該置無辜的親人于不顧，而單去保住自己的名節，或單要保護某些同他一樣承諾了責任的「自己人」嗎？

叛徒（指前述那樣的叛徒，單為榮華而出賣朋友的一類此處不論）就正是由普遍情感所概括出的一種符號，千百年中，在世人心裏，此類人等都有著同樣簡化的形象和心流。在小說、戲劇和電影中，他們只要符合了那簡化的統一（或普遍），便是「真像」，便在觀眾中激起簡化而且統一的情感，很少有人再去想：這一個人，其處境的艱險，其心路的危難。

我記得小時候，在幼兒園玩過一種「騎馬打仗」的遊戲，一群孩子，一個背上一個，分成兩撥，互相「廝殺」，拉扯、衝撞、下絆子，人仰馬翻者為敗。老師滿院子里追著喊：別這樣，別這樣，看摔壞了！但戰鬥正未有窮期。這遊戲本來很好玩，可不知怎麼一來，又有了對戰俘的懲罰：彈腦崩兒，或連人帶馬歸順敵方。這就又有了叛徒，以及對叛徒更為嚴厲的懲罰。叛徒一經捉回，便被「遊街示眾」，被人彈腦崩兒、擰耳朵（相當於吐唾沫、扔石頭）。到後來，天知道怎麼這懲罰竟比「戰鬥」更具誘惑了，無需「騎馬打仗」，直接就玩起這懲罰的遊戲來。可誰是被懲罰者呢？便湧現出一兩個頭領，由他們說了算。於是，為免遭懲罰，孩子們便紛紛效忠那一兩個頭領。然而這遊戲要玩下去，https://read.99csw.com不能沒有被懲罰者呀？可怕的日子於是到了。我記得從那時起，每天早晨我都要找盡借口，以期不必去那幼兒園。

本當是個人發言，關注普遍，不知怎麼一弄，常常就變成了集體發言，卻只看重一己了。只有個人自由，才有普遍利益，只因有普遍的遵守，才可能保障個人的自由，這道理多麼簡單。事實上，輕蔑個人自由的人，也都不屑於普遍的遵守，道理也簡單：自由一普遍，霸字擱在哪兒？

「我不能說」，不單因為懼怕權勢，還因為懼怕輿論，懼怕習俗，懼怕知識的霸道。原是一份真切的心之困境，期望著交流與溝通，眺望著新路，卻有習俗大驚失色地叫：「黃色！」卻有輿論聲色俱厲地喊：「叛徒！」卻有霸道輕蔑地說：「你看了幾本書，也來發言？」於是黑夜為強大的白晝所迫，重回黑夜的孤獨。

曾經我不大會看畫，眾人都說好，便追去看。貼近了看，看得太快怕人說你幹嘛來，看得慢了又不知道看什麼，看出像來暗自快慰，看著不像便懷疑人家是不是糊弄咱。後來，有一次，忽然之間我被震動了——並非因為那畫面所顯明的意義，而是因其不拘一格的構想所流露的不甘就範的心情。一俟有了這樣的感受，那畫面便活躍起來，擴展開去，使你不由地驚嘆：原來還有這樣的可能！於是你不單看見了一副畫，還看見了畫者飛揚的激|情，看見了一條渴望著創造的心跡，觀者的心情也便跟隨著不再拘泥一處，頓覺僵死的實際中處處都蘊藏著希望。

其實，對黃色，也無須太多藏禁，那路東西誰都難免想看看，但正因其太多實際，生理書上早都寫得明白，看看即入窮途。半遮半掩，倒是撩撥青少年

電視中正在播放連續劇《太平天國》。洪秀全不勇敢？但他還是要坐江山。楊秀清不勇敢？可他總是借天父之口說自己的話。天國將士不勇敢嗎，可為什麼萬千心流匯為沉默？「天國」看似有其信仰，但人造的神不過是「天王」手中的一張牌。那神曾長了一張人嘴，人嘴倘合王意，王便率眾祭拜，人嘴如若不軌，王必率眾誅之，而那虛假的信仰一旦揭開，內里仍不過一場權力之爭，一切轟轟烈烈立刻沒了根基。

聽說有一位導演，在反駁別人的批評時說：「不管怎麼說，反正我是讓觀眾落了淚。」反駁當然是你的權利，但這樣的反駁很無力，讓人落淚就一定是好藝術嗎？讓人哭，讓人笑，讓人咬牙切齒，捶胸頓足，都太容易。不見得非勞駕藝術不可。而真正的好藝術，真正的心路艱難，未必都有上述效果。

對這樣的事，和這樣的黑夜，我在《務虛筆記》中曾有觸及，我試圖走到三方當事者的位置，演算各自的心路。

我想我還是有必要浪費一句話：捨生取義是應該讚美的，為信仰而獻身更是美德。但是，這樣的要求務須對著自己，倘以此去強迫他人，其「義」或「信仰」本身就都可疑。

中國的電影和戲劇，很少這黑夜的表達，滿台上都是模仿白晝，在細巧之處把玩表面之真。舊時閨秀，新潮酷哥，請安、跪拜、作揖、接吻，雖惟妙惟肖卻只一副外殼。大家看了說一聲「真像」，於是滿足，可就在回家的路上也是各具心流，與那白晝的「真」和「像」迥異。黑夜已在白晝插科打諢之際降臨，此刻心裏正有著另一些事，另一些令心魂不知所從的事，不可捉摸的心流眺望著不可捉摸的前途，困頓與迷茫正與黑夜匯合。然而看樣子他們似乎相信，這黑夜與藝術從來吃的是兩碗飯，電影、戲劇和雜技惟做些打岔的工作，以使這黑夜不要深沉，或在你耳邊嘀咕：黑夜來了，白晝還會遠嗎？人們習慣於白晝，看不起黑夜：困頓和迷茫怎麼能有美呢？怎麼能上得舞台和銀幕呢？每個人的心流都是獨特，有幾個人能為你喊一聲「真像」？唔，藝術已經認不出黑夜了，黑夜早已離開了它，惟白晝為之叫賣、喝彩。真不知是中國藝術培養了中國觀眾，還是中國觀眾造就了中國藝術。

一個創作者，敢說他表現的是普遍，這裏面隱約已經有了一方「父母官」的影子。一個創作者，竟說他表現的是普遍，謙虛得又似過頭，這豈非是說自己並無獨到之見？一個創作者，至少要自以為有獨特的發現，才會有創作的激|情吧？普遍的情感滿街都是，倘不能從中見出獨具的心流，最多也只能算模仿生活。內在的新異已被小心地擇出或粗心地忽略，一旦走上舞台和銀幕，料必仍只是外在的像。這樣的「創作」，我在想，其動力會是什麼呢？不免還是想到了「迎合」，迎合市場，迎合「父母官」，迎合一種故有的優勢話語，或者迎合別的什麼。未必就是迎合大眾，倒可能是麻醉大眾。大眾的心流原本是多麼豐富，多麼不拘，多麼遼遠，怎麼迎合得過來？惟把他們麻醉到只認得一種戲路，只相信一種思緒配走上舞台或銀幕，他們才可以隨時隨地被迎合。所以我又想，是否正因為這堂而皇之的普遍，萬千獨具的心流所以被湮滅，以致中國特色倒要由外國人來判定？還有，為什麼要以國為單位來配製特色？為什麼不讓每一縷心魂自然而然地表現其特色呢？

「普遍主義」很像「高於」，都是由一個自以為是的制高點發放通行證，強令排異，要求大家都與它同，此類「普遍」自然是得反對。但要看明白，這並不意味著天下人就沒有共通點，天下事就沒有普遍性。要活著，要安全，要自由表達，要維護自己獨特的思與行……這有誰不願意嗎？因此就得想些辦法來維護，這樣的維護不需要普遍嗎？對「反對普遍主義」之最愚蠢的理解，是以為你有你的實際，我有我的實際，因此誰想怎麼干就怎麼干吧。可是，日本鬼子據其實際要侵略你，行嗎？村長據其實際想強|奸某一村民，也不行吧？所以必得有一種普遍的遵守。

外在的「像」與「真」，或也是藝術追求之一種，但若作為藝術的最高鑒定，尷尬的局面在所難免。比如，倘若真就是好，任何黃色的描寫都無由貶斥，任何烏七八糟的東西都能叫藝術，作者只要說一句「這多麼真實」，或者「我的生活真的是這樣」，你說什麼？他反過來還要說你「遮遮掩掩的你真是那樣幹麼？虛偽！」是呀，許你滿台土語，就不許我通篇髒話？許你引車賣漿惟妙惟肖，就不許我鸞顛鳳倒纖毫畢現？許你衣冠楚楚，倒不許我一|絲|不|掛？你真還是我真？哎哎，確也如此——倘去實際中比真，你真比不過他。不過，若只求實際之真，藝術真也是多餘。滿街都是真，床上床下都是真，看去唄。可藝術何為？藝術是一切，這總說不通吧？那麼，藝術之真不同於實際之真，應該是沒有疑問的。

這樣的事讓我不寒而慄。這樣的事總向我提出這樣的問題：你是他，你怎麼辦？這問題常使我夜不能寐。一邊是屈辱，一邊是死亡，你選擇什麼？一邊是生，是永恆的恥辱與懲罰，一邊是死，或是酷刑的折磨，甚至是親人遭連累，我怎樣選擇？這問題在白晝我不敢回答，在黑夜我暗自祈禱：這樣的事千萬別讓我碰上吧。但我知道這不算回答，這惟使黑夜更加深沉。我又對自己說：倘這事真的輪到我頭上，我惟求速死。可我心裏又明白，這不是勇敢，也仍然不是回答，這是逃避，想逃開這兩難的選擇，想逃出這最無人道的處境。因為我還知道，這樣的事並不由於某一個人的速死就可以結束。何況敵人不見得就讓你速死，敵人要你活著，逼你就範是他們求勝的方法。然而，逼迫你的僅僅是敵人嗎？不，這更像合謀，它同時也是敵人的敵人求勝的方法。在求勝的驅動之下，敵對雙方一樣地輕蔑了人道，踐踏和泯滅著人道，那麼不管誰勝，得勝的終於會是人道嗎？更令人迷惑的是，這樣的敵對雙方，到底是因何而敵對？各自所求之勝，究竟有著怎樣根本的不同？我的黑夜仍在黑夜中。而且黑夜知道，對這兩難之題，是不能用逃避冒充回答的。

插隊時，村中有所小學，小學里有個奇怪的孩子，他平時替他爹算工分，加加減減一絲不亂，可你要是給他出一道加減法的應用題，比如說某工廠的產值，或某公園裡的樹木，或某棵樹上的鳥，加來減去他把腳丫子也用上還是算不清。我猜他一定是讓工廠呀、公園呀、樹和鳥呀給鬧亂了，那些玩藝兒怎麼能算得清？別小看糜非斯特吧，它把生活道具弄得越來越邪乎，于中行走容易找不著北。

從網上讀到一篇文章，說到中國孩子和美國孩子學畫畫之關心點的不同，中國孩子總是問老師「我畫得像不像」，美國孩子則是問「我畫得好不好」。

我們太看重了白晝，又太忽視著黑夜。生命，至少有一半是在黑夜中呀——夜深人靜，心神仍在奔突和浪遊。更因為，一個明確走在晴天朗照中的人，很可能正在心魂的黑暗與迷茫中掙扎，黑夜與白晝之比因而更其懸殊。這迷茫與掙扎，不是源於生活？但更是「匡正」，或「匡正」的可能。這就得把那個「像」字顛來倒去鞭打幾回！因為，這黑夜，這迷茫與掙扎，正是由於無可像者和不想再像什麼。這是必要的折磨，否則儘是「酷肖子孫」，千年一日將是何等無聊？連白娘子都不忍仙界的寂寞，「千年等一回」來尋這人間的多彩與真情。

不過，「異」主要是說，生理的活著基本相同，而心魂的眺望各有其異，物質的享受必趨實際，而心魂的眺望一向都在實際之外。但是，實際之外可能正是黑夜。黑夜的那邊還有黑夜。黑夜的盡頭呢？盡頭者，必不是無，仍是黑夜，心魂的黑夜。人們習慣說光明在前面引領，可光明的前面正是黑夜的呼喚呀。現成的光明俯拾即是，你要嫌累就避開黑夜，甭排隊也能領得一份光明，可那樣的光明一定能照亮你的黑夜嗎？惟心神的黑夜，才開出生命的廣闊，才通向精神的家園，才是要麻煩藝術去照亮的地方。而偏好實際，常常湮滅了它。缺乏對心魂的關注，不僅限制了中國的藝術，也限制著中國人心魂的伸展。

遠來的和尚，原是要欣賞異地風俗，或為人類學等等採集標本，自然是希望著種類的多樣，稀有種類尤其希望它保持原態，不見得都有閑心去想這標本中人是否活得煎熬，是否也圖自由與發展？他們不想倒也罷了，標本中人若為取悅游僧和學者而甘做標本，倒把自己的願望廢置，把自己必要的變革丟棄，事情豈不荒唐？

不久前，我偶然讀到一篇英語童話——我的英語好到一看便知那是英語，妻子把它變成中文：戰爭結束了，有個年輕號手最後離開戰場，回家。他日夜思念著他的未婚妻，路上更是設想著如何同她見面，如何把她娶回家。可是，等他回到家鄉，卻聽說未婚妻已同別人結婚；因為家鄉早已流傳著他戰死沙場的消息。年輕號手痛苦之極，便又離開家鄉，四處漂泊。孤獨的路上，陪伴他的只有那把小號，他便吹響小號，號聲凄惋悲涼。有一天，他走到一個國家，國王聽見了他的號聲，使人把他喚來，問他：你的號聲為什麼這樣哀傷？號手便把自己的故事講給國王。國王聽了非常同情他……看到這兒我就要放下了，猜那又是個老掉牙的故事，接下來無非是國王很喜歡這個年輕號手，而他也表現出不俗的才智，於是國王把女兒嫁給了他，最後呢？肯定是他與公主白頭偕老，過著幸福的生活。妻子說不，說你往下看：……國王於是請國人都來聽這號手講他自己的故事，並聽那號聲中的哀傷。日復一日，年輕人不斷地講，人們不斷地聽，只要那號聲一響，人們便來圍攏他，默默地聽。這樣，不知從什麼時候起，他的號聲已不再那麼低沉、凄涼。又不知從什麼時候起，那號聲開始變得歡快、嘹亮，變得生氣勃勃了。故事就這麼結束了。就這麼結束了？對，結束了。當意識到它已經結束了的時候，忽然間我熱淚盈眶。

說藝術之真有可能成為偽善的借口，成為掩蓋實際之真的騙術，這可信。但因此就將實際之真作為藝術的最高追求，卻不能接受。

我看過一篇報告文學，講一個叛徒的身世。這人的弟弟是個很有名望的革命者。兄弟倆早年先後參加了革命，說起來他還是弟弟的引路人，弟弟是在他的鼓動下才投身革命的。其實他跟弟弟一樣對早年的選擇終生無悔，即便是在他屈服於敵人的暴力之時，即便是在他飽受屈辱的後半生中，他也仍於心中默默堅守著當初的信奉。然而弟弟是受人愛戴的人，他卻成了叛徒。如此天壤之別，細究因由其實簡單：他怕死，怕酷刑的折磨，弟弟不怕。當然，還在於，他不幸被敵人抓去了，弟弟沒這麼倒霉。就是說，弟弟的不怕未經證實。於是也可以想象另一種可能：被抓去的是弟弟，不是他。這種可能又引出另外兩種可能：一是弟弟確實不怕死，也不怕折磨，這樣的話世上就會少一個叛徒，多一個可敬的人。二是弟弟也怕，結果呢，叛徒和可敬的人數目不變，只不過兄弟倆倒了個個兒。

恨，其實多麼簡單，朝他吐唾沫就是，扔石頭就是。

我常設想，趙子龍槍下的某一無名死者，曾有著怎樣的生活，怎樣的期待，曾有著怎樣的家，其家人是在怎樣的時刻得知了他的死訊，或者連他的死訊也從未接到，只知道他去打仗了，再沒回來，好像這人生下來就是為了在某一天消失，就是為了給他的親人留下一個永遠的牽挂，就是為了在一部中國名著中留下一行字：只一回合便被斬于馬下。這個人，倘其心流也有表達，世間也許就多有一個多才多藝的魯班，一個勤勞忠ｒｅad.９９csw.cｏｍ厚的董永，抑或一個風流倜儻的賈寶玉（雖然他不可能那麼富貴，但他完全可能那麼多情）。當然，他不必非得是名人，是個普通人足夠。但一個普通人的心流，並非普遍情感就可以概括，倘那樣概括，他就仍只是一個王命難違的士兵，一個名將的活靶，一部名著里的道具，其獨具的心流便永遠還是沉默。

再說「好不好」。根據什麼說它好不好呢？根據外在的真，只能是像不像。好不好則必牽繫著你的心愿，你的神遊，神遊阻斷處你的猶豫和彷徨，以及現實的絕境給你的啟示，以及夢想的不滅為你開啟的無限可能性。這既是你的劫數也是你的自由，這樣的舞蹈你能說它像什麼嗎？它什麼也不像，前面沒有什麼可以讓它像的東西，因為你只有問自己，乃至問天問地：這，好不好？

有位大詩人說過，「詩是對生活的匡正」。他不知道「匡正」也是源於生活？料必他是看出了「源於生活」要麼是廢話，要麼就會囿於實際，使心魂萎縮。

不能因為不像，就去譴責一部作品，而要看看那不像的外形是否正因有心魂在奔突，或那不像的傳達是否已使心魂震動、驚醒。像，已經太膩人，而不像，可能正為生途開闢著新域。

你不必非得看過多少本書，但你要看重這沉默，這黑夜，它教會你思想而不單是看書。你可以多看些書，但世上的書從未被哪一個人看完過，而看過很多書卻沒有思想能力的人也不少。

不過，倘奇詭、新異肯定就好，藝術又怕混淆于胡來。貶斥了半天「像」，回頭一想，什麼都不像行嗎？換個角度說，你根據什麼說Ａ是藝術，Ｂ是創作，而Ｃ是胡來？所謂「似與不似之間」，這「之間」若僅是畫面上分寸的推敲，結果可能還是成規，或者又是胡來。這「之間」，必是由於心神的突圍，才可望走到藝術的位置；可以離形，但不能失神，可以脫離實際沉于夢幻，卻不可無所尋覓而單憑著手的自由。這就像愛與性的關係：愛中之性，多麼奇詭也是訴說，而無愛之性再怎麼像模像樣兒也還是排泄。

壞夢實行固然可怕，強制推行好夢，也可怕。詩人顧城的悲劇即屬后一種。我不認識顧城，只讀過他的詩，後來又知道了他在一個小島上的故事。無論是他的詩，還是他在那小島上的生活，都蘊藏著美好的夢想。他同時愛著兩個女人，他希望兩個女人互相也愛，他希望他們三個互相都愛。這有什麼不好嗎？至少這是一個美麗的夢想。這不可能嗎？可不可能是另外的問題，好夢無不期望著實現。我記得他在書中寫過，他看著兩個女人在陽光下並肩而行，和平如同姐妹，心中頓生無比的感動。這感動絕無虛偽。在這個越來越以經濟指標為衡量的社會，在這個心魂越來越要相互躲藏的人間，詩人選中那個小島作其圓夢之地，養雞為生，過最簡樸的生活，惟熱烈地供奉他們的愛情，惟熱切盼望那超俗的愛情能夠長大。這樣的夢想不美嗎？倘其能夠實現，怎麼不好？可問題不在這兒。問題是：好夢並不統一，並不由一人制訂，若把他人獨具的心流強行編入自己的夢想，一切好夢就都要結束。

B和C具體是誰並不重要。麻煩的是，這樣的邏輯幾乎到處存在。比如在朋友之間，比如在不盡相同的思想或信仰之間，也常有A、B、C式的矛盾。甚至在孩子們模擬的「戰鬥」中，A的位置也是那樣原原本本。

「匡正」，不單是針對著社會，更是針對著人性。自由，也不僅是對強權的反抗，更是對人性的質疑。文學因而不能止於干預實際生活，而探問心魂的迷茫和意義才更是它的本分。文學的求變無疑是正當，因為生活一直在變。但是，生命中可有什麼不變的東西嗎？這才是文學一向在詢問和尋找的。日新月異的生活，只是為人提供了今非昔比的道具，馬車變成汽車，蒲扇換成空調，而其亘古的夢想一直不變，上帝對人的期待一直不變。為使這夢想和期待不致被日益奇詭、奢糜的道具所湮滅，藝術這才出面。上帝就像出題的考官，不斷變換生活的題面，看你是否還能從中找出生命的本義。

語言也是這樣，無論談戀愛還是談買賣，總是期望相互能聽懂，你說你的我說我的就不如各自回家去睡覺。要是你聽不懂我的我就罵人，就訴諸強迫，那便是霸道，是要普遍反對的。可是，反抗霸道若也被認為是霸道，事情就有些亂。為免其亂就得有法律，就得有普遍的遵守。然而又有問題：法律由誰來制訂？只根據少數人（或國）的利益顯然不對吧？所以就得保證所有的人（或國）都能自由發言。

我認真地為這樣的事尋找理由，惟一能找到的是：A的屈服不僅危及了C，還可能危及「自己人」的整個事業。然而，倘這事業求勝的方法與敵人求勝的方法並無根本不同，將如何證明和保證它與它所反對的不合理一定就有根本的不同呢？於是我又想起了聖雄甘地的話：沒有什麼方法可以獲得和平，和平本身是一種方法。這話也可引申為：沒有什麼方法可以獲得人道，人道本身就是方法。那也就是說：人道存在於方法中，倘方法不人道，又如何樹立人道，又怎麼能反對不人道？

先說「像不像」，像什麼呢？一是像老師的範本，二是像名家或傳統的畫路。我在電視上見過幾個中國孩子比賽水墨畫，看筆法都是要寫意，但其實全有成規：小雞是幾筆都是幾筆，小蝦則一群與一群的隊形完全一致，葫蘆的葉子不僅數目相等並且位置也一樣，而白菜的旁邊總是配上兩朵蘑菇……這那裡還有自己的意，全是別人的實呀！三是像真的。怎樣的真呢？倘其寫意也循成規，真，料必也只是流於外在的形吧。

《聖經》上有一個類似的故事，看耶穌是怎麼說吧：法利賽人抓來一個行淫的婦女，認為按照摩西的法律應該用石頭砸死她，他們等待耶穌的決定。耶穌先是在地上寫下一行字，眾人追問那字的意思，耶穌於是站起來說，你們中誰沒有犯過罪，就去用石頭砸死她吧。耶穌說完又在地上寫字。那些人聽罷紛紛離去……

要講真話，勿瞞與騙，這是中國人普遍推崇的品質。可從來，有幾人真能做得徹底，真能「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且莫苛求「言必行」吧）倒是常聽見這樣的表白：「有些話我不能講，但我講的保證都是真話。」說實在的，能如此也已經令人欽佩。捫心自問，我自己頂多也就這樣。但這絕不是說我欽佩我自己，恰恰相反，用陝北話說：我這心裡頭害麻煩。翻譯成北京話就是：糟心。有點兒像吸毒，自個兒也看不起自個兒，又戒不ｈｔtpｓ://reａd.99ｃｓw.coｍ掉。軟弱的自己看不起自己的軟弱但還是軟弱著，虛偽的自己看不起自己的虛偽卻還是「有些話不能講」——真真豈有此理！

你看那正被搶救的傳統京劇，悅目悅耳，是可以怡然自得半躺半仰著聽的，它要你忘憂，不要你動心，雖常是夜場但與黑夜無關，它是冬天里的春天、黑夜中的白晝。不是說它不該被搶救，任何歷史遺迹都要保護，但那是為了什麼呢？看看如今的圓明園，像倒還是有的可像——比如街心花園，但荒蕪悲烈的心流早都不見。

藝術是假嗎？當然也不是。倒是滿街的實際，可能有一半是假；床上床下的真，可能藏著假情假義，一|絲|不|掛呢，就真的沒有遮掩？而在這真假之間，心魂一旦感受到荒誕，感受到苦悶有如囚徒，便可能開闢另一種存在，尋覓另一種真了。這樣的真，以及這樣的開闢與尋覓本身，被稱為藝術，應該是合適的。

小時候看《三國》，見趙子龍在長坂坡前威風八面，于重重圍困中殺進殺出，斬上將首級如探囊取物，不禁為之喝彩。現在卻常想，那些被取了首級的人是誰？多數連姓名也沒有，有姓名的也不過是趙子龍槍下的一個活靶。戰爭當然就是這麼殘酷，但小說里也不曾對此多有思索，便看出文學傳統中的問題。

入夜之時，心神如果不死，如果不甘就範，你去聽吧，也許你就能聽見如你一樣的黑夜還在黑夜中掙扎，如你一樣的眺望還在黑夜中眺望。也許你還能聽見詩人西川的話：我打開一本書/一個靈魂就蘇醒/……/我閱讀一個家族的預言/我看到的痛苦並不比痛苦更多/歷史僅記錄少數人的豐功偉績/其他人說話匯合為沉默……

眾人走後，耶穌問那婦女：沒有人留下定你的罪嗎？答：沒有。耶穌說：那我也就不定你的罪，只是你以後不要再犯。這就是說，罪仍然是罪，不因為它普遍存在就不是罪。只不過耶穌是要強調：罪，既然普遍存在於人的心中，那麼，懺悔對於每一個人就都是必要。

這真正是一道難題：敵人不會因為你人道，他也就人道。你人道，他很可能乘虛而入，反使其不人道得以鞏固。但你若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呢，你就也蔑視了人道，你就等於加入了他，反使不人道壯大。仇恨的最大弊端是仇恨的蔓延，壓迫的最大遺患是壓迫的複製。「自己人」萬勿使這難題更難吧。以牙還牙的怪圈如能有一個缺口，那必是更勇敢、更理性、更智慧的人發現的，比如甘地的方法，比如馬丁·路德·金的方法。他們的發現，肯定不單是因為骨頭硬，更是因為對萬千獨具心流更加貼近的關懷，對人道更為深切的思索，對目的更清醒的認識。這樣的勇敢，不僅要對著敵人，也要對著自己，不僅靠骨頭，更要靠智慧。當然，說到底是因為：不是為了坐江山，而是為了爭自由。

粉飾生活的行為，倒更會推崇實際，拒斥心魂。因為，心魂才是自由的起點和憑證。是對不自由的洞察與抗議，它當然對粉飾不利。所以要強調藝術的不能與實際同流，藝術，乃「于無聲處」之「驚雷」，是實際之外的嶄新發生。

什麼都不像既然也不行，那又該像什麼呢？像你的猶豫，像你的絕望，像你的不甘就範的心魂。但心魂的遼闊豈一個「像」字可以捕捉？所以還得是「好不好」；「好不好」是心魂在無可像處的尋覓。

我已經五十歲了。一個年至半百的老頭子竟為這麼一篇寫給孩子的故事而淚不自禁，其中的原因一定很多，多到我自己也說不清。不過我一下子就想起了我的幼兒園，想起了那懲罰的遊戲。我想，這不同的童年消息，最初是從哪兒出發的？

大凡這類事，必具三方當事者：A——或叛徒，或英雄，或謂之「兩難選擇者」；B——敵人；C——自己人。演算的結果是：大家都害怕處於A的位置。甚至，A的位置所以存在，正由於大家都在躲避它。比如說，B不可以放過A嗎？但那樣的話，B也就背叛了他的自己人，從而走到了A的位置。再比如，C不可以站出來，替下你所擔心的那個可能成為叛徒的人嗎？但那樣C也就走到了A的位置。可見，A的位置他們都怕——既怕做叛徒，也怕做英雄，否則毫不猶豫地去做英雄就是，叛徒不叛徒的根本不要考慮。是的，都怕，A的位置這才鞏固。是的，都怕，但只有A的怕是罪行。原來是這樣，他們不過都把一件可怕的事推給了A，把大家的罪行推給了A去承擔，然後，一方備下了屠刀、酷刑和株連，一方備下了讚美，或永生的懲罰。

「藝術高於生活」，似有些高高在上，輕慢了某些平凡的疾苦，讓人不愛聽。再說，這「高於」的方向和尺度由誰來制定呢？你說你高，我說我比你還高，他說我低，你說他其實更低，這便助長霸道，而霸道正是瞞與騙的基礎。那就不如說「藝術異於生活」。「異」是自由，你可異，我亦可異，異與異仍可存異，惟異端的權利不被剝奪是普遍的原則。

不能把遮掩實際之真的騙術算在藝術之真的頭上，就像不能把淫|亂歸在性|欲名下。而實際之真阻斷了心魂恣肆的情況，也是常有，比如婚內強|奸也可導致生育，但愛情隨之荒蕪。

黃色所以是黃色，只因其囿於器官的實際，心魂被快|感淹沒，不得伸展。倘非如此，心魂藉助肉體而天而地，愛願藉助性|欲而酣暢地表達，而虔誠地祈告，又何黃之有？一旦心魂駕馭了實際，或突圍，或彷徨，或歡聚，你就自由地寫吧，畫吧，演吧，字還是那些字，形還是那些形，動作還是那些動作，意味卻已大變——愛情之下怎麼都是藝術，一黃不染。黃色，其實多麼小氣，而「金鳳（愛）玉露（性）一相逢，便勝卻人間無數」！那是詩是歌是舞，是神的恩賜呀誰管得著？

因此，我想，把那個行淫的婦女換成那個叛徒，耶穌的話同樣成立：你們中誰不曾躲避過A的位置，就可以朝他吐唾沫、扔石頭。如果人們因此而猶豫，而看見了自己的恐懼和畏縮，那便是絕對信仰在拷問相對價值的時刻。那時，普遍情感便重新化作萬千獨具的心流。那時，萬千心流便一同朝向了終極的關懷。於是就有了懺悔，於是懺悔的意義便凸顯出來。比如，這懺悔的人群中如果站著B和C，是否在未來，就可以希望不再有A的位置了呢？

別抱怨擺弄實際之真的所謂藝術總是捉襟見肘吧，那是必然。正因為實際走到了末路，藝術這才發生，若領著藝術再去膜拜實際，豈非鬼打牆？所以，藝術正如愛情，都是不能嫌累的事。心魂之域本無盡頭，比如「詩意地棲居」可不是獨享逍遙，而是永遠地尋覓與投奔，並且總在黑夜中。

有意思的是，read•9９cｓｗ•cｏｍ當眾人要耶穌做決定時，耶穌為什麼在地上寫字？為什麼耶穌說完那些話，又在地上寫字？我一直想不透。他是說「字寫的法律與心做的懺悔不能同日而語」嗎？他是說「字寫的簡單與心寫的複雜不可等量齊觀」嗎？或者，他是說「字寫的語言有可能變成人對人的強|暴，惟對萬千心流深入的體會才是愛的祈禱」？但也許他是取了另一種角度，說：字，本當從沉默的心中流出。

我聽一位批評家朋友說過一件事：他去看一出話劇，事先掖了手絹在兜里，預備哭和笑，然而整個演出過程中他哭不出也笑不出，全場鴉雀無聲，直到劇終，掌聲雖也持久，但卻猶豫，直到戲散，魚貫而出的人群仍然沒有什麼熱烈的表示，大家默默地走路，看天，或對視為。我那朋友乾脆找個沒人的地方坐下來發獃。他說這戲真好。他沒說真像。他說看戲的人中有說真好的，有說不好的，但沒見有誰說真像或者不像。他說，無論說真好的還是說不好的，神情都似有些愕然，加上天黑。他說他在那沒人的地方坐了很久，心裏仍然是一片愕然，以往的批評手段似乎都要作廢，他說他看見了生命本身的疑難。這戲我沒看。

我的一位已故藝術家朋友，生前正做著一件事：用青銅鑄造一千個古代士兵的首級，陳于荒野，面向蒼天。我因此常想像那樣的場面。我因此能看見那些神情各異的容顏。我因此能夠聽見他們的訴說——一千種無人知曉的心流在天地間浪涌風馳。實際上，他們一代一代在那荒野上聚集，已曆數千年。徘徊，等待，直到我這位朋友來了，他們才有可能說話了。真不知蒼天何意，竟讓我這位朋友猝然而逝，使這件事未及完成。我這位藝術家朋友，名叫：甘少誠。

像字當頭，藝術很容易流於技藝。用筆畫，會的人太多，不能標榜特色總歸是寂寞。就有人用木片畫，用手指或舌頭畫，用氣吹著墨液在紙上走。有個黃色笑話，說古時某才子善用其臀作畫，蘸了墨液在紙上只一坐，像什麼就不說，但真是像。玩笑歸玩笑，其實用什麼畫具都不要緊，遠古無「榮寶齋」時，岩洞壁畫依然動人魂魄。古人無規可循，所畫之物也並不求像，但那是心魂的奔突與祈告，其牽魂的力量自難磨滅。我是說，心魂的路途遠未走完，未必是工具已經不夠使。

豈有此理就完了嗎？欽佩著勇敢者之餘，軟弱如我者想：豈有此理的深處就怕還藏著另外的道理，未必一副硬骨頭就能包打天下。說真話、硬骨頭、匕首與投槍，于虛偽自然是良藥，但痼疾猶在，久不見輕，大概還是醫路的問題。自古就有「文死諫」的倡導，意思也就是硬骨頭、講真話，可這品質世世代代一直都被倡導，或只被倡導，且有日趨金貴之勢，豈不令人沮喪？怎麼回事？中國人一向推崇的品質，怎麼竟成了中國人越來越難得的高風亮節？

我真是找不出像樣的回答。但我不由地總是想：有什麼理由使一個人處於如此境地？就因為他要反對某種不合理（說到底是不合人道之理）的現實，就應該處於更不人道的境地中嗎？

前不久，可能是在電視上也可能是在報紙上，見一位導演接受記者採訪。記者問：「有人說您的『中國特色』其實是迎合外國人的口味。」導演說：「不，因為我表現的是人的普遍情感，所以外國人也能接受。」我便想：什麼是普遍情感？這普遍是誰的統計？怎麼統計的？其依據和目的都是什麼？以及被這統計所排除、所遺漏的那些心魂應當怎樣處置？尤其，這普遍怎麼又成了特色？是什麼人，會認此普遍為特色呢？是不是由市場判定的普遍？是不是由外國口味判定的中國特色？

藝術，原是要在按部就班的實際中開出虛幻，開闢異在，開通自由，技法雖屬重要但根本的期待是心魂的可能性。便是寫實，也非照相。便是攝影，也並不看重外在的真。一旦藝術，都是要開放遐想與神遊，且不宜搭乘已有的專線。

說真話有什麼錯嗎？當然沒有，還能是說假話不成？但說真話就夠了嗎？這就又得看看：除了實際之真，心魂之真是否也有表達？是否也能表達？是否也提倡表達？是否這樣的表達也被尊重？倘只白晝在表達，生命至少要減半。倘黑夜總就在黑夜中獨行，或聾，或啞，或被斥為「不打糧食」，真，豈不是殘疾著嗎？比如兩口子，若互相只言白晝，黑夜之浪動的心流或被視為無用，或被看作邪念，千萬得互相藏好，那料必是要憋出毛病的。比如憋出猜疑和防備，猜疑和防備又難免流入白晝，實際之真也就要打折扣了。這還不要緊，只要黑夜健在，娜拉大不了是個出走。但黑夜要是一口氣憋死，實際被實際所囚禁，藝術和愛情和一切就都只好由著白晝去豢養、去叫賣了。失去黑夜的白晝，失去匡正的生活，什麼假不能炒成真？什麼陰暗不能標榜為聖潔？什麼荒唐事不能煽得人落淚？於是，什麼真也就都可能淪落到「我不能說」了。

所以中國的舞台上與中國的大街上總是很像。中國的演員，工夫多下在舉首投足、一顰一笑的像上。中國觀眾的期待，更是被培養在這個像字上。於是，中國的藝術總是以像而贏得讚賞。極例是「文革」中的一個舞蹈《喜曬戰備糧》，一群女孩兒不過都換了一身乾淨衣裳，跳到台上去篩一種想像中的穀物。篩來篩去，這我在農村見過，覺得真像，又覺得沒勁——早知如此，給我們村兒的女子們換身衣裳不得了？想來我們村兒的女子們倒更要活潑得多了。還有所謂的根雕，你看去吧，好好的天之造物，非得弄得像龍像鳳，像鷹像鶴，偏就不見那根須本身的蓬勃與呼嘯。還是一個「像」字作怪。「不肖子孫」所以是斥責，就因其不像祖宗，不按既定方針辦。龍與鶴的意思都現成，像就是了，而自然的蓬勃與呼嘯是要心魂參与創造的，而心魂一向都被忽視。

「藝術源於生活」，我曾以為是一句廢話——工農兵學商，可有哪一行不是源於生活嗎？後來我明白，這當然不是廢話。這話意在消解對實際生活的懷疑。

誰是叛徒無關緊要，就像誰是哥誰是弟並不要緊，要緊的是世上確有哥哥這樣的人，確有這樣飽受折磨的心。知道世上有這樣的人的那天，我也是找了個沒人的地方呆坐很久，心中全是愕然，以往對叛徒的看法似乎都在動搖。我慢慢地看見，勇猛與可敬之外還有著更為複雜的人生處境。我看見一片蠻荒的曠野，神光甚至也少照耀，惟一顆訴告無處的心隨生命的節拍鍾錶一樣地顫抖，永無休止。不管什麼原因吧，總歸有人處於這樣的境地，總歸有這樣的心魂的絕境，你能看一看就忘了嗎？我尤其想起了這樣的話：人道主義者是不能使用「個別現象」這種託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