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為在一個多元化的時代，應當樹立文化的多元化的標準，但更應該有我們主流文化的標準，傳統文化需要創立我們新的標準。

在我看來，只要是文化，就一定是一種情感活動，情感活動的理想和目標應該是情感的升華、凈化和豐富。但是，我們看到，現在以娛樂化為主要特徵的文化的商業化，正處在一種過激和無序的狀態中。

主持人問我：「您年輕的時候比較喜歡哪位女性？」我說：「我小的時候比較喜歡劉胡蘭。因為我從小受到的教育讓我崇拜她，另外我們看到的劉胡蘭是在畫上的、雕塑上的，藝術作品中的她看起來很美，身材比例也很優美。」

大工業時代的文化是圍繞著生產展開的，圍繞生產展開的文化比較強調社會意志、團體意志和團體道德，它更多的是為了教化的功能而展開的。在全球化時代和信息化時代，文化是圍繞著消費展開的。圍繞消費展開的文化更多地與休閑娛樂和個人意志的張揚相關聯。

有人說文化就是文化，分中外幹嗎？只要是好的文化就行。大家知道多數的中國文化人肯定不贊成這個觀點，值得我們注意的是，西方人更不贊成這個觀點。西方現在對中國文化的開放程度，遠遠不如中國對西方文化的開放程度。比如說中法文化年，我曾被中法文化年評為「最時尚作家」。中國介紹法國文化全部是好的，法國介紹中國文化卻是有好有壞。

再說電影。近兩年來，商業片的質量和它宣傳炒作的程度是不成正比的。大家覺得藝術片肯定都是講藝術的，但其實幾乎大多數的藝術片都有著精密的商業策劃。

現在從中國任何一個城市走過，我們年輕一代喜歡的東西，愛唱的歌曲，包括歌詞，愛看的電影，喜歡的動漫，穿的服裝，吃的食品，到處都是西方文化地毯式擴張的痕迹。我們中國文化在和西方文化的較量中，似乎處於劣勢。我們的演出輸出和收入的比例是10：1，我們的圖書一年輸出81個項目，進口大約是12000多個項目，這是不成比例的。

第二天報紙上出來的標題是：「海岩九九藏書絕不給張藝謀寫劇本。」很多朋友給我打電話，說你怎麼了，怎麼和張藝謀對著幹上了？這就是無事生非，我們的媒體也被注意力經濟搞得走火入魔了。

文化的商業化正處於過激和無序狀態中關於文化生態的問題，我覺得其實這更適合於政府官員或者學者來談，我冒昧來談一點個人的感想。確實，一個國家的強大在很大程度上是通過文化是否強大來考量的。文化是否強大和我們的文化生態有著重要關聯。

說中國不太好的一些影片在國外獲獎，回國之後在媒體和公眾那裡獲得歡呼聲，就是窮人的心態。文學界把諾貝爾文學獎看作最高榮譽，電影界把好萊塢的奧斯卡獎或者戛納、東京、柏林電影節看作最高榮譽，無非是要外國人的承認。這就是弱勢心態。這種心態很難振興本民族的傳統文化，或者說本土文化。

在一個國家，商業化對於文化的提升作用是很明顯的，但商業化也導致了文化的低俗化。如果把市場作為首選任務，那低俗化是不可避免的。低俗化和文化的本質是相背的，低俗化無法產出無愧於我們這個民族的文化作品。

我想到了一個故事，說一個城裡面有一個特別富有的人，他在這個城裡是最中心的人物，他說什麼，什麼就是標準。有一天，這個城裡最窮的乞丐告訴別人，說這個富人跟他說話了，別人都不相信，別人問他說了什麼？他說，我站在他門口，他推門出來說：「滾」。在窮人的心裏，他的光榮就是富人和他說話。不管富人說的是好話還是壞話。

中國大量進口韓國電視劇，但中國電視劇進入韓國，據說韓國是非常抵制的，他們非常注意保護本民族的文化。中國的文化作品進入歐美市場，特別是美國，就一定要符合美國人的主流意識、符合他們對中國的看法。

收視率是一個說不清的問題。尼爾森和索福瑞的收視率統計方法不一樣，得出的結論也相差很大。現在，在北京裝有5000個收視率的統計器，這和歐美家庭每戶都有收視率統計器是不一樣的。就好比我們今天有一萬個人來聽講座，從中找三個人，其中兩個人說海岩今天https://read.99csw.com講得不錯，能不能就得出有66.6％的聽眾認為今天海岩講得不錯這個結論？但就是收視率，這樣不「靠譜」的東西坐上了中國電視文化總裁判的位置。可見，我們文化的商業化到了多麼缺乏理性的程度。

20多年以前，我們還在討論要不要吸收借鑒國外先進文化的問題。現在這個問題已經完全沒有討論的必要，現在要討論的是在西方強勢文化面前，中國文化如何自持，如何發展，如何振興。

現在，電視台把收視率放在了決定一切的位置，絕大多數檔期都是以收視率的高低來定價格的。收視率這個東西其實受很多因素的影響，比如說前階段電視劇《亮劍》的收視率很高，這首先是由於它是軍旅題材；第二是因為它放到了央視一套黃金時段這個平台來播，因為這一時段的收視主流群體是中老年人和幹部，如果把它放到央視八套，這一以年輕人和追求純娛樂為目的的收視群體的頻道上來，他們對《亮劍》這種題材就不一定有興趣，收視率馬上就會下來。

第二天，報紙登出來的標題讓我嚇了一跳，「海岩喜歡劉胡蘭，因為劉胡蘭三圍標準，身材熱辣。」我特別不願意別人對我小時候崇拜的人有如此輕浮的想法。

文化的商業化，這些年談得比較多，談文化生態就不能不談文化的商業化問題。如果我們把20世紀算作一個大工業時代，把21世紀算作信息化時代和全球化時代，我覺得時代的變化使我們的文化生態也發生了變化。

投資藝術片的人之所以不投資商業片，完全是出於商業的考慮。因為中國每年有幾十部外國大片引進，加上一些國內的大製作商業片，一年一共52個星期，藝術片很難排上檔期。所以有人把目光投向了海外，專門製作藝術片到海外的電影節上去拿一些獎，拿到獎多少可以賣一些拷貝，回到國內也算是師出有名。

我們講講電視劇。

我以前講過，互聯網時代是不缺信息的，缺的是真相和真理，真相和真理靠的是判斷，判斷靠的是標準，標準是要由我們的文化界和政府作出制度的安排。

外國文化和中國的文化是有相同的地方，也有相悖的地方。外國的文化講個性九_九_藏_書張揚，人性的自由神聖不可侵犯。而中國的文化講的是內斂、自省、小我大公、忠孝仁義。這是我們中國人的行為準則。但是，我們現在看到文化領域出現的很多是外國文化，比如一些書刊看起來是中國製造，實際上從形式到內容，到思想意識都是克隆西方的。

再談我們的新聞。我接觸過的大多數記者非常有職業素養，但是中國新聞界的一些現象也讓我頗有感觸。比如在互聯網上，港台明星和港台文化新聞佔據了互聯網新聞的很大篇幅。在新聞界，「眼球經濟」效應似乎比影視、圖書來得更明顯。

近些年來，包括前幾年在西方電影節獲獎的中國作品，歌頌我們民族光明一面的比較少，暴露我們民族黑暗一面的比較多。在給我們中國文化帶來獎盃，帶來榮譽，帶來面子的同時，我看了這些影片，不覺得中國人有什麼面子，不覺得中國人在這些影片中傳輸給外國觀眾的形象，會使他們對中國人、中華民族有多少好感。

有人嘲笑說，中國的藝術片不是給13億中國人民拍的，而是給世界上其他52億人拍的。拍藝術片的人會告訴你，他們的目標是哪一個電影節，這個電影節的選片風格是什麼，甚至評委會的主要風格、取向是什麼，他們是專門研究這些的。所以我認為藝術片也在向商業的路線走。

「那你總看報紙了吧？報紙上對《十面埋伏》的評價還可以。」我說：「還可以，但好像劇本稍微差了一點。」「你認為這個怎麼解決？」「劇本差就多打磨劇本，在編劇的投入上多增加一點。」第二天，報紙上登出的標題是：「海岩炮轟張藝謀，說張藝謀太摳門，不給編劇錢。」

隔了不久，又有記者來問我：「你炮轟張藝謀？」我說，「我沒炮轟張藝謀，我只是說文學對影視的重要。」「那為什麼你不給張藝謀寫劇本。」「他沒請我。」「如果要請你呢？」「他沒有請我寫劇本」「那他如果請你，你是不是寫？」「我要看是不是適合寫。」他說，「聽說張藝謀是很折磨編劇的，劇本總是改來改去。」我說：「我要是寫不了，就不寫。」

有的人說我們也有很多作品在國外獲獎。我們是有很多電影在國外拿到了獎項。正如剛才韓美林老九-九-藏-書師說到的，我們的藝術片由於是奔著國際獎項去的，所以藝術片的製作風格必然受這種商業目的的影響，不僅要投合電影節的風格和電影節選片人員的風格，而且還要符合西方的主流意識，符合西方觀眾的欣賞習慣。

從事電視劇行業的人都知道，現在大家的腦筋都不是動在創作方面，首先想的是選材，什麼題材好賣就拍什麼；其次是演員陣容，無論這個演員是否適合這個角色，只要他有收視號召就一定是重金約請；再下來是炒作，吸引觀眾。

我們再說小說。現在最好賣的小說不是海岩的小說，最好賣的是「80后」作家，甚至是「90后」作家的小說。因為青少年是圖書的主要購買者，所以「80后」、「90后」的這些作家創作的小說，無論其風格是否重複，內容是否稚嫩，一概被出版商熱烈追捧，強勢推出。

對電視劇而言看重的是收視率，對電影而言是票房，以它們的高低多寡來定生死，定榮辱，這等於把注意力經濟、眼球經濟的缺點從部分推到了極端。文化本身的內容變得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形式和噱頭；質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推廣它的平台和營銷的手段。我們看近幾年文化的潮頭人物，我說的文化是廣義上的文化，這些人及他們引起轟動的產品都不是文化含量很高的，而是賴於它強大的宣傳炒作平台，化平庸為神奇，甚至化腐朽為神奇。這對文化長遠的發展，特別是對中國傳統文化長遠的發展，是沒有太多好處的。

再舉一個例子，那時候張藝謀的《十面埋伏》剛上映，有記者請我來評價一下《十面埋伏》。我很警惕，我說我沒看過。「那你周圍的人總看過吧？」我說：「我不知道他們看過沒看過，沒人跟我說過。」

過去我們對外國文化缺乏了解，後來我們看到這樣一些統計：英國的辣妹演唱組合一年給英國的創匯超過了英國全國鋼鐵工業的創匯。一部電影《泰坦尼克號》全球的利潤，超過了日本作為一個汽車工業大國和機械製造工業大國兩個行業全年利潤的總和。西方文化產業的能量是我們原先沒有估計到的。

我們本民族的文化，對於本民族的凝聚力，對於本民族的長遠發展，對於我們處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鄰里九-九-藏-書之間的關係、家庭之間的關係、個人和團體之間的關係，是最根本的基礎，最基本的制約。

有人說，中國的電影進入了西方的主流院線。但外國每年有多少大片進來？不要說歐美國家，連亞洲地區，韓國、日本進入中國的文化產品和中國進入他們國家的文化產品，在數量上也不能比擬。

我舉兩個例子，前不久我在北京參加了一個論壇。談到中國女性的美，主持人就問在場的嘉賓，您喜歡哪個女星。有的喜歡章子怡，有的喜歡趙薇，也有的喜歡李宇春。

孔老夫子說過，為尊者諱，為賢者諱，為長者諱。自己的父母、家庭有毛病，是把它張揚出去，還是為它遮掩，這裡有一個民族自尊心的問題。

我最後舉一個例子，美國的系列電影《哈利·波特》在製作的時候就定了一個原則，絕對不能有色情的、暴力的、血腥的和不利於青少年成長的情節和畫面，因為一旦這個影片被定為限制年齡級別的影片，它的票房和利潤就會失敗，就會失掉青少年這個市場，這就是制度安排，這就是標準。

我第二個感觸比較深的是，外來文化對中國文化的擠壓。

我覺得，文化是一個國家是否能夠和世界上其他民族比肩站立的一個最基本的基礎。長期以來，精英文化和雅文化是有標準的，大眾文化是缺少標準的。美國的大眾文化是有標準的，好萊塢的影片大部分主導思想是正面的。而我們的大眾文化處在一個多元化的時代。

當然我覺得作為一個中國人我也承認，我看到的一些獲獎的影片所描繪的生活確實是存在的。但是中國文化有這麼一個原則，就是家醜不可外揚。我們在屋裡面怎麼批評，怎麼咒罵都是可以的，拿到外國就絕不能說家裡怎麼不好，父母怎麼不好。

——在解放日報報業集團第三屆「文化講壇」上的講話

文化生態可以從很多方面來論述，比如文化管制、文化自由度等等，這都是文化生態的重要方面。我想今天談兩個我感觸比較深的問題，第一個就是文化的商業化問題。

數量說明趨勢。未來體現在年輕一代，不是我們在影響西方，而是西方在影響我們；不是西方更理解和接近我們，而是我們更理解和接納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