顒琰是清高宗乾隆的第15個兒子。乾隆二十五年（公元1760年）十月初六日，顒琰誕生在圓明園的「天地一家春」。他長得高鼻樑，寬面頰，貌相俊秀。由於生活在富貴的帝王之家，他具有優裕的物質生活條件，自幼便受到了嚴格的貴族教育，舉止端莊凝重，為人內向多思，因此很得乾隆器重。

嘉慶從乾隆手中繼承的，不但有君臨天下的權勢，還有夕陽西下、悲風不息的動蕩時局。乾隆朝是清王朝盛衰的轉折點。在康熙、雍正兩朝文治武功的基礎上，乾隆在他統治的前期勵精圖治，使清朝的統治達到了強盛的頂點，社會經濟出現了繁榮景象，耕地、人口有了顯著增長。乾隆中期，全國的耕地面積已經達到7.8億多畝，超過了明末耕地的最高數字，比順治時期增加了三分之一左右。到乾隆末期，全國人口也急劇增加到3億左右。在政治上，乾隆前期多次蠲免賦稅，革除苛政，打擊朝廷朋黨，懲治不法官吏，一度出現了奮發有為的局面。但是，從乾隆中期開始，大清的國勢走上了下坡路。

前面說過，嘉慶即位時，社會矛盾尖銳，農民起義不斷發生，就在嘉慶元年（公元1796年）他剛附登上皇帝寶座，就爆發了震撼全國的川、楚、陝白蓮教大起義。白蓮教是唐末以來流傳於民間的一種秘密宗教，當時在川、楚、陝等地相當盛行。白蓮教的教義宣傳世界上存在著明、暗兩種對立的因素，它們分別代表善良、合理和罪惡、不合理，兩種因素一直進行鬥爭，但最終光明一定會戰勝黑暗。白蓮教的教徒都自認是「無生老母」的兒女，應當同生死，共患難。災難深重的貧苦百姓為了尋找精神上的寄託，紛紛加入了白蓮教。與現實相聯繫，白蓮教徒們提出了「清朝已盡」、「日月復來屬大明」等口號。清政府發現白蓮教的發展對自己的統治構成了威脅，下令嚴拿白蓮教徒，地方上的貪官污吏趁機掀起了一股敲榨勒索百姓的歪風。比如四川達州知州戴如煌，派出5000多名衙役，以搜捕白蓮教為名，肆意搜刮民財，弄得當地民不聊生。湖廣武昌府同知常丹葵，在緝拿自蓮教徒的過程中，暴虐貪橫，殘害百姓。對人稍有懷疑，就動用酷刑，將人釘在牆壁上，或者用鐵鎚猛敲身體，令人肝膽欲裂，痛不欲生。在其他地區，這些現象也不少見。於是，小規模的白蓮教起義不斷發生。這次川、楚、陝白蓮教起義首先在湖北宜都、枝江兩縣爆發，接著迅速擴大到襄陽，長樂、長陽等地，四川、陝西的白蓮教組織也紛紛起義響應，自蓮教起義的烈火匯聚成一片，聲勢浩大。起義軍依靠廣泛深厚的群眾基礎和川、楚、陝險惡複雜的地理形勢，與清軍周旋作戰，擺疑陣、設埋伏、攻城池，機動靈活，行動飄忽，多次挫敗了清軍的圍剿。

為了遏制奢侈之風，嘉慶身體力行，帶頭倡導節儉。在乾隆多次巡遊地方時，各地官員為他修建了許多奢麗的行宮，嘉慶覺得這實在是過於鋪張浪費。他認為，各地的行宮只是為了休息一宿而已，用不著刻意修飾。從經濟上看，一處行宮若能省下三四萬兩銀子，10處可就是三四十萬兩了。嘉慶十四年，嘉慶在巡幸五台山之前特地打了招呼。要求地方官員在途中不得大肆鋪陳，務必追求儉樸。同年，在慶祝他的50大壽時，嘉慶下令不準在民間廣陳戲樂，巷舞衢歌。御史景德為了討好皇帝，奏請祝壽期間京城演戲10日，以後作為定例，立即被嘉慶革掉了職務。嘉慶就此向大臣們指出：「我發現前代在這種場合的表現比較奢侈，總是要歡宴聚會，上演好多天的戲曲。我心裏鄙薄這些做法，並將此作為自己的鑒戒。倘若我忘記了民間疾苦，奢侈地操辦慶典，做臣子的應該上書勸諫，這是愛君之道。現在景德竟然向我提出這種建議，他把我當成了什麼樣的君主？」

嘉慶面對征剿不力、烽煙不息的形勢，憂憤交加，寢食不安。親政之後，他在總結以往經驗教訓的基礎上，立即著手調整對付起義軍的對策，嘉慶四年（公元1799年），他懲治了和珅、戴如煌、常丹葵、胡齊侖等人，把「官逼民反」的罪責都推到了這些貪官污吏身上，藉以平息民憤。他通諭清軍將領，指出以往有的將領不以軍務為重，投機鑽營，冒功吞餉，今後對這些弊端要堅決杜絕。為了改變各路清軍不相統屬、作戰行動難以協調的局面，嘉慶任命勒保為經略大臣，統一指揮川、楚、陝、豫、甘五省的軍隊。勒保在職的半年裡，局勢未見好轉，嘉慶遂將勒保逮捕九*九*藏*書治罪，以明亮接管經略事務。明亮也是乏力回天，嘉慶又將明亮撤職代之以勒登勒保。在半年之內，嘉慶三次更換經略大臣，可見他鎮壓起義軍心情的迫切。此外，嘉慶還嚴懲了一批作戰不力的統兵大員。永保、景安、秦承恩、惠齡等人因為「縱賊」的罪名，或者被定為死罪，或者被遣戍邊疆，或者被降級調用。以往運轉不靈的清朝軍事機器，在嘉慶的操縱下開始加速運轉起來。

對於眾百姓的苦難處境，嘉慶是有所了解的，官逼民反的現實更使他心有餘悸。對於他來說，緩和尖銳的社會矛盾，安定百姓的生計，刻不容緩。乾隆中葉以後，隨著國家的由盛轉衰，政治腐敗，經濟拮据，廣大的農村中，連年水旱，災害頻仍，嚴重地威脅著農業生產和人民生活。對此，嘉慶告誡地方官員，災情發生后要予以高度重視，認真撫恤災民，即使花錢再多，也不要吝惜。事實證明，嘉慶在災區賜賑蠲租時，的確沒有吝惜金錢。在治理黃河的工程上，嘉慶更是耗資鉅萬，前後動用了4000多萬兩白銀，自雍正朝以來，每年治河的工料費一般是60萬兩白銀，從嘉慶十二年（公元1807年）起，嘉慶將工料費驟增到每年160萬兩。他還屢次對吝惜費用而延誤治河工程的事情提出批評。非但如此，嘉慶對治河工程也提出過一些合理的見解。他認為，治河的關鍵是要保證入海口地段暢流無阻。黃河以前出事，大多是由於入海口地段淤塞，下壅上塞，釀成災患。因此，他多次提醒治河官員要注意這幾點，認真組織民工挑挖疏導。

太上皇乾隆鎮壓白蓮教起義一味實行軍事圍剿。嘉慶從幾年的實踐上看出這種做法並不能完全解決問題，於是採用了剿撫兼施的兩手策略。嘉慶宣布「但治從逆，不治從教」，即對白蓮教的活動不予禁止，但對白蓮教起義軍要堅決鎮壓，嘉慶幾次下詔，允許一般起義軍將士投奔朝廷，凡能擒獲起義軍首領歸順的，都可受到賞賜，臨陣投降，或者是自行逃散的，也可以放歸鄉里，安排生計。可是嘉慶的招撫政策並沒有收到預期的效果，白蓮教起義軍將士同仇敵愾，即使在作戰不利的形勢下也是咬緊牙關，浴血奮戰，決不輕易向朝廷投降。這使得嘉慶感到非常惱火，他於是採用了堅壁清野政策。這項政策早在白蓮教起義初期曾由明亮等人提出過，當時未被乾隆重視。嘉慶在親政之後對這項政策加以充分肯定，下令在川、楚、陝、甘等地廣為推行。堅壁清野的主要內容就是在起義軍出沒地區四處合併村落，修建堡壘，在山區扼險結寨，在平原地區掘壕築堡，將百姓都驅趕到堡壘之中，清查戶口，限制人員出入，強行隔斷起義軍與貧苦百姓的聯繫。寨堡四起之後，嘉慶又積極組織團練鄉勇，擴大地主武裝。他下令軍中努力糾正以前的做法，不得歧視團練鄉勇。凡鄉勇立功、陣亡者都要同正規軍一樣對待。嘉慶推行的這些措施給白蓮教起義軍造成了嚴重威脅，起義軍在人員的補充、給養的供給等方面都面臨許多困難，游擊作戰四處受阻，清軍在戰場上逐漸佔據了優勢。

但是，嘉定懲治腐敗與整頓吏治是不徹底的。他處理貪官污吏的措施中嚴懲不貸者有之，姑息寬容者更不鮮見。比如嘉慶在處理胡齊侖貪污軍需一案時，發現永保、慶成、畢源等大員與此案都有牽連。這些人都有收取賄賂、侵蝕濫用國家公帑的劣跡，但在結案時嘉慶只嚴懲了胡齊侖一人，其餘的大員或是因為祖上立有勛功，或是因為已經故去，都免於深究。他們被抄沒的家產，也大多被嘉慶加恩賞還。因此，吏治腐敗墮落的局面並沒有多少改觀。

對於西方傳教士在華的活動，嘉慶也予以多方限制。嘉慶十年（公元1805年），一個名叫德天賜的西方傳教士不聽清政府的禁令，在內地刊書傳教，結果被嘉慶下令押到熱河加以囚禁。同年，嘉慶還下令銷毀了一批西方傳教士的經卷，懲處了對西方傳教士約束不嚴的內務府大臣。嘉慶十六年，嘉慶又下令，在華的西方傳教士，除了在欽天監負責天文觀測的以外，其餘的都送到廣州打發回國。

怠惰偷安、萎靡不振是乾隆末期官場上普遍存在的現象。嘉慶把這點視為國家的隱憂，認為必須要加以整頓。他多次告誡臣子們應該勤于職守，克己奉公。有一次，內務府官員在處理膳房的一件小事時，敷衍塞責，拖了40天才解決九-九-藏-書了問題。嘉慶得知此事後厲聲斥責這幫官員：「幾句話就可以了斷的事情，奏摺上也超不過百字，為何處理得如此拖沓？！」從嘉慶元年到嘉慶十一年，直隸24個州縣裡被侵吞白銀30多萬兩，經過查核，發現司書王麗南等人在此期間串通舞弊，偽造印章、串票，盜取銀兩，活動得相當猖獗。嘉慶痛斥直隸歷任督撫大員：發生了這樣嚴重的事情，你們竟然懵然不知，形同木偶，在任期間你們都管了些什麼事！最後，按照其在任期間虛收銀兩數目的多少，將直隸歷任督撫顏檢、瞻柱、胡季堂等人分別治罪。

乾隆的去世給當時的政局帶來了轉機。在乾隆去世后的第二天，和珅就被嘉慶撤除了軍機大臣、九門提督的職務，遭到了軟禁。御史王念孫等人此時紛紛出來揭發和珅的罪行，要求皇上將其嚴加懲辦。他們的想法正對了嘉慶的胃口，在半月之內，嘉慶宣布了和珅的20條罪狀，將他逮進了大獄，隨後又下令將他賜死。和珅的一班親信，如福長安、蘇凌阿、吳省蘭等人，也分別被定罪降黜。

其次，土地兼并嚴重。土地兼并始於康熙中葉，到了乾隆後期，土地集中的現象已經極為嚴重。有人指出當時的狀況是：佔有土地的人還不到十分之一二，其餘十分之八九的人，不是淪為佃戶，就是變成乞丐或流民。官僚地主佔有著大量土地。如直隸懷柔的大地主郝氏，家有上等良田1萬多頃，軍機大臣和珅占田8000頃，甚至連他的奴僕也有人占田達600多頃。廣大的貧苦百姓則多是沒有立錐之地。失去土地的貧苦百姓在水深火熱中掙扎，朝不保夕。嘉慶元年（公元1796年）二月的一個夜晚，北京城就有8000多乞丐凍死在街頭，其慘象令人觸目驚心。與此同時，統治階級的生活與貧苦百姓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乾隆皇帝喜歡炫耀，他先後6次南巡，又曾5次巡幸五台山，5次告祭曲阜，7次東謁祖陵，兩次巡遊天津……再加上連年用兵，耗資無數，勞民傷財。在皇家婚喪壽慶的儀式和眾多的園林工程中，乾隆更是大肆鋪陳，盡情揮霍。清初的社會風俗崇尚儉樸，官僚地主們的穿著多用土布、黃麻製成，冬天穿皮衣的人也不多見。到了乾隆末期，社會風氣由儉入奢，變化極大。官僚、地主、商人各階層無不沉浸在奢華的氛圍中。在繁華的揚州城裡，富商大賈們競相揮霍，耗費巨資營建私宅，添置歌童舞|女，平時總是華衣美食，炫耀浮囂。統治階級的紙醉金迷和貧苦百姓的備受煎熬，預示著社會的衰敗和動蕩。

不過，嘉慶在當政的20多年裡，對自己的要求卻的確是非常嚴格的。他每天都要處理繁多的政務，孜孜不倦，從不懈怠。嘉慶十三年（公元1808年）四月，嘉慶喜得皇孫，內閣因此有兩天沒有向他遞送奏章，嘉慶馬上對閣臣提出了批評。過了幾天，端陽節到了，朝廷大臣們又沒有向嘉慶奏事，嘉慶大發脾氣，親自對各部院衙門進行查核，結果查明吏、刑、工等部都是有事不奏，嘉慶隨即把有關官員交到都察院論罪議處。

宮中發生激戰時，嘉慶正在承德避暑山庄。得到消息后，他震驚不已，馬上急匆匆地趕回了北京。他頒布了「罪已詔」，驚呼這次事件「變生肘腋，禍起蕭牆」，實在是曠古奇聞。緊接著，他下令嚴密搜捕林清等人，將林清誘捕處死。同時，又調集各路清軍，對河南李文成領導的起義軍進行血腥鎮壓。十一月，李文成在林縣司寨被圍，壯烈戰死。天理教起義的火焰被撲滅了。

顒琰是在乾隆三十八年（公元1733年）立為皇儲的。乾隆按照雍正時定下的規矩，將顒琰的名字寫在詔書上，然後把詔書密封起來，放在乾清宮「正大光明」匾額的後面。乾隆皇帝是個權力欲很強的人，身體又非常健康。一晃20年過去了，顒琰仍呆在皇儲的位置上。在這期間，他被封為嘉親王，逐步由弱冠少年越過了青年時代而步入了中年。乾隆六十年，垂垂老矣的乾隆皇帝決定舉行內禪讓出帝位，自己退為太上皇，這種帝位傳接方式在清朝歷史上是惟一的一次，在整個中國古代社會也不多見。

嘉慶親政伊始，他的老師朱珪曾向他提議要身先節儉，崇尚清廉，嘉慶後來對這一點始終比較注意。以往各省官員進京覲見皇帝時，按照俗例都要進呈貢物。官員們為了給自己邀寵求榮，競相奉珍寶古玩，花樣不斷翻新。嘉慶四年，嘉慶在懲辦和珅的同時，通諭內閣說：地方官員們操辦的各種貢物，難道是自己掏腰包？想必都是ｒｅad.９９ｃsｗ•coｍ從州縣以下層層敲榨而來。官員們不斷剝取於民間，百姓們怎能承受得了！況且呈獻上來的古玩珍寶，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真是不如糞土。從此以後，凡是進呈違禁寶物的官員，都要予以懲處，決不能輕恕。他得知上年底由葉爾羌解運進京的大塊玉石正在運送途中，隨即傳下諭旨，不論這些玉石運到了何處，都要放棄在當地，無須繼續前行。同年，嘉慶還廢除了年節時分大臣們進呈如意的規矩。他講道：「年節時節大臣們進呈如意，是為了取意吉祥，我覺得這沒有多大意義。大臣們覺得那些東西是如意，而我看上去反倒不如意。」

本來，由於國家積衰日久，國家積蓄並不富足，加上在鎮壓農民起義、治河、賑災等方面又有很大開銷，使財政更加吃緊，這便迫使嘉慶想方設法，開源節流。他下令裁減了一部分常備兵，節省軍事開支。同時，繼續實行捐納制度。不過，嘉慶始終認為開捐決非良策，不過是損下益上之舉，準備在川楚白蓮教起義平定之後就予以停止（事實上，他並沒有做到這一點）。對於增加鹽價、賦稅折銀浮收之類的做法，嘉慶的態度基本上是否定的，他表示，食鹽是人民生活日用品，一旦增加鹽價，則人人都會受到擾累，因此對之要慎重考慮。賦稅折銀浮收會對國家財政收入有好處，但百姓要深受其害，貪官污吏又可以從中大做手腳。嘉慶十四年，閩浙總督阿林保奏請漕糧加折收納，結果遭到嘉慶的一頓痛斥。清朝入關以來，八旗兵都駐紮在北京和其他大城市，依靠糧餉過活。八旗人口不斷增加，而兵有定數，餉有定額，結果逐漸產生了一大批閑散旗人。清政府又不允許他們從事各種生產活動，這批閑散旗人整日無所事事，遊手好閒，吃喝玩樂，成為毫無自立能力的蠹蟲。為了維護他們的生計，清政府不得不多次賞賜銀兩，增加兵額，背上了一個沉重的經濟包袱。嘉慶經過籌劃，決定將一批閑散旗人送到地曠人稀的關外，由官府撥給他們土地，他們可以把土地出租給佃戶開墾，也可以自己耕種。但這些八旗子弟早已習慣於恣情享樂的城市寄生生活，如今連受領土地、坐收租息也不願意，嘉慶的移墾措施最後只能以失敗而告終。

1796年正月，紫禁城裡舉行了莊嚴的內禪儀式，顒琰陪同乾隆到奉先殿等處行了禮，又在太和殿接過了乾隆親授的寶璽。這樣，他正式進入了皇帝的角色，年號嘉慶。然而，在登基后的最初幾年，嘉慶根本談不到有何作為。因為太上皇乾隆仍貪戀君臨天下的權勢，宣稱自己健康狀況依然很好，每天都是勤勉不倦地處理政事。所以繼續把握著朝廷中的一切軍政大權，各項用人理政的措施都要由他決斷。直到嘉慶四年（公元1799年）正月，89歲高齡的乾隆一命歸天，嘉慶至此才開始親政，成為真正的天下之主。

首先，吏治陷入了腐敗的泥淖。乾隆陶醉於所謂的盛世景象之中，志滿意驕，自以為是，對一些切責時弊、指陳自己過失的意見總是十分反感。一班朝廷大員為了迎合乾隆的虛驕之心，刻意粉飾太平，報喜不報憂，極盡阿諛逢迎之能事。乾隆的心腹重臣和珅，任軍機大臣24年，深得乾隆的倚重。他憑藉手中的權柄，在朝野上下結黨營私，橫行不法，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當時的官吏若想得到肥缺、儘快升遷，都要巴結和珅，向他送納重賄。和珅貪財嗜貨，多方搜刮，聚斂了驚人的財富。由此上至朝廷，下到地方，貪贓枉法的風氣十分盛行。乾隆為此曾誅戮了一批貪官污吏，其中包括不少督撫大員，但他並沒有採取多少徹底的措施，因而逃避了法網的貪官污吏大有人在。官場上依然充斥著一片烏煙瘴氣。

此時的清王朝不僅內亂不休，而且外患迭至。嘉慶當政時期、英、法等資本主義國家已先後完成了工業革命，正積極向東方拓展勢力，古老的中華帝國成了西方殖民者覬覦的重要目標，商人、傳教士、炮艦、鴉片紛紛湧來。對於西方殖民者對華的軍事挑釁，嘉慶始終保持了高度的警惕。嘉慶十年，英國四艘軍艦以為貨船護航為名，闖到澳門和廣東口岸，嘉慶立即令兩廣總督要密切注意英國人的動向，不準其自由行動。嘉慶十三年，英國又借口幫助澳門的葡萄牙人抵禦法國人，派軍隊在澳門登陸，隨後有3艘軍艦闖到黃埔，200多名英國士兵和水手進駐了廣州13個行商館。面對英國人如此囂張的行動，嘉慶以日傳500里的特急軍令，指示廣東地方官員迅速整飭軍備，在英read•99ｃｓｗ.coｍ國人面前要態度強硬。若英國人敢於違反約束，對他們將不惜動用武力剿辦。廣東的督撫大員吳熊光、孫玉庭措施不力，表現軟弱，嘉慶毫不猶豫地革掉了他們的職務，並一再囑咐繼任官員到任后對涉外問題要悉心籌劃，不能大意。嘉慶二十一年，發生了頗有點滑稽色彩的阿美士德使團事件。這一年，英國派遣阿美士德率領一批人，帶著一些外交、商務上的要求來到北京，要求覲見嘉慶，嘉慶允諾予以接見，但就在接見之前，清朝官員與阿美士德等人在覲見禮節上發生了爭執。清朝官員把阿美士德使團當作貢使對待，而英國人堅持不行三跪九叩大禮，雙方形成了僵局。嘉慶十分生氣，下令把英國使節立即遣送回國，負責接待的一班大臣也被嚴加議處。

川、楚、陝白蓮教大起義使太上皇乾隆極為震驚，他命令川、楚、陝各省的督撫將軍率軍全力鎮壓境內的起義軍，並陸續抽調八旗兵和各省的綠營兵參戰。然而幾年下來，雖然投入了大量兵力，耗費了7000多萬兩餉銀，白蓮教起義的烈火卻仍持續燃燒。這除去起義軍方面的驍勇善戰之外，在很大程度上與清軍的腐敗墮落有關。清朝軍事力量的兩大支柱八旗和綠營到此時已經嚴重喪失了戰鬥力，軍紀腐敗不堪。士兵們平素敲榨百姓、搶掠財物時無所不能，與起義軍交鋒時卻毫無鬥志，畏縮不前。軍中將領侵吞軍餉、貪賞冒功、懦怯避戰的現象更是屢見不鮮。白蓮教起義爆發后，在京的八旗將領曾一度踴躍請纓參戰，但他們率軍到了前線卻只顧四處搜刮財物，根本不聽軍令約束，以致前線的清軍將帥叫苦不迭，請求嘉慶趕快將這批京兵撤回去，以免影響作戰。無奈之中，清政府只得組織地方武裝鄉勇團練來加強鎮壓白蓮教起義的力量。鄉勇不是國家正規軍，受到八旗和綠營的歧視。作戰時鄉勇被推到前面作替死鬼，戰事結束后各種功勞卻又沒有他們的份，鄉勇對此心懷不滿。這樣反覆圍剿的結果，只能是徒自勞師靡餉。

就在川、楚、陝白蓮教起義方興未艾之際，湘、黔一帶的苗民起義又掀起了澎湃的波瀾。雖然起義規模較小，但此起彼伏，相互呼應，一直堅持到了嘉慶十二年。

第三，社會矛盾尖銳，農民起義不斷發生。在官僚、地主的殘酷壓迫和剝削下，社會矛盾激化了，下層人民的反抗鬥爭接連不斷。乾隆中葉之後，先後爆發了山東王倫起義、甘肅少數民族起義、台灣林爽文起義、湘黔苗民起義等規模較大的武裝鬥爭。下層人民各種方式的反抗鬥爭如澎湃洶湧的波濤，強烈衝擊著清王朝的統治，使它日益走向衰亡。

和珅被逮捕下獄后，他的家產被嘉慶下令抄沒入官。和砷在他當權的20多年裡，巧取豪奪，廣蓄家私。他被抄沒的家產共有109處，約有83處沒有估價，僅算其中已估價的26處，價值就達2.2億兩白銀。後來有人估計，和珅的整個家產可摺合白銀8億兩之多。當時清政府每年的財政收入約7000萬兩白銀，和珅一人的家產就相當於朝廷10餘年的總收入，真是十分驚人。嘉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剷除了和珅，受到了許多人的讚許。人們在灰暗已久的現實中見到了一線曙光。

嘉慶九年（公元1804年），白連教大起義被鎮壓下去了。這次起義歷時近10年之久，起義軍縱橫川、陝、楚、豫、甘5省，抗擊了清政府從16個省調集的軍隊，使清政府耗費餉銀2億兩，嚴重地動搖了清朝的統治基礎。從此，清王朝陷入了武力削弱、財政窘迫的困境，嘉慶的日子愈發難熬。

長期以來，腐敗墮落的吏治猶如附在病體上的毒疽，蠹國害民，為患匪淺。能否使吏治改觀，也將是嘉慶能否扭轉政局的一個關鍵。在整頓吏治方面，嘉慶下了不少功夫。他曾專門撰寫了《義利辨》、《勤政愛民論》等文章，頒示給群臣。他認為，百姓之所以敢於揭竿起事，大多是由於貪官污吏對百姓敲骨吸髓，為非作歹，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有鑒於此，嘉慶在親政之後對貪官採取了接連不斷的懲治措施。湖北襄陽道員胡齊侖，在任期間經管湖北的軍需供應，肆意侵蝕揮霍，虧空銀兩20多萬，嘉慶斷然將胡判處了極刑。嘉慶四年（公元1809年），在一年的時間里，嘉慶就親自過問處理了四五起大的貪污案件。江蘇淮安府的知縣王伸漢，謊報縣裡戶口，侵吞大量賑災銀兩，並毒死了要揭發其罪行的查賑官員李毓昌，然後又勾結知府王轂，狼狽為奸，https://read.99csw.com掩飾劣跡。此案暴露后，王伸漢、王轂都被處死，兩江總督鐵保被革職流戍。這一年，總管內務大臣廣興、巡漕御史英綸因涉不法先後被嘉慶處以絞刑。工部書吏王書常，造假印、寫假條，從戶部冒領了數十萬兩白銀，案發後被處死，有關大員祿康、費淳等人也遭到降黜。嘉慶堅持這樣的原則：害民之官必宜去，愛民之言必宜用。一批為官清廉、勤勉稱職的官員得到破格提拔重用，其中四川南充知縣劉清就是受到嘉慶青睞的一位。嘉慶在審訊被俘的白蓮教起義軍首領王三槐時，得知劉清居官很得人心，百姓稱之為「劉青天」。在對劉清考察了一番之後，嘉慶決定將他提拔任用。劉清後來歷任四川建昌道員，山西布政使等要職，並在鎮壓四川白蓮教起義的過程中發揮了不小的作用。

嘉慶皇帝看到他父親乾隆皇帝只倚重和珅一人，偏聽偏信，犯下許多錯誤，注意從中吸取教訓，意識到要扭轉衰敗的政局，單靠自己個人的智慧是不夠的。為君者應該做到耳聰目明，集思廣益，廣泛聽取臣子們的意見。於是他頒布諭旨，要求九卿科道官員中擔負著進言職責的，對於用人行政方面有什麼看法、建議，都要奏聞上來。為了鼓勵臣子們敢於直言，嘉慶做了保證，表示自己不會輕易對進言者加罪。他說：「我既然提倡直言，若再對直言者加罪論處，那豈不是有意陷害臣子嗎？」前內閣學士尹壯圖、前御史曹錫寶當年分別因上疏指責和珅及其親信的醜行而遭到貶斥。嘉慶在親政后馬上出面為尹、曹平冤昭雪，對他們的舉動褒揚了一番。不久，陝西貢生何泰上書向嘉慶指出，應該黜奢崇儉，扭轉日益趨於奢靡的社會風氣。嘉慶表示贊同，特地賞賜了何泰2匹緞子。

嘉慶十八年，北方大地又湧起了農民起義的風雲，李文成、林清等人領導的天理教起義爆發了。天理教是白蓮教的一個支派，它的教徒按八卦名稱分股活動，所以也稱為八卦教。川、楚、陝，白蓮教起義失敗后，天理教首領李文成、林清等人積極活動，秘密組織反清起義。嘉慶十八年九月，河南方面不慎泄露了起義的機密，李文成身陷囹圄，河南滑縣的天理教徒遂提前舉行起義，救出了李文成。直隸的長垣、東昌，山東的曹縣、定陶隨之也接連起事。嘉慶聞訊后急忙飭令直隸總督、河南巡撫率軍前去鎮壓，可他萬萬沒有想到，起義軍戰士竟然打進了北京皇宮！九月十五日，林清組織的一部分起義軍化裝潛入了北京城，然後按照原定計劃，在內線太監的引導下分別由東華門和西華門闖進了宮中。他們白布裹頭，高舉「大明天順」、「順天保民」的大旗，奮勇衝殺。至今，隆宗門的匾額上還留有當年起義軍射上去的一個箭鏃。在起義軍戰士的喊殺聲中，正在宮中南書房的皇次子昱寧和幾個親王慌忙組織侍衛抵抗，接著又有大批官軍從神武門入宮，勢單力薄的起義軍戰士經過一番苦戰，抵擋不住優勢敵人的攻擊，進攻皇宮的戰鬥失敗了。

另外，鴉片這時已開始危害中國。鴉片本來是作為藥品輸入中國的，開始輸入量也不多，直到雍正中期每年也就200來箱。但自清中期以來，西方殖民者為了扭轉在對華貿易中的不利地位，贏得巨額利潤，開始不擇手段地將大批鴉片運進了中國，乾隆時已達到每年4000箱左右。鴉片的大量輸入使中國國內財政、軍事、人民生活等方面都受到嚴重損害，嘉慶對此認識得相當清醒，採取了多種戒煙措施。嘉慶規定，外國貨船來華貿易時，在澳門要受到檢查，並要由行商出具保證書，保證船上沒有夾帶鴉片。在內地，嘉慶多次下令嚴厲打擊鴉片販子，禁煙不力的官員必須受到懲處，那些吸食鴉片的人也要被治罪。

嘉慶在位的20多年，清王朝中興的局面並沒有出現，而嘉慶卻在不知不覺中走到了生命的盡頭，嘉慶37歲時才登上皇帝寶座，稱帝之後，他很早就開始考慮嗣位者的問題。在他的5個兒子中（長子夭折），他最中意的是皇次子旻寧。嘉慶四年，旻寧被定為皇儲。嘉慶二十五年七月，嘉慶前往熱河行獵，中途中暑，身體狀況突然惡化。二十五日，他在承德避暑山庄與世長辭。謚「睿皇帝」，廟號「仁宗」。後來，他被安葬在清西陵中的昌陵。

上述情況表明，擺在嘉慶面前的形勢是嚴峻的，要扭轉衰敗的政局、中興國家大業的擔子相當沉重。為了扭轉衰敗的政局，嘉慶皇帝以剷除和珅打響了親政的第一炮。早在親政以前，嘉慶已經洞悉和珅的奸佞貪婪，只是自己手中無權，無法對他採取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