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中期是一個孕育著腐敗和黑暗的時代，在這裏用「孕育」一詞，有兩方面的含義，一方面，帝國內部的危機已經暗流洶湧，另一方面，光武中興留下的豐厚家產，仍然使國家維持著天下承平的虛假繁榮景象。在漢順帝的時代，國家的人口和生產力水平都已經超過了西漢時期的最高水準，北方的鮮卑、匈奴等游牧民族也早已臣服在帝國的腳下，但是，西漢末年農民戰爭遺留下的地方豪強勢力也得到了迅猛發展。東漢帝國的皇帝多是短命的嬰兒，國家的政權由外戚和宦官輪流坐莊。嚴酷的現實與以張衡為代表的中國古代科學家群體和科研成就的迅猛發展形成了反比。這種微妙的大環境不能不使張衡深受影響，從根本上說，張衡首先是一個傳統的知識分子，其次才是一位偉大的科學家。傳統知識分子中的忠君信念和治國平天下的理想，才是其人生信條里的首要觀念。他曾上書順帝「惟所以稽古率舊，勿令刑德八柄不由天子」，要求皇帝「恩從上下，事依禮制」。他的所有的研究成果，從某種意義上說是為了為他政治的抱負增添籌碼，但是科學畢竟是科學，政治畢竟是政治，任何先進的科技成果在黑暗的政治時代里，總是會失去它應有的效用。渾天儀對於農業生產和時令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但是現實的社會裡，土地兼并日益嚴重，真正的受益者卻是張衡最痛恨的豪強勢力，地動儀的發明是為了國家可以更快地做出應對地震等災難的措施，減少受災地區民眾的苦難，但是在那個貪墨橫行，上行下效的政治環境下，地動儀的科技成果卻是為宦官階層的貪污腐敗提供了更多的便利。這真是對歷史發展的莫大諷刺。科技的應用往往是不以發明者的意志為轉移的，諾貝爾發明的炸藥被用於戰爭，曾使他痛苦無比。張衡的渾天儀和地動儀的發明，也無疑印證了這個悲劇，生在古中國是一個科學家最大的幸運，但是生在一個政治黑暗的中國，卻是一個有濟世救民理想的科學家最大的不幸。《無間道》上曾說，「往往都是事情改變人，人卻改變不了事情」。張衡就是抱著要改變一些事情的雄心開始了他最後的悲情路程。他所赴任的河間國是東漢治下一個充滿黑暗的王國，豪強勢力盤根錯節，河間王橫行不法，百姓民不聊生。張衡用大無畏的勇氣向這一切宣戰，他接連懲治了23家勾結官府的地方豪強勢力，他的足跡遍布河間國每一片山山水水，為苦難里的百姓平冤做主。這個時期的張衡，儼然是中國傳統話本里的清官形象。然而清官畢竟是改變不了大局的，我相信在河間的那些年裡，一定有許多父老鄉親拜伏在他的腳下，眼含熱淚，口稱青天，可是這對走下坡路的國家又有什麼用呢？張衡是幸運的，與幾十年以後東漢黨錮之禍的那些清流相比，他無疑幸福得多。雖然屢次遭受讒言，雖然屢次直言上書，但是漢順帝相比之下還是寬仁的。可是對於一個傳統知識分子來說，莫大的官位和榮耀都不是最終的追求目標，壯志得酬和青史留名才是畢生的願望，后一個願望張衡做到了，前一個卻與現實差距很遠。

另一個事實也足夠說明地動儀的科技成就，清朝以後，地動儀的製作方式和運作原理幾近失傳。新中國成立后，地動儀的複原問題成為歷史學界的一件大事，在現代科技條件下，經過10多年的努力，才由王振鐸最終完成了地動儀從外形到內部運作原理的全部複原。我們從這個側面足可以了解中國古代機械製造和科技思想的成就。在特定的生產條件下，在沒有自動機械化的條件下，中國古代科學家把人力機械化的功能發揮到了極致，這種研究思想和方法也使封建時代的中國受益千年，如果在近代，這種研究方式能夠繼續下去，誰說工業革命不會發生在中國呢？

公元117年，即漢順帝永初四年，是中國天文歷史，同樣也是世界天文歷史上重要的一刻，張衡研製成功了人類歷史上第一架水運渾天儀。對於渾天儀，我們今天只能在故宮的遺迹中找到一個模糊的概念，這種古老的儀器代表了中國古代科技的先進成果，而對於渾天儀的真正原理和用途，大多數人就不得而知了。事實上，渾天儀得名于中國古代古老的天文學說——渾天說。中國古代的天文學說，從秦漢開始一直存在著蓋天說和渾天說兩種爭議，蓋天說是商周時期萌芽誕生的天文學說，其理論為「天圓如地蓋，地方如棋局」，即中國古代傳統的天圓地方學說，代表了人類在蒙昧階段對於宇宙的朦朧認識。與之相對應的是秦漢時期出現的渾天說，渾天說認為，天是一個圓形的殼，天一半在地上，一半在地下，地位於天殼的內部，日月星辰隨著天殼而轉動。張衡的渾天儀正是以渾天學說為基礎製造的，它是一種演示天體運動情況的儀器。渾天儀也並非是張衡的獨立發明，而是由西漢科學家落下閎、耿壽晶所創，張衡在前人的基礎上，製造出了運作更為精密的水運渾天儀，它分做內外幾層，每層都可以轉動，中間有個鐵軸貫穿球心，軸的方向就是地球自轉的方向，軸和球體的接觸有兩個交點，即天球上的北極和南極九-九-藏-書。球的一半隱沒在地平圈的下面，另一半顯露在地平圈上面。在球的表面排列有二十八宿和其他恆星，球面上還有黃道圈和赤道圈，二者成24度夾角，分列有二十四節氣。從冬至點起（古代以冬至作為一年的開始），把圓分成365度，每度又細分成四個小格。球體外面有兩個圓圈，一個是地平圈，一個是子午圈，外圈圓周長為一丈四尺六寸一分。天軸支架在子午圈上，和地平斜交成36度，就是說北極高出地平36度。這是洛陽地區的北極仰角，也是洛陽地區的地理緯度。這架儀器的構造，幾乎囊括了當時所有先進的天文學知識。更值得一提的是，張衡巧妙設計了齒輪轉動系統把渾天儀和漏壺聯繫起來，藉助漏壺的水流力量推動齒輪，帶動渾天儀繞軸旋轉。這一年，張衡的渾天儀成功演示了洛陽地區星空的運動實況，引起了巨大的轟動，也讓所有質疑他的人暫時閉上了嘴巴。

《靈憲》的成就不僅僅於此，另一個重要的事實是，《靈憲》涉及了宇宙運動的方方面面，在天體的演化過程里，張衡提出了「星雲」學說，即天體是由各種氣組成，在氣的分化中形成了天地。歐洲直到1700多年後，才由康德提出了類似的觀點。在行星運動的速度上，張衡探討了行星運行的速度規律，指出行星運行的速度與距離地球的遠近有關。《靈憲》同樣揭開了月食的產生和運動之謎，即「月，光生於日之所照；魄生於日之所蔽。當日則光盈，就日則光盡也。眾星被耀，因水轉光。當日之沖，光常不合者，蔽于地也，是謂虛。在星星微，月過則食」。他提出了月亮本身不發光，是靠太陽發光的正確理論。在星相和流星等問題上，《靈憲》也做出了非常系統的論述。在公元2世紀的世界，《靈憲》可被看做天文學的百科全書，而這部書與渾天儀一樣，也不僅僅代表著張衡一個人的科技成就與智慧思想，《靈憲》里的許多觀點，在之前的一些關於渾天說的前人論著里都有所涉及，張衡將其深化並加以系統地證明，這部書實際上是秦朝初期至東漢時代渾天學說的集大成者。也就是從這個時代開始，渾天說成為了統治中國天文近兩千年的學說，後世的天文學家都以其為天文理論的研究基礎。

皇帝始終沒有忘卻這位奪天地造化的智者，縱然他已離開洛陽老遠。順帝永和三年，即公元138年，一場意外事故促成了張衡的回歸，候風地動儀成功預測了發生在隴西的地震，這使皇帝重新思念起了這位智者的種種光輝。而此時的張衡卻已垂垂老也，與《兩京賦》中青春飛揚的豪情相比，他的《歸田賦》更多的透露著消極與無奈。在皇帝招他歸京不久，皇帝就頒發了詔書，允許宦官收養養子，所謂對張衡的重新起用，只不過是對士大夫階層做的一次政治平衡而已。張衡終於明白，所謂政治的理想，治世為公的抱負，是比探索宇宙奧秘更為困難的事情，他可以掌握星空的旋轉規律，預測地震的發生，但是政治的地震與皇帝喜怒的晴雨表，是他永遠無法琢磨的。「揮翰墨以奮藻，陳三皇之軌模。苟縱心於物外，安知榮辱之所如」。這是張衡經歷了幾十年宦海浮沉后發出的肺腑之語。歸京一年後，在尚書職務上的張衡終於閉上了疲勞的眼睛，他再也不必數星星了。同年四月初八，洛陽城爆發了百年不遇的大地震，這是上蒼對這位智者特殊的紀念嗎？

在中國古代的哲學和思想觀念里，「天道」始終是一個神聖而不可侵犯的話題，一眼望不到邊的大地與神秘無邊的天空，給人類帶來了多少惶恐和敬畏。羅馬教會燒死了布魯諾，但是地球依然在轉動，這是蒙昧時期的西方世界特有的笑話。而在中國，雖然沒有西方野蠻的殺戮與迫害，但是世俗的流言與壓力依然成為文明前進的阻力。這也註定了張衡的人生將在打擊和嘲笑中度過。儒生們稱他為「妖人」，後世的歷史學家們也曾把他作為「奇人」。其實人類從沒有妖，所謂的妖人只因為他們擁有比常人更加敏銳的眼光和發現精神。在中國古代歷史的演變過程里，在清王朝統一中國以前，我們也一樣可以發現如張衡一樣流光溢彩的姓名。在古代的世界，作為一個科學家，生在中國實在是一種莫大的幸福。公元2世紀的東漢，古羅馬的老爺們正在斗獸場上無所事事，印度和阿拉伯地區是野蠻人的天下，德國人和英國人還是一些茹毛飲血的遊牧部族。而在地球另一端的東方，中國已經建立了一個完全文明的封建制國家，驛路四通八達，一戶農家的糧食產量足夠養活數家歐洲人口，高度統一的集權制國家，人口近百萬的大型城市。這在當時的西方人眼中如天堂一樣的生活，在中國已經成為事實。那同樣是一個群星閃爍的時代，《九章算術》開啟了人類走向數學大門的鑰匙，勾股定理的問世影響了未來生活從天文到建築的各個方面。紡織機的廣泛推廣使絲綢成為中國對外出口的主要物品，並成為西方人眼裡上帝的傑作。當今天的人們批判著儒家的保守與偏執的時候，我們恰恰忽略了，儒家最基本的精神是它的包容性，可以https://read.99csw.com允許批判，可以允許爭論，但是意識形態的差別不會造成思想的殺戮，中國古代科學正是成長在這樣一種寬鬆的環境里的。而這對於張衡也是莫大的幸運，如果他生在古希臘，會像蘇格拉底一樣走上審判台，如果他生在古羅馬，會如布魯諾一樣走向火刑架，自由科學的氛圍為中國古代科技發展締造了一個廣闊的平台，也是中華文明長久領先於世界的原因。

東漢時代，中國還處於封建社會的形成階段，封建的禮教和典章尚未完全成型，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尚且代表著一種先進的進取精神，一如近代西方的啟蒙主義思潮與民主精神。先進的士大夫分子們對於民貴君輕思想的堅持，一如1800多年後的孫中山對三民主義思想的堅守一樣。倔強的張衡正是帶著這樣一種信念走進洛陽城的，也正是這樣一種信念使他成為了宦官攻擊的靶標。在今天人的眼裡，學者永遠只是學者，政客永遠只是政客，兩者不能混為一談，投身政治洪流的科學家，其科學研究方面必然無法有很高的建樹。而事實上，所謂政治，只是被人類人為地賦予了種種黑暗的內容，政治並非全是骯髒，而是一個中性的詞彙。張衡在洛陽的多年裡，始終是各類政治活動的主角，也是當時清流階層的主要人物之一，他曾在朝堂之上力陳宦官的罪惡，也曾經嚴詞拒絕當權人物對他的收買。而這一切，與他同時成功研究出了水運渾天儀不相矛盾，與他寫出了著名的天文論著《靈憲》不相矛盾，知識如果不能與實際相結合，那知識永遠只是一紙空文，任何先進的科學思想都需要有先進的政治思想為基礎，否則美好的理想只能在現實里扭曲變形。無論是身為一個政客，還是身為一個學者，張衡都延續了他一貫的品格：對原則的堅持和對操守的堅持。他不迷信權威的學說與學者，也同樣不畏懼當朝權貴的淫|威。做學問的態度與做人的態度一脈相承，這正是中國士大夫階層的精神典範。

在河間的3年裡，張衡最大的成就莫過於漢賦的創作，雖然當時的東漢帝國遠沒有戰國時楚國那樣糟糕的境地，但是後人總是習慣將張衡的作品《四愁詩》與前代屈原的《離騷》相提並論，而這兩個人物無論是性格還是命運，都在冥冥中有太多的相似之處，一樣的君主昏庸，一樣的放逐，一樣的壯志難酬。不同的是，作為一位自然科學家，張衡比屈原更懂得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道理，也更加的具有實幹的精神，至少他給治下的百姓帶來了一段幸福的日子。「效屈原以美人為君子，以珍寶為仁義，以水深雪雰為小人。思以道術相報貽於時君，而懼讒邪不得通」。這是張衡發自內心的聲音，他比屈原多了一份膽怯和務實，他的命運也成為諸多中國古代知識階層的縮影。身為一個知識階層，傳統的道德理念總與嚴酷的現實發生衝突，為了實現目的可以不計較手段，為了最終的道德追求可以暫時的犧牲信仰。這是許多封建社會實幹家的悲劇。「我所思兮在雁門，欲往從之雪雰雰，側身北望涕沾巾，美人贈我錦繡段，何以報之青玉案，路遠莫致倚增嘆，何為懷憂心煩惋」。美麗的詩句里道出了多少心酸與無奈。太多的夢想像晚秋的菊花一般隨風而落，遇水而流，杜鵑聲聲的悲涼里，年邁的他縱有翱翔九天的壯志，卻依然不得不面對退潮一樣的悲情。

渾天儀絕不僅僅是今天故宮博物院里一尊華麗的擺設，也並非是沒有任何實際用途的奇技淫巧，而是一種精密的觀測天象的機器設備。在人類漫長的天文研究歷史上，渾天儀為人類捅開了探索天體奧秘的一層窗戶紙，按照現代科學觀念來看，渾天儀包括製造渾天儀理論的渾天說，無論是研究的深度還是精確度，都與真實的情況有著不小的距離，但是誰又能離開自己身處的時代去看待客觀的事物呢，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牛頓的自由落體運動以及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也同樣存在著有待後人去完善和補充的漏洞，他們並沒有因為錯誤，而由偉大變得渺小，相反更加深受我們的尊重。張衡也一樣，中國現代的科普讀物里，對於渾天儀的記錄和敘述，只佔據很小的一個篇幅，但是就人類天文學的歷史而言，能夠正確的演示星空運行的狀況並以此推算天體運行的規律，對於蒙昧時代的人類天文學發展而言，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從天文學本身的研究角度看，渾天儀為人類演示了天體運行的基本輪廓和結構，也就為後人點亮了研究天體運行規律的一盞明燈，對於天文學的演變和發展無疑具有啟蒙運動的意義。中國傳統的曆法和潮汐的推算，都緣自古代天文學家對天象的觀測和研究，包括節氣的演變和春夏秋冬的交替，以及農令農時的變更，這一切也同樣要以天文學的進步為基礎。古代中國的文明之所以領先於世界，首要一點是因為封建農業生產力的高度發達，而在靠天吃飯的封建農業生產方式下，對於天象的觀測和農時的把握，則成為決定生產成果的關鍵。從這個意義上說，無論用怎樣的讚美詞彙去評價這一偉大的成果，都是不過分的。另外需要重要說明的一點是，水運read.99csw.com渾天儀的成功，並非僅僅是張衡一個人的智慧。在洛陽平昌門南，有一個叫靈台的地方，那裡是張衡擔任太史令期間觀測天象的地點。所謂的靈台，自然不僅僅是一個高台這樣簡單，它代表著一個龐大的研究體系，根據《後漢書》的記錄，靈台就是當時的天文台。這裏的總管是靈台丞，屬太史令管轄，上面有候氣的、候風的、候日的、候星的等40多人，機構龐大，分工細密。這樣完善的科學研究機制，在兩千多年以前的世界只為中國所獨有，因此這樣的成功並不能只被看做某位科學家靈感的曇花一現，而是應當被看做中國封建時代科技制度的成功，完備的管理和研究制度為科學家的成功提供了一個有利的平台，也使水運渾天儀的誕生成為一種必然。即使張衡在16歲那年選擇了文學作為自己的發展道路，水運渾天儀也必然會誕生在同時代一個叫李衡或者王衡的人之手。當有些中國人在感嘆瓦特為什麼沒有出生在中國的時候，他們恰恰忽略了重要的一個事情。任何一個優秀的科學家都需要和一個優秀的科學制度相適應，與瓦特同時代的清朝連一個火器發明家戴梓都難以容下，就足夠證明近代中國的落後，絕非僅僅是民族智慧缺失的緣故。

公元78年，張衡出生在河南南陽的一個名門望族家庭里，其祖父張堪曾是抵抗匈奴的名將，也是東漢的開國功臣之一。出生在這樣的家庭里，他可以如世家子弟一樣，終日以飲酒和歌舞為樂，到規定的年齡去承襲一份閑散的官職。他也可以做一位雲遊山水的詩人，就像他青年時代一樣，《二京賦》《南都賦》等作品在今天依然膾炙人口。如果當初他選擇的是文學而非科學，也許今天他在國人中的名氣會大很多，至少他會像司馬相如一樣，其故事會被無數的民間戲曲改編，今天也會被無數的影視作品戲說，他的形象會被一幹當紅小生們反覆的扮演，從而捧紅無數的影視新人。在中國，做才子往往要比做學者輕鬆得多，名聲也大得多。他也試圖這樣做過，從16歲開始，他離開了生養他的故鄉，踏上了求學的路途。當與他同年齡的世家子弟正沉溺在女人的溫柔鄉中，他獨自走上了一條艱辛的道路。這或許與他的家庭有不可分割的關係，我們提到古代的名門望族，總會想到大宅門裡的紈絝子弟，或者是青樓下一擲千金的浪蕩公子，而在張衡的家庭里，刻苦和嚴謹是祖傳的家訓，當東漢的開國功臣們在天下承平的光景中漸漸走向腐化時，張衡的祖父張堪依然保持著貧苦出身的樸素本質。我記得《數星星的孩子》里那位為張衡講述宇宙奧秘的爺爺的形象，我寧可相信這不是文學的杜撰，因為一個人最初的品格和修養都來自於家庭的教育。張衡就這樣自主地選擇了一條艱辛的道路，16歲，當今天的孩子們正坐在明媚的教室學習，或許正沉迷於網路遊戲和QQ聊天的時候，張衡已經走遍了萬水千山。著名的《二京賦》是他在這一時期的代表作品，那華麗的詞彙，那超人的想象以及那熱血燃燒的情懷，讓人很難想象該作出自一位未及弱冠的少年之手。然而生活並不是按照想象順延下去的，生活充滿了種種的意外。在洛陽的太學里，張衡結識了著名天文學家崔瑗，也就是從那一刻起，他開始了對於天文和曆法的研究，這是他人生里一個重大的轉變。這個轉變的原因，任何一部史書都沒有做過交代，但是我想，這或許正與他童年時數星星的夢想有關，童年的蒙昧從這一刻起終於有了確定的答案，他註定要把青春與熱血奉獻給一門嶄新的學問，命運的軌跡在經過了多年的輪轉以後，終於又回到童年的起點，從少年時代仰望星空的那一刻起，他的生命就將註定為探索宇宙奧秘而燃燒。

從公元100年張衡接受邀請，擔任南陽太守鮑德的主簿開始，到公元115年，張衡出任太史令職務，這15年時間是張衡作為一個學者的研究期，或許也可以被看作他一生里最快樂的一段時光。日間清茶一杯，促膝論道，夜間紅燭一盞，苦讀《太玄經》，苦行僧一般的修行磨鍊了他堅韌的意志，前人深刻的學問也賦予了他求索的勇氣。那段少年不識愁滋味的歲月里，年輕的張衡會再一次仰望天空的繁星么？「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從之湘水深。側身南望涕沾襟」。虔誠的詩歌今天依然唱響在我們的心中，張衡用這般華麗的文字書寫了心路的歷程，他的人生軌跡永遠都好似一個大大的圓，從數星星的孩子到詩人，再到一位天文學家，從洛陽到河間，再到故鄉南陽美麗的村莊，終點回到起點的輪迴里，腳步走過萬水千山，心中的感悟又有幾多？側身南望涕沾襟，他是為無窮盡的探索道路而流淚，還是為莫測的前程而彷徨？中國知識分子一向有學而優則仕的傳統，張衡也同樣重複了這樣的過程。永初二年，37歲的張衡收拾行裝，踏上了去都城洛陽的路途，是漢王朝在等待張衡的到來，還是張衡在等待漢王朝的召喚？無論怎樣，當他走進宮闈大門的那一刻起，他也就永遠捲入了洪流一般的是非里。他性格剛直，不畏強|暴，清廉愛民，這是祖父遺留給他九-九-藏-書的品格，也是中國清流階層固有的精神信條。我們今天提到清流，總會想到滿清末年，那些拒絕變法和進步的保守大臣的形象，但是在中國傳統的儒家思想里，清流意味著一種高潔的信念，而非死讀教條書的酸腐，清流更代表了做人做事嚴謹認真的精神，與中國儒家思想里關於治學求解的態度是一脈相承的。

在水運渾天儀製作成功的第二年，張衡寫下了他一生里最偉大的一部天文巨著《靈憲》，從研究《太玄經》到製作渾天儀，再到巨著《靈憲》的問世，從學習前人的理論到實踐，再到豐富和完善新理論，張衡經歷了一個科學家正常的研究過程，也更加明白地證明了中國古代科技的理論性。《靈憲》是中國天文渾天理論的集大成者，不僅系統地闡述了前人的天文思想，而且對於天體的演化過程和宇宙的概念，以及行星的運動速度方面都提出了自己獨到的觀點。特別重要的是，張衡在書中第一次提出了「宇宙」這一新的概念，並將宇宙和天地區分開來。他第一次提出了宇宙的無限性，這一思想不僅深刻地影響了後世的天文研究，更在中國思想史上引發了一場劇烈的地震，後世的樸素唯物主義學者將張衡的宇宙無限論應用於思想領域，提出了世界上最早的唯物主義思想。

漢順帝陽嘉二年，即公元133年，55歲的張衡不得不暫時告別他所鍾愛的天文研究工作，黯然地踏上了赴河間國擔任相國的路途。這一次的任命自然與宦官的陷害有關，漢順帝時期，士大夫清流階層與宦官的矛盾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作為一個科學家，張衡是中國古代天文學成就的開山人物，而作為一個政治家，他不過是官場內部紛爭的一顆小小的棋子。包括渾天儀的製作，在當時的背景下也絕不僅僅是科技原因，更包含著複雜的政治因素。作為清流階層的一員，驅逐宦官專政建立一個清明的政治世界，始終是張衡不二的理想。漢順帝時期，宦官和外戚爭奪權力的政變不斷發生，作為官員的張衡自然走不出這樣的迷局，漢順帝曾問張衡，什麼樣的人是百姓痛恨的人。張衡直言回答說：「是那些互爭權勢，謀亂天下的人。」也正是這句話為他埋下了禍根。他忠直而勇敢，一如他勇敢探索科學真理的精神一樣，他也在用自己的政治生命，探索治國救民的真理。張衡的離開不是個別的，與他調任相關聯的，是同時期東漢一批清流士大夫階層的外逐，這是一場宦官階層對於士大夫階級大規模的驅逐運動，這是集權的封建專制條件下中國知識分子固有的悲劇命運——遭讒言，放逐，再放逐。文人的理想與帝王的專制總是發生激烈的碰撞，這樣的經歷又給了張衡一種新的生活道路選擇。從這一刻開始，他暫時放下了一個學者的身份，以一個清官的名義在遙遠的河間重新實現自己的理想。

從另一個意義上說，張衡的「全面發展」，也是中國傳統知識文化體系的一種另類體現。中國古代科學是一種以儒家為主的包容性學說。張衡從本質上說是一個儒者，其次才是一位科學家。東漢時代，中國儒家思想還處於萌芽時期，八股等蒙昧的觀念並未成為文化的主流。詩詞歌賦與自然科學也並非完全的抵觸和矛盾，相反是一個不斷吸納的過程。我們總說中國古代科學只有技術沒有理論，但是事實上，大多數的中國古代科學家都同樣具有深厚的文化修養和儒學的造詣，大多數的科學家也同樣沒有把科學作為終生的追求，卻在無意之中成就了科學家的命運。所謂的死讀書，讀死書，是封建時代發展到清朝時期特有的產物，並非是儒家本身的觀念。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張衡的「全面發展」並非是一個特殊的例子，而是存在於許多中國古代科學家身上的精神本質，更是中國古代科學研究的思想本質。自由和創新的精神曾與儒家的思想道德觀念一樣，深刻的化入我們的血脈之中。

這並不是一個陌生的人物，在小學一年級的語文課本里，那篇名為《數星星的孩子》的課文就令這位勤奮的少年形象永遠長留在我們心中，但是我想，為他重新寫一篇評傳，或許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情。因為在中國古代的科學家中，他代表了一種極其完美的品質——科學與文化素養的統一，偉大的人格魅力和豐富的創造力的統一。中國古代科技往往被看做一種脫離理論，唯有技術的行當，然而在張衡的身上，卻可以清楚地倒映出中國古代科學家最優秀的品質——文化思維與科技實踐的結合。

遺憾的是，對於這樣一種偉大的科技成就，今天的某些學者都採取了低調記錄的方式。在中國傳統的學術觀念里，自然科學發明的地位是要落在人文科學之後的。文革時期，渾天儀更被四人幫的爪牙們污衊為「封建迷信的產物」。前人的蒙昧尚可以理解，後人的無知卻令人可悲。張衡的渾天儀，從當時的社會發展和生產力發展情況看，很多內容無疑是超越了時代的。一項科技發明若超越了時代，也勢必很難在短期內為時代所接受。愛迪生髮明電燈的行為不也曾遭到煤氣燈公司的抵制嗎？在東漢的生產力狀況下，許多天文學成就無法在當時體現出作用，但勢必會在未ｈtｔｐｓ://ｒｅad•9９csw.com來的歲月里影響到人類的生活。歐洲人處死了培根，可是「知識就是力量」的名言鼓舞了無數歐洲近代科學家向蒙昧的宗教宣戰。渾天儀以及渾天學說所帶來的科技成果，不僅在當時引發了轟動，在日後的歲月里，它的作用被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進行了孜孜不倦的擴展，在奠定了中國天文學研究基礎的同時，也深刻影響了一代又一代天文觀測的方式以及天文學說成果的變革。

寫下如上文字的時候，我的眼前多次浮現出小學一年級語文課本上，那個數星星的孩子的形象。儘管在讀中學甚至讀大學，直到大學畢業多年以後的今天，我在無數的畫冊和照片上不止一次地見到了成年張衡的形象，那個如此清瘦又如此憂鬱的中年人，但是於我的心中，張衡始終是一個心靈如孩童一般透明的人。在魚目混雜的宦海生涯中，他始終以一顆純真的心靈去履行他的人生信念，敲開了自然科學奧秘的大門。教科書上是如此介紹張衡的：中國古代政治家、文學家、科學家。他做過河間國的相國，曾經不畏強|暴為民請命，他曾經是一位偉大的詩人，「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名言給他帶來了無數的災難，卻在幾百年以後被唐太宗引為了聖賢至理。他人生里大多數時光是在太史令的任上，終日與各類的天文儀器相伴，也兌現了童年時那「窺探宇宙奧秘」的誓言。直到今天我依然記得小學課文《數星星的孩子》里開篇的幾句話：「晚上，滿天的星星像無數珍珠撒在碧玉盤裡。一個孩子坐在院子里，靠著奶奶，仰著頭，指著天空數星星。一顆，兩顆，一直數到了幾百顆。」我無法查閱那篇簡單的文字是出自何人之手，但是這位作者無疑是值得欽佩的，短短只語片言，卻包容了這位科學家一生的命運軌道。張衡的一生都在數星星，從南陽到河間，從河間到洛陽，他以莫大的勇氣向天空和大地的奧秘宣戰，當古代世界的人類迷信鬼神，對宇宙和天體的奧秘處於蒙昧狀態時，他以孜孜不倦的探索精神和嚴謹的治學態度，成為了點燃宇宙科學聖火的普羅米修斯。

20世紀70年代，人們將月球背面的一環形山命名為「張衡環形山」，將小行星1802命名為「張衡小行星」。郭沫若曾讚頌他為「如此全面發展之人物，在世界史中亦所罕見」。我想這是對張衡最為精闢的評價了。這樣的評價只能歸中國人所獨有，是歐洲的歷史學家們永遠都無法讀解的。

儘管我們的教科書和民間故事里，曾不止一次記錄過這位科學家感人的故事，但事實上，我們對他的了解總是在一個膚淺的表層，張衡的故事往往成為教育孩童成長的教科書讀物。當西方人把歐幾里德和亞里士多德定為文化的聖賢時，張衡——這位締造了古代人類最偉大發明的東方人，他的發明與科學理論，在他的同胞眼中卻只是小兒科的把戲。我們想到阿基米德，總會想起「給我一個支點，我可以撬動地球」的至理名言，但是想到張衡，我們的眼中卻僅僅浮現出一位星光下數星星的孩童形象。西方文明之所以在17世紀以後取得了迅猛發展，原因在於西方人正確地解讀了他們的科技大師，而於東方來說，我們缺少對這些本民族先賢聖人的最基本的尊重，不要認為年代的久遠會使歷史變成宇宙的塵埃，古希臘的思想文明成就今天依然深刻影響著西方人的心靈，那麼作為東方人的我們呢？

公元132年，即漢順帝陽嘉元年，張衡完成了他在太史令任上的最後一件大事——發明地動儀，這也是他幾十年宦海沉浮生涯里最光輝的一刻。根據《後漢書》的記載，張衡的這台機器：「驗之以事，合契若神。」地動儀又稱為候風地動儀，由青銅製成，形像一隻圈足的酒尊，直徑有8尺；尊上有個隆起的合蓋；尊外附有8條龍，龍首朝著8個方向；龍口中含有一粒銅丸；地面上有8隻昂首張口的蟾蜍，準備承接龍口中落下來的銅丸；尊中有一根高而細的銅柱，張衡稱之為都柱，都柱在接受到地震產生的地震波后就向波源方向傾倒。在都柱周圍構架了8條通道，使傾倒的都柱只能往一道中滑倒，倒到盡頭，都柱敲動一個像弩機裝置似的牙機，利用扛桿傳動，使龍首張開口，銅丸跌入蟾蜍口中，砰的一聲，人們聞聲檢丸，就可知道該方向發生了地震。地動儀誕生的初期，朝野上下普遍對其抱有懷疑的態度。這其實很容易理解，機器預測地震的發生，即使到了科技革命時代，也是歐洲在19世紀下半葉才完成的課題。據說地動儀問世的時候，清流們曾批判張衡「制妖物以媚主上」，宦官們也曾污衊張衡「行異術以惑人心」。科學，特別是在自然科學誕生的初期，都註定是要與一切傳統的勢力進行戰鬥。公元138年秋的隴西大地震，為張衡的地動儀徹底正名，從最後上報的地震實際發生時間到張衡地動儀觀測的確切時間看，其誤差不超過一個時辰。當然，地動儀對於地震的預測還處於一種極其原始的狀態，它只可以大體的感知地震發生的方位，無法定位地震發生的準確地點，但是在當時的生產力條件下，這的確是一個超越時代的發明，對比西方的科技成就，地動儀領先世界約18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