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祁鎮的父親朱瞻基，同樣對土木堡之敗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對內方面，朱瞻基施行「仁政」，對諸多親貴的違法行為特別是土地兼并行為頗多姑息，不但造成後來牽制明王朝精力的流民起義，更令朱元璋時代確立的「軍屯」制大受破壞。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監察御史陳祚就曾奏報說：「遼東邊地，軍田被侵已達三成。」宣德六年，兵科給事中楊亮又揭發諸多親貴「擅調邊軍為奴」的行為。宣德七年，河南巡撫李昌淇也上奏當地軍屯土地「多被勢家大戶侵佔，士兵無地卻苦於賦役」的慘狀。宣德八年，刑部右侍郎魏源揭發「宣府大同諸邊地，將官侵佔軍屯日甚，以至兵戶四散逃亡」。如此種種，明宣宗皆不了了之。「軍屯」沒有保證，軍隊戰鬥力當然被削弱。明宣宗的國防政策也非常保守，撤掉開平衛不說，還對眾邊將賦詩說「慎守只需師李牧，貪功何用學陳湯」。結果「李牧」沒學來，防線卻內縮嚴重。瓦剌也先殺太平、孛羅二首領，其族人多怨憤，數次到明廷哭訴，請求明王朝做主，楊士奇卻說「夷狄相攻，乃中國之利」。明王朝最終袖手旁觀，坐看了瓦剌的崛起。瓦剌正統十四年的南侵之禍，從此時就已註定。至於再說到土木堡之敗的「禍首」王振，明朝宦官掌握批閱奏摺大權的「司禮監」，恰是明宣宗在位時所設。

對待文臣集團，王振也是軟硬兼施。對「三楊」，王振起初禮敬有加，遇事皆恭敬不已，「三楊」漸漸對他放鬆警惕。趁此機會，王振廣泛結交文臣里的「中層幹部」，如左都御史王文、兵部侍郎徐希等人，對有「糾劾」大權的言官們更是百般拉攏，利用其搜羅朝廷重臣們的「不法證據」。他還利用文臣內部自身的鬥爭，在朝中御史以及六部侍郎、郎中里結交親信，最終從文臣集團中「釜底抽薪」，結成一個自己的關係網。這以後楊榮病逝，楊士奇因兒子的不法事遭到王振親信言官的彈劾，不得不「引咎辭職」，胡瀅也因「貪污」被下獄，剩下的張輔和楊浦年事已高，孤掌難鳴。正統六年（公元1441年），華蓋、謹身、奉天三大殿建成，朱祁鎮設宴慶賀，按規矩王振不得出席，私下裡發牢騷，朱祁鎮聞知后，連忙命人打開東華門大門，命王振入宮赴宴，王振到時，百官「羅拜朝賀」，至此大權初攬。次年張太皇太后病逝，王振命人私毀朱元璋立下的「不許宦官干政」的鐵牌，從此一手遮天。這以後，王振權勢滔天，曾指斥他專權的大臣于謙、鄺焚等人一度被下獄，侍講劉球被害死，曾彈劾過朱高熾的國子監祭酒李時逸，被王振用「荷校」（一種重百斤的大枷鎖）夾住當街示眾，險些橫死。此外他賣官鬻爵，在六部里安插親信，在「朝貢貿易」中收受瓦剌賄賂，並向外國使臣索賄，可謂作惡多端。

至八月一日，明軍終於抵達前線大同，此時先期派出的駙馬井源的部隊，已經被瓦剌消滅，瓦剌聞明軍大軍已到，已然後撤20里，企圖誘使明軍出塞追擊以全殲。根據蒙古國有關史料記載，此時是戰是撤，瓦剌內部意見也不統一，一來是此前瓦剌雖節節勝利，但全是野戰，于攻堅戰卻屢屢受挫。二來瓦剌三軍上下斬獲頗豐，士兵都有了歸鄉之心。何況自古游牧民族騷擾邊境，執行的都是「叼一口就跑」的戰略。此時不只瓦剌部將，就連也先的兩個弟弟孛羅帖木兒和伯顏帖木兒也主張儘快撤兵。也先最後的決定是，如果明朝大軍到達大同后並未出塞，而是原地布防，瓦剌大軍即北撤班師。

七月十七日，明英宗朱祁鎮親自統帥的「北征軍」出發了，因行前準備倉促，大軍出發僅5天就斷了糧，又逢下雨，從北京到宣府，再從宣府到大同，一路上饑寒交迫，不少明軍士兵凍餓而死，史載「殭屍滿路」。慘狀之下，隨行大臣不斷要求班師，皆ｈtｔｐs://ｒeａｄ•９9cｓw•com遭王振重罰，大軍行至宣府時，已經是「人情洶洶，聲息愈急」。士氣低落下，隨軍文臣紛紛上表，請求大軍回師，王振一怒之下，命兵部尚書鄺焚等人在草中罰跪。閣臣曹鼎率眾臣再勸，王振怒火更大，竟將眾臣編入「前鋒營」，意圖打仗的時候讓文臣當炮灰。這是行軍前期史料的記錄，大體都是說王振淫|威，可有幾個疑點卻素來被人忽略：大軍僅準備3天就出發，所需糧草和後勤全無準備，王振不知兵，但曾四征安南的重臣英國公張輔為何始終未見諫言。根據有關史料記載，在朱祁鎮登位后，張輔就被解除了權力，原本在朱瞻基時代掛職的「大都督」一職也被解除，只是在國家有戰事時招來商議。此時這位年近古稀的老將，早已是「遇事僅唯唯矣」。臨行之前，他托子女安排了後事，甚至擺好了靈堂，可見早有預料。另一位大臣，兵部尚書鄺焚的表現也並非全是「剛直」。明朝從北京到宣府一路，有7個大型糧倉，儲備著明朝的「作戰軍糧」，這7個大型糧倉皆是由兵部直接調度，但是在北伐期間，7個糧倉居然沒有一顆糧食增援「缺糧」的北征軍，而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土木堡慘案后，代理兵部尚書于謙僅用6天時間，便將7個糧倉里所有糧食盡數運至京城，效率之反差耐人尋味。而且，隨軍出征的文武官員，可謂精英薈萃，但一路上，除了屢屢勸諫「回師」外，于作戰本身卻沒有提過任何「合理化建議」，王振之惱怒，一來是群臣的抗爭，二來，也是怒群臣的這種「非暴力不合作」。

瓦剌首領也先之前驕人的戰史，前文已經說過，可稱是打遍蒙古高原以及中亞無敵手。另外一個被人忽略的事情是：明朝北部面對的對手，不僅僅是瓦剌一部，而是瓦剌、韃靼、兀良哈三部聯合的「蒙古部落聯盟」，即使是在朱棣橫掃天下的時代，對蒙古部落也只是拉一支打一支，五次北征或打韃靼或打瓦剌，從未與整個蒙古部落作戰。此時明英宗君臣面對的也先，是明王朝自北元滅亡后最強大對手。從明朝方面來說，幾十年「天下承平」，軍隊戰鬥力退化不可避免，而且明王朝正進行著南平鄧茂七以及掃蕩麓川殘餘叛亂勢力的戰鬥，北方精銳大多被抽調，依託長城穩守才是最明智的選擇。但七月十四日，明英宗突然宣布「親征」，僅經3天時間，七月十七日即率領號稱50萬的大軍向大同進發。消息傳來舉朝皆驚，吏部尚書王直率百官阻攔，遭明英宗呵斥，最終，這支帶著幾十萬大軍，和明王朝整個內閣以及六部大多數官員的「北伐軍」，走上了北征的不歸路。

說到這場戰爭的原因，許多史料都說是由於「明朝削減蒙古馬價，拒絕蒙古和親」，至於失敗的原因，也往往歸結到王振攛掇朱祁鎮擅自出兵上。其實，問題不是這麼簡單的。先說原因，瓦剌首領也先並非蒙古「黃金家族」出身，能夠征服韃靼並掌控蒙古三部，「反明復元」一直是其拉攏蒙古各部的招牌，之前對明王朝的「恭順」，以及絡繹不絕的「朝貢貿易」「馬市」，皆是政治上的「權宜之計」。在也先征服了韃靼部且常年出兵中亞地區「練兵」后，對明朝的戰爭，早已是箭在弦上，所謂「削減馬價」「不嫁公主」，只是為開戰找的借口而已。之所以會選在正統十四年動手，根據蒙古國有關史料記載，長年以來也先重金賄賂明朝在朝貢貿易中負責接待的「通事」，探聽明王朝的虛實，在得知明王朝主力精銳多南調福建和雲南后，終下了動兵的決心。至於失敗的原因，一個讓後來文臣們迴避不提的事情是：戰爭爆發以後，明王朝邊關重臣，諸如鎮守宣府的總兵楊洪，大同總督軍務宋英，西寧侯朱英，皆在奏章上建議明軍應以「防守反擊」為主，如楊洪在奏報上所說，rｅａｄ.99ｃsｗ.ｃｏｍ明軍應「依堅城憑硬弩火器，避敵鋒芒，以收挫敵之效」。但朝中文臣的看法截然相反，不只是和王振勾連一氣的「奸臣們」，就是內閣里曹鼎、張繼，吏部尚書王直，兵部尚書鄺焚、于謙，皆建議主動出擊，比如鄺焚的奏摺里建議朝廷「速派大軍征剿」。之後明廷也依其所議，先期派遣駙馬井源率領4萬明軍增援大同。文臣們和王振唯一的區別是：王振主張御駕親征，文臣們主張派能將進剿。「主動出擊」的戰術思路，大家並無分歧。

先看「大背景」：第一個要為土木堡之變「買單」的人，就是永樂皇帝朱棣。朱棣在位時，5次北征蒙古，沉重打擊韃靼、瓦剌諸部勢力，可謂武功赫赫。但在他最早起兵的「靖難之役」后，為酬謝兀良哈三衛的出兵相助，將原屬寧王的內蒙古興寧地區盡數劃撥給了兀良哈，不但使兀良哈三衛實力大增，漸成明朝邊患，更使明朝北部「九邊」頓失屏障。朱棣晚年的三次北征，雖沉重打擊了蒙古韃靼部，卻使一直與韃靼爭鋒的瓦剌部坐大，被明朝在蒙古草原上窮追了一輩子的韃靼「興寧王」阿魯台，沒死在明軍手中，最終被瓦剌擊斃，瓦剌也藉此成為蒙古高原實力最強的一支，其「發家」歷史，實拜朱棣所賜。此外，朱棣將遼東的谷王、韓王、遼王盡數內遷，留當地女真在遼東地區「自治」，結果至明英宗正統初年，遼東女真各部皆被瓦剌收復，成為其南下侵略的輔助力量。而得到興寧重地的兀良哈三衛，也不甘再聽命于明朝，反與瓦剌相互勾連。時人常以宦官王振為土木堡之敗的「禍首」，但宦官參政，也是從朱棣時代開始。

王振攛掇明英宗親征的原因，當然如史料普遍所說，是想「立功」，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此時王振雖然已經「專權」，但是朝中依然有很多「反對派」，比如兵部尚書鄺焚，侍郎于謙，吏部尚書王直，這些六部里的重要部門，都不是王振的「自己人」，借一場北征的勝利鞏固自己的權勢才是主要目的。明英宗朱祁鎮之所以同意北征，一面是他年僅23歲，年少氣盛且從小王振就帶他看「禁軍操練」，早就是一個軍事愛好者。此外作為一個剛過弱冠之年的皇帝，要壓服朝中老臣，也自然需要一場對外戰爭的勝利，於是和王振「不謀而合」。至於百官的態度，雖然極力反對，但當朱祁鎮下令「反對出征者論罪后」，除了鐵骨錚錚的于謙外，也大都緘默不語了。之後僅準備3天就出征，如此「犯軍事大忌」的行為，竟無人阻止，除了明哲保身外，也有輕視瓦剌的意思。比如徐有貞在「觀天象」后曾言「北征必敗」，遭到諸多大臣的嘲笑，御史王立右就曾笑他「危言聳聽」，可見在諸大臣心裏，雖反對北征，但對於勝利，大多數人是不懷疑的。

八月十五日白天，瓦剌大軍集結重兵，向斷水缺糧的明軍發動了總攻，出乎瓦剌意料的是，多日以來疲於奔命的明軍竟然爆發出了強大的戰鬥力，明軍結成軍陣，數次打退瓦剌的進攻。這時張輔終於說話了，他和鄺焚聯合建議，讓明軍集中主力衝出去。朱祁鎮和王振也被說動，正讓張輔擬定作戰計劃，瓦剌突然派使者來「議和」了，大學士曹鼎等人力主談判，經商定，瓦剌撤去對水源的包圍，允許明軍前去取水。饑渴難耐的明軍士兵紛紛離開陣地取水，這時候瓦剌大軍忽至，發動了突襲，一場猝不及防的攻擊后，幾十萬明軍徹底崩潰，大公公王振在亂軍中被踩死，隨軍文武大臣在踩踏中死傷殆盡，彈盡糧絕的朱祁鎮被瓦剌俘虜，這就是千古奇辱的「土木堡慘案」。值得一提的是，在明軍覆滅后，八月十六日，此前一直「持重」的宣府守將楊洪和居庸關守將羅通終於出兵，趁瓦剌撤退後「打掃戰場」，九-九-藏-書把戰場上遺棄的明軍武器盡數收進了自己的腰包。

明英宗9歲登基后在位的正統朝，歷來評價不高，個別歷史學家還把它看做「明王朝由盛轉衰的轉折點」。而因後人對王振的種種抨擊，這14年更被許多人看作王振一手遮天，殘害忠良，朝政糜爛的「黑暗時代」。要了解真相，還需看王振本人：王振，河北蔚縣人，原是個不得志的教書先生，宣德年間主動報名入宮，進入「內書堂」，侍奉太子朱祁鎮讀書，憑「矬子拔將軍」（宮裡太監多不識字）的一身才學，很快被明宣宗任命為「東宮侍讀」，深得尚是孩童的朱祁鎮的敬重，平日對他的稱呼都是「王先生」。朱祁鎮即位后，王振被任命為「司禮監掌印太監」，正式成為宦官之首。但是在正統朝初期，他離「一手遮天」差很遠。

說了諸多壞事，也要說說王振做過的一些「好事」。首先，他勸朱祁鎮禁止內宮宦官出外採辦，即到地方上徵用物品，減免廣西、廣東、江西等地的「貢品」，這確實「減輕了人民負擔」。其次，在排除異己的同時，王振也大搞「反腐」，楊榮、楊士奇的諸多親信因為貪污，多被查辦。再者，他還曾於正統十年、十二年兩次在山東、河南清查土地，既增加了國家稅收，也讓諸多失去土地的農民重新安居樂業。在邊防問題上，王振曾主持「大赦」，赦免了許多因土地兼并而逃亡的官兵的罪過，允許他們回「老部隊」戴罪立功，使邊關重新召回了數萬老兵。正統九年（公元1444年），王振還命戶部撥出專款，幫助陝西、山西兩省因受災而賣兒女的百姓，贖回被賣子女。至於被王振陷害的「忠良」，雖有于謙、陳敬德、李時逸等忠直能臣，但也不乏王驥這樣的貪暴之徒。他所安插的「親信」，儘管有徐佑這樣不學無術的昏官，卻也有王文這樣善於整治貪污的能臣。而從人品上說，王振雖然狹隘，常因對方對自己「態度不好」就大肆報復，但有時候也「知羞」。國子監祭酒李時逸被王振戴重枷「罰站」，其學生石大用知道後上書王振，表示願替老師受罰，王振閱后自嘲「我還不如一娃娃」，隨即釋放李時逸。

偏偏明軍出乎瓦剌的意料，既未追擊更未固防，而是在到達后的第二天，八月二日即原路返回。原來王振到大同后，親眼看見大同外戰場上的屍骨，可謂慘不忍睹。接著又從大同鎮守太監郭敬處得知戰鬥過程，這位之前從未經歷戰陣的教書先生被徹底嚇破了膽。隨即勸說朱祁鎮班師，早就苦不堪言的群臣當然一呼百應。瓦剌得知后，起先懷疑明軍有意誘惑瓦剌深入圍殲，也先力排眾議，決定試探性尾隨追擊。從大同至宣府，再從宣府至北京，原本有明朝從朱元璋時代開始修築的上百個衛所，但是從朱瞻基開始，這些「緩衝地帶」早就被盡數裁撤，以至瓦剌可以「來去自由」。鎮守大同的郭登有眼光，先建議明軍從居庸關北返，又派騎兵騷擾瓦剌，起牽製作用，但終是杯水車薪，瓦剌大軍還是跟在了明軍後面。而除了大同之外，其他明朝邊鎮皆緊守城門，沒有人想到派兵出擊，牽制瓦剌追兵，以掩護明軍撤退。8天後明軍抵達宣府，瓦剌大軍也隨即追到，宣府總兵楊洪「持重」，並未派人阻擊瓦剌軍。成國公朱勇率部在兔毛嶺阻擊，雖全軍覆沒，但終為明軍贏得了3天寶貴的撤退時間，可王振卻想回老家蔚州擺擺威風，堅持讓明軍繞遠路去蔚州，走到半路又擔心明軍到蔚州會踩壞老家的莊稼，連忙又讓部隊「折返跑」回居庸關。就這樣一路「繞圈子」，明軍還是星夜兼程，於八月十四日中午抵達了懷來北面的土木堡，只要再堅持走一個時辰（兩個小時），明軍就可安然進入懷來城，這次來去匆匆的北征，也就可全身而退了。

但事與httｐs://ｒｅad•９9ｃｓw•ｃｏm願違，蒙古三路大軍，阿刺知院連克馬營堡和延慶，逼近宣府，宣府總兵楊洪兵力不足，只能憑城堅守。大同更慘，先派軍在貓兒庄（內蒙古察哈爾旗）阻擊瓦剌，幾乎全軍覆沒，明將吳浩戰死，接著大同總督軍務宋英率大軍與瓦剌戰于山西陽高，再次被擊敗，宋英戰死。大同軍之所以主動出擊，一是朝廷連發嚴旨，二是監軍太監郭敬的催促。唯獨遼東明軍爭氣，明將趙忠率軍在黑山設伏，大破「可汗」脫脫不花的韃靼軍，為明軍穩住了防線。

「歷史遺留問題」講完了，那麼做為「當事人」的明英宗，以及被看做「罪魁禍首」的大公公王振，又該負多大的責任？且讓我們從正統朝的朝局開始。

但意外又發生了，王振因為運載自己家產的十幾輛車子沒有到，堅持讓部隊停下來等，一等就是整整一下午。而瓦剌方面，伯顏帖木兒再次勸說也先停止追擊，因為明軍一旦撤入懷來，瓦剌不但毫無收穫，更有可能被明軍圍殲。也先起初也有撤退的念頭，可偵查騎兵報告，明軍在土木堡紮營了。也先狂喜之下，命令部隊火速前進，終於在八月十四日晚抵達土木堡，先佔領西邊河流切斷水源，把正在等候王公公家產的明軍徹底包圍。這過程里，兵部尚書鄺焚曾建議明軍火速前行，但內閣大學士曹鼎認為瓦剌軍還遠，不妨賣個人情給王公公，終陷入了瓦剌的包圍。

敗報傳來，京城上下一片慌亂，文武大臣痛心疾首。先是「戰」「和」之爭吵做一團，終在兵部代理尚書于謙的主持下，做出了整軍備戰的決定。八月十八日，監國的成王朱祁鈺召開「御前會議」。會議上眾大臣怒斥宦官亂政，當著朱祁鈺的面吵做一團，並在爭吵中爆發了群毆，當場毆死了王振的親信太監馬順。因眾怒難犯，朱祁鈺當場宣布王振罪狀，並將王振滿門抄斬。而之前因為「持重」導致朱祁鎮被俘的宣府總兵楊洪、居庸關總兵羅通、大同參將石亨，統統被赦免。九月，朱祁鈺正式登基，次年改年號為「景泰」，正在蒙古當囚徒的朱祁鎮被尊為太上皇。同時大規模的清算行動展開，諸多王振的親信宦官及黨羽紛紛落馬，全權負責北京防務的于謙整肅內部，調集重兵，安定人心，最終於十一月在北京保衛戰中擊退瓦剌。從此為「土木堡慘案」買單的罪過，也僅由王振及其黨羽們承擔了。

明英宗正統十四年（公元1449年）七月一日，蒙古瓦剌部首領，執掌蒙古三部大權的「太師」也先，率三路大軍悍然發動了對明王朝的戰爭，這場戰場與其說是「明朝與瓦剌的戰爭」，不如說是明王朝與「蒙古部落聯盟」的戰爭。瓦剌的南侵大軍共分三部，一部是由蒙古「傀儡可汗」脫脫不花率領，主要是被瓦剌征服的韃靼兵馬，東攻明朝遼東地區；一部由瓦剌「知院」阿刺率領，主要包括瓦剌軍一部以及兀良哈軍，南攻明朝軍事重鎮宣府；最精銳的一路是也先親自統領的中路軍，是集中了瓦剌部精銳的王牌，攻擊明朝的軍事重鎮大同。戰端一開，九邊重鎮自朱棣去世后20多年的「和平」被徹底打破，長城沿線烽火綿延，炮聲連天。

朱祁鎮即位時年僅9歲，朱瞻基臨終前為他留下了5位大臣，分別是英國公張輔，禮部尚書胡瀅，大學士楊榮、楊浦、楊士奇。而真正執掌「決定權」的，是明英宗的祖母張太皇太后。張太皇太后素稱「賢德」，國家大事信賴「三楊」等文臣，且為朱祁鎮每日安排「經宴」，即安排文臣每天給朱祁鎮講學，朱祁鎮年幼貪玩，自然受不了。此時，王振一面時常組織內宮衛隊操練檢閱，各種軍事表演讓朱祁鎮大飽眼福；一面又時常當著「三楊」的面勸解朱祁鎮不要「玩物喪志」，令久https://read.99csw.com歷宦海的老臣楊士奇也感嘆道「宦官中有此賢良，真乃幸事。」但「賢良」的王振卻暗中排斥異己，任命自己的親信紀廣為禁軍都督，掌握了禁軍軍權。張太皇太后聞訊，深感王振包藏禍心，殺心頓起。正統元年二月，張太皇太后當著朱祁鎮以及5位「輔政大臣」的面，宣召王振覲見，當場曆數王振誘引朱祁鎮「不學好」的種種罪過，要「賜死」王振，嚇得王振立刻癱瘓。生死時刻，曾稱王振「賢良」的楊士奇帶頭求情，朱祁鎮也下跪向祖母哭求，反覆哀求下張太皇太后心軟了，饒了王振的性命，但警告眾大臣「以後不可令他干擾國政」。經此一嚇，此後幾年，王振分外收斂。

王振的勢力也在這段時間「蒸蒸日上」，從張太皇太後面前撿了條命后，王振大為收斂，一度小心做人，張太皇太后對他仍舊頗為警惕，時常派人暗中監視他的不法行為，但得到的信息都是王振很「奉公守法」，從此也漸有好感。真正使張太皇太後轉變對王振的印象，是正統四年（公元1439年）的「毆死驛丞案」。福建按察使廖謨因小事打死驛丞，死者是閣臣楊浦的鄉里，廖謨是另一閣臣楊士奇的鄉里，楊浦堅持「殺人償命」，楊士奇卻堅持死者「罪有應得」。兩位輔政大臣在內閣當場反目，吵鬧到張太皇太后處，都是股肱大臣，張太皇太后也頗感為難。王振藉機建議說：償命太重，不處理也不行，不如把廖謨降職。此言正中太皇太後下懷，深感王振辦事「秉公無私」的張太皇太后從此對王振信任有加。此後，王振開始培養黨羽，把馬順、郭敬、陳官、唐童相繼安插在東廠、御馬監等要害部門，其侄兒王山、王林則成為錦衣衛指揮使，大明兩大「特務」組織皆在他掌握中。王振的專權也引起了「三楊」中最富智謀的楊榮的注意，他與楊士奇合議，相繼將曹鼎、馬愉等「門生」引入內閣，用以對抗王振勢力。

前線敗報頻傳，不但震撼了明廷，也牽出了一個在土木堡事變前，明王朝君臣們都未意識到的問題：以明王朝當時的軍事力量，是很難戰勝瓦剌的。

在明英宗統治的正統朝，「土木堡之變」堪稱是今人最耳熟能詳的大事件。明英宗正統十四年七月，瓦剌首領也先兵分三路，悍然發動了對明王朝的全面進攻。明英宗朱祁鎮僅經過3天準備，就率領號稱50萬的大軍北征，遭瓦剌軍合圍，被圍困在土木堡。八月十五日，瓦剌發動總攻，一舉擊破明朝大軍，俘虜明英宗朱祁鎮，成為明王朝立國以來的奇恥大辱。歷代以來，也多為後人所感慨哀嘆。論及罪責，也時常歸責為「王振擅權」「草率出征」，但如果細細審視從明朝宣德時代到正統時代20多年的政局變遷，便可見真相併非如此簡單。

在這幾年裡，明王朝也進行了種種「善舉」。正統元年（公元1436年）開始清查北方九邊將士的「缺額」，增加寧夏地區的軍力守備，次年又派刑部尚書魏源持「尚方寶劍」，清查宣府、大同兩大軍鎮的軍餉拖欠以及軍屯侵佔案件，斬殺十數名違紀軍官，還委任名將楊洪鎮守宣府，在通州等地設十三糧倉，儲備軍糧，停開湖廣、河南等地的「銀廠」，減輕當地百姓負擔，調3萬禁軍在京城周邊屯田。如此種種，皆是對永樂、宣德兩代諸多失誤的補救，對英宗被俘后的北京保衛戰也起到重要作用。此外，正統三年，五年，六年，明王朝還因災荒減免了山東、浙江、江西的賦稅，正統七年更建立了由戶部直接掌握的「太倉銀庫」，專門用以儲備國家行政運作的「專款」，「皇室開支」與「政府開支」就此分開。此舉被美國亞洲史專家羅斯墨菲讚歎為「皇室政治改革的創舉」。同時還修訂了朱元璋時期立下的「栓選法」，規定京城三品以上官員推舉言官，四品以及侍從言官推舉知縣，一時間「正人匯進」。明王朝的國勢，這段時期尚在蒸蒸日上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