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中國自漢以後的歷代封建王朝一樣，明王朝同樣把儒家思想作為「精神旗幟」，早在「爭天下」時期，朱元璋即廣納各方儒士，設「禮賢館」招攬文化英傑。明初著名文臣宋濂、劉伯溫，皆為當時儒家理學名臣。劉伯溫在向朱元璋論述「建國大業」時，提出了「以孔孟之書為經典，以程朱理學為註解」，程朱理學傳人、元朝理學大師許衡被「陪祀孔廟」。明太祖朱元璋一度欲認程朱理學宗師朱熹為「先祖」，雖「攀親戚」不成，但明王朝立國后，以「八股文」開科取士，考試內容「遵從聖人訓導，以程朱之解為準」，從此「非朱氏之言不尊」，從考試體制到答題方式皆嚴格規定，全國各地縣學、府學，乃至中央的國子監，更要「傳授聖人之教，但有私自妄議評論者，一律重懲之」。甚至朝臣奏報，也需「依八股體例行文，引聖人之教立論」，但有「違制」者，輕則丟官下獄，重責斬首甚至抄斬。至永樂皇帝朱棣在位的明永樂四年（公元1406年），文淵閣大學士解縉以程朱理學為標準，彙輯經傳、集注，編為《五經大全》《四書大全》《性理大全》，由朱棣「詔頒天下」，從此「合眾途於一軌，會萬理於一原」，正式奠定了朱明王朝建國的「主體思想」——程朱理學。

說起明朝的「思想」，這是明朝文化中令後人感到分外陌生的事物，傳統史學觀念里，明王朝尊崇程朱理學，開八股取士，嚴格劃定「考試範圍」和「答題思路」，字字句句都要從程朱理學中「引經據典」，甚至立國之初大興文字獄，實行高度恐怖的文化專制政策。然而「恐怖」「專制」之後，卻是明朝中後期新思潮的勃興，陽明心學欣欣向榮，晚明「三先生」振聾發聵，「西學東漸」紅紅火火，恰如台灣歷史學家蕭一山所說「專制的明王朝，締造了屬於中華民族自己的文藝復興時代」。而這「文藝復興」的先驅者，便是白沙先生陳獻章。

這段「文化專制」，後世史家褒貶不一，比如明朝正德年間名臣楊廷和就曾讚歎道「倘太祖（朱元璋）在位，豈容時下妖言禍國」？萬曆時期工部尚書朱衡稱讚朱元璋此舉「正人心，明綱常，天下從此大安」。說「天下大安」的確不假，在明初內憂外患，「物質文明」極度落後的「爛攤子」下，朱元璋的「高度專制」，著實起到了「團結全國人民」的作用。洪武、永樂時代「府庫充盈，官民皆富」的盛景，確與之大有關聯，但「消極影響」同樣流毒深遠。明初思想家方孝孺就曾抨擊道「因言論罪，人人自危，非盛世之相也」，明末思想家顧炎武更直言不諱，認為八股文「敗壞人才」「禁錮思想」，近代學者康有為更是「一棍子打死」，痛斥「我中華之保守衰敗，起於明初九_九_藏_書也」。而縱覽歷史，我們會發現，從朱元璋建立明朝至明宣德年間，半個多世紀里，明王朝雖有《永樂大典》《皇明祖訓》等「文化建設成果」，卻未有一位石破天驚的思想家，未有一部足可流芳百世的「文化作品」，引領詩詞潮流的，竟然是教條死板的「閣體詩」，足見「文化禁錮」之深。

陳獻章，字公甫，號石齋，又號碧玉老人，南海樵人，玉台居士等，因少年時隨祖父遷居廣東江門白沙鄉，因此別號「白沙先生」。對比同時代的「文化英傑」，「三原學派」掌門人王恕的進士出身，沉浮宦海30年；「茶陵詩派」的開創者李東陽，自小即是「神童」，后又科場高中，一度入主內閣，皆是當時天下的「風雲人物」；唯獨「白沙先生」陳獻章，雖也少年成名，身負奇才，21歲即考入國子監，但此後科場屢遭失敗，仕途無門，終其一生，也不過是個「白丁」。然而歷經歲月大浪淘沙，當同時代的「英傑」們紛紛隱沒入歷史的塵煙，「白沙先生」卻屹立不倒，在風雲變幻里終成「旗幟」。了解他的功業，還要從明王朝建國后的「精神文明建設」說起。

在「素質教育」的方式上，陳獻章也別出心裁。他一生著文甚少，不曾有一部專著，只有若干首詩和短文，被後人結集刊刻成《白沙子集》。尤其是詩文，陳獻章主張「詩引教，哲入詩」，其詩作廣采民歌俚語，行文通俗易懂，內在哲理含義卻悠遠無窮，先後做《戒色歌》《戒懶歌》《戒戲歌》，皆朗朗上口，不僅成為其學生的「座右銘」，在山野百姓中同樣廣為流傳。

明宣宗宣德三年（公元1428年），陳獻章出生於廣東新會北都峰山下會村，相傳其出生時「啼聲嘹亮，日夜不絕，卻聞誦讀之聲，即止啼靜聽，諸鄉鄰大奇之」。雖是傳言，但陳獻章少時就博聞強記，3歲即能識字，5歲便能熟背《論語》，可稱是當地「神童」。7歲那年，陳獻章隨祖父舉家遷往廣東江門白沙鄉，故後人尊他為「白沙先生」，他所創立的學派，被稱為「江門學派」。

這樣的「死氣沉沉」中，新思想也在「悄悄萌芽」。即使在「主體思想」全面確立的永樂時代，重臣夏元吉率先提出「不因文殺人」，為安撫「靖難之役」后舉國知識分子的抵觸情緒，永樂皇帝朱棣採納其言，並補充入「祖訓」。而隨著經濟的發展和文化的全面復興，至明朝中葉，秉承理學思想卻帶有獨立觀點的思想家陸續出現，代表人物為薛瑄的「河東學派」和吳與弼的「崇仁學派」。先說薛瑄，字德溫，山西河津人，天順朝時一度入閣為相。他曾在朱熹講學的白鹿洞講學，核心思想只在一句話：「實理，皆在萬事萬物，聖人之言不過摹寫其理耳。」即中國儒家思想中有名的「唯物主義」思想，在當時影響深ｈttpｓ://ｒｅaｄ.9９cｓw•ｃom遠，被稱為「北儒」。與之呼應的正是「南儒」吳與弼和他的「崇仁學派」。吳與弼，字子傅，江西臨川人，核心思想為「靜時涵養，動時省察」，雖承襲自朱熹的「存天理，滅人慾」，卻否定掉了其中的「滅」字。明英宗天順時代，這「南北兩大儒」皆退職還鄉，開壇授徒，成化至弘治朝諸多英傑都出自其門下，而吳與弼的門徒中，正有明王朝思想史的「旗幟」——陳獻章。

身為「神童」，陳獻章少年成名，史載他「年少敏警」，讀書「一覽成誦」。19歲那年，陳白沙參加廣東鄉試，一舉考取第九名。21歲那年，陳獻章赴京參加會試，卻只考取了「副進士」，只得入國子監繼續深造。比起命運相似的丘浚等人，陳獻章的運氣「背」得很，此後兩次參加會試，皆名落孫山。「閱卷」之時，主考蕭滋（即丘浚的恩公）認定陳獻章行文「不遵聖人之教，雖才思敏捷，卻必為離經叛道之徒」，大筆一揮將其「掃地出門」。3年後再考，副考陳循對陳獻章賞識不已，「贊其才思縝密，欲顯之」。但主考江淵惱陳獻章「行文狂妄」，再次將其「淘汰」。兩度受挫下，陳獻章決定離開國子監，遍訪天下名師，以「悟通聖人之道」。景泰七年（公元1456年），陳獻章南下臨川，被「南儒」吳與弼收入門下，成為「崇仁學派」的嫡傳弟子。這吳與弼在當時可稱「奇人」，少年時，他也是江西神童，6歲入學，7歲即「精於對句」，16歲「詩賦之名遠傳」，天生的「狀元苗子」。19歲那年偶讀到大儒朱熹所做的《河洛伊淵錄》，大為神往，從此立志以研習傳播理學思想為己任，竟「棄應試之學」，此後精心研讀理學經典，整整兩年足不出戶。21歲后歸鄉辦學，從此「四方來學者，誨教不斷」，開創「崇仁學派」。雖然「名滿天下」，但「教書匠」的日子確實清苦，中年以後，吳與弼家道中落，生活困頓，自述「貧病交攻」「舊債未去，新債又來」，窮日子里，吳與弼半耕半讀，更常在農活時與諸學生研讀學問，夜晚讀書燈油用盡，竟「燒薪為充，誦讀甚好」，如此「樂觀主義精神」，自然感染了他的弟子，其學生胡九韶就曾感嘆「唯先生遇患難仍能學習進益」。晚年的陳獻章也回憶說：「每遇艱難困苦，遂憶先生之安貧樂道，彌足刻骨銘心。」

說熟悉，是因為這是一個「八卦」比較多的時代，單是一部「唐伯虎點秋香」的鬧劇，幾百年來「三笑」到今天，依舊令世人意猶未盡。雖是子虛烏有，卻也見證了這個時代文化人物的群英薈萃：書畫有墨香悠遠的吳中四才子，散文有「文必秦漢」的李夢陽領銜的「前七子」，詩文有李東陽執牛耳的「茶陵詩派九*九*藏*書」，學術有王恕持鞭的「三原理學學派」，觀諸英傑萬象，可謂「群星燦爛」。但20世紀初葉，在半封建社會裡苦苦思索救國道路的中國早期資產階級仁人志士們，縱然政見不同，卻不約而同地給予這時代一個人以至高的推崇，維新派旗手梁啟超贊他「發揚志氣，與自然契合」。革命派領袖孫中山願「自詡為其五百年後私淑子弟」。大時代下，他是大家心有靈犀的旗幟。這個人，便是明朝中葉最偉大的思想家，中國儒家思想承前啟後的傑出人物——「白沙先生」陳獻章。

天順元年冬，陳獻章回到了家鄉——廣東省江門市白沙村，在其家鄉村莊的小廬山麓之南，修築了一座茅舍，取名「春陽台」，從此閉門謝客，以吳與弼「靜坐中養出端倪」的治學思路，和「一小學及大學，循序漸進」的學習方式，埋頭鑽研理學之「道」，這一「鑽」就是8年。8年間，陳獻章「謝絕交遊」「不事耕作」，連一日三餐都由家人從牆洞里送入，此後不僅「悟其師道」，學問更是大進。成化元年（公元1465年）春，「閉關」多年的陳獻章終「出關」，在春陽台開館設學，消息一出，四鄰州縣紛至沓來，一時間「門庭若市，嶺南才俊齊集求教」。之所以有這般「轟動效應」，一者陳獻章早年為「嶺南神童」，雖屢試不中，可在當時被認為是「蠻荒之地」的廣東地區，享有盛名，二來陳獻章師從吳與弼，乃南方儒家主流「崇仁學派」的嫡傳弟子，在文化尚不發達的廣東，自然具有「名人效應」。

明成化十九年（公元1483年），經兩廣總督朱英舉薦，陳獻章又被成化皇帝朱見深徵召入京，朱見深命他去吏部「應試」，早已無心官場的陳獻章「託病推諉」，軟磨硬泡數日後，朱見深只得授他「翰林院檢討」的虛職，依舊歸鄉教書。明弘治十二年（公元1499年），72歲的陳獻章在家鄉溘然長逝，明孝宗朱祐樘尊其謚號為「文恭」。明萬曆二年（公元1574年），明王朝下詔在陳獻章家鄉江門建「白沙祠堂」，萬曆皇帝親筆題寫祠堂額聯，名為「崇正堂」，為明朝270年裡少有的官修祠堂。11年後，陳獻章更被詔准「從祀孔廟」，這位一生精研理學，素被斥以「毀謗聖人，離經叛道」的嶺南大儒，至此終成為「亞聖人」。

為捍衛「主題思想」，明王朝在文化上厲行專制。明初文化專制，不但有嚴格「體例限制」，連咬文嚼字也到「雞蛋挑骨頭」的地步。朱元璋在位30年，大興「文字獄」，北平趙伯寧有「垂子孫而作則」，朱元璋懷疑「則」通「賊」，殺！常州蔣鎮有「睿性生知」，朱元璋懷疑「生」通「僧」，殺！懷慶李睿有「遙瞻帝扉」，朱元璋懷疑「扉」通「非」，殺！與之類似九*九*藏*書的「文化案件」，僅明史記錄就有30餘起，皆血雨腥風。朱元璋甚至連「鄒國亞聖公孟子」也敢整肅。一日宋濂為朱元璋講《孟子》，讀到「民為貴，君為輕，社稷次之」一段，朱元璋當場拍案大怒，喝斥道：「使此老在今日，寧得免乎？」隨即頒旨，刪去《孟子》一書中「違禁言論」共85處，剩餘175節，編成《孟子節文》，于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發行全國作為「欽定教材」。次年，朱元璋又下詔書，大罵孟子言論「非臣子所宜言」，宣布罷免孟子在孔廟中的「配享地位」，將孟子牌位逐出孔廟，又明告群臣，凡有勸阻者，一律以「大不敬」論罪處死。煞費苦心，終建成了明王朝的「高度文化專制」。

身為吳與弼「嫡傳弟子」的陳獻章，開館講學別具一格，教學方法分5個單元：一，先靜坐，後讀書；二，多自學，少灌輸；三，勤思考，取精義；四，重疑問，求真知；五，詩引教，哲入詩。其治學思路，承襲了吳與弼「靜坐養性」的精髓，但重點，卻在「自學」「思考」「真知」3個環節。觀其治學語錄，「學貴知疑，小疑則小進，大疑則大進」一句，徹底打破了明朝立國以來對聖人的「迷信」。核心思想可概括為一句話：獨立思考，以心求道，可稱是明王朝特色的「素質教育」。

講過了明朝中葉錯綜複雜的官場權謀，刀光血影的金戈鐵馬，內外交困的步履維艱，除舊布新的嘔心瀝血，終於要講到一個既熟悉卻又陌生的環節——繁榮的文化。

對陳獻章，吳與弼一開始就大為賞識，陳獻章初入門下時，吳與弼即向眾門徒贊道：「汝等皆他日光耀我學之棟樑，唯公甫（陳獻章）必可自成一家。」雖如此，但陳獻章的「學習成績」卻慘淡。吳與弼治學嚴苛，要求學生「必先從事小學，以立根基，然後進乎大學」，即學習講究「循序漸進」。陳獻章素來「行文狂妄」，時常因「妄論」而遭呵斥。不過吳與弼「貧而樂」的生活方式，以及「靜心省察」的學習方法，皆讓陳獻章受益匪淺。吳與弼對陳獻章最重要的影響，恰如陳獻章後來寫給同門師兄胡九韶的信中所說：「初從吾師，本欲尋求得功名之法，然日久熏陶，終以傳道求解為己任。」此後的陳獻章，「金榜題名」不再是人生目標，「做學問」成為終身追求。天順元年（公元1457年），名滿天下的吳與弼經權臣石亨推薦，得明英宗朱祁鎮徵召，被任命為「左春坊左諭德」，無心仕途的吳與弼雖「應招」，此後卻屢次上表「辭職」，終在幾個月後「退休」回家。25年後，已是「大儒」的陳獻章，也重複了恩師相同的人生選擇。

「傳道」的同時，陳獻章如恩師吳與弼所預言，此時已「自成一家」，其核心思想正式確立——共分3個環節，一為「道」論，主張看待聖人之「道」時「貴有疑，九_九_藏_書疑則求知，求知則進」，即對前人文化思想要「批判的繼承」；二為「涵養論」，主張學習過程中「靜坐中反覆體味」，在學習過程中求「靜」，戒除功利浮躁，承襲自吳與弼「靜坐中養出端倪」的治學思想；其三為「自得論」，對比吳與弼「求解聖人之心」的治學目的，陳獻章主張「自得」，認為學習的目的是「受用」，且「一心有一得，萬心各不同」，即我們今天所說的「獨立思考精神」。恰是這條，顛覆了明王朝自立國以來「文化專制」的傳統，即使是百年後清王朝編修《四庫全書》時，對此同樣是「毀譽參半」。近現代國學大師錢穆也說：「陳白沙的獨立思考精神和懷疑精神，開創了明朝中後期思想解放的先河。」

雖在後世「毀譽參半」，但在當時，陳獻章卻「賢明遠播」，連遠在京城的成化皇帝朱見深也聞其大名。成化二年（公元1466年），經翰林院庶吉士刑讓推薦，38歲的陳獻章再次入京，于朝堂上當廷考核，做《此日不再得》一詩，滿座皆驚，朝中眾文臣皆讚嘆不已，爭相傳閱，刑讓贊他為「真儒再生」。雖然「技驚四座」，但陳白沙性情耿直，更兼思想「叛逆」，觸怒了以禮部侍郎尹昊為首的一批「舊儒」，僅在吏部授了個無品級的「秘書官」。4年後陳白沙再次參加會試，因主考是尹昊，再次名落孫山。對此，陳獻章早已「淡定」，只是「朗聲一笑」，此後再度歸鄉。之後幾十年，專心以講學傳道為己任，史載「四方學者紛紛來求弟子禮」，門下英傑輩出，僅做到過明朝中央級高官的「弟子」先後就有50多人，這個群英薈萃的學堂，即明朝理學的重要流派之一——江門學派。對於其「學術貢獻」，明末大儒黃宗羲曾讚歎說「我朝理學，至白沙而至精微」，南明大儒劉宗周評價陳白沙「獨開門戶，卓爾不凡」。至於在明朝中後期風靡一時的「陽明心學」，其實也與此淵源頗深。陽明心學高徒王鼎在論述兩者關係時曾說「我朝理學，開端還是白沙（陳獻章），至先師（王陽明）而成大明」。清朝歷史學家趙翼雖對陳獻章抨擊頗多，卻也承認：前朝（明朝）後期學派駁雜，實拜白沙先生（陳獻章）自得之論所賜。

天順元年，在入學「崇仁學派」僅1年後，陳獻章即拜別恩師，回到家鄉廣東江門繼續研讀學問。關於這段短暫的學習生涯，吳與弼臨道別時寄語道「汝好求甚解，然素獨行，唯修身養性，方能成大業」。多年後的陳獻章，在《答趙提學僉憲》一文中也承認，投身吳門的短短1年裡，他「尚未得其旨，未能悟其師道」，直到歸鄉后「靜坐久之，反覆體味，方見此心之體」。當代海外學者黎東方更評價道：投身吳與弼門下的短短1年時光，卻是陳獻章一生治學之路的重要轉折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