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一步說，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疑難，革命並非只是發生在貧窮、落後或有衝突的地區，解決了「溫飽問題」不等於解決了「革命問題」。法國「五月風暴」便是在一片鶯歌燕舞的社會轉型中發生的，而且，這場「革命」也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不是為了麵包，而是為了玫瑰而發起的。1968年的法國，正處於法國由古老的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強力轉型的混合時期，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即將流行的新潮思想，與二三十年代的家長制社會並存。這種新舊混合同樣表現在那些要求革新的年輕人身上——他們喊著二十世紀之初的革命詞語，引領法國走向一個新的時代。

一群在戰後成長起來的年輕人，起來反抗一個欣欣向榮的社會。這是人們關於「五月革命」的粗略印象。至於這場「革命」有何意義，那個五月到底發生了什麼，四十年來，即便是當年親歷其中的「六八分子」也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針對這場「革命」的抵評與記憶，都在一定程度上出現了斷裂。

上世紀六十年代中期的法國，正處於戰後重建的「光輝三十年（Les Trente Glorieuses，1945～1975）」的中途。五十年代「歐洲經濟共同體」削減關稅，擴大市場，法國成為世界第四大出口國，進入了空前的繁榮。貨幣堅挺，經濟年增長率保持在5％上下。國家結束了殖民戰爭，並且扭轉了工業化和城市化落後的局面，農村人口向城市外流已接近完成。

1968年5月，學潮從南泰爾蔓延到索邦，憤怒的學生佔領巴黎大學，導致警察干預，繼而形成一種「反抗一鎮壓一反抗」式的循環升級。應該承認，對於這一事件，起初政府表現得有些過於自信，以至於人們譏諷它在風暴來臨時更像是一個「聾啞政權」。它墨守成規，支支吾吾，既想平息事態又不想向「街頭壓力」讓步，甚至異想天開通過抓捕幾個搗亂分子實現對學生的分而治之。直到5月中旬，運動演變為一場全國性的危機，總罷工擴大到所有部門，到5月24日，法國已經陷入癱瘓狀態。戴高樂的講話變成了國民的耳旁風，這下輪到反抗者裝聾作啞了，一切理性的聲音都被淹沒在運動的節慶聲中。

學生方面，作為學生運動領袖之一的科恩·本迪特對暴力並無偏愛，人們在他身上看到的是對雅典式民主的追求。對於零星出現的暴力事件，本迪特認為「搞暴力並不是運動負責人決定的，而是大學生自發地選擇了抵抗，我們沒有任何責任」「儘管一切有些過分，但畢竟還是恪守在民主的範疇內」。

從此以後，「對話」與「商討」成了法國政治中的一個常態。法定的程序、絕對的命令、神聖的指示不再那麼高高在上。「五月風暴」以其特有的方式客觀上完成了社會力量對政治力量的一種九-九-藏-書抗衡或者分權，表明這場文化革命所具有的政治內涵。

「足夠的行動，足夠的詞語。」這是「五月風暴」中的一道風景。「擁有你的愛，但不要放下槍杆子」，「最美的雕塑是鋪路石的砂岩石，最具批判力的石塊就是打在警察臉上的石塊」「鋪路石下是海灘」等等，一切更像是一種浪漫抒情，一種隨心所欲的創作。當一切雲開日出、風平浪靜，不難發現，那些標語口號中儘管充斥了對暴力的慫恿，但更多只是一種美學意義上的暴力宣洩。對於許多人來說，口號被發明出來，有關暴力的審美便已經完成。我曾說，沒有嘴上起義，將有街上起義。發生在法國的這場運動，顯然不是暴力革命或者帶有暴力性質的街頭起義，而是一場不折不扣的「街上起義」。

處於一片安定繁榮之中的六十年代，來自各階層的孩子越來越被中學會考和上大學所吸引，加上戰後法國人口快速增長，大學生人數從1958年的20萬增加到1968年的50萬。然而，大學教育卻對生源膨脹裝聾作啞，不思改革，以至於在學生眼裡，大學變成了一種「只談存在，不談意義」的社會結構，一個「無用知識的自動發送機」和「畢業文憑製造廠」，這種填鴨式教育使他們患上了「知識不育症」。

「同學們，向前跑吧，舊世界就會被拋在腦後。」至於跑到哪兒去呢，人們並不清楚。四通八達的大街，被街壘分割成一個個舞台，也像是一架架巨大的跑步機。顯然，在這裏真正上演的更像是一場場革命的戲劇，它讓每個人有機會相信自己會走上時代的風口浪尖。如果說過去是平庸的一群，現在每個人都可以堪稱「偉大」「頂天立地」。雅克·本尼特在《紅與黑的春天》里這樣描摹：「從今以後，我們有節日可過，有創造奇迹的時間，有自由講話的權利……人從新石器時代過渡到雅典式的民主，奴隸少了，但多了成千上萬的廣場！驅走了黑夜，戰勝了權力，生活將會改變，終於可以活得自由、平等、博愛、幸福了……」而且，相較於法國大革命時期羅伯斯庇爾的「你不想自由，強迫你自由」，「五月風暴」似乎甚至有些清高與孤芳自賞；「如果一個人不想通過奮鬥取得一樣東西，那麼你給他東西也沒有任何意義。」「不要來解放我，我負責自己解放自己。」法國著名思想家雷蒙·阿隆在《費加羅報》上提出了自己的批評：「大學生和工人們將又一次對這些日子的罷工、節慶、遊行、無休止的討論和暴動留下美好的回憶，彷彿日常生活的煩惱、技術和官僚主義所造成的窒息感需要時不時地突然宣洩一下；似乎法國人只有在革命（或者假革命）的心理劇中才能使孤獨感得到解脫。」

儘管政府一度嚴重錯估形勢，甚至認為法國已經走到了「內戰的邊緣」；儘管學生誇大其詞，將警察描繪成揮舞九-九-藏-書棍棒的德國黨衛軍，但從整體上看，事情並沒有那麼糟糕。一方面，學生們沒有異想天開地去攻打政府；另一方面，政府同樣心知肚明的是：巴黎大學被佔領以及割據四方的街壘只是一種反抗的象徵，而不是一種軍事手段。有數據表明，五六月間，巴黎有兩千多人受傷，其中200人受重傷，此外，還有5人死亡，但並不是警察開槍所致。革共青聯的領袖感到奇怪的是，那些被創作者們畫上「88」（黨衛軍）標記的警察並不猙獰，他們樂於同學生們討論，願意理解。當然，背後的英雄是瞀察總署署長奠里斯·格里莫，一位有教養的人道主義者。從運動開始到結束，他盡其所能地避免流血悲劇的發生。所以，人們不僅看到他經常在拉丁區和示威者討論，而且在警察開始變得粗暴、即將失控時，格里莫還親自致函給每一位警察：「打擊一個倒地的示威者就是打擊自己、打擊警察的職業形象」。

歷史將這一任務交給了大學生。這是一群出生於1944年到1950年之間，從未經歷過飢餓與貧困，未體驗過「戰鬥到一無所有」的人。然而，充沛的精力、不可一世的理想主義，以及不斷穿梭於家庭、社會與學校等種種束縛之中的他們，卻有著超乎尋常的敏銳。

的確，似乎沒有比這更美好的時刻。年輕人沉浸在「同仇敵愾」織起的團結、友愛中，在幻象之網裡一起衝鋒陷陣。面對牛氣衝天的街頭運動，許多起先彷徨的人也加入其中。就像那些經不起同伴熱情忽悠的中國人，會在滬指六千多點時慨而且慷地殺進股市。1968年5月，許多法國年輕人相信，如果不去大街上走走，不去拉丁區的巷道里撬起幾塊鋪路石，人生可能會因此黯淡無光——法國人不怕錯過賺錢的機會，怕的是錯過一個改天換地的時代。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中後期，極左派的革命理想在法國正式退潮，有賴於一個真實世界的呈現。這一時期，蘇聯作家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的著作《古拉格群島》法文版面世，種種斯大林獨裁統治的真實細節震驚了整個巴黎；兩年後的1976年，中國結束了巴黎左派們懷揣春兔的「文化大革命」；1978年，紅色高棉慘絕人寰的種族大屠殺也漸漸為世人所知。這一切，足以讓活躍于當年的「六八分子」從希望陷入失望，並且「走到絕望的盡頭」。

世界永不完美，衝突還在繼續。回顧發生在四十年前的這場近乎風花雪月的「革命」，不難發現，對於任何國家來說，當危機來臨時，最重要的是社會力量與政治力量必須恪守自己的邊界，一起守住底線，一起守望。

儘管和中國實為「政治大革命」的「文化大革命」相比，「五月風htｔps://ｒeａd.9９ｃsｗ.ｃoｍ暴」更具有文化革新的內涵，但是二兩之間有所呼應是顯而易見的。至少，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吸引了許多法國知識分子和年輕學生——對他們來說，「文化大革命」像是一場否定現政權並反對個人主義和資產階級世界觀的鬥爭，是「在實踐中超越斯大林主義」，是避免蘇聯發生的情況重演的唯一辦法。遺憾的是，由於歷史的局限，這些人對這場運動的「工具性」及其他「黑暗面」一無所知。當然，這種一無所知，還包括這一代法國人對世界其他地方的烏托邦試驗的錯誤理解。

當然，事實值並非全然這麼糟糕。不管怎樣，這隻是一群共和國的孩子。他們有熱情、有責任心，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創造一個能協調法律和自由、勞動和平等的美好社會，一個真正享受博愛和無等級制度的美好社會，一個無僵化體制，既無監獄，也無精神病人的美好社會。

不可否認，法蘭西有著舉世無雙的創造力。在很多方面，如科學發明，人道主義、自由、平等人權觀念，法國當之無愧是人類的進步之源。不過，儘管法國歷史上發生了許多革命，但是「不自由，毋寧死」並不足以概括法國人的特性。在我看來，更準確的概括當是「不創造，毋寧死」。正因為此，法國在任何時候都會表現出一種特立獨行的行事風格，安於錦衣玉食、隨大流顯然不是法國人的性格。烏托邦在這片六角形的土地上永遠不會褪去油彩，當有關生命與生活的意義探尋開始發酵時，一個響亮的口號立即開始流行——「要麼現在死，要麼永遠不死。」

「索爾仁尼琴效應」說到底就是「真相的效應」，歷史以其特有的殘忍讓那些原本誠心誠意想著推動社會進步的人背負起一種「邏輯上的負罪感」。就像早在十年前的1958年，曾在信仰上改弦更張的埃德加·莫蘭在《自我檢討》一書中所感慨，對「昔日信心的源泉」，今朝已經「形同陌路」。呼應中國的文革，巴黎的極左派曾經相信「紅寶書」可以解決「人類遇到的所有問題」，然而，事實告訴他們，天堂不可能通過這種方式堂而皇之地被搬到地上來。克勞迪和布魯瓦耶勒在《幸福的石頭》一書里的詰問是意味深長的：那些極端的「六八分子」雖然沒有時間，沒有力量，沒有願望用鮮血去彰顯活力——「這很好！但共犯暴行的條約，我們不是一樣簽了嗎？」

儘管人們習慣於將發生於這一年的這場社會運動稱為「五月風暴」或者「五月革命」，然而，今日法國，人們更傾向於用「Mai68」（1968年5月）這一中性的時間刻度來標刻這段歷史。的確，和以往的「風暴」或者「革命」相比，它已經脫胎換骨。其中一個最重要的表現，即是從政府到社會，無論是參与運動、反對運動者還是維護秩序者，都保持著一種心照不宣的默契——拒絕暴力和流血是「九九藏書五月革命」的共同底線。在此意義上，我們可以說，如果法蘭西要繼承其「革命」傳統，那麼1968年5月可被視為法國革命的新起點。或者說，「六八底線」才是1968年5月這場運動留給世界的最珍貴的遺產。換一個角度說，這種表面激烈，實際平和的社會運動，也是一種「告別革命」的方式。

觀點平衡世界，真相消退激烈。「五月風暴」退潮后的「后戲」，同樣是我們回憶或者梳理這場社會運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歲月無情，當年意氣風發的年輕人如今已經步入生命的暮年。反思這場運動，主流態度不外乎兩種：一部分人持否定態度，有人甚至將這場運動簡化為一場「打砸搶」、一場「意識形態病」的急性發作；另一部分人則得了懷鄉病，1968年的5月，只是他們人生中一個遠逝的夢想。至於在這一運動中受到衝擊的官方，儘管他們當中許多精英都是「『六八』下的蛋」，但沒有人會給當年那群「越革命越想做|愛，越做|愛越想革命」的才子佳人們頒發獎章。

如此危情，早在1964年哲學家保羅·里克爾在《精神》雜誌上就發出瞥告：「如果國家不採取適當辦法解決大學的發展問題，將會招來釀成全國性災難的學校大爆炸。」而事實上學生們的確正在做這方面的準備——不能說眼下這個世界十足糟糕，有時它甚至是美好的，但是，為了一個更好的世界，一個有麵包更有玫瑰的世界，法國需要一場運動。

然而，在「經濟繁榮、政治安定」的表象之下，法國同樣面臨著一場「物質上升，信仰下降」的危機，彷彿社會在懵懵懂懂的富裕中丟失了理想。與此同時，馬爾羅、加繆、薩特、福柯等人的思想，戈達爾的電影敘事等等煥發張力，一切有關人的意義的詢問也為這場社會運動打下了「造反」的底色。簡而言之，1945年戛然而止的災難與現在的豐衣足食形成了一個鮮明對比，當有關人類命運的宏大敘事漸漸讓位於日常生活的柴米油鹽時，這一代法國人對目前的庸碌生活表現出了一種非同尋常的不安。關於這一點，在「五月革命」即將發生前的一個月，戴高樂甚至也在不同場合這樣吐露心聲：「如今再沒有什麼事要對付了，也再沒有什麼英雄業績可創造了，我反倒覺得沒勁。」

和世界許多地方一樣，「五月風暴」發生時，巴黎沉浸在格瓦拉式的革命情調里。對於剛剛發生在遙遠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巴黎極左派們更能感受到一種心氣相通的朦朧之美。

毫無疑問的是1968年5月改變了法國。如上所述，這與其說是一次「失敗的革命」，不如說是一次「成功的改良」。度過七十年代的廣泛的自責與失落後，當歷史進入八十年代，「五月革命」的成果才依稀顯現。過去僵硬的社會關係消逝了，象徵性的等級制度不明顯了https://read.99csw.com，取而代之的是工資的迅速提高而帶來的收入等級。「五月革命」以其特有的反抗方式改變了當代法國的歷史風尚。用一個法國學者的話來說，「五月革命」以後的法國的生活變得性感。

幾百年前，托克維爾曾經指出，法國大革命的一個根源在於法國農民受到的束縛大輻度減少，生活水準顯著提高，而隨著手銬的去除，剩下的腳鐐往往會變得百倍的不能容忍。這說明，革命或者群體性混亂並非都是在一個國家政治、經濟走向崩潰時才會發生。發生在1968年的「五月風暴」，同樣具有這一內涵。不同的是，這次「革命」已經不像往常，而是褪去了尖牙利爪。

1968年5月，一場波瀾壯闊的社會運動衝擊法國。它不僅在極短時間內席捲了法國的各所大學，而且迅速擴大到工人階級，引發了全國性大罷工，並最終導致國會改選、總理下台。而這一切，事先似乎毫無徵兆。政治觀察家們認為不可能在西方國家出現的「古典意義上的革命」，在不可能的情況下爆發了，而且這一次又是在巴黎。

事實上，在這場運動中，法國社會一直保持著自己的理性。當有人不僅撬走了鋪路石，而且連根拔起了拉丁區本來就為數不多的樹木，並開始焚毀居民的汽車時，市民終於忍無可忍。風暴正在醞釀災害，很快，媒體對學生的同情聲浪明顯減弱。《世界報》社長伯夫·梅里批評說：「學生們雖然得到了慷慨的聲援，但也會因肓目而自毀。不管正確與否，有哪屆政府會容忍巴黎的街道布滿街壘？」《圖片報》則開始動員：「我們沒有權利讓警察和他們的水槍獨自承擔這種大事。」很快，「反對者的反對者」也開始走上街頭，要求「把索邦打掃乾淨」，「法國要工作」，「共產主義行不通」。這些不甘心永遠生活在「混亂詩歌」回聲中的巴黎人，開始對法國的無政府狀態說不。

如讓·戈夫在《1968年5月，無奈的遺產》中所說：「六十年代末的歷史形勢是不同尋常的。昔日的血腥暴動，二次大戰的恐怖，阿爾及利亞戰爭時期的鎮壓、殘忍和屠殺都還停留在人們的腦海里，但國家畢竟進入了新時代。它結束了殖民戰爭；階級鬥爭雖然尚未消失，但已不再是『你死我活』的殊死鬥爭。」

可以肯定的是，無論是1968年「不創造，毋寧死」的改革訴求，還是今日法國遭遇的「誰改革，誰下台」的政治困境，其背後的邏輯都是法國的社會力量對政治運行有著深刻的影響。或許可以說，從1968年開始的「五月革命」並沒有真正結束，政治力量與社會力量的對話或者對壘從來沒有停歇。正是對話的存在，避免了社會與國家之間的衝突與動蕩。

在法國過往的歷史中，革命總是會讓人想起那些滾動在巴黎街頭的濕漉漉的人頭。然而，今天人們知道，革命者的勇敢在於赴死而不在於殺戮，因劍得到的，必將因劍而失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