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剛是胡適晚年的入室弟子，曾親自錄製並譯註《胡適口述自傳》，被公認為海外論胡允當者。唐之「胡說」不辱大方，意創筆隨，明珠走盤，的確是些好書。唐德剛在《雜憶》書尾稱：「關於了解胡適，尤其是青年知識分子要了解胡適，我個人的看法，最可靠的兩部書，便是《四十自述》和《胡適口述自傳》。」在我看來，《雜憶》是可以和上述兩本比肩的。在該書中，唐德剛對胡適沒有太多的隱諱，儘可能地做到客觀（當然，也有些看法和讀者大相徑庭）。

此外，1952年1月8日胡適的日記里有一則剪報，作者是美國專欄作家George E. Sokolsky，對胡適最近被批判進行了回顧。他寫道，「胡適對現代中國之貢獻可與但丁、薄徹丘、彼特拉克之於文藝復興時期的義大利之貢獻媲美。他溝通了古代與當代。他用人民的口頭語言（而非古漢語）創作詩歌。他的《中國哲學史》（卷上）風靡中國。他編輯出版的大量小說，在中國廣為流傳，家喻戶曉，被人們稱為『文學革命』之父。他早年就學于康奈爾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受到威廉·詹姆士和約翰·杜威的影響，並將美國的實用主義帶回中國。無論人們對實用主義的看法如何，胡博士沒有將全部精力投入到學術中，而是成為一個勇於身體力行的人，對他的時代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談到胡思杜對胡適的批判時，這位專欄作家寫道：「讀到這篇令人傷感的文章（指胡思杜的公開信），不禁想起約翰斯維夫特上尉結束在匈牙利的監獄生涯后對記者說的話。他說『這不可能發生在我的身上』『這裏不可能發生這種事』這兩句話應該從英語語言中刪除。」

當然這些並不影晌唐德剛對老師的正面評價：胡適是「近代中國唯一沒有槍杆子做後盾而思想言論能風靡一時，在意識形態上能顛倒眾生的思想家。」胡適的確是個聖人，在他身上，全然沒有兩千年來無數鄉愿、學究、家天下帝王及其臣僕們自閹精神的「繼往」，更沒有極端年代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狂閹他人的「開來」。

同樣，李敖在《播種者胡適》一文中寫道：

坦率地說，是黃仁宇讓我重拾對歷史的興趣。我是說，我從學術上看出了歷史的樂趣。這位國民黨軍官在美國寫了《萬曆十五年》。用他的話來說，他研究的是大歷史（Macro-history），這個詞很玄乎，我倒寧願把它想成「隨心所欲讀歷史」。黃仁宇的學問的確是做得很好，也很中立，因此也給了我們讀者一次換個角度讀歷史的機會。黃仁宇和周恩來同是南開校友，遺憾的是，南開大學沒有把肄業生周恩來的禮遇分給肄業生黃仁宇一點，但這並不影響黃仁宇聲名遠播。

胡適一生奉行多研究些問題，少談點主義。唐弟子給胡老師的「輓聯」卻是，「多研究經濟，好研究問題」。

讀書人一聲長嘆！2001年，我花了半年時間通讀《胡適文集》，時長痛短痛，噓聲震壁。蓋是因為以下胡適諸多理論，幾十年後當年曾經敵視他的政府，無論台灣當局還是中國大陸都在悄悄地實踐著：

「不要兒子，兒子來了。」胡適曾說，「思杜是我創造的」。大意是說中國該選擇杜威，更要一代代「思杜」下去，但他怎麼也不會想到，他的兒子竟會朝他飛來投槍，稱他是「帝國主義的走狗」。1951年，胡思杜在《中國青年》上發表了《對我父親——胡適的批判》：「他對反對派的赤膽忠心，終於挽救不了人民公敵的頹運，全國勝利來臨時，他離開了北京，離開了中國……今天，受了黨九_九_藏_書的教育，我再不怕那座歷史上的大山，敢於認識它，也敢於推倒它，也敢於以歷史唯物主義的天秤衡量他對人民的作用。從階級分析上，我明確了他是反動階級的忠臣，人民的敵人。在政治上他是沒有什麼進步性……這一系列反人民的罪惡和他的有限的（動機在於在中國開闢資本主義道路的）反封建的進步作用相比，後者是太卑微不足道的……在他沒有回到人民的懷抱來以前，他總是人民的敵人，也是我自己的敵人。在決心背叛自己階級的今日，我感受了在父親問題上有劃分敵我的必要。經過長期的鬥爭，我以為在階級上大致劃分了敵我，但是在感情上仍有許多不能明朗割開的地方。除了自己隨時警惕這種感情的危害性以外，我並要求自己樹立起工農大眾的感情來。」

關於胡適與他的思想，唐德剛在《胡適雜憶》中有一段精彩的點評，摘錄如下：

胡適說，「生命的意義就是從生命的這一階段看生命的次一階段的發展」，可惜胡適大半輩子看到的只是我們這個民族的荒誕與擾亂。在《晚清七十年》中，唐德剛曾說中國穿越歷史的三峽，大約要花兩百年的時間（1840～2040年）完成第二次社會文化轉型。但只要你看看中國過去一個世紀的理論折騰，你就知道胡老夫子為什麼在棺材里僅坐起來一次是不夠的。筆者仍是相信：錯過胡適，就錯過了一百年的好時光。胡適不僅是羅曼·羅蘭筆下的約翰·克利斯朵夫，更是奧里維。他是思想之軍，而不是暴力之軍。他被忽略了，卻從未有人能把他擊垮。

對於「五四運動」，唐德剛與胡適的觀點並不一樣。胡適是矛盾的，一方面，他反對政治，另一方面，卻又做了一輩子的政治票友，「胡先生是反對五四運動的。他認為新文化運動的夭折，便是把五四運動政治化的結果」。唐德剛後來解釋道：「新文化運動這部列車，被這批小夥計板錯了方向盤，就橫衝直撞起來，結果，目的熱，方向盲，列車出了軌、翻了車，弄得傷亡遍野。可憐的老胡適也被弄得教授當不成，新文化運動前功盡棄，而跑到紐約來落草。所以他反對五四運動。」

對胡適的批判，我在《胡適日記》第八卷（1950～1960年）里能找到不少記錄。

這裏值得注意的是，寫過《為國家求饒》的王芸生和儲安平一樣，都是舊中國了不起的媒體人士。然而，相較而言，儲安平保持了自己的風骨。儲安平的《觀察》變成了《新觀察》，但是儲安平卻是舊人一個，保持了自己的人格，所以他能批評「黨天下」。王芸生的轉變是顯而易見的，比如抗戰一勝利王芸生就表示：「我們建議政府要做一件事，就是——取消新聞檢查，開放言論自由。」（《政府可以先做一件事》，1946年9月18日）當《大公報》記者因採訪學潮而被逮捕時，他義正詞嚴地抨擊了國民黨當局的暴行，並尖銳地指出：新聞檢查不九九藏書僅有「掩飾罪惡，包庇頑邪」的作用，而且還會「使政府與人民都受了蒙蔽……使報紙喪失了信用」；在這種情況下，「一切撒謊欺罔的責任」就只能「由執行新聞檢查的政府一肩承擔」了（《逮捕記者與新聞檢查》，1947年6月）。然而解放后，雖然《大公報》沒有改為《進步日報》，但是1949年到1952年，《大公報》的發行量從16萬份急劇下降到6萬多份，廣告收入減少了60％。王芸生以階級鬥爭的理論為武器，不斷地反省、檢討、自責、自污，並積极參加政協組織的學習以及各種社會活動。而在1931年，胡適在《後生可畏》一文中曾經讚揚《大公報》「不但從一個天津的地方報紙變成一個全國的輿論機關，而且安然當得起『中國最好的報紙』的榮譽。」原因是《大公報》堅持了兩個底線：一是「登載確實的消息」，二是「發表負責任的評論」。

胡老夫子如果知道他的入室弟子這樣給他蓋棺定論，定會氣得從棺材里坐起來。生死以之，忙了一輩子竟然被弟子說成了只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江湖郎中。

我常把讀書的樂趣融於人的歷史。在所謂人的歷史中，讀傳是條捷徑——傳記「濃縮人生精華」。你甚至只需幾個小時，就能把一個人看進了墳墓，想象他在墳墓中仰卧起坐，唉聲嘆氣。塋墓之外，我們在逝者的影子下完成對社會的回憶與改造，完成對往屆社會優良品質與智慧的追索與繼承。

胡適生前建樹頗多，也因此被「我的學生毛澤東」（胡適語）組織了大陸學界搞了數百萬字的批判。

1949年11月，胡適在台灣以九九藏書發行人的身份出版了《自由中國》。《自由中國》標榜自由、民主，討論的問題從理論到實際，其根本主張是言論自由和建立反對黨。應該說，胡適的這些主張對於台灣當權派同樣是致命的。蔣介石將胡適的思想視為其潛在的敵人，欲除之而後快。他們先是散發一些批胡反胡的小冊子，比如《胡適與國運》《向毒素思想總攻擊》。後者第一條即是：「有一種叫《自由中國》的刊物，最近企圖不良，別有用心，假借民主自由的招牌，發出反對主義，反對政府，反對本黨的濫調，以達到顛倒是非，淆亂聽聞，遂行其某種政治野心的不正當目的。」

「胡先生告訴我，他在康乃爾讀大學本科時，對經濟學就沒有興趣，未嘗先修有關經濟學的科目，因而他一輩子對各種經濟學也很少涉獵。這便是他老人家晚年談政治問題的致命傷」「胡適之先生對中國民主政治的發展，雖然生死以之，他卻始終沒有搞出一套完整的理論來。不是他無此才華，而是他在社會科學上無此功力！沒有一套完整的理論來對近百年——乃至三千年——的中國政治經濟的演變做一番通盤的了解，而只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地去搞一點一滴的改革，那就必然扶得東來西又倒。」

讀了黃仁宇的歷史書，我開始對海外的中國史家產生了興趣。作為旅美學者，唐德剛自然成了我書屋裡的貴賓了。雖然直到今天，唐德剛的書我只看了兩本，一本是《晚清七十年》，另一本即是我這裏要介紹的《胡適雜憶》——嚴格地說，還有《胡適口述自傳》，收錄在《胡適文集》中。對於胡適的追尋，大概就是從這本書開始的。

胡適膝下有二子，長子胡祖望，得名于胡母馮順弟，有允宗耀祖之意；次子胡思杜，由胡適親賜，寓意「思念杜威」，既表達了他對老師的敬重之情，更含著他一生對自由主義的豎定信仰。1949年後，胡適去了美國，祖望繼續留在美國，而思杜卻留在了大陸，並於華北人民革命大學改造。1939年6月27日，性格潑辣的江冬秀在給胡適的信中寫道：「小三（胡思杜）死沒有出息，他要學政治，日後做狗官。」其實在那樣一個政治壓倒一切的年代里，即使胡思杜當年不問政治，政治最後也是會問到他的。

李敖還說：「我真希望胡適之是過了時的人了。胡適之不過時證明了我們四十年來沒進步。學術與時代的進步對個人來得快才好；學術與時代趕過胡適之總比還讓胡適之賣老命來得好。胡適之是一個豪適的人，他若能看九-九-藏-書到學術與時代跑到他前面，他又何吝於自己是個落伍者？」

「顯然的，以胡適今天所處的地位來看，他還不是一個過時的人。過時的人社會早把他遺棄，至少不再重視他……我們知道他還是一個毀贊交加的新聞人物，可笑的是亂罵胡適之的人和亂捧他的人一樣，統統抓不到癢處！一個稍有現代化頭腦的人，一看就知道胡適思想只不過是一個『開放社會』（open Society）所應具有的最基本的必要條件。說他叛道離經則可，說他洪水猛獸則未必。基本在某幾點上，我們還嫌他太保守、太舊式，想不到這些平淡無奇的起碼言論居然還不為人所容，這真是中國社會的大悲哀！」

事實上，從1949年開始，京津地區高校和文藝界陸續掀起整風和批胡運動。北大副校長湯用彤、北大法學院院長錢端升、清華哲學系主任金岳霖以及梁思成、朱光潛、費孝通、顧頡剛等名教授都紛紛著文批判以胡適為代表的中國自由主義思潮。1954年12月9日，郭沫若在《人民日報》發表《三點建議》說：「中國近三十年來，資產階級唯心論的代表人物就是胡適。」郭是五十年代大陸抵胡的主帥，他在1954年11月8日接見《光明日報》記者時說：「我們在政治上已宣布胡適為戰犯。」其後一直到文革，作為「買辦資產階級代表和唯心主義代表」的胡適終於被輪番批得千瘡百孔。

對於五四運動的是非褒貶由來已久。胡適的觀點是：「新文化運動才是那害了兩千年癱瘓病的中國固有文明的對症良藥，是當前救國救民的唯一道路。」胡適的理想是在一個非政治化的環境下投身文化與科學教育，再造文明，完成中國的文藝復興。折騰了一百年往回看，胡老夫子不是沒有他的道理。忽略真正的文化和教育，僅靠幾個先知先進帶著群盲打打殺殺瓜田分地殺資本家，僅圖一時一勢的革命，是不能真正改良社會的。革命到底是解放人的事業，而不只是解放豬圈裡的牲口，讓它從張家的院子跑到李家的廚房。

1930年4月，胡適曾寫信給楊杏佛，稱「我受了十年的罵，從來不怨恨罵我的人，有時他們罵的不中肯，我反替他們著急。有時他們罵的太過火了，反損罵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們不安」。五十年代，他又說，「我挨了四十年的罵，從九-九-藏-書來不生氣，並旦歡迎之至」。說這話時，他大概不會料到，1957年，兒子胡思杜被划為右派，后自殺身亡。胡適痛失骨肉，「思杜」的希望化作一縷輕煙。歷史以其特有的殘忍將胡適的自由主義大旗扔進了雖前仆而無後繼的悲觀處境。江冬秀常抱怨，「胡適房間里給死人的地方多（胡適愛藏書），給活人的地方少」。事實上，胡適彼時，凄涼晚境，已經無人思為他挺血肉之軀，更不會如他改寫的《西遊記》第八十一難「觀音點簿添一難 唐僧割肉度群鷹」般割肉餵了小鬼，一切苦難只得由他自己去擔當了。

時光倒流一百年，讀後大笑，我笑出了眼淚。

1950年11月11日

在雜憶胡適時，唐德剛並未因為是胡適的入室弟子而像羅爾綱寫《師門五年記》《胡適瑣憶》時那樣畢恭畢敬，更多是尖刻、風趣與超脫。比如談到胡適與政治，唐德剛說胡適是「不要兒子，兒子來了」；胡適容忍，是「愛惜羽毛」「畏首畏尾」（借李宗仁語）；搞政治胡適後天不足，「在主觀條件上，胡先生所缺乏的是：他沒有大政治家的肩膀、中上級官僚的臉皮和政客與外交家的手腕，他甚至也沒有足夠作政論家的眼光」；胡適被杜威老師牽了一輩子鼻子，做了幾十年齊天大聖，最後發現自己不過是個癩和尚的保鏢；老頑童甚至向讀者回憶起胡老師擠上公共汽車時的情景，「一個瘦骨嶙峋的脊椎動物」。

歷史車輪鬼打牆。轉到二十世紀後半葉，中國到處都是「人文關懷」。除了賣豬飼料的，什麼樣的企業都開始將「以人為本」的招牌掛上了大街。當然，以人為本並非舶來品，甚至可以說是中國的國粹。中國從來就是以人為本的。只不過，中國的人本是以鉗制人為本，而西方的人本卻是以尊重人、解放人為本。關於這一點，胡適在一次出遊東北時有所感悟：中西方文明的區別是，前者是人力車文明，後者是摩托車文明。所以胡適要在思想上解放中國，再造文明，要實用主義，要杜威哲學，要全盤西化（后措辭為「充分世界化」）；因為要自由，所以要容忍。胡適說的容忍並不是菩薩說的容忍。

與大規模批判相反的是，關於胡適的思想，殷海光、李敖等人有著高度的評價。在殷海光看來，胡適的這種思想，就是開放的社會（open Society）里開放的自我所具有的思想。整個的西方社會，就是浸潤在這種思想之中。所以，實質說來，整個的西方社會大致生活在胡適思想中。或者說胡適思想大致是從整個西方社會的實際生活中提煉出來的。而這種思想，正是西方人過著自由、平等、康樂和幸福的日子的源泉。現在的問題，並非胡適思想將來在中國是否會普及的問題，而是必須讓胡適思想在中國普及，中國人才有辦法，中國人才能坦坦易易地活下去，中國才有一回生的可能。其他的思想路子，不是情感的發泄，就是歷史的浪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