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圖在《理想國》里有一個著名的洞穴寓言：

解救只是綁架的開端。四年之後，侵略者被趕走了，南斯拉夫解放，身居高位的革命詩人馬高已經和娜塔莉結婚，到處揭幕、演講、朗誦詩歌，被群眾崇拜。卑鄙的是，他沒有把德國人被趕走的消息告訴生活在地窖里的人，而是以各種手段讓他們相信戰爭還在繼續，告訴他們報國的唯一方法就是在地窖里為「革命」繼續製造槍炮。為此，馬高調慢了地窖里的鍾錶，偽造空襲警報，每次到地窖里代表鐵托看望同志時總是打扮成一副剛被納粹折磨的樣子，以此激發黑仔們的鬥志。而這些被同志綁架了的同志，做夢也想不到，馬高早已變成了軍火販子。

眾所周知，肯尼迪總統在就職演說中留下了一句疑似不朽的名言：「不要問你的國家能為你做些什麼，而應該問你能為你的國家做些什麼。」就在人們以飽滿的熱情四處傳播、讚揚肯尼迪的愛國主義時，弗里德曼卻以如炬慧眼洞見了這位明星總統話語里的黑暗——正是這種個體與國家職能的倒置，在肆無忌憚地腐蝕一個國家自由的根基。

不難發現，正是因為源源不斷地生產真理，導致真理因為通貨膨脹而貶值或失去信用，真理因此只具有審查而無動員的效力。換言之，它可以明白無誤地告訴民眾什麼是符合真理的，但是卻不能號召大家繼續為真理效忠，為某種神秘力量獻祭。

伏爾泰說：「如果上帝不存在，就應該把它造出來。」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樣真誠地相信，人類確實製造出了上帝。二十世紀，當啟蒙運動將人的理性上升為真理，而權力擁有者因為獨佔真理而獲得某種神性時，他們同樣將自己變成真理與民眾之間的唯一中介。不同的是，從前所謂的「君權神授」，此時變成了「政（府）權（力）真理授」。權力壟斷了有關真理的一切定義與解釋，從而使自己變成了真理的唯一生產者與捍衛者。

人人生而平等，多麼動聽的口號！然而，誰也不能否認，在這個世界上，沒有誰生而平等。無論身高、體重還是智力，無論是時代的境遇還是父母的條件，每個人都不可能絕對平等。但是，我們推進政治文明的意義，就在於可以通過一代代的努力，以期建設一種制度，讓每個人生而自由，讓每一位共和國的公民都有條件含著一把自由的鑰匙誕生。

影片中，兒子祖凡更像是一個隱喻。黑仔的妻子被帶到地下室的當天，便生下了祖凡，然後死去。祖凡的一生，是地下室生活的見證。像電影《楚門秀》一樣，自一生下來，祖凡便生活在謊言世界里。地下室里的生活，是他生活的全部。所謂的外部世界，對他來說，不過是虛假的宣傳、過時的照片、戲劇和影音資料拼湊而成。所以，當這位穴居者第一次來到地上時，將月亮當做了太陽，並且「指鹿為馬」。

在此，我們不妨將場景轉換到發生在1840年的鴉片戰爭。當時的英國人，何嘗不是這樣一隻猩猩？自哥倫布以來，歐洲人開始在茫茫大海上胡亂摸索，以至於將美洲誤認作印度。而到了中國，歷史的風雲際會使他們將鴉片裝到了槍膛里，並且扣動了扳機。正是那幾聲隆隆炮響，打開了中國的千年暗室。明白這一點，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麼說在一個思想高度統一的國家，若想尋求解放，就不得不藉助外力——哪怕有時候它只是一隻猩猩，但至少它是一隻特立獨行的猩猩。

意味深長的是，在地窖生https://read.99csw.com活的所有生物里，唯一沒有被馬高洗腦的是那隻開炮的猩猩。顯然，它不是動物戰士，也不是人類利益的守護者，它不過是隨心所欲觸動了大炮，這不經意的破壞在客觀上起到了解放地下室的作用。從這方面說，猩猩與人言語不通未必是件壞事——至少，在這個地窖里，猩猩保持了自己的獨立性，不為馬高虛假的戰爭宣傳所蒙騸。所謂「眾人皆睡，猩猩獨醒」。

不難發現，一個與真實世界隔絕，又被無數虛假的負信息包圍的群體，會對現實做出怎樣錯誤的判斷！祖凡的命運，就是這些戴著鐐銬的文化囚徒的命運。

2006年11月16日，弗里德曼先生走了，許多人開始懷念他。張五常說，「他是還會站在那裡的。」不過，在我看來，繼續站在那裡的不只是拿了諾貝爾獎的經濟學家，更是一位傑出的政治學家。顯然，弗里德曼對政治與國家的理解超越了與他同時代的人，更超越了那位被美國人選為政治「總主持」的肯尼迪先生。

《地下》是一部充斥著酒精、槍聲和吉普賽音樂的影片，是一部濃縮了前南斯拉夫從1941年到1992年巨變的心靈史。主人公馬高（詩人）和黑仔是貝爾格萊德的黑道雙雄，在乾著走私勾當的同時又和革命黨有著緊密的聯繫。德軍入侵貝爾格萊德時，黑仔迷上了話劇演員娜塔莉，並且因為和納粹軍官爭風吃醋被納粹逮捕。慶幸的是，黑仔被馬高救了出來；不幸的是，受了重傷的他和許多群眾一樣被馬高送到了自家的地窖里避難。馬高因此成了他們和貝爾格萊德的唯一聯繫人。

十九世紀，天上的神死了；二十世紀，地上的神死了。有人擔心，在娛樂至死的二十一世紀里，一切都失去了意義，恐怕人也快保不住了。然而，我們內心仍有一種信念，人可以堅定地活下去——因為時間沒有崩潰，選擇仍在繼續。有選擇才有希望，我們的全部希望就在於可以選擇。

假如我們承認市場的意義在於促成交易各方以平等的討價還價獲利，那麼，就不能忽略市場的出現同樣關乎精神革命。即，在市場經濟與市場政治面前，每位「經濟人」與公民都可以選擇一種抬頭挺胸的生活。進一步說，政府維護的是程序正義，是如何更好地提供公共產品，但是它並不負責或壟斷每個人對生活意義的解釋。就像體育場上的裁判員無權過問運動員在家裡時是否早睡早起，究竟和誰在談戀愛一樣。

啟蒙運動以來，「人民」這一概念和「天」一樣，被強力隨意定義與打扮。所謂「人民」不過是從此岸的民眾（A）中提煉出的一個具有神性的概念。從表面上看，政府的合法性來自「人民」，但是，由於它是一個虛擬的主體，一個可塑性概念，其解釋權在政府手中，這也意味著權力的起點仍在政府。事實上，這也是納粹當年口口聲聲代表人民，最後卻只能代表人民作惡的原因所在。

如上所述，在一個推行市場政治的國家裡，「選民就是上帝」。既然「教會」不能完全表達「上帝」的心聲，「上帝」為什麼不親自傳教，藉此直接言明自己的願望？同樣，如席勒在詩歌《願望》里所慨嘆，既然誰也不會給地上的生靈以天上的保證，為什麼不讓他們從此棲身大地，傾聽內心的聲音？

如果說民主是「通過選擇救濟選擇」，那麼專制則是「通過真理救濟真理」，兩者雖然都是行動上的重複，但其意義卻有httｐｓ://ｒead•9９cｓw.cｏm著天壤之別。民主「以選擇救濟選擇」是在試錯與糾錯的基礎上實現的，所以在骨子裡它是具有懺悔精神的。與此相反，「以真理救濟真理」的可能結果卻是，為了維護最初的真理的正確與威嚴，必須不斷地製造新的真理，真理才因此具有某種原教旨主義氣息。其一邏輯更像是，說了一個謊，必須用一千個謊來圓它。

那麼，如何剿除政府的尖牙利爪，使其不再傷害民眾？任何稍有點政治頭臉的人，都不會反對政府的存在，人們的分歧只是在於如何製造政府。如果我們承認人類永遠生存於一種競爭狀態之中，就應該承認，任何政府的成立都得益於本國國民的挑選與豢養。所謂「有什麼樣的人民就有什麼樣的政府，有什麼樣的政府就有什麼樣的人民」講的就是這個道理。整體而言，無論是以民主的或是非民主的方式建立政府，都是一國國民選擇或放棄選擇的開花結果。問題的關鍵在於：任何有責任心的公民，都不應該在製造了政府後又與政府斷絕一切聯繫，任憑它像孤兒一般長大，沾染野蠻的習氣，缺乏教養。

《地下》里有一段假傳聖旨的情節。為了鼓勵黑仔在地下室里安心幹活，馬高以鐵托同志的名義轉送給他一塊印有鐵托頭像的手錶，並向他轉告了鐵托的「原話」：「現在離戰爭結束還早呢，告訴黑仔，在地下別讓他出來。他是決戰必需的人才。」黑仔為此欣喜若狂。謊言，就像薩滿咒語一樣，只有你相信它時才會起作用。對馬高深信不疑的黑仔們因此變成了一群為虛幻的「自由」概念生產槍炮的奴隸。就像中世紀的人們把自己追尋真理與幸福的鑰匙全盤託付給教會，使這個「中介巨無霸」有機會揩盡人與上帝的油水。

同樣的原因，在幾百年前，路德視教皇為反基督徒。在經歷了十年僧侶生活后，他不得不相信自己落入了反基督徒的陣營，確信他所服務的，不是基督，而是基督的那個永恆的、不共戴天的仇敵。所以，對他來說，當他走進修道院時，他期待的是自己的拯救，逃避的是毀滅，同樣，當他離開修道院時，他期待的同樣是拯救，逃避的同樣是毀滅。

關於這一點，大凡有真知灼見者都會不約而同地意識到，最有效的辦法是將政府關進或勸進籠子里，即通過憲政使公權力得到約束。顯然，弗里德曼清晰地看到了這一點，限制權力的最好辦法是分散權力，而美國的聯邦制的好處是，它不僅允許民眾參加選舉，還允許他們在不同的州里選擇自己的生活。在這裏，我們不難發現，弗里德曼所主張的，是一個國家不僅要有自己的市場經濟，同樣有自己的「市場政治」。活躍于政治市場的競爭不僅體現在不同國家之間的移民，同樣體現在一國之民可以按照自己的意願自由遷移。就像他說的，「假如我不喜歡我居住的州所做的事情，我能遷移到另一個州」。

在沒有上帝之時，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上帝；當上帝的印象由教會充公並製成標準像推廣，這也意味著人們將鑰匙的全部權力轉交給一個人或一個機構，這個聯繫人與上帝的唯一中介因此也變成了人與上帝溝通的最大障礙。廉價的許諾從此取代了活生生的上帝，取代了人類真正的自由。教會腳踩兩條船——在上帝那裡代表人民，在人民那裡代表上帝。對於教會來說，這是一筆兩頭有賺的宗教生意。正是因為這種不信任，在波蘭感覺自己一直處於「賠本賺吆喝」狀態的米奇尼克們產生了「信上帝，但不信九_九_藏_書教會」的念頭。

弗里德曼曾引用某位法官的話說，「我移動拳頭的自由必須受到你下巴所處的位置的限制。」為了合群生活，不彼此傷害，人們被迫將自己的鑰匙部分上交給政府代為保管。然而，隨之而來的問題是，掌管倉庫的鑰匙的人，是否會將倉庫據為己有？高薪聘請的保姆是否會將主人鎖在門外讓他回不了家？

如上所述，革命詩人馬高同樣是通過製造一個虛假的意義來實現少數對多數的統治。當他將世界分為地上與地下，並且壟斷地下與地上的一切傳播途徑，由自己負責解釋地面上的一切時，他便成了救世主一樣的英雄。他首先剝奪了穴居者的一切、然後一點點地給予。而這些心懷恐懼的人同樣毫無戒心地把自己了解地面上一切事情的權利交給了馬高。

顯然，這種擔憂並不是多餘的。回顧人類文明進程，不難發現，對自由最大的威脅是權力的過度集中。其結果是，公權力武裝到牙齒強大無比，私權利卻如窗戶紙一捅即破。所以，為了使國民持久地保有自由，一方面，我們承認政府是必要的，通過政府這一工具我們可以行使我們的自由，可以共同致力於某一個目標。與此同時，還應該看到的是，由於權力集中在當權者的手中，它勢必對自由形成威脅。道德王是靠不住的，用弗里德曼的話說，「已經集中起來的權力不會由於創造它的那些人的良好願望而變為無害」。

二十年後，在一場醉醺醺的宴會上，生活在地窖里的猩猩索尼無意中扣動了坦克的扳機，將地洞打開。當這些前南斯拉夫的幽靈從地底冒出來的時候，他們回到的已經不是納粹佔領的家園，而是米諾舍維奇執政的時代。黑仔荷槍實彈，帶著兒子祖凡一起為消滅納粹繼續戰鬥，身穿納粹軍裝的演員被他們打死……

在人類的心靈深處，「非人類」總是那樣迷人。那種先驗式的「天賦人權」總是比生長於大地上的「人賦人權」更具有合法性，也更具有煽動性。所以，歷史上即使是那些「人賦政權」的起義，通常也會打出「天賦政權」的旗幟以招攬民心。比如說在中國，陳勝、吳廣揭竿而起時以魚腹藏書言明「天意」，表明是「天」要滅秦；水滸里的造反派同樣搞「替天行道」，借「天」落草，繼續上演「天民反抗天子」的歷史連續劇；太平天國時期，洪秀全讓楊秀清口吐白沫，搞天父與天兄的「行為政治」，就在口中白沫四濺之時，這位「米斯特楊」立即變成了一部傳達上帝旨意的傳真機。當然，這與上帝聯網的傳真機的真正價值就在於世上僅此一部，正是這種絕無僅有壟斷了來自天堂的所有消息。從這方面說，歷朝歷代，以祖宗、上天或真理之名義奪權者，多半都有一個口吐白沫，爭當上帝傳真機的過程。誰又能說，前蘇聯的《真理報》不是這樣一部收發真理的傳真機呢？

顯而易見的是，西方國家終於從神權走向人權，實現民主政治的好處就在於，公民知道自己需要怎樣的公權力，有著怎樣的私權利，知道自己每時每刻的想法，一切都由自己做主，而不必揣測那縹緲的「上帝」或「真理」究竟為何水性楊花、朝三暮四，更不必擔心被那些壟斷了上帝與真理的解釋權的唯一「政治中介」揩油。

在此，不妨將這些政治稱為「中介政治」。顯然，「天子」「君權神授」等等統治術都是這個邏輯的延續。就「天子」而論，如果我們將民眾比做A（此岸），將君王比做B（唯一橋樑），將天比做C（彼岸），表面上看，君王存在read.99csw.com的合法性是天賦予的，但是，究竟天有怎樣的意圖，解釋權完全在君王手裡。換言之，權力的起點表面上是在C那裡，實際上是在B那裡，B因為有強力的解釋權而在這裏擁有了對C和A的絕對主動權。B想要「天」具有怎樣的意義，「天」就有怎樣的意義。當社會認同這種天的統治，同樣意味著臣民在君王的金口玉言中不斷地被添加意義。

回顧人類歷史上的權力運行，我們同樣發現，幾乎所有「前現代政治」都有著一個共性——從表面上看，權力擁有者都會或多或少地承認自己不過是在代行某種神聖的權力。而這種「神聖的權力」要麼來自一個虛擬的民眾實體，比如「人民」「群眾」，要麼來自某種神秘的力量，比如「上天」「上帝」「神」等等，而不是那些具體的、掌握選票的人。在此情形下，無論是代行「人權」，還是代行「神權」；無論是君王或政府，作為權力擁有者與使用者，它們都是民眾獲取權利的唯一中介。而且，在口頭上君王或政府至少會承認自己之所以存在，是為了「萬民之福」。

回顧二十世紀國家主義的狂熱，生活於今天的人們不會忘記「愛國」如何一度淪為骯髒的字眼。在弗里德曼看來，肯尼迪的這句名言前後兩部分都沒有正確地表達出合乎自由社會的理想以及公民和政府之間的關係。家長主義式的「你的國家能為你做些什麼」意味著政府是保護者而公民是被保護者。這個觀點和自由人對自己命運負責的信念顯然是背道而馳的。同樣，「你能為你的國家做些什麼」意味著政府是主人或神，而公民則為僕人或信徒。對每個自由人而言，國家只是自由人的集合，而不是超越于自由人之上的東西。自由人對共同繼承下來的事物感到自豪並且對共同的傳統表示忠順，但是從本質上說，政府仍不過是一個手段，一個工具。政府既不是一個給我們帶來恩惠與禮物的人，也不是使我們盲目崇拜和為之服役的主人或神靈。所以，弗里德曼說：「除了公民們各自為之服務的意見一致的目標以外，他不承認國家的任何目標；除了公民們各自為之奮鬥的意見一致的理想以外，他不承認國家的任何理想。」

權力壟斷者不遺餘力地告訴人們，唯有自己才是國民走向幸福生活的唯一可能。就像媒婆「會說媒的兩頭瞞，不會說媒的兩頭傳」，為了獲取壟斷權力的高額利潤，壟斷信息無疑是政治中介「揩油」的最有效途徑。關於這一點，前南斯拉夫著名導演庫斯圖裡察的史詩電影無疑有著很好的詮釋。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宗教大法官》里寫下了他深切的優慮。當耶穌重新回到人間，作為上帝權力代理人的宗教大法官，不但不像僕人一樣侍奉耶穌，反而逮捕了它。《宗教大法宮》為我們講述了人類不再渴望「天上的糧食」，而是沉醉於「地上的糧食」的故事，也間接印證了中國人講的「縣官不如現管」。魔鬼徘徊於人間，上帝習慣於對惡的縱容與懲罰，當人類需要正義時，它總是姍姍來遲。

俄國思想家舍斯托夫在《鑰匙的統治》里寫道，天主教徒引用聖經里的話認為，「上帝把自己的權力轉授給了自己的繼承人，直至現在仍然健在的教皇。」天主教徒堅決地對多神教徒說，「鑰匙是有的，它保存在地上，只是不在你們的破廟裡，而在我們的神廟裡」。當信仰上升為權力並且開始取代國民的思想，教會與教徒們同樣相信自己已經抵達真理，擁有了通往最後的秘密和永恆極hｔtps://ｒeaｄ•9９csｗ•ｃｏm樂之路的鑰匙。如舍斯托夫說，天主教所信仰的，不是上帝，而是它自己。假如基督重現人間，偉大的宗教大法官定會把他燒死，就像它燒死了所有的異教徒。

有一群囚犯在一個洞穴中，他們手腳都被捆綁，身體也無法轉身，只能背對著洞口。他們面前有一堵白牆，他們身後燃燒著一堆火。在那面白牆上他們看到了自己以及身後到火堆之間的事物的影子，由於看不到其他任何東西，這群囚犯會以為影子就是真實的東西。而且，除了牆上的影子之外，世界上沒有其他東西了。

正是在此基礎上，弗里德曼堅定地認為：自由人既不會問他的國家能為他做些什麼，也不會問他能為他的國家做些什麼。而是會問：「我和我的同胞們能通過政府做些什麼」，以便盡到我們個人的責任，達到我們各自的目標和理想，其中最重要的是：保護我們的自由。進一步說，政府可以為我們所用，才是政府得以存在的合法性基礎。緊接下來的問題是：通過什麼樣的手段我們才能讓自己一手建立起來的政府不至於成為一個會毀滅我們自由的、無法控制的怪物？

所以，政府一旦建立起來，公民立即兵分兩路：一方面要藉助政府防範外在的敵人；另一方面，又要防範來自內部的敵人，即政府本身。前者是防範霸權，後者是抵禦極權。必須指出的是，只有權傾一國的極權與禍亂世界、橫行無忌的霸權，才有可能真正成為全民公敵。

然而，在舍斯托夫看來，鑰匙的統治一直保持著自己旺盛的生命力。侍奉上帝的人擁有教徒，哲學家們擁有群眾。絕大多數人都被教會如何去過一種勞動的、有節制的生活。更重要的是，教皇找到了與哲學家妥協的途徑，而哲學家也不再與教皇為敵，甚至把它視做自己的同盟。思想與權力的合流，必將以貌似渾然天成的暴力，拒絕政治回歸於國民內心的抉擇。

不可否認，時間與地理上的這種開放，正是一個開放社會最動人心魄的圖景。這種開放同樣表現在，人們不僅有可供選擇的市場經濟，同樣有著可供選擇的「市場政治」，那些不為人們接受的，或者經過實踐證明不能真正有益於國家與民眾的政治，終將被人拋棄。政治市場的形成對於一個開放社會所具有的決定性意義是顯而易見的。沒有誰可以做出永遠正確的選擇，如果說政治意義上的選舉意味著在時間上公民可以「通過選擇救濟選擇」，那麼日常生活中的自由遷徙同樣意味著人們可以在地理層面「通過選擇救濟選擇」。這也是為什麼當法國前總理若斯潘疾呼「要市場經濟，不要市場社會」時，筆者則主張「要市場經濟，更要市場政治」的原因所在。沒有市場政治，就不會有真正的市場經濟，也只有當政治進入市場，充分競爭，才有可能創造出廉價而有力的公共產品。

不難發現，在「前現代政治」時期，人們尊重的不是精神平等的契約，而是一些神秘力量。一方面，皇帝、教會、極權組織都會通過對上天、上帝、人民等概念的解釋來合法化、強化自己的統治，他們吹噓自己是上天之子，或是通向天堂與真理的唯一中介，並且漫天要價，收取天價過橋費與中介費；另一方面，當民眾在法庭上反抗而不得時，同樣會將自己的拯救希望訴諸鬼神，有的甚至還會希望自己變成厲鬼，為往世的冤屈復讎。對鬼神資源的挖掘，為我們生動地展示了長期存在於人類歷史上的一個悖論——人類的正義只有通過「非人類」的贈予才可以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