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後漢書·蔡邕傳》所述，最初議定「三互法」，是為了消減日甚一日的「州郡相黨，人情比周」，即地方勢力結黨營私，朋比為奸。因之而規定，凡有婚姻關係的家族人士，以及幽州（今河北北部及遼寧一帶）、冀州兩州人士不得交互為官。幽、冀二州為東漢軍力主要基礎，州、縣的官員欠缺不補，非但不能起到預期的作用，對結黨營私、朋比為奸者有所制約或扼制，反而會加劇各種政治勢力之間的權力爭奪，造成實力空耗，地方不穩定。黃巾起義的主要策源地就出在冀州，冀州地區的黃巾軍一舉義便活捉了劉氏宗室安平王劉續和甘陵王劉忠，殺掉了幽州刺使郭勛，多少可算東漢政權自食「三互法」的惡果。所以蔡邕曾上疏切諫，不要「坐設三互，自生留閡」，「當越禁取能，以救時敝」。時在靈帝建寧四年（171），比黃巾起義只早13年，16歲的靈帝根本置若罔聞。對此，司馬光在《資治通鑒·漢紀四十九》中有一段評論：

在統治階級內部，切身利益遭到損害相對最大的一個階層，是官僚士大夫及其後備軍太學生。適應封建專制中央集權的需要，東漢的官僚隊伍相當龐大，甚至產生了諸如汝南袁氏、弘農楊氏那樣世代在中央和地方擔任高官的世家望族。最高學府太學里，太學生人數也在不斷增加，順帝時即已增加到三萬多人。宦官把持朝政，既阻礙了不少官僚的升遷，又堵塞了眾多太學生的仕進，官僚中的「清議」派便時常議論朝政，抨擊宦官，太學漸至成為「清議」的中心。他們既坐而論道，也起而振行，司隸校尉李膺嚴懲不法宦官及其黨羽，致使「諸黃門、常侍皆鞠躬屏氣，休沐不敢復出官省」（《後漢書·黨錮列傳·李膺傳》）。宦官們自然不會善罷甘休，延熹九年（166）指使黨羽牢修誣告李膺「養太學游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馳驅，共為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後漢書·黨錮列傳序》），慫恿桓帝收系李膺，並下令郡國收捕「黨人」，牽連下獄者多達200餘人。第二年雖然赦免出獄，但終身禁錮鄉里，不得復仕，釀成了歷史上有名的第一次「黨錮」事件。靈帝12歲繼位以後，建寧元年（168）太傅陳蕃與外戚大將軍竇武合作，起用李膺以及其他同被禁錮的名士，共謀誅殺宦官，結果反而被宦官矯詔捕殺，宗親、賓客遭收系殘殺，門生、故吏亦免官禁錮。第二年又捕杜密、李膺等百余「黨人」入獄，全都橫死獄中，還對張儉大肆追捕。

同賣官買官適成鮮明對照，東漢末年還實行了一個「三互法」，導致官員選用艱難，一些州、縣的守、令較長時間虛懸若缺。

時隔1800多年，站在當代人的立場上掃描那段歷史，可以毫不遲疑地說，張角作出的「蒼天已死」的形勢研判，十分切合東漢王朝的日暮途窮。雖然「歲在甲子」，並沒有實現「天下大吉」，名義上的劉姓漢室政權在靈帝劉宏之後，還經歷了少帝劉辯、獻帝劉協，苟延殘喘了36年，直至公元220年才被曹魏政權所正式取代，但自稱「天命」所歸的劉姓皇帝早已經成為行屍走肉，他們所代表的政權早已經淪于名存實亡。漢王朝死亡的喪鐘的確由黃巾起義所敲響，但在喪鐘敲響之前，政治腐敗和人禍天災早已經為它掘好墳墓。

這就積聚成了不可化解的社會矛盾，不僅廣大農民極端仇恨豪強大地主，而且庶族小地主也與豪強大地主存在不共戴天的利害衝突，蓄之既久，其發必速。

黃巾起義于中平元年（184）二月爆發，迅即以7州28郡同時俱起之勢，形成了燎原大火。除了張角、張寶、張梁兄弟直接領導的巨鹿黃巾外，其中勢力強大的，還有波才領導的潁川黃巾，張曼成、趙弘、韓忠、孫夏領導的南陽黃巾，彭脫領導的汝南、陳國黃巾，卜己領導的東郡黃巾。各部黃巾兵鋒所向，殺郡守，虜宗室，燒官府，略聚邑，直指東漢都城洛陽。靈帝急忙任命外戚何進為大將軍，聚兵屯守洛陽都亭，並設函各、廣城、伊闕、大谷、轘轅、施力、小平津、孟津八關都尉以拱衛京師。又解除「黨錮」，赦免「黨人」，整合統治階級內部的多種勢力，然後「發天下精兵，博選將帥」，派遣北中郎將盧植、左中郎read.99csw.com將皇甫嵩、右中郎將朱儁等率軍開赴各地討伐黃巾軍。在共同利害面前，原先長期爭鬥不已的多種勢力暫時協同，「公卿出馬、弩，舉列將子孫及吏民有明戰陣之略者詣公車」（《後漢書·孝靈帝紀》），豪強地方武裝也向起義軍揮動屠刀。黃巾起義軍奮勇作戰，多次打敗東漢政府軍，一度把皇甫嵩圍困在長社（今河南長葛東）城內，盧植、朱儁所部也一再潰逃。只可惜，以流民為基幹的起義軍將士缺乏軍事素養，或依草結營而被火攻突襲，或麻痹大意而遭偷襲重創，或分散作戰而致被圍失利，經過大半年殊死搏殺，終被各個擊破。當年十一月，隨著張角病逝，張梁、張寶先後戰死，其他起義軍首領或被俘，或投降，一場大規模的農民起義被鎮壓下去了。東漢王朝改元中平，皇甫嵩、朱儁等人因功封侯、增邑、拜將，甚至有歌謠稱頌：「天下大亂兮市為墟，母不保子兮妻失夫，賴得皇甫兮復安居。」後來魏、蜀、吳三國的開啟人物也因參与鎮壓黃巾起義而嶄露頭角，曹操由騎都尉而遷為濟南相，劉備得任安喜尉，孫堅則拜為別部司馬。

發如韭，剪復生。

「五德」即「五行」：水、火、木、金、土。「五者流行而更轉，順則相生，遞則相剋，如是則各各為用，以成其道而已。」（《三命通會》卷一）相生的次序為：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相剋的次序為：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先前西漢以秦為水德，自己為土德，解釋為漢取代秦就是土德克水德。西漢末年改為用相生之說，把短祚的秦去掉不算，以周為木德，自己為火德，解釋為繼周滅秦就是木德生火德。張角提出的口號沒有直接套用「五德」相生或者相剋，而是混用了「五行」（水、火、木、金、土）與「五色」（青、赤、黃、白、黑）以及「五帝」（東方蒼帝、南方赤帝、中央黃帝、西方白帝、北方黑帝）之間的交錯對應關係，暗取「水生木」的相生之義，賦予自己以代漢而立的「天命」合理性。儘管這樣的牽強湊合比「漢德」的變來變去更難以自圓，但在那個特定的歷史時期，統治階級的「天命」思想就是統治思想，用統治思想之矛攻統治思想之盾必然更具顛覆性。而且既然是輿論造勢，要的就是簡潔明快，煽惑人心，哪管那麼多細枝末節？

三年後，逐捕「黨人」和太學生千餘人，均遭死、徙、廢、禁。到熹平五年（176），靈帝還詔令州郡，舉凡「黨人」的嫡親、近戚和門生、故吏一概免官禁錮。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第二次「黨錮」事件。兩次「黨錮」事件的繼踵發生，標志著東漢統治集團內部以宦官勢力為一方，以官僚士大夫階層（時或聯合外戚）為另一方的利害衝突，已經達到冰炭水火、你死我活的劇烈程度，劉姓漢室已經毫無能力調和或緩解。物之腐敗必然見於自身的肌體，東漢政權正是這樣由腐而敗，自我覆亡走向歷史墳墓的。黃巾起義爆發后，大批「黨人」獲得解禁，但他們已經有心「殺賊」，無力回「天」了。

這其間，值得特別注意的是張角提出的口號。毛澤東有一段名言：「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從張角來看，說他當時已經具備自覺的階段鬥爭意識，適用這段名言的后一句，無疑過分拔高了。但「蒼天」明指東漢政權，「黃天」確喻張角一方，一「死」一「立」的對舉之間，已經成為一個以推翻現存政權為終極目標的輿論綱領和革命宣言。若拿先前秦末農民起義領袖陳勝所謂「王侯將相寧有種乎」，項羽所謂「彼可取而代之」，劉邦所謂「大丈夫當如此也」之類的個人抱負宣洩來作比較，這一輿論綱領和革命宣言顯然已經觸及古往今來階級之間生死鬥爭的根本問題，即政權問題，在中國農民運動史上尚屬於破天荒第一次。唯其如此，黃巾起義的勃然而興，勢若燎原，對於東漢統治勢力所造成的震懾和衝擊，從一開始就超過了四百年前陳勝、吳廣起義之對於嬴秦政權，兩百年前綠林、赤眉起義之對於新莽政權所造成的震懾和衝擊。也唯其如此，原本階級內部矛盾深沉、爭鬥殘酷ｈttｐs://reaｄ•９９ｃｓｗ.cｏm的東漢統治勢力不同階層、不同派系迅速糾合攏來，極力鎮壓威脅他們共同利益的黃巾部眾。

黃巾起義爆發於東漢靈帝中平元年，時為干支甲子年，公元184年。較之於秦朝末年臨危自救，振臂一呼，倉促起事的陳勝、吳廣起義，新莽年間嘯聚山林，結境以逞，依附劉氏的綠林、赤眉起義，黃巾起義的有組織，有計劃，有輿論，明顯別開先河，堪稱歷代農民起義里程碑式的第一次。早在起義前的十余年間，巨鹿（今屬黃巾）起義雖然以失敗告終，但它直接導致了東漢末年群雄割據，秦、漢大一統格局終被三國鼎立所取代。「蒼天」的「死」與「黃天」的「立」，都不是宿命，而是若干偶然聚合成的必然。

的官要投入等於1600個月「四百石」月錢的買官費，比現今的濫官污吏買官的投入成本高得多了。「羊毛」只能出在「羊」身上，各種買官者及其靠山、黨羽勢必變本加厲地敲榨盤剝黎民百姓，「視民如寇讎，稅之如豺虎」，讓黎民百姓為他們「埋單」。貪濁之風甚囂塵上，連中常侍呂強也看不過，一再上疏示警：「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今上無去奢之儉，下有縱慾之敝，至使禽獸食民之甘，木土衣民之帛。」「調廣民困，費多獻少，奸吏因其利，百姓受其敝。」

但靈帝哪裡聽得進去？待黃巾事起，呂強反被同為中常侍的趙忠、夏惲等誣為「貪穢」，被迫自殺。

東漢政權與西漢政權儘管都姓劉，宗法血緣前後相繼，政治基礎卻不完全一樣。在前的西漢開國之君劉邦，以及他的開國功臣蕭何、曹參、周勃、陳平等人都出身社會下層，經由奪取政權而躋身地主階級，根本利益轉換確有一個過程，對自耕農的剝削較之秦代真的有所減輕。西漢前期70餘年間，「與民休息」，出現了無為而治局面，社會相對承平。繼后的東漢「中興」之主劉秀，以及他的「中興」元勛鄧晨、李通、鄧禹、寇恂等人則不是「世吏二千石」，便是「鄉閭著姓」，全都屬於豪強大地主階層，因而給東漢政權打下了始終代表豪強大地主階層利益的鮮明胎記。一直以來，豪強大族依勢佔有大量土地和依附農民，社會上兼并現象空前嚴重。如仲長統《昌言》所述，各地的豪強大族不僅擁有大田莊，農、林、牧、副形成高度自給自足的農村經濟形態，而且把掌控社會經濟命脈的觸爪伸進城市，達到了「船車賈販，周於四方，廢居積貯，滿於都城」的程度。例如濟南王劉康，田土多達800頃，奴僕多達1400人，政治上、經濟上都儼然一方霸主。即便不做官，豪強大地主們也「榮樂過於封君，勢力侔于守令」。不少豪強大族還建立私家武裝，糾集一部分宗族、賓客和佃農、僱農結為「部曲」，在大田莊里「警設守備」，平時為封建經濟保駕護航，一旦發生非常之變，就迅即轉為割據武力。政治、經濟權力高度集中在極少數人手裡，又因各自為政而相當分散，對東漢政權就像一柄雙刃劍，一刃是在維護它，一刃又會傷害它。少數人愈尊愈富，必然導致多數人愈賤愈貧，社會嚴重兩極分化。兩極分化的另一極中，大量自耕農土地被兼并，地位亦隨之下降，或降為佃農、僱農，或淪為奴隸；庶族小地主日子也不好過，隨時可能變成橫被「大魚」吞食的「小魚」。

僅就輿論造勢的策略選擇而言，「蒼天已死，黃天當立」的「天命」內涵，就具備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功效。「天命」說不始於漢，但自從漢代秦興以降，劉姓漢室最高統治者及其御用文人們硬將「天命」推向極致。西漢大儒董仲舒所著的《春秋繁露》反覆伸言：「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王者必受命而後王。」從西漢後期哀、平年間到東漢時期，漢儒們盛行「讖緯」之學，更附會先秦陰陽家的「五行」學說，用「五德終始」解釋王朝更替。

吏不必可畏，民不必可輕！

張角宣傳的「黃天當立」，並沒有如其預期，實現「歲在甲子，天下大吉」。然而，黃巾起義軍主力各部相繼失敗，並不意味著這次起義已經全部煙消雲散，歸於沉寂，更不意味著「蒼天」並未「死」，「黃天」不「當立」。史籍記載得明白，還在起義軍主力攻擊ｈtｔpｓ://ｒｅad•９９cｓｗ.cｏｍ方熾的時候，當年七月，道教另一支「五斗米道」的首領巴郡人張修也在漢中發動起義，東漢官方稱之為「米賊」。與張修同入漢中的張魯後來自號「師君」，建立政教合一的割據政權，保據漢中達20多年，直至獻帝建安二十年（215）方為曹操所滅。黃巾主力失敗后，「復有黑山、黃龍、白波、左校、郭大賢、于氐根、青牛角、張白騎、劉石、左髭丈八、平漢、大計、司隸、掾哉、雷公、浮雲、飛燕、白雀、楊鳳、于毒、五鹿、李大目、白繞、眭固、苦哂之徒並起山谷間，不可勝數」。其「大者二三萬，小者六七千」。以常山人張燕（張飛燕）所部最為壯大，「眾至百萬，號曰『黑山賊』」，「河北諸郡縣並被其害，朝廷不能討」。（《後漢書·朱儁傳》）至中平五年（188），各地起義軍重新相繼以「黃巾」為號，活躍于西河、汝南、青徐、益州等地，連江南地區也有波及。直到初平四年（193），張燕「黑山軍」以及劉石、青牛角、黃龍、左校、高大賢、李大目、于氐根等部才被時任冀州牧的袁紹剿滅，餘眾被袁紹收編，使袁紹成了擁眾數十萬的最大割據勢力。而在此前一年，青州黃巾軍也因中了曹操埋伏，遭致失敗，曹操因而獲得降卒三十余萬，取其精銳編為「青州兵」，成為繼續擴張的依靠力量。

（河北）人張角便在冀州（今河北及河南北部）傳播道教，號稱「太平道」。利用這一個宗教組織形式，他分遣弟子「使於四方，以善道化教天下」，同時「符水咒說以療病」（見《後漢書·皇甫嵩傳》）。許多人將他信奉若神，信徒達到數十萬，遍及青、徐、幽、冀、兗、豫、荊、揚八州（包括今山東、安徽、河北、河南、湖北、湖南、江西、江蘇、浙江等省的廣大地區）。張角把各地信徒編為三十六方，大方一萬多人，小方六七千人，大小方都設渠帥統領，由他統攬指揮。又提出「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的口號，令徒眾廣為散布，竟至神不知，鬼不覺，連京城寺門及州郡官府也讓「太平道」徒用白土寫上了「甲子」二字。荊州大方馬元義還多次往來京師，聯絡中常侍封諝、徐奉等人作為內應，約定三月三日內外同時舉事。但由於弟子唐周叛變泄密，馬元義被車裂于洛陽，千余徒眾也遭殺害，張角只好決定提前到二月起義。張角自稱天公將軍，其弟張寶稱地公將軍，張梁稱人公將軍，諸方一時俱起，旬日之間天下響應，京師震動。起義軍上下都頭著黃巾，以作為標誌，東漢官方謂之「黃巾賊」或者「蛾賊」。

民謠就是民心，就是民意，集中表現出起義民眾視死如歸、前仆後繼的拚命氣概。從東海到西涼，從冀北到嶺南，從幾百人、幾千人到幾萬人、幾十萬人的流民暴動此起彼伏，有的還與羌人、蠻人的反漢鬥爭相互呼應，所謂「春飢草竊之寇」、「窮厄寒凍之寇」（《後漢書·楊震傳附楊賜傳》）令東漢政權窮於應付。起義首領或自稱「將軍」、「皇帝」，或披上宗教外衣自稱「真人」、「黑帝」、「黃帝」，表明他們已經不屑於步新莽年間綠林、赤眉的後塵，要依託一個劉姓宗室來作號召，而是立志要革劉姓漢室的命，奪取政權改朝換代了。黃巾起義正是這些起義的繼續和發展，「黃天當立」的輿論精蘊，同樣也是這些起義終極目標的概括和升華。

東漢政權越走向滅亡，整個統治階級———上自皇帝、皇室、外戚、宦官集團，下至豪強地主、地方官吏———對於以農民為主體的被統治階級的政治壓迫和經濟剝削越趨向苛酷，黎民百姓陷於水深火熱之中，身家性命毫無保障。到桓帝年間，苛捐雜稅變著法子地增加，例如「田稅」一畝加十錢，「口賦」（人頭稅之一種）從七歲始征改為一歲始征，搜括幾至敲骨吸髓。靈帝時，宦官王甫的養子王吉擔任沛相，貪暴無已，殺人都「磔屍車上」，遊行示眾，夏天屍體腐爛了，還「繩連其骨，周遍一郡乃止」，五年間殺了萬餘人。又廢弛水利，導致了水災、旱災頻繁發生，桓靈之際全國大的水災就有13次，佔到整個東漢時期大水災的二分之一，大的旱災也有6次，佔到整個東漢時期大旱災的三分之一。蟲災、蝗reａd.99csw•ｃom災、風災、雹災和地震災害亦連年不斷，人、畜癘疫交替發生，全國到處出現「地廣而不得耕，民眾而無所食」的凄慘境況，甚至落到人吃人。失去生計的農民輾轉流亡，在桓帝永興元年（153），流民竟達數十萬戶之眾。歷史上的農民起義，基本群眾主要是流民，他們流離失所，走投無路，只好選擇暴動造反來一博命運。從安帝永初三年（109）到靈帝中平元年（184）的近80年間，僅據史籍有記載的，以流民為基幹的農民起義就將近百次。當時流傳一首民謠：

從農民起義戰士，到割據武裝部從，角色的轉換固然包含性質的轉換，卻至少能體現兩點：一、大規模的持續性的黃巾起義，直接衝擊了風雨飄搖的東漢政權，加速了這個腐朽政權的最終解體；二、流離失所的農民被迫成為打仗賣命的士兵，無論歸屬哪一種政治勢力，他們都是實現改朝換代，促進歷史變動的根本群眾基礎，黃巾起義充分起了組織作用。更重要的是，「黃天當立」的輿論訴求起自社會底層，影響社會上下各個階級和階層，連董卓、袁紹、袁術、劉表那樣的政治勢力代表人物都不再把劉姓漢室當作「天命」所在的玩意兒，認為可以把玩于股掌，隨時可以取而代之了，足見那「蒼天」的確「已死」了，代之的「黃天」的確「當立」了。儘管這「黃天」不是張角等人，不是董卓、袁紹之流，而是鎮壓黃巾之時猶自混跡軍旅中、下層的曹操、劉備、孫堅家族後來所建立的魏、蜀、吳三國，黃巾起義的終極目標終究是以異化的歷史形態達到了。個例深寓共性，當一個專制政權已經腐朽沒落，連普通民眾都相信它「蒼天已死」的時候，它必死無疑就註定了，無非是來早與來遲而已。由什麼力量充當「黃天」也不重要，重要的是，這樣的力量或早或遲總會出現。這其間決然沒有什麼宿命存在，而是多種多樣錯綜複雜的偶然因素交相為用，共同造就了歷史的必然。

對這段評論稍加引申，就不難得出兩點認知。其一為，像東漢末年那樣，玩弄法制花招以阻遏腐敗定勢，連限制官員籍屬的「三互法」也出籠了，實不過是「國將亡」的病重亂投醫而已，縱能自欺亦難盡欺天下人。其二為，真正的以法治國，必須始終堅持「執其本」，不能臨時僥倖「執其末」，東漢政權待到「上下勞擾而天下大亂」才來亂用強心劑，根本不可能避免自取滅亡之災，何況「三互法」並非好法令。張角作出「蒼天已死」的形勢研判，實可謂切中肯綮，石破天驚。

黃巾起義雖然以失敗告終，但它直接導致了東漢末年群雄割據，秦、漢大一統格局終被三國鼎立所取代。「蒼天」的「死」與「黃天」的「立」，都不是宿命，而是若干偶然聚合成的必然。

對於豪強大地主勢力的恣肆坐大，東漢最高統治者曾經力圖加以控制，光武帝劉秀、明帝劉庄、章帝劉炟都曾採取措施強化專制皇權。除了不給「中興」元勛以實職實權，並且剝奪他們的兵柄之外，在中央政府一級，還讓位極人臣的「三公」（太尉、司徒、司空）權力虛化，把實際權力運作轉移到中朝尚書台。尚書台設秩祿千石的尚書令和六百石的尚書僕射，令、仆以下設六朝尚書分掌庶政，由皇帝遴選親信臣僚「錄尚書事」，意在便於直接指揮。這樣做，削弱了相權，加強了皇權，一度穩定了東漢王朝統治秩序。但從和帝劉肇起，這一政治策略就走向反面，變成外戚、宦官交替傾斗專權。劉肇10歲即位，其母竇太后臨朝稱制，任用竇憲為侍中，竇氏家族把持朝政，連其家奴也敢於橫行京師。和帝永元四年（92），靠宦官鄭眾率領禁軍消滅了竇氏勢力，鄭眾預政封侯，揭開了宦官專權序幕。安帝劉祜時，先是鄧太后及其兄弟鄧騭掌權，鄧太后死後，安帝與宦官李閏、江京合謀除掉鄧氏勢力，又是李閏、江京與閻皇后的兄弟閻昱裹在一起，宦官與外戚共同掌權。延光四年（125）宦官孫程等19人殺掉閻昱，擁立11歲的濟陰王劉保為帝，是為順帝；孫程等19人皆封侯，不但可以在朝為官，還可以養子襲爵。順帝稍長大，相繼拜其後之父梁商，以及梁商之子梁冀為大將軍，用外戚勢力鉗制宦官勢力。劉保死後，梁太后和梁冀先後選立沖帝劉炳read.99csw.com、質帝劉纘和桓帝劉志，專權近20年，親戚、黨羽「威行內外」。延熹二年（159）梁皇后死，桓帝與宦官單超等人合謀翦除梁氏勢力，抄沒梁冀的家產價值30多億錢，竟相當於東漢政府一年賦稅收入的一半。單超、具瑗、左悺、徐璜等五個宦官因功封侯，世稱「五侯」，從此朝政大權主要落到了宦官手裡。他們「手握王爵，口含天憲」（《後漢書·梁冀傳》），貪殘暴虐超過外戚。到靈帝劉宏時期（168—189），張讓、趙忠、封諝、段珪、曹節、侯覽、蹇碩、程曠、夏惲、郭勝等10個宦官號稱「十常侍」，朋比為奸，無惡不作，靈帝竟事張讓如「阿父」，趙忠如「阿母」。外戚、宦官實際上代替劉姓漢室掌控東漢皇權，長達百年之久，這在綿延兩千多年的中國封建社會演變史上堪稱一道獨一無二的另類風景。尤其是宦官勢力惡性膨脹（後來明代的魏忠賢閹黨在程度上雖有過之，體制性和延續性卻有所未及），極大地損害了東漢統治階級內部其他勢力集團的切身利益，從而也加劇了不同階層、不同階級之間的矛盾和鬥爭，黃巾起義爆發於靈帝年間毫不足怪。

同一切腐敗政權一樣，東漢末年，朝廷上下貪瀆枉法，橫徵暴斂，賣官買官，成了體制性痼疾。特別是靈帝劉宏，由侯而帝之後，竟把「天子」之位當作積聚「私藏」的便道，在西園開建一個「萬金堂」，將國庫積貯轉化為私有。並且給朝廷內外各級官爵開出了明碼實價，公開進行拍賣。朝廷內的「三公」之職開價1000萬錢，「九卿」和「關內侯」開價500萬錢；朝廷外的地方官比京官更好搜括民眾，價碼相應定得更高些，「二千石」賣2000萬錢，「四百石」賣400萬錢。這種「官價」還可以上下浮動，如名士崔烈出任「三公」之一的司徒，只付出半價500萬錢，而宦官曹騰的養子曹嵩（曹操之父）取代崔烈出任「三公」之一的太尉，就比定價高出十倍，付出一億錢。一般是現錢交易，暫時湊不夠錢的則可以賒欠，待到任職后加倍支付。對那些沒有花錢買官的地方官，又換了一個法子，以助軍餉、修宮室為名，要求他們向西園繳納多則數千萬錢，少則數百萬錢。所有這些錢都先輸中署，名之為「導行費」。聚斂的「私藏」揮霍無方，靈帝又在後宮仿建商品街，命令采女喬裝販賣，並互相盜竊爭鬥，他本人也著商賈服飲宴作樂。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買官者趨之若鶩，投入的成本駭人聽聞。按東漢俸例，大小官員都按月受俸，半錢半谷。在殤帝延平年間（106），相當於現今「省部級」的「二千石」官員的月俸為錢6500百，米36斛（一斛十斗）；相當於現今「縣處級」的「四百石」官員的月俸為錢2500，米15斛。如果靈帝年間官員沒有「加薪水」，那就意味著，買一個「二千石」的官要投入等於3076個月「二千石」月錢的買官費，買一個「四百石」

頭如雞，割復鳴。

歷來講三國歷史，都先講黃巾起義。《三國志》開篇，《魏書·武帝紀》承題便寫道：「光和末，黃巾起。拜騎都尉，討潁川賊。」開宗明義地交代清楚，曹操登上歷史舞台，起步就靠參与了鎮壓黃巾起義。由史學到文學，《三國演義》第一回回目也是「宴桃園豪傑三結義，斬黃巾英雄首立功」，並且是從張角、張寶、張梁三兄弟聚眾首事，順勢引出了劉備、關羽、張飛三兄弟金蘭結拜。與曹、劉一樣，後來割據東吳的開啟人物孫堅，亦憑征討黃巾起家。可以說，舉凡三國形成之前、形成之初際會風雲的弄濤兒們，莫不與黃巾起義存在著牽連關係，否則未必能夠出頭。假若未曾發生過黃巾起義，中國歷史的演變進程上會不會冒出一個三國時期，不妨打個問號。

叔向有言：「國將亡，必多制。」明王之政，謹擇忠賢而任之，凡中外之臣有功則賞，有罪則誅，無所阿私，法制不煩而天下大治。所以然者何哉？執其本故也。及其衰也，百官之任不能擇人，而禁令益多，防閑益密，有功者以礙文不賞，為奸者以巧法免誅，上下勞擾而天下大亂。所以然者何哉？逐其末故也。孝靈之時，刺史、二千石貪如豺虎，暴殄烝民，而朝廷方守「三互」之禁。以今視之，豈不適足為笑，而深可為戒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