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孫權的卑躬稱臣，也有他的不可逾越的政治底線，那就是決不能讓曹魏政權卡住脖子，弄得全然沒有動彈餘地。他「外託事魏，而誠心不款」，集中表現在「任子」事件上。所謂「任子」，就是人質，讓王子作人質。孫權打敗劉備后不久，「魏乃遣侍中辛毗、尚書桓階往與盟誓，並征任子」。一旦王太子孫登作了人質，曹魏政權就隨時可以拿他性命進行要挾，孫吳從此將無寧日，因而孫權「辭讓不受」。曹丕惱羞成怒，遂于魏黃初三年（222）九月三路出兵，直逼洞口（在今安徽和縣）、濡須和南郡，孫權趕緊調兵遣將分頭抵禦。但那時東吳境內「揚、越蠻夷多未平集，內難未弭」，他又不得不「卑辭上書，求自改厲」。其「卑辭」甚至寫到，「若罪在難除，必不見置，當奉還土地、民人，乞寄命交州（今廣東、廣西一帶，治在今廣東番禺），以終余年」。曹丕卻毫無緩解餘地，回書威脅說：

這樣做也維持了長少之序，原本無可厚非，但他偏愛孫霸，竟讓魯王與太子同處一宮，同等待遇，就人為地製造出了宮廷矛盾。一部分大臣認為「禮秩宜異」，他又輕率地詔令二子分宮，各置僚屬。孫霸覬覦皇太子位份，私下裡拉幫結派，培植死黨。循禮還是循私，擁長還是擁少，朝內朝外的文官武將分成了兩派。眼看孫霸謀奪太子位的野心越來越昭然，擁長派的時任丞相陸遜、太常顧譚、太子太傅吾粲等多次陳述長少之義，力主禮不可奪。孫權卻聽信擁少派的全寄、楊竺「譖訴日興」，將吾粲下獄誅殺，將顧譚流放到僻遠的交州（今廣東番禺）。

比特務統治，誣陷忠良更嚴重的，是皇權獨斷，株連清洗。封建專制政體從來都靠血緣宗法關係作維繫，皇權繼承人立嫡以長，就是這條紐帶上一個極其重要的環節，如果任意違反，難免亂象叢生。孫權222年稱王、229年稱帝的時候，都遵循皇權禮法，立長子孫登為王太子和皇太子。孫登于赤烏五年（242）早逝，次子孫慮更先之亡故，他便立三子孫和為皇太子，又封四子孫霸為魯王。

孫、劉聯盟自不例外，又有聯合，又有鬥爭。赤壁之戰後，劉備上表請准孫權車騎將軍，領徐州牧，孫權也承認了劉備領荊州牧的地位，並「進妹固好」，雙方的聯盟進入「蜜月期」。但奪取荊州、「漸規（窺）巴蜀」已是孫吳既定方針，孫權將南郡借給劉備，只是為了構成犄角之勢，共同抗禦曹操。他曾遣使去試探劉備，提出要共取巴蜀，卻被劉備以「宗室被攻，而不能自救，無面目以立於天下」為借口拒絕了，於是明白了文的一手達不到目的。改用武的一手，派兵向西推進，劉備又部署關羽、張飛等率軍阻攔，仍然難以企及巴蜀。其後劉備自己「西圖璋」，留關羽鎮守荊州，孫權氣不忿大罵劉備「猾虜乃敢挾詐」。建安十九年（214）劉備取代劉璋，佔據益州后，他派諸葛瑾出使討還荊州諸郡，劉備不答應，竟說：「吾方圖涼州（今甘肅、寧夏一帶，漢末治所在今甘肅清水縣北），涼州定，乃盡以荊州與吳耳。」對劉備借地不還，充當「老賴」，孫權怒斥為「此假而不反，而欲以虛辭引歲（拖延時間）」。於是委派長沙、零陵、桂陽三郡長吏，意欲強行接管，又被關羽趕了回來。一而再，再而三受騙受辱，孫權不得不兵戎相見，派呂蒙、魯肅率眾分頭進軍，自駐陸口（今湖北蒲圻）節度諸軍，很快攻佔了三郡。劉備慌忙從成都引兵東下公安（今屬湖北），又令關羽進至益陽（今屬湖南），一時間雙方劍拔弩張，迫近決戰。恰值曹操領兵入漢中，劉備害怕益州有失，違心地遣使求和。孫權也講究有理、有利、有節，令諸葛瑾回報，雙方才「更尋盟好，遂分荊州，長沙、江夏、桂陽以東屬權，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屬備」。百代以下平心而論，孫劉相比較，孫權更有戰略家氣度，更顧聯合抗曹大局，而劉備則器宇太狹小，不講誠信。後來孫、劉聯盟一度破裂，終至引發了夷陵之戰，主要責任當在劉備和他的拜把兄弟關羽。

二十四年（219）十月，還遣使上書曹操，稱說天命，勸其稱帝，曹操哂之為「是兒欲踞吾著爐火上邪」。同年十二月襲取荊州，俘獲關羽、關平父子，又向曹操獻關羽人頭，同時進獻貢奉。曹操遂表孫權為驃騎將軍，假節領荊州牧，封南昌侯。孫權這樣卑躬稱臣，目的九九藏書就是進一步換取曹操歡心，以便減少北方壓力，讓他能夠放開手足去「盡取荊州」，並且得到曹操承認。這決不是真心臣服，而是一種能屈能伸的權謀，終於讓他在建安八年（203）首次西征黃祖的十六年後，有效地佔領了朝思暮想的整個荊州，成倍地擴張了孫策開闢的割據領土。以小屈換大伸，表明在「與天下爭衡」方面，他比乃兄更有能耐。

長少爭鬥愈演愈烈，使孫權深感「子弟不睦，臣下分部，將有袁氏之敗」，他就產生了「改嗣之規」。赤烏九年（246），不問是非曲直，先幽閉了太子孫和。擁長派的朱據、屈晃、陳正、陳象等上書「固諫不止」，「權大怒，族株正、象，據、晃牽入殿，杖一百」。還派宦官去責備陸遜，致令功勛卓著的陸遜憂憤成疾而死。到赤烏十三年（250），進一步廢除太子孫和，群臣由於進諫遭到誅殺或流放的多達數十人，「眾咸冤之」。同時又將孫霸賜死，擁少派的全寄、吳安、孫奇、楊竺等也以「陰共附霸，圖危太子」治罪，寄、安、奇盡誅，「流竺屍于江」。然後改立少子孫亮為太子，孫亮當時才十歲，「童孺而無賢輔，其替位不終，必然之勢也」。繼承人這樣換來換去，親生兒子或廢或殺，株連誅、放的大臣好幾十個，致令吳國大傷元氣，都是孫權仗恃皇權獨斷專行惹的禍。所以裴松之拿晚年孫權與袁紹、劉表進行比較，抨擊他「既以（已）立和而復寵霸，坐生亂階，自構家禍，方之袁、劉，昏悖甚矣」。

對曹操一方，孫權一直審時度勢，實行又抗爭、又隱忍的兩手策略。繼建安十八年（213）濡須口之戰以後，十九年（214）他曾兩度親冒矢石，率軍北進。第一次親征皖城，以呂蒙、甘寧為將督眾攻城，一舉攻克，「獲廬江太守朱光及參軍董和，男女數萬口」，取得小勝。第二次親征合肥，未能攻下，撤軍路上與部將凌統、甘寧反被「魏將張遼所襲」，差點當了俘虜。幸虧凌統、甘寧等「以死捍權」，近侍谷利又緊隨馬後，著鞭「以助馬勢」，駿馬越過津橋，他才免去厄運。二十一年（216）冬曹操復攻濡須，次年春孫權即派都尉徐詳「詣曹公請降，公報使修好，誓重結婚」，藉以換得喘息機會。

曹營將領請戰，曹操不許，令嚴密戒備，弓弩不得妄發。孫權船行五六里，迴轉船頭時還奏響了軍樂，公然挑戰，氣概鷹揚。曹操見孫權「舟船器仗軍伍整肅」，情不自禁喟嘆道：「生子當如孫仲謀，劉景升兒子若豚犬耳！」雙方「相拒月余」，孫權寫信對曹操說：「春|水方生，公宜速去。」另有一紙附言：「足下不死，孤不得安。」居然對曹操開展心理戰。曹操聽懂了弦外之音，不願重蹈赤壁覆轍，對諸將說「孫權不欺孤」，下令撤軍而去。這一次較量，凸顯出了孫權的後生可畏，曹操當是口服心服。

廢孫和、殺孫霸、立孫亮兩年後，太元二年（252）夏四月，孫權死，時年71歲。死後28年間，吳國經歷了孫亮、孫休、孫皓三個後嗣之主，于公元280年被西晉所滅，三國分峙的歷史由茲劃上了句號。縱觀孫權的一生行狀，早年、中年不愧為一代雄略之主，韜略和功業僅次於曹操，劉備不能比並；晚年則是一個昏暴帝王，昏過了袁紹，暴過了曹操，劉備沒有他這樣的毛病。假若曹操晚於他，未必還會興嘆「生子當如孫仲謀」。南宋詞人辛棄疾一再謳歌「千古江山，英雄無覓，孫仲謀處」，「生子當如孫仲謀」，也只是敬佩他「年少萬兜鍪，坐斷東南戰未休；天下英雄誰敵手？曹劉」，有感於趙氏小朝廷的無作為而發。撇開「生子」的寄託，只看孫權的一生，判若兩人實為一人，豈止是封建帝王才可以引為鑒戒？扯遠了，不說他。

雙方軍隊水、陸交戰，互有勝敗，打到十一月仍未決勝負。孫權當機立斷，於十二月派遣太中夫鄭泉前往永安城，向劉備求和。次年四月劉備死，又「遣立信都尉馮熙聘于蜀，吊備喪」，重新恢復了中斷五年的孫、劉聯盟。此前一個月，吳將朱桓擊敗了魏將曹仁，「魏軍皆退」。如此反覆地鬥智鬥力，孫權終於由被動轉為主動，安然立於不敗之地。「然猶與魏文帝相往來，至後年（224）乃絕」。陳壽評贊他「屈身忍辱，任才尚計，有勾踐之奇英，人之傑矣」，可以說當之無愧。

孫權佔有的江東六九-九-藏-書郡，指會稽、吳郡、丹陽、豫章、廬陵、廬江，在漢末屬於揚州刺史部，地域包括今之上海、浙江西北部、江西大部和安徽、江蘇的南部，大約為後來吳國領土的四分之一。六郡屬縣多深山險地，長期都被山越人佔據。所謂山越，即秦漢時期說的百越，是已半漢化的少數民族。山越人依循血緣關係群居，擁「宗帥」自立，組成若干「宗部」、「宗伍」，大者數萬家，小者數千戶，憑山踞險對抗官府，拒絕納稅服役。面對長期積聚起來的民族矛盾，孫權先實行「鎮撫」政策，收效不大。建安八年（203）孫權西征黃祖，已圍夏口（今湖北武漢），由於丹陽、豫章、廬陵三郡的山越人重新暴動，被迫放棄指日可待的軍事勝利，回軍鎮壓。他派征虜中郎將呂范平鄱陽（今江西波陽），蕩寇中郎將程普討樂安（今江西德興），相繼告捷。隨即委任建昌都尉太史慈領海昏（今江西永修），別部司馬韓當為樂安長，周泰為宜春（今江西廬陵）長，呂蒙為廣德（今安徽廣德）長，讓他們鎮撫那些山越人多、難以治理的縣。韓當在樂安「山越畏服」，周泰在宜春「食其征賦」，逐步見到成效。又派南部都尉賀齊率軍征剿不服鎮撫的建安（今福建建甌）、漢興（今福建莆城）、南平（今福建南平）等縣的山越人，「斬首六千級，名帥盡擒，復立縣邑」。建安十年（205），重派賀齊討平上饒（今屬江西）的山越人，並且分置建平縣（今屬福建）。三年間剿撫並用，暫時削弱了山越人的反抗，孫權既穩定了後方，又擴大了地盤。

赤壁之戰前後的孫權，才26歲，卻表現得相當出色。當年五十三歲的曹操氣焰正熾，全然沒有把子侄輩的孫權放在眼裡，以為恐嚇一下便會望風歸服。他給這個毛頭小子寫了一封信，說「今治水軍八十萬眾，方與將軍會獵于吳」。孫權「得書以示群臣，莫不響震失色」，張昭等人多勸「迎之」。獨魯肅不言，待「權起更衣」，「追于宇下」，勸其「早定大計，莫用眾人之議」。孫權當即表示：「諸人持議，甚失孤望。今卿廓開大計，正與孤同。」他接受魯肅建議，從鄱陽召還周瑜，一起確定了抗擊曹操的方略。孫權當眾表明了「與老賊勢不兩立」的態度，並且拔刀砍座前奏案說道：「諸將吏敢復有言當迎操者，與此案同！」有拒有納的主見，不屈不撓的氣概，決戰決勝的意志，在三國眾多風雲人物中，稱得上罕有匹敵。適逢時年47歲的劉備，派諸葛亮來洽談聯合抗曹事宜，孫權慨然拍板結成軍事聯盟。於是派「（周）瑜、（程）普為左右督，各領萬人，與備俱進，遇于赤壁，大破曹公軍」。儘管他沒有親臨西線戰場抗曹，但決策拍板，他的作用無可替代。如果他像劉琮一樣地「束手」迎曹，無論是魯肅、周瑜，還是劉備、諸葛亮，全都拿他沒辦法，「鼎足之形成」根本不可能，更不要說孫、劉聯軍能夠在赤壁以弱敵強、以少勝多了，甚至於三國歷史也將無從出現了。非唯此也，而且他還「自率眾圍合肥，使張昭攻九江之當塗（今均屬安徽）」，在東線發動軍事策應。五年後曹操與他在濡須口正面對壘，發出「生子當如孫仲謀」的喟嘆，分明已經另眼相看，把他視作了比劉備更強的一個紛爭敵手。

赤壁之戰煙消雲散五年後，建安十八年（213）正月，曹操再一次親自率軍進攻東吳，兵至濡須口（今安徽無為），孫權也親自率軍到交戰一線迎戰。那一年，曹操58歲，孫權31歲，兩位年齡相差27歲的風雲人物第一次在戰場正面對壘。曹軍先出擊，作油船夜攻水中沙洲。孫權派水軍圍攻，俘獲曹軍3000餘人，對方溺水而死者「亦數千人」。於是孫權轉為主動的進攻，數次挑戰，曹軍都「堅守不出」。孫權便親自乘坐大船來觀曹軍營寨，曹操令「弓弩亂髮，箭著其船，船偏重將覆」。孫權臨危不亂，「因回船，復以一面受箭，箭均船平，乃還」。這一場亂箭戰，被《三國演義》移花接木，添枝加葉，改造成了諸葛亮「草船借箭」，實際上孫權才有此作為。

「若君必效忠節，以解疑議，（孫）登身朝到，夕召兵還，此言之誠，有如大江！」孫權被逼到死角，只好撕破臉改元黃武，「臨江拒守」。

廣積糧，大拓土，緩稱帝，同樣建都今之南京的孫權雖未提出這個口號，事實上成了元末朱元璋「廣積read.99csw.com糧、高築牆、緩稱王」的老師。曹丕、劉備相繼稱帝后，他儘管也可跟風，卻「以位次尚少，無以威眾，又欲先卑而後踞之」。黃武二年（223）四月，「群臣勸即尊號」，他仍「不許」。他對群臣袒露心跡說，西有劉備，北有曹丕，過早稱帝會促使曹魏「速發」，造成「與西俱至，二處受敵」的局面，希望大家理解他的「低屈之趣」。其後不久劉備就死了，魏黃初七年（226）曹丕也死了，蜀漢的二世皇帝劉禪和曹魏的二世皇帝曹叡不僅年輕得多，而且平庸無能，孫權儼然變成了三國君主「老大」。

從主觀上看，孫權的本性原本就是多重組合，只不過稱帝以前居安思危，處存慮亡，將剛愎、暴虐、猜疑的惡劣根性時常掩抑著而已。建安九年（204）以「人言卿欲反」的莫須有之罪，殺掉時年29歲，「正色立朝，清議峻厲」的名士沈友，赤壁之戰前拒絕接受張昭等人的降曹意見，斫案以示決絕，以及用兵兩次「屠城」，都透露出他實有曹操之負面。時移勢易，自充「老大」，自然霸氣盡顯，封建帝王多會有的「性多嫌忌，果於殺戮」就會任其泛濫無餘。他在皇權獨尊下實行特務統治，設置校事、察戰兩職，任用奸佞親信以監視文武官員。校事呂壹秉「性苛慘，用法深刻」，仗恃孫權的恩眷寵信「漸作威福」，竟至「舉罪糾奸，纖介必聞，重以深案丑誣，毀短大臣」，使「無罪無辜，橫受大刑」，連丞相顧雍都遭無故舉罪而軟禁起來，江夏太守刁嘉被誣幾至受誅。太子孫登屢次進諫，孫權都拒不採納，「大臣由是莫敢言」。文武官員到了忍無可忍的程度，上大將軍陸遜與太常潘濬「同心憂之，言至流涕」，潘濬甚至想假借宴會襲殺呂壹。儘管呂壹終因陷害左將軍朱據，惡行敗露伏誅，孫權終不肯廢除特務職事。處死呂壹后，孫權作出引咎自責的姿態，派中書郎袁禮「告謝諸大將」，向他們「問時事所當損益」，諸葛瑾、步騭、朱然、呂岱等功臣宿將都推說「不掌民事，不肯便有所陳」，陸遜、潘濬「懷執危怖，有不自安之心」。對此，孫權非但不深自反省，反而下詔責備諸臣未能如管仲諫諍齊桓公那樣地對他。奸佞受寵，特務橫行，造成了忠良緘口，無辜遭罪，以前那種君臣和諧、上下同心的局面一去不復返，東吳盛極時已寓伏衰亡。

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當天夜裡他就死了，時年26歲。而孫權，時年只有18歲，便承擔父兄遺業。爾後半個多世紀實踐證明，孫策對孫權的評價基本上是正確的，孫權也沒有辜負乃兄的臨終遺命。

他十八歲便繼承父兄志業，大半生雄武蹈厲，任才尚計，縱橫捭闔，屈身忍辱，終能自擅江表，成就鼎峙局面。晚年稱帝后，又寵信奸佞，枉殺忠良，留下了覆國根枝。「生子當如孫仲謀」，哪些「當如」，哪些不「當如」，委實值得百代詳審。

不僅對父執輩的曹操如此，而且對同一輩的曹丕，孫權也能忍辱謀國。公元220年曹丕稱帝，次年劉備也稱帝，孫權卻不肯跟風稱帝。相反地，他告誡部屬：「夫存不忘亡，安必慮危，古之善教。」並提出「保己遺名，以安君親，孰與危辱」的問題，要求部屬務必以國之「危辱」為大，己之「遺名」為小，切實做到「且深警戒，務崇其大」。身教重於言教，他在以身垂范。所以曹丕一稱帝，他就遣使「稱藩」，將原先被關羽俘獲、後來轉到東吳的曹魏宿將於禁一併遣還。曹丕封他為吳王，東吳君臣以為「不應受魏封」，他寬解道：「昔沛公亦受項羽拜為漢王，此蓋時宜爾，復何損邪？」遣使稱謝，曹丕又趁機索要雀頭香、大貝、明珠、象牙、犀角、玳瑁、孔雀、翡翠、鬥鴨、長鳴雞等奇珍異物，東吳群臣認為「非禮也，宜勿與」，他也照給不誤。他把「彼所求者」比作「瓦石」，把「江表元元」比作「愛子」，問大家「方有事于西北」之際，難道不應該借用「瓦石」，代替人「欲擊」之的「愛子之頭」嗎？看得出，對於大是與小非，大得與小失，孫權把握得相當準確，原則性和靈活性哪一樣都不缺少。這樣果如所願，迷惑了曹魏政權，避免了兩面受敵，使他得以全力對付蜀漢入侵，為陸遜在夷陵之戰中大獲全勝提供了政治保證。

孫權比曹操晚生二十七年，比劉備晚生二十一年，卻是三人當中唯一一個貫穿了三國歷史三reａd.99ｃｓw.ｃｏｍ個時期的開國領袖。

於是進一步分兵遣將，討伐「不從命」者，廬江太守李術成為第一個討伐對象。李術本是孫策用的人，孫策一死，他不服孫權，反而聲稱「有德見歸，無德見叛」。孫權大怒，一面上表曹操，曆數李術的罪過，請曹操不要救援，一面舉兵圍攻李術所據守的皖城（今安徽潛山）。一攻破「遂屠其城，梟術首，徙其部曲三萬餘人」，頗顯曹操似的嗜殺烈風。懷柔與殺伐並舉，孫權的雄主風範很快展現出來，領袖地位得以確立。

在靈活運用軍事、外交手段，逐步開疆拓宇的同時，孫權與曹操相似，相當重視發展生產，以足食強兵。自建安七年、八年（202、203）以降，他便推行屯田制度，設置了典農校尉、典農都尉、屯田都尉系列職官進行管理。東吳屯田也分軍屯、民屯兩種，屯田兵耕戰結合，屯田民專事耕種，免除徭役。屯田區域分佈於大江南北，各個屯田基地規模大小不等，例如皖城的屯田兵有數千家，而毗陵（今江蘇武進）的屯田民則達數萬口。江東田多土少，多用牛耕，耕作技術優於北方。黃武五年（226）陸遜的駐防地域谷少，上表請孫權詔令諸將增廣農畝，拓廣屯田。孫權答覆說：「甚善。今孤父子親自受田，車中八牛以為四耦，雖未及古人，亦欲與眾均等其勞也。」父子「親自受田」耕種，並將駕車的牛改用作耕牛，非唯當世獨一份，抑且古今罕見。同時還下令「寬息」，以減輕由於「軍興日久，民離農畔」造成的困難，有利於屯民樂業。類似的減賦、免賦令，黃龍三年（231）、赤烏三年（240）又下達過，的確不是偶一作秀。還注意興修水利，例如黃龍二年（230）築東興堤，遏巢湖水，赤烏十三年（250）開鑿堂邑塗塘（今江蘇六合互梁堰）。又開鑿幾條運河，既溝通了內河航運，也方便灌溉。所以在孫權統治期間，東吳境內的農業生產運行比較良好，西對蜀、北對魏大仗小仗時斷時續，都能得到比較充足的軍糧供應，向東南方向拓展領土也能賴以得到支撐。自嘉禾六年（237）撫越將軍諸葛恪平定山越，到赤烏五年（242）將軍聶友、校尉陸凱征討珠崖、儋耳（今海南島），東吳領土覆蓋了當今中國華東、華南地區，總面積約相當於四個當年的江東六郡。

18歲匆促上台，接手統領一個軍事割據集團，孫權的駕馭能力面臨嚴竣考驗。天時、地利、人和三個方面，人和處於突出位置。

古往今來，任何政治、軍事結盟都是暫時從權的謀略選擇，不可能牢不可破，存續期間也註定時起波折，乃至發生衝突、破裂。

其後，他又親乘輕便船從濡須口進入曹軍水寨，企圖引曹軍出戰。

孫權字仲謀，吳郡富春（今浙江富陽）人，生於漢靈帝光和五年（182），為孫堅次子。在《三國志》里，《吳主傳》裴注引《江表傳》說，他誕生時就「方頤大口，目有精光」，使孫堅「異之，以為有貴象」。孫堅死後，長兄孫策「起事江東，權常隨從」。他「性度弘朗，仁而多斷，好俠養士，始有知名，侔于父兄矣」。15歲任陽羡長，既而又「郡察孝廉，州舉茂才，行奉義校尉」。時人劉琬稱讚他在四兄弟中特別突出，不僅「形貌奇偉，骨體不恆」，而且「有大貴之表，年又最壽」。在長兄身邊「參同計謀，策甚奇之，自以為不及也」。孫策本「性闊達聽受，善於用人」，出自真心地看好這個二弟，請會賓客的時候常對孫權說：「此諸君，汝之將也。」建安五年（200）孫策遇刺，臨終前把張昭等人召到面前說：「中國方亂，夫以吳、越之眾，三江之固，足以觀成敗。公等善相吾弟！」又叫孫權佩上印綬，殷切寄言：「舉江東之眾，決機于兩陳（陣）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

大局的改變，客觀上導致了孫權心理態勢、行為方式的改變，「存不忘亡、安必慮危」逐漸成為過去時，「老大」自居、好大喜功逐漸成為現在時，突出反映在兩件事情上。其一為，黃龍二年（230），即其稱帝第二年，時年四十八歲的孫權「遣將軍衛溫、諸葛直將甲士萬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夷洲即今之台灣省，亶洲即今之琉球群島，「長老傳言秦始皇帝遣方士徐福將童男童女數千人入海，求蓬萊仙山及仙藥，止此洲不還」。孫權的主觀願望，顯然在於效法秦始皇，興師動眾有所過之。但「所在絕遠，卒不可九*九*藏*書得至，但（僅）得夷洲數千人還」。這也是歪打正著，在中華民族國家發展史上，第一次有大陸人到達了台灣島，並帶回了數千當時台灣土著民。其二為，嘉禾元年（232）十月，本屬魏的遼東太守公孫淵遣使稱臣，並獻貂馬。孫權大喜過望，旋于次年正月詔封公孫淵為燕王，持節督幽州、領青州牧、遼東太守；三月又派太常張彌、執金吾許晏、將軍賀達為特命全權代表，「將兵萬人，金寶珍貨，九錫備物，乘海授淵」。自丞相顧雍以下，舉朝大臣「皆諫」，以為公孫淵稱臣之舉不可相信，「寵待太厚」了，「權終不聽」。果不其然，公孫淵將張彌等人都殺了，「送其首于魏」討好，隨去的兵士、資財全佔為己有。孫權聞之大怒道：「朕年六十（虛歲實為五十二歲），世事難易，靡所不嘗，近為鼠子所前卻，令人氣涌如山！不自截鼠子頭以擲于海，無顏復臨萬國！」打算親自乘船渡海征討公孫淵，幸得尚書僕射薛綜等切諫，方才忍氣作罷。《吳主傳》注者裴松之嚴厲抨擊孫權「愎諫違眾」，這件事做得「非唯暗塞，實為無道」，點中了死穴。

內部人和，後方穩定，地盤擴大后，孫權便積極西進，征討江夏太守黃祖。其所以選定黃祖作為首攻目標，一是為了報父仇，因為獻帝初平三年（192）孫堅「征荊州，擊劉表」時，「為祖軍士所射殺」。二是黃祖部將甘寧投奔孫權后，建言奪取荊州以「漸規（窺）巴蜀」，而奪取荊州當「先取黃祖」，並且宜於搶在曹操南下前起兵。這個意見與魯肅不謀而合，孫權從戰略發展出發，決計打敗黃祖。建安十二年（207）親自率軍「西征黃祖」，因母親病故，只是「虜其人民而還」。十三年（208）再次親自率軍西征，呂蒙、凌統、董襲等將領銳不可當，攻克江夏（今湖北武漢），「遂屠其城」。黃祖突圍而逃，被騎士馮剛「追梟其首」，孫吳軍隊「虜其男女數萬口」。這一次又屠城，與八年前在皖城同出一轍，表明孫權在本性上與曹操一樣殘忍，把私敵、政敵與無辜民眾混在一塊，不惜濫施殺戮。但撇開這一劣跡，僅從他的戰略眼光、決策能力、軍事才幹看，的確與劉表兒子有雲泥之別。佔領江夏后，孫權尚未來得及繼續西進，曹操就率軍南下奪取荊州，並且窺視江東了，孫權又面臨更大的考驗。

原先跟過孫堅、孫策的江東英豪，以及北方來的賓旅寄寓之士，多少有些看不起這個毛頭小子，因而「以安危去就為意，未有君臣之固」。好在「張昭、周瑜等謂權可與共成大業，故委心而服事焉」，處於中堅地位的「老人」（資格老，而非一定年紀老）還甘願保駕護航，維持住了大局穩定。客觀上，中原地區的曹操正與袁紹打過官渡之戰，還在繼續爭奪北方一統控制權，不大抽得出手來向江東地區用兵。孫權足下的江東六郡，西北部還隔著劉表統治的荊州，曹操縱然決意用兵，也頗近於勞師襲遠。所以孫策剛死時，儘管動過因喪伐吳的念頭，卻最終採納了孫策舊部、時任朝中侍御史的張紘「乘人之喪，既非古義，若其不克，成仇棄好，不如因而厚之」的意見，反而表孫權為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這樣的天時、地利，也給孫權帶來了改善人和態勢的難得機遇，讓他比較從容地度過難關。孫權抓住了這種機遇，待張昭以師傅之禮，委周瑜、程普、呂范等為將率軍，很快使「寄寓之士，得用自安」。他又不失時機地「招延俊秀，聘求名士」，或經人推薦，或聞訊自來，諸如魯肅、諸葛瑾等都投到孫權麾下，受到禮用，他網羅的人才比孫策時更多了。

在吳、蜀聯盟業已恢復的背景下，諸葛亮在公元228、229年的兩年內三次北伐，魏、蜀兩國忙於攻守，自顧不暇，東吳解除了「二處受敵」的潛在威脅。至此才水到渠成，孫權于公元229年四月「即皇帝位」，改元黃龍。當年五月，蜀漢派衛尉陳震充當特使，來祝賀孫權「踐位」，孫權當即表態，滅魏以後「中分天下」：豫、青、徐、幽四州屬吳，兗、冀、並、涼四州屬蜀，司州之土以函谷關為界。並且締結盟約：「自今日漢、吳既盟之後，戮力一心，同討魏賊」，雙方則「各守分土，無相侵犯」。這在我國歷史上，當是第一個正式互不侵犯條約，現實意義不容低估。它標志著，魏、蜀、吳三國關係從此進入了一個敵、我、友相對分明的新階段，孫權發揮了主導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