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這是李默庵找的借口。即使許繼慎通知他參加，他對共產黨組織的活動也興趣不大了。共產黨動輒強調流血犧牲，李默庵更感興趣的還是光宗耀祖。黃埔一期中有「文有賀衷寒，武有胡宗南」之說，他自己則添上一句「能文能武是李默庵」。作為第一期的高材生，他對在校長蔣中正麾下干一番事業表現出更大的興趣。

這樣一支頗具戰鬥力的軍隊在第五次「圍剿」中打出抗日反蔣旗幟，給紅軍打破「圍剿」提供了一個極好的機會。如此有利條件，是前幾次反「圍剿」中沒有的。

還是老同學陳賡給了他一個深刻教訓。

「我支點之守備隊，是我戰鬥序列之支柱，他們應毫不動搖地在敵人炮火與空中轟炸下支持著，以便用有紀律之火力射擊及勇猛的反突擊，消滅敵人的有生兵力。」

發出不同指示的卻是同一個中共中央。

5月的中央書記處會議就是如此。

所謂決策，往往是面對十字路口的選擇。往往有些原以為影響應該極其深遠、意義應該極其重大的決定，卻似一塊滑過水麵的輕石，經過幾片漣漪后便無蹤無影。而有些或倉促中或不經意中或應急中作出的決定，以為臨時姑且如此，暫時勉強這樣，卻從此踏上一條歷史的不歸之程。

李德也不是毫無道理。突圍的野戰部隊如果伴隨臃腫，失去機動，損失也要增加。紅軍長征初期受到的嚴重損失，也證明了這一點。

老資格的革命者又都在中國犯了這樣那樣的錯誤。所以羅明納茲以後，駐中國的共產國際代表只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不再享有決定權。共產國際再未派遣所謂「全權代表」來中國。

首當其衝者自然是毛澤東。

紅軍在廣昌的確戰敗了。因為失敗，出現了一些不準確的說法。例如說在戰前就提出了口號：「為著保衛廣昌而戰，這就是為著保衛中國革命而戰」，「勝利或者死亡」。其實這些口號是4月28日《戰鬥報》發布的。發布之日，紅軍已經退出了廣昌。

美國人哈里森·索爾茲伯里在其《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中說：1934年春，李德在上海的上級弗里德·斯特恩德被召回莫斯科，很快就要派往西班牙，但是沒有人來接替了。無線電轉送電報是由中共上海中央局負責的，事實上就是掌握在兩個中國人手中，他們在莫斯科工作過。一位名叫李竹聲，他在莫斯科的斯拉夫名字是克里奇卡；另一個中國人是盛忠亮，或者叫盛岳，他的秘密名字叫米茨科維奇。6月，蔣介石的秘密警察逮捕了李竹聲，在死亡的威脅下，他供出了電台的位置和盛忠亮的身份，盛也被捕，電台被破獲，從此結束了上海局的活動，中斷了莫斯科與中國的聯繫。

十幾天時間，換成另一種觀點、另一種態度，甚至是另一種不同風格的語言。

中共中央也派出中央特科情報科長潘漢年，協助佐爾格開展營救工作。營救計劃由佐爾格和潘漢年共同制訂。當時上海的英國、法國和日本巡捕已經開始跟蹤佐爾格。但他鎮靜自若、毫不畏懼；一面不動聲色繼續寫他的農業問題文章，一面與潘漢年一道，從公開和秘密兩個渠道展開營救工作。

這一年奧托·布勞恩31歲，長博古7歲。

一旦認定正確就不依不饒的彭德懷，11月7日與滕代遠聯名第四次提出建議，望軍委速將紅軍主力調往無堡壘地區機動作戰。否則與堡壘內之敵相峙，「如貓兒守著玻璃（缸）的魚，可望而不可得」。

第一步是怎麼邁出去的？紅軍長征是一次精心籌劃的戰略行動，還是一場驚慌失措的退卻逃跑？

佐爾格的公開身份，是德國報紙《法蘭克福新聞》駐上海記者，主要研究中國農業問題。蘇軍總參謀部派佐爾格來中國，主要針對日本。當時日本昭和軍閥集團已經崛起，其咄咄逼人的擴張野心，對蘇聯東部的安全構成日益嚴重的威脅。開展針對日本的情報工作變得迫在眉睫，具有越來越重要的戰略價值。但日本又是世界上公認最難開展情報工作的地方。精明的佐爾格把他打入日本的跳板選在了上海。他一面在上海灘為《法蘭克福新聞》撰寫枯燥乏味的農業評論，一面精心構築上海工作站，作進入日本的各方面準備。該工作站後來被人們廣泛稱為「佐爾格小組」。很快還發展了兩個日本人，這兩人成為佐爾格後來去東京開展情報工作的重要幫手。收到蘇軍總參謀部的指示，佐爾格便全力投入對牛蘭夫婦的營救工作。

這是一對經驗豐富的革命者。窮人家庭出身的魯德尼克和富人家庭出身的瑪依仙柯的結合，使他們對各種社會環境具有更大的適應性。

他比佐爾格小4歲，卻比佐爾格早一年加入德國共產黨。奧托·布勞恩出生在德國慕尼黑，是工人起義中的積極分子，曾經為「巴伐利亞蘇維埃共和國」英勇戰鬥。此期間他兩次被捕，第二次被捕后越獄成功，逃往蘇聯。1929年進入伏龍芝軍事學院。當共產國際的信使約瑟夫在新加坡被捕、英國警方發現牛蘭夫婦的地址時，奧托·布勞恩還是一名學員，在莫斯科伏龍芝軍事學院內規規矩矩地聽課。其後對他來說便都是閃電式的了。剛剛畢業就分配到蘇軍總參謀部；剛剛分配到蘇軍總參謀部就被派遣來華。

紅軍領導人不知道，與蔣介石不同的是，蔡廷鍇在日本人面前照樣很硬。

根據不完整的材料，紅軍在國民黨前四次「圍剿」中取得的成果如下：國民黨軍隊50多個師被擊退，其中20個師被徹底粉碎，約20萬支步槍、5000挺輕重機槍、數百門加農炮和重炮、幾十部電台、12架飛機和不計其數的裝備、糧秣，均為我英勇的紅軍繳獲。（鼓掌）

李默庵19歲被陳賡帶到廣州陸軍講武學校。後來陳賡從該校轉入了黃埔，李默庵也跟著轉入黃埔。

這一幾乎擊中國民黨軍神經中樞之舉，令蔣介石沮喪不已。

日軍先以艦隊司令鹽澤幸一為攻擊總指揮，連攻不克；一周以後撤鹽澤幸一，換第三艦隊司令野村；又不克，主力久留米混成師團還受到重創；再撤海軍的野村，換陸軍第九師團長植田謙吉接任；植田的總攻計劃再被粉碎，日本政府不得不改派在田中內閣任陸軍大臣的白川義則大將親往上海接任指揮。

1934年春季，共產國際又派來美國共產黨人尤金·丹尼斯來華擔任國際代表。這正是第五次反「圍剿」的困難時刻。尤金身上帶有一份在莫斯科擬訂的反「圍剿」作戰計劃，準備讓江西蘇區貫徹執行。

「游擊主義的黃金時代」和「山溝里的馬列主義」，明顯是博古的語言，借李德之口說出而已；新原則基本就是李德自己的東西了：用鮮血保衛蘇維埃，一切為了前線上的勝利，不讓敵人蹂躪一寸土地，不被敵人的氣勢洶洶嚇倒，消滅敵人于陣地之前。

幾十年時間過去，不要說當年租界當局的審訊者和後來國民黨政府的審訊者沒有搞清楚，就是知道牛蘭夫婦是共產國際秘密工作人員的中國共產黨人，也一直不知道他們二人的真實姓名和經歷。

那是一個到處都有激|情像乾柴一樣燃燒的時代。每一次轟轟烈烈的大革命都是一次對歷史的顛倒，也是一次對人們原本位置的顛倒。這種現象尤其多見：出身富家的加入了共產黨，為窮人爭天下；出身貧苦者卻加入國民黨，為富人保江山。

在福建叛變行動才發生的時候，江西的共匪，以彭德懷為指揮，發動了一次空前的大兵團鑽隙遠襲，圍攻蔣委員長在江西臨川的前進指揮所的冒險的戰爭。當時剿匪的部隊，都分散在贛西南及贛東北，與匪軍對峙，時有或大或小的戰鬥，在贛中臨川（撫州）委員長前進指揮所附近，幾乎沒有成團的軍隊防守，只有不到一營或二營的警衛部隊。因為是南昌委員長行營的中心地帶，一般認為是安全的軍事區域，想不到共匪竟能實行這樣一次的奇襲作戰，當時的情況，危急萬分，如果共匪奇襲成功，整個大局就將面目全非，而兩場戰爭都將無法進行、同時失敗了。

白川義則最後又被朝鮮人尹奉吉揚手一顆炸彈，炸死於上海。

據說國民黨「中統」負責人陳立夫當時仰天長嘆：活捉周恩來只差了5分鐘。

其實對福建事變中新成立的「生產人民黨」、「中華共和國人民政府」、上紅下藍中間嵌一黃色五星的「國旗」，甚至新頒發的對蔣介石、汪精衛、何應欽等的通緝令。蔣介石並不多作看中。

……彭德懷以其指揮的第一集團軍，加上第三、第五集團軍的大部，在很短時間內，繞道山嶺晝伏夜行，銜枚疾走，一支十萬人以上的匪軍，竟在不知不覺中，出人意料之外，到達了江西中部的臨川附近。他以一部部署在贛東北黎川方面，阻擊我湯恩伯兵團救援。而以主力包圍攻擊臨川委員長前進指揮所。指揮所設在臨川第八中學，委員長這時正在那裡指揮前線作戰。有一天晚上，臨川附近發生槍聲，經過短期的偵察，便知道了共匪有很大的部隊到達贛東北與贛中，撫州空虛，危急萬狀，南昌後方沒有軍隊可以增援。幸賴蔣委員長指揮若定。沉著應戰，一面命令贛東北的湯恩伯兵團攻擊當面匪軍主力，同時要他迅速派兵，到撫州附近增援解圍。這時冷欣指揮的第四師、宋希濂指揮的第三十六師等約5個師兵力，都是能征慣戰部隊。他們接到命令，聽到委員長指揮所被圍的消息，都是英勇奮進，冒一切惡戰苦鬥的行動，以劣勢的兵力和共匪作戰，幸賴將士用命，他們竟把彭德懷的主力囊括住了，而且節節勝利。……經過不到一周之惡戰苦鬥，彭德懷部脫離戰場，逃逸無蹤，來如洪水猛獸，去若流水落花，這場戰爭，可謂有驚無險，勝得很輕鬆。

10月30日信的正確觀點被統統推倒。

奧托·布勞恩來華前，博古剛剛出任中共臨時中央的負責職務不久，白區工作已經逐漸退居次要地位。中共的主要任務不再是組織示威遊行和飛行集會了，也不再是發動城市武裝暴動。全國各個蘇區，正在如火如茶開展武裝鬥爭。蘇區工作已經上升為中國革命的主要工作。軍事問題正在成為革命鬥爭中首要的、迫切的和關鍵的問題。組織一場真正的革命戰爭，是中國共產黨人面臨的最新考驗。

鄧文儀回憶：

其實國際的表態是含糊不清的。首要的是「保存活的力量」自然正確，但「中區並未枯竭，紅軍各部隊的抵抗力及後方環境等，亦未促使我們驚慌失措」，又認為打破「圍剿」的希望還不是沒有；具體怎麼辦，留給中國共產黨自己決定。

4月10日，國民黨北路軍陳誠指揮十一個師進攻廣昌。面對敵軍的嚴重攻勢，以博古為首的中共中央決定調集紅軍主力一、三、九軍團共九個師堅守廣昌。博古、李德赴前線組織野戰司令部直接指揮。司令員在名義上是朱德，實際上是李德，博古擔任政治委員。周恩來被放在遠離前線的瑞金留守。

「一·二八」抗戰後，十九路軍被調防福建。

眼見危機，又眼見自己的意見無人聽，甚至無人來詢問自己，內心之痛苦，旁人難察。

歷史作為洪鐘，默默接納著又默默展示著這千千萬萬令人驚心動魄的嬗變。

宋希濂與李默庵比較起來，家境就較為寬裕，不似李默庵自幼為柴米奔忙。宋希濂中學期間恰逢五四運動，他與同學曾三合作創辦《雷聲》牆報，撰寫聲討帝國主義侵略和軍閥禍國殃民的文章。湖南軍閥趙恆惕殺害工人運動領袖黃愛、龐人銓，宋希濂立即在《雷聲》撰文，猛烈抨擊當局。

奧托，布勞恩就是那個後來被稱為「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李德。

而且還禍不單行。

激戰中蔡軍幾番全線動搖。其六十師師長沈光漢擅自向興國方向逃去十余里，軍團部人員和蔡的隨員都有人逃跑；無線電不再發出戰鬥命令，而是拚命向周圍部隊緊急呼救。蔡廷鍇幾番想拔槍自殺，但一轉念「橫豎一死，未到紅軍俘我之時，先死殊不值」，又糾集殘兵拼殺下去。

蔡廷鍇從軍多年，除本人多次擔任敢死隊長外，所部在行軍作戰中，也多為先鋒。他官至團長師長在戰鬥中還親率預備隊衝鋒，是粵軍中著名的猛將。

沒有考慮到彭德懷奔襲滸灣、沒有考慮到蔡廷鍇發動「閩變」的蔣介石，也沒有考慮到宋美齡在臨川發現了他的腌菜罐。

有人說，博古當時抓住李德，像抓住一根救命稻草。

7個師敵人在猛烈炮火支援下發起進攻。在蠟燭形陣地，攻擊者是蔣軍邢震南第四師之兩個團。防守者是紅四師第十團第三營。邢震南及兩個團長後來不知后終，紅四師十團三營長是五十多年後出任中國人民解放軍中央軍委副主席的張震。

雖然都是過去的對手，但保守實力消極避戰現象和一味突擊狂躁輕進現象不再出現。敵人好像換了一批人：前進果斷且聯繫緊密；防守堅忍且增援及時。

蔡說，駐地是我國領土，撤退殊無理由；政府要撤，請不限於敵方要求，調我全軍離開京滬路，我當絕對服從。

勝利從來不是鼓掌鼓出來的，不管掌聲有多麼熱烈。它也不是計劃制訂出來的，不管計劃有多麼翔實。王明和那些只會在金碧輝煌的莫斯科會議大廳鼓掌歡呼的人們，真應該看一下中國工農紅軍是在什麼樣的條件下戰鬥的。1934年7月上旬，各路敵軍向中央蘇區的中心區發起全面進攻。

紅軍十日內傷亡2300餘人，內含幹部600人，不得不放棄驛前以北的全部陣地。

福建事變的良機錯失，廣昌戰鬥又嚴重失敗，中央蘇區的被迫放棄，已成定局。

必須用十二萬分的耐心把這篇講話看完，不耐心看完，你就不會知道王明已經荒謬到什麼程度，蘇聯控制的共產國際已經脫離實際到什麼程度。

周恩來則在以後多次對人說過：要不是錢壯飛同志，我們這些人都會死在反動派的手裡。

放牛娃出身的紅軍三軍團總指揮彭德懷驅策戰馬，揮舞戰刀，身先士卒率隊奮身衝擊；醫牛出身的蔣軍一軍團代總指揮蔡廷鍇手持雙槍，聲嘶力竭，親率指揮部人員壓在第一線督戰。

他與博古商量以後，在10月中旬中革軍委一次會議上說，游擊主義的黃金時代已經過去了，山溝里的馬列主義該收起來了，現在一定要擺脫過去一套過時的東西，建立一套新原則。

有個正式頭銜，說話口氣便不知比李德強硬出多少倍。

也是耀眼的輝煌。

辦過《雷聲》牆報的宋希濂，真正行動起來便雷聲大、雨點小了。命令他做的事情，他一件也沒有少做。

兩個前共產黨員搖身一變，皆成為國民黨悍將。

這場戰爭的結果將會怎樣呢？結果只有一個，那就是國民黨和帝國主義分子的不斷失敗以及中國紅軍和蘇維埃的一次又一次勝利。（鼓掌）

應該敵變我變。我們怎麼應變呢？

兩支走在中央紅軍之先。

於是革命軍人不能拒絕進攻堡壘。

但命令發布第二天，便丟掉了蘇區北大門黎川。9月28日凌晨，黎川被敵人佔領。

還有一支部隊走在中央紅軍之後。

此時中國共產黨方面卻出了大問題：中共中央特委負責人之一顧順章被捕叛變。

奧托·布勞恩與理查德·佐爾格同一系統。區別僅為後者已是蘇軍總參謀部內擔負重大使命的情報工作者了，前者還是個剛剛報到的送款員，擔任交通員一類的角色，到上海后便自然受佐爾格領導。

蔣介石刺耳的歌聲一起，侍衛長宣鐵吾就跑去找晏道剛，說老頭子又發神經了。

所以中國才出了個毛澤東。毛澤東當時堅決反對項英的意見，以「誘敵深入」粉碎了敵人「圍剿」，將贛南閩西變成了中國最好的根據地。

李德是中國共產黨的宿命，周恩來也是中國共產黨的宿命。若沒有周恩來只有李德，中國革命該怎樣涉過那些激流險灘呢？

其實在收到共產國際的正式回電以前，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已決定：由博古、李德、周恩來組成三人團，總攬一切指揮大權，負責籌劃秘密且重大的轉移工作。政治、軍事由博古、李德分別做主，周恩來負責具體計劃的組織實行。貯備糧彈、擴大紅軍的工作，已經有步驟地開始。5月12日，中共中央發出《給各級黨部黨團和動員機關的信》，提出「為三個月超過五萬新的紅軍而鬥爭」的任務。根據地的青壯年幾乎都動員參加了紅軍，很多村莊只剩下婦幼老弱。

兩人都是具有十年以上黨齡的德共黨員。一個叫赫爾曼·西伯勒爾，晚年撰寫文章時還激動地回憶安全到達上海后，和佐爾格擁抱的興奮情景。

為分散敵軍注意力，打亂其部署並牽制其兵力，共組織了三支部隊突圍遠征。

當時蔣介石的侍從秘書鄧文儀回憶：

營救工作的具體組織，交給了蘇聯紅軍總參謀部遠東情報局的上海工作站。

紅七軍團從江西瑞金出發經福建向九*九*藏*書閩浙皖贛邊挺進，企圖調動敵「圍剿」部隊回援，以減輕中央蘇區的壓力。但由於兵力過小，未能牽動敵人。七軍團與方誌敏的紅十軍會合后組成紅十軍團，在懷玉山陷入敵軍合圍，僅存500餘人在粟裕、劉英的率領下突出重圍。

最近幾年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並日益鞏固的這一事實具有巨大的世界歷史意義。首先，它在實踐中證實了斯大林同志創造性發展的列寧天才思想的正確性，證實了在經濟落後和殖民地國家建立蘇維埃政權的可能性，以及斯大林同志在聯共（布）第十次代表大會上關於只有蘇維埃才能拯救中國免於徹底崩潰和貧困的英明指示的現實性。

毛澤東1956年在八大二次會議講話坦承指揮過四次敗仗，第一個就在高興圩。

米夫是布爾什維克黨內著名的「中國通」，1926年底在共產國際執委會第七次擴大全會上提出「米夫提綱」，認為應該立即在中國農村成立農民蘇維埃；斯大林後來發表的《論中國革命的前途》演說，雖然認為成立農民蘇維埃為時過早，但認為米夫關於中國民族資產階級軟弱的提法完全正確；米夫提綱中提出中國未來政權的性質問題，是個貢獻。

博古給予了他「共產國際派駐我黨中央的軍事顧問」這把尚方寶劍。還給他戴上一連串「卓越的布爾什維克軍事家」、「具有豐富鬥爭經驗的國際主義戰士」、「老革命家和軍事家」等光彩照人的帽子，還親自給他起了個中國名：李德。

在討論有多少紅軍部隊參加脫離根據地的西征時，李德與周恩來發生了尖銳分歧。李德主張只以中央紅軍一、三、五三個主力軍團突破封鎖線，他設想在外線作戰打開局面牽動敵人之後，主力還可以返回。周恩來沒有明說，但內心非常清楚，一旦主力出擊外線，便很難返回。所以他主張撤退整個蘇區。

5月的中央書記處會議作出了戰略轉移的決定。四位書記都認識到了局面的嚴重。但除了急於擺脫眼前的困境以外，有幾人意識到這個決定對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將影響深遠？

今天回顧這樁當年轟動整個東方的要案，應該嘆服共產國際秘密工作者的素質和紀律。上海租界當局從多方入手，卻無法查實牛蘭夫婦的真實身份。最後他們企圖從牛蘭一家人所操的語言上打開缺口，以證實嫌疑犯確實來自蘇聯，結果發現即使牛蘭夫婦當時年僅4歲的兒子吉米，也只會說德語。

14年零5個月零13天後，1949年4月23日，「鐘山風雨起蒼黃，百萬雄師過大江」，中國人民解放軍華東野戰軍第三十五軍佔領南京。

一直未發現紅軍與十九路軍聯繫的徵候，蔣這才慢慢放下心來，決定親自飛往建甌，指揮收拾十九路軍。

三個老相識在白色恐怖的上海相遇，雖身份各異，但都擔負重大使命。既十分興奮，又分外親熱。

1929年，李德剛剛成為伏龍芝軍事學院的一名學員，彭德懷、林彪等人已經完成了他們那段最艱難困苦的戰爭實踐；1932年春天，李德從軍事學院畢業，江西革命根據地已經完成了第一、二、三次反「圍剿」，毛澤東軍事路線已經完全形成。

蔣介石卻受刺|激重大。

這位1925年入黨的前中共黨員，率國民黨嫡系部隊一步一步向瑞金逼近。1934年11月10日，李默庵的第十師佔領中央蘇區首府瑞金。

1949年11月，身邊只剩一些殘部的宋希濂，在四川腹地對其部下演講：我們在軍事上是被共軍徹底打垮了，但我們不願做共軍的俘虜。我們是三民主義的忠實信徒。現在，我們計劃越過大雪山，走到遙遠的地方去，找個根據地。

1933年10月23日至25日，彭德懷、滕代遠連續三次向軍委建議，改變戰略方針與作戰部署，主力離開敵人堡壘區向外線出擊，機動作戰，迫敵回援。

儘管9月1日至3日，朱德指揮林彪的紅一軍團、羅炳輝的紅九軍團取得溫坊大捷，殲敵一個多旅，取得第五次反「圍剿」以來的一次難得勝利，但被動局面已無法改變。到9月下旬，中央蘇區僅存在於瑞金、會昌、于都、興國、寧都、石城、寧化、長汀等狹小的區域之內。

隔了一段時間，直到博古臨離開上海前，才收到共產國際正式且含混的答覆：奧托·布勞恩作為沒有指示權力的顧問，受支配于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7月23日，中共中央、中革軍委發布《給六軍團及湘贛軍區的訓令》，命令由任弼時、蕭克、王震領導紅六軍團撤離湘贛根據地，向湖南中部轉移，開始西征。

第五次「圍剿」，是蔣介石準備最充分的一次「圍剿」。

未想到還沒走便發生了第三次危機。

最典型的就是惲代英。惲代英1930年4月在公共租界被捕。他當時機智地抓破臉皮，化名王某，在監獄中未暴露身份。在周恩來指揮下，中央特委的營救工作頗為有效：老閘巡捕房的探長被塞上一筆厚禮「打招呼」，使惲得以從輕發落轉押蘇州陸軍監獄；江蘇高等法院的法官也被疏通了關節，準備將惲提前釋放。周恩來已經派人到蘇州去給將出獄的惲代英送路費了，恰在此關節顧順章叛變，直接指認即將釋放的蘇州陸軍監獄「王某」是中共重要領導人物惲代英，導致惲代英最終遇害。

佐爾格與牛蘭有很多相似之處。

這支部隊不但未調開敵人，反而在敵人的圍追堵截中，幾乎損失殆盡。

必須從更遠的源頭去追尋這一複雜線索。

紅六軍團10月上旬陷入危境。四十九、五十一團在石阡縣被敵截斷，五十團在施秉縣被敵截斷，軍團部隊被敵切為三截，陷於湘、桂、黔三省之敵包圍。六軍團軍政委員會決定：「王震率十八師，任弼時蕭克率十七師，焚燒行李，減少輜重，以靈活的游擊動作，轉到蘇區。」10月下旬，六軍團各部共轉戰80餘天，行程5000里，才與賀龍的紅三軍會師。

但蔣介石不把佔領瑞金的任務交給他，卻交給了他的副手李默庵。

1932年6月對鄂豫皖蘇區「圍剿」期間，李默庵的第十師作為中路軍第六縱隊的前鋒，向紅軍根據地核心黃安進擊。8月13日在紅秀驛附近，突然遭到陳賡、王宏坤、倪志亮三個師夾擊，其前衛三十旅陷入紅軍包圍，戰鬥異常激烈。為使三十旅免遭被殲，第六縱隊司令衛立煌親臨前線督戰，到李默庵師部指揮，李默庵則移至最前沿。戰鬥最激烈時刻紅軍衝到離師部僅500米，衛立煌的特務連都投入戰鬥，才保住了師部。李默庵師死傷1500人以上，而且與衛立煌險些當了紅軍的俘虜。

李德的身影中，人們總看見博古。博古的錯誤里，最大的又是李德。

7月6日，紅七軍團三個師共6000餘人，在軍團長尋淮洲、政委樂少華、參謀長粟裕、政治部主任劉英率領下，組成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從瑞金出發北上。中共中央代表曾洪易隨行。

又有文章說：「博古和李德害怕敵人突破所謂根據地的門戶廣昌，荒謬地提出要『把廣昌變成馬德里！』『像保衛馬德里那樣保衛廣昌！』」這就偏離當時的事實更遠了。西班牙內戰發生在兩年之後。沒有人能夠用1936年底發生的保衛馬德里戰鬥，來形容1934年4月的廣昌保衛戰。

從地理氣候上說，中國經常是東南暖濕氣流與西北干寒氣流的交匯地點。1931年這兩股氣流在上海碰撞得分外猛烈：新加坡生成的熱帶颱風捲走了牛蘭夫婦，西伯利亞南下的強勁氣流卻把奧托·布勞恩送到了中國。

即使外行人也能從以上任務得知：牛蘭夫婦負責的這個聯絡站，實際是共產國際在遠東的信息流、人員流和資金流的轉換樞紐。

李默庵不做這樣的空頭保證。他開始與早年那些兄長一樣待他的共產黨員們為敵。出於對共產黨人的了解，在和紅軍的作戰中，他基本上沒有吃過大虧。

但鄧文儀也說出一些真情。當年倖存下來的滸灣戰鬥參加者，也不知道後來被指責為李德式硬拼仗的滸灣戰鬥，竟然差點兒端掉了蔣介石的老巢。如果他們知道當年長途奔襲的紅軍在神不知鬼不覺之中，竟然挺進到距蔣介石設在臨川第八中學的前進指揮所僅30公里的地段，那顆已經衰弱的心臟，也要突然間像年輕人一樣怦然跳動幾下的。

羅漢嶺下一塊草坪上，他盤膝而坐，微笑點頭：「此地正好，開槍吧！」

二是兩人出生地相近，牛蘭出生於烏克蘭，佐爾格出生在高加索。

最後，兩位送錢的德共黨員都完成了這項頗具風險的任務，先後穿越中國東北抵達上海，將錢送到了佐爾格手裡。

就在李默庵龜縮陣地避免被殲的前後，宋希濂卻因為過分自得，連續向紅軍發起進攻，被紅軍射手一槍擊中，身負重傷。

粟裕是我軍著名的常勝將軍，常勝將軍卻愛如數家珍一般回憶曾經歷過的失敗，尤其是重大失敗。「一個師的陣地硬是被兩輛裝甲車衝垮」決不能說是光榮記錄。

牛蘭夫婦被捕事件發生后，又從蘇聯遠道來了一個送款員奧托·布勞恩。尤爾特、佐爾格和奧托·布勞恩三人雖然代表不同方面，但都是德國人，這真是個「老鄉見老鄉」的歷史巧合。布勞恩之所以沒有同另一名送款員赫爾曼·西伯勒爾那樣完成任務便迅速回國，因為他在這裏一下就遇見了兩個熟人。

1923年5月，粵軍第一師與友軍合攻肇慶。守敵沈鴻英部堅守頑強，血戰五六天，仍攻城不破。蔡廷鍇再被挑出擔任敢死隊長。次日凌晨，地雷隊將東城城牆炸開一個缺口，蔡立即身先士卒，帶領敢死隊向缺口猛撲，與敵展開肉搏戰。後繼部隊在敢死隊引導下湧入城池，全殲守敵，克複肇慶城。

其之來華，並非自己所述，受共產國際指派。

如果說這些仗都是李德在那裡指揮，也不完全是事實。但同樣是事實的是，此時李德已經擁有了決定性發言權，紅軍各級指戰員不得不執行他的原則方針。

佐爾格得知此訊后，急電莫斯科，要求立即派專人送兩萬美元到上海，用於打通關節，完成營救。

「一·二八」事變卻讓日本人看到了抗爭。日本人面前不再是張學良，是敢死的蔡廷鍇。

黎川失守和三軍團攻硝石數日不克，使撫河會戰計劃告吹。林彪率一軍團攻資溪橋又數日不克，與敵人在資溪橋地區決戰的計劃也不得不放棄。

連國際代表尤爾特和還未出發去蘇區的李德都認為他的想法不切實際。

第五次反「圍剿」開始第一步，紅軍就喪失了主動權，陷入被動。

四是兩人參加革命的經歷也十分相似：首先兩人都參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戰，而且表現英勇；牛蘭因此進入聖彼得堡軍事學校學習，佐爾格則在戰場上兩度受傷，獲得德國政府頒發的二級鐵十字勳章；其次兩人都因戰爭而走向革命：牛蘭在推翻沙皇的二月革命中加入布爾什維克，十月革命中率隊攻打冬宮；佐爾格則在此期間加入了德國共產黨，並於1925年3月秘密取得蘇聯國籍同時加入了蘇聯共產黨。

按照中革軍委的作戰方針，紅一方面軍1933年9月27日發布《關於殲滅黎川之敵後在撫河會戰給各兵團的行動命令》，計劃「首先消滅進逼黎川之敵，進而會合我撫西力量全力與敵在撫河會戰」。

牛蘭夫婦完全符合這一條件。他們二人都在多個國家工作過，在上海他們持有多國護照，使用數個化名，登記了八個信箱、七個電報號，租用十處住所、兩個辦公室和一家店鋪，並頻繁更換聯絡地點，同時盡量避免與中國共產黨的地下工作者直接接觸。牛蘭到上海最初一年多時間，不是到中國其他城市旅行，就是往來於上海和歐洲疏通貿易渠道。後來夫婦二人搞了三家貿易公司，其中最大的「大都會貿易公司」資金雄厚，信譽也好，在上海商圈裡口碑頗佳。如果不是遠在天邊的那個信使約瑟夫在新加坡被捕，如果不是約瑟夫違反規定在文件中存下上海的電報挂號和郵政信箱，牛蘭夫婦在上海不會暴露。

如此重大的決定，當然首先還是要報共產國際。

遠在莫斯科的共產國際並不詳知當時中國共產黨人面臨的嚴重困難。6月5日，國際機關刊物《共產國際》發表米夫文章《只有蘇維埃能夠救中國》，米夫說毛澤東講過，只有蘇維埃能夠救中國，「現在各國無產階級和全世界被壓迫人民都熱切地希望中國蘇維埃運動的勝利」。

台灣他也去不成，在香港就遭到蔣介石的通緝。

防守硝石的敵二十四師師長，即當年發動「馬日事變」的許克祥。

顧順章與牛蘭夫婦打過交道。1931年初，共產國際派遣兩名軍事人員到上海，準備去中央蘇區做軍事顧問，牛蘭夫婦將此兩人裝扮成傳教士，中國共產黨方面則由顧順章安排兩人潛入瑞金。但行動未能成功，兩人返回上海后牛蘭夫婦迅速將二人送上外輪離境。顧順章叛變后，立即指認了此事。但由於牛蘭夫婦行事謹慎，不直接與中共地下工作者接觸，也包括顧順章本人。顧順章傾其腦袋瓜的所有，也只能供出共產國際在上海有一個「洋人俱樂部」，負責人是個綽號叫「牛軋糖」的德國人——牛蘭（Noulens）的發音與德文牛軋糖（Nougat）相近。當時國民黨方面正苦惱跑掉了周恩來這條大魚，一聽有共產國際的「洋人俱樂部」，馬上高度興奮起來，迅速認定在上海租界被捕、操德語、國籍得不到確認的牛蘭夫婦，就是顧順章所說的「牛軋糖」——共產國際在上海的「洋人俱樂部」負責人。

三是兩人的工作語言都是德語。牛蘭是因為在歐洲活動和在比利時、瑞士等國工作的需要，夫人又是通曉多門外語的語言天才；佐爾格的條件則更優越一些：父親是巴庫油田的德國技|師，母親是俄國人，佐爾格3歲時就隨父母遷往德國柏林定居。

顧順章的叛變導致中共中央大轉移，直接促使周恩來於1931年12月上旬前往中央蘇區。

在此嚴重情況下，共產國際和聯共中央被迫作出反應，開始組織營救牛蘭夫婦。

蘇軍總參謀部馬上採取行動。送款路線跨越西伯利亞后，要穿過中國東北。當時「九一八」事變已經發生，該地區全部被日本人控制。考慮到德國與日本關係不錯，於是蘇軍總參謀部決定選派德共黨員執行這項使命。為保險起見選用兩人，每人各攜帶兩萬美元，分別走不同的路線。兩人都不知道還有另外一人在完成與自己完全相同的任務。

當晚，紅軍被迫撤出廣昌保衛戰。

開始的無疑是漫漫苦難。

李德的另一個翻譯伍修權回憶說：「李德的權力，不是他自己爭來的，而是中共中央負責人拱手交給他的，造成失敗的主要責任應該是中國同志本身。」

蔣介石平息「閩變」之後，入閩蔣軍11個師加上被改編的十九路軍部隊共計14個師組成東路軍，以蔣鼎文為總指揮，開始從東面向蘇區進攻。中央蘇區真正陷敵四面合圍，在軍事上被完全封鎖，處於更加困難和不利的地位。

維經斯基來華，在「南陳北李」之間穿針引線，推動了中國共產主義小組的建立。

為什麼不信任自己的將領、自己的理論，偏要請來一個李德呢？

關於第六次「圍剿」的結果，我們至今尚未掌握充分的材料，但據部分材料得知，紅軍在福建、四川和贛北等戰線擊潰了國民黨18個師。繳獲步槍2萬多支，機槍180挺，駁殼槍500支，鋼盔2000頂，子彈40萬發，手榴彈5000枚，無線電收發報機3部，滿載軍用裝備、糧秣和錢財的大輪12艘。（鼓掌）為了卸載這些大輪中8艘船上的物資，動員了1萬多名工人。紅軍在福建戰線也俘虜了第十九路軍的1名旅長和3名團長。

9月16日，王明、康生從莫斯科寫信給中共中央政治局，談三件事。一是說明國際「七大」延期召開的原因。二是要中共中央暫時不要給滿洲省委髮指示，同時川、陝蘇區應聯繫起來，「打通川陝蘇區與新疆的聯繫」，這是「中國革命有偉大意義的工作」。最後是國際在莫斯科出版了毛澤東文集——《經濟建設與查田運動》：「毛澤東同志的報告，中文的已經出版，綢制封面金字標題道林紙，非常美觀，任何中國的書局，沒有這樣美觀的書。」

1935年6月16日，宋希濂收到東路軍總指揮蔣鼎文轉發的蔣介石密電：「著將瞿秋白就地處決具報。」6月17日，他派參謀長去向瞿秋白轉達。當晚瞿秋白服安眠藥后，睡得很深。

一直到20世紀末蘇聯解體、蘇共中央和共產國際的大量秘密檔案被公布，牛蘭夫婦的兒子、年近70歲的吉米老人，才第一次將其父母的真實情況九-九-藏-書披露給世人。

跟普通人毫無二致，蔣介石愛吃家鄉的風味小吃。每年其原配夫人毛福梅都要送些親手製作的家鄉菜到南京，如腌雪裡蕻、豆腐乳、臭冬瓜、腌筍片等。蔣一吃到這些可口的家鄉菜肴，便明白毛福梅又打發人送東西來了。

此即著名的牛蘭夫婦被捕案。

侍從室主任晏道剛回憶，蔣介石在撫州得知「閩變」消息，神色異常緊張，深恐紅軍與十九路軍聯合。好幾次與晏道剛同坐汽車時，忽而自言自語，忽而揮拳舞掌。一個人坐在房子里時，便不時掏出自己寫的「剿匪手本」，翻到後面的軍歌，竟獨自高聲歌唱起來。

宋美齡卻是位生活西化的人物，吃西點、西菜、早餐酸奶或牛奶、烤雞、豬排、白脫麵包、色拉之類，與蔣介石吃不到一塊兒。有時蔣也陪吃西菜，但吃不幾天，就又重新用中餐和吃家鄉菜。

李默庵是湖南長沙縣人，出身窮苦，從小幫助父母賣柴、養豬；眼見窮人逃荒避難，顛沛流離，國家內戰外患，水深火熱；青年時就深受共產黨理論的吸引。進入黃埔軍校后，便與很多共產黨人發生密切聯繫。共產黨員李之龍、蔣先雲都給他很大影響，使他很快成為「青年軍人聯合會」積極分子。軍校畢業秘密參加中國共產黨后，與校政治部主任、中共一大代表包惠僧也相當熟。留軍校政治部工作期間，幾乎每天晚10點都要到包惠僧宿舍參加碰頭會。第二次東征時，作為第一軍第六十團黨代表，他又與團長葉劍英相處甚好。

他必須轉過頭來，首先收拾蔡廷鍇。

博古把他的這個熟人留了下來，權充作自己那條並不穩固的船上的水手長。

這些新的原則被通過、付諸實施了。

歷次反「圍剿」猛打猛衝能啃硬骨頭的紅三軍團，1933年11月的滸灣戰鬥傷亡重大，12月的德勝關戰鬥傷亡重大，1934年3月的駐馬寨戰鬥傷亡重大。

面對這個結論最不利的人，就是臨時中央負責人博古。作為一個出家門進莫斯科中山大學校門、出中山大學校門即進中共中央機關門的領導者，他搞過學運，搞過工運，卻沒有搞過農運，更沒有搞過兵運，沒有接觸過武裝鬥爭。自感最為欠缺的，就是軍事這一課。

戰場在距離興國40里的高興圩。從白天到黑夜再到白天再到黑夜，紅軍反覆發起衝擊，雙方數十次用刺刀拼刺。

顧順章指認的另一對人物，即牛蘭夫婦。

中革軍委11月20日致師以上首長及司令部的一封信，已帶有鮮明的李德印記：「如果原則上拒絕進攻這種堡壘，那便是拒絕戰鬥。」

歷史鏈條的某些環節，總由一些既五光十色又啼笑皆非的怪圈組成。沒有那個倒霉的共產國際信使在新加坡被捕，本已曲折艱難的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又何用再添上一位李德。

拿具體方案的是李德。李德對局面之嚴峻還是非常敏感的。這個原先最堅決主張不迴避戰鬥的人，卻最先提出紅軍主力撤出蘇區。

蔣介石卻不知道蔡廷鍇仍然是他「進攻革命的輔助工具」，更不知福建政府是「利用新的方法來欺騙民眾的把戲」；他只知道這一猝不及防的突變不迅速撲滅，精心構築的「圍剿」計劃便要毀於一旦。

這個頗為清醒的指示，與在中共中央負總責的博古關係不小。

正是這樣，我們這些後人才更加懂得，勝利從何而來。

事情並非奧托·布勞恩想象的那麼簡單順利。他後來回憶說，「尤爾特和博古因此向莫斯科發出了幾封電報。」到底是幾封，他也說不清。

這兩支部隊的出發，周恩來說「一路是探路，一路是調敵」。

「告全民書」號召福建人民起來，要求剛剛成立且困難重重的抗日反蔣政府武裝他們，並開展罷工、抗租抗稅、沒收資本家企業與財產、實行徹底的土地革命；要求福建政府立刻收回日租界與關稅，逮捕賣國賊及漢奸，與蔣介石、日本帝國主義決戰；「告全民書」還在最後警告，只有兩條道路，中間道路是沒有的。一切想在革命與反革命中間找取第三條出路的分子，「必然遭到殘酷的失敗，而變為反革命進攻革命的輔助工具」。

結果，塞克特和蔣介石的第六次「圍剿」又遭到了可恥的失敗！這便立刻揭露了一個秘密：誰是我們紅軍武器裝備的主要供應者，什麼地方是紅軍的兵工廠和軍事倉庫！……（鼓掌）

一直到進入蘇區，布勞恩也知道他與共產國際的關係微妙。在蘇區的軍事會議上起初他一再說明，他的職務只是一個顧問，沒有下達指示的權力；但博古不容他這樣講下去。在介紹他的第一個歡迎會上，熱情洋溢的博古便展開了他的演說才能：「同志們！我們在這裏召開一個特別會議，熱烈歡迎我們盼望已久的共產國際派駐我黨中央的軍事顧問，奧托·布勞恩同志。」「為了保密和顧問同志的安全，會後對他的稱呼一律用中文的『李德』，不得泄露他的身份和原名。」「李德同志是位卓越的布爾什維克軍事家，又是位具有豐富鬥爭經驗的國際主義戰士。他來到中國，體現了共產國際對我們黨和紅軍以及中國革命的深切關懷與巨大支援，也體現了這位老革命家和軍事家國際主義精神和獻身世界革命的崇高感情。」

8日，李默庵指揮部隊集中長汀附近。部隊行動得非常小心謹慎。9日向瑞金進展。第十師在先頭，第三十六師跟進。至午後4時，十師佔領隘嶺、古城一帶地區，三十六師到達花橋、青山鋪一帶。

他的陣腳亂了。

軍人不能拒絕戰鬥。更何況是革命軍人。

布勞恩與遠東局負責人尤爾特是老相識。在德國時兩人就一起做過黨的工作。尤爾特當時在德共黨內地位頗高，但與德共領導人台爾曼意見不合，被共產國際調出德共，遠離其同胞，分配到中國工作。

問題是在哪兒弄糟的？

李默庵1949年8月13日在香港與44名國民黨高級軍政人員通電起義，斥責蔣介石背叛三民主義，擁護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這個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的人，1949年以敗將身份向共產黨投誠。

詞句之間，對自己堅定自信，令部下百折不回，頗有生死不計、百戰不辭之感，卻又在指揮作戰的床鋪下埋伏了好幾罐前妻的腌菜。真該在第一幅手書後面添上「要對得起毛福梅的腌菜」；第二幅手書後面添上「腌菜罐子藏好了么」。

以上這些人，可以說都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老資格的革命者。

當年介紹他加入共產黨的陳賡已是雲南軍區司令員兼雲南省人民政府主席，聽到消息特從雲南趕到重慶，請這位囚徒吃了一頓飯。

遵令撤退的張學良。不得不在國人一片指責聲中，出國「考察」。

但那場戰鬥卻是陳誠的天下。

原因之一，是這一行動的最初規劃者據說竟然是李德。

對紅軍來說，奔襲滸灣，確實是一個大胆的戰役行動。但行動的目的不像鄧文儀所述「圍攻蔣委員長在江西臨川的前進指揮所」。紅軍並不知道蔣介石在臨川指揮作戰。中革軍委的設想是以紅七軍團深入撫州地區活動，牽動圍攻蘇區的南進之敵回援，然後運用主力一、三軍團與回援之敵在運動中決戰。

一句名言說：人的一生雖然漫長，但緊要的關頭只有幾步。

處理福建事變的失誤，外部有蘇聯的國家利益因素和共產國際的立場，內部也有我們自己豐沃的極左土壤。政治上、軍事上的關門主義只是表象。打破第五次「圍剿」這一重要機會的喪失，有著某種主觀客觀上的必然性。僅僅指責一個博古，或再歸罪一個李德，遠不能說就總結出了教訓的全部。

不久，北京電邀起義人員北上進京。李默庵沒有去。他感覺到了眼前寬闊奔騰的歷史洪流，卻藏下胸中千曲百折的難言之隱。他親率國民黨軍隊佔領紅都瑞金，如今又要去北京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箇中滋味，實在難平。

結論異常簡單。不懂軍事，無法把舵。

宋希濂在紅軍出髮長征前十幾天身負重傷。這時距蘇區首府瑞金最近的，是東路軍李延年的第四縱隊。李延年也是黃埔一期生，與李玉堂、李仙洲並稱為黃埔一期中的「山東三李」。第一次和第二次東征，李延年衝鋒在前，敢打敢拼。北伐途中與孫傳芳部作戰，他以身先士卒著名，受到何應欽、李宗仁的多次讚揚。黃埔軍校畢業剛剛三年，軍銜就晉陞到少將。黃埔一期生中，除了胡宗南，無人有他這樣快的晉陞速度。

但損失沉重的廣昌戰鬥，已經使短促突擊的戰法徹底破產。

高興圩血戰，成為紅軍第三次反「圍剿」中持續時間最長、戰況最烈的一次戰鬥。特別在徒涉高興圩以西河流時，紅軍傷亡重大。紅三軍團四師師長鄒平、紅四軍十一師師長曾士峨均不幸陣亡。

身上別著斯大林親贈手槍的項英，記住了四川是中國最理想的根據地，卻不知道斯大林還講過國民黨人是中國革命的雅各賓黨人。

還是糟在中國人自己身上。

作為中共臨時中央負總責的人，博古進一步說明，李德以共產國際軍事顧問身份列席中央及軍委會議，參与黨和紅軍各項方針決策的研究和制定，特別對軍事戰略、戰役和戰術，負有指導和監督的重任。

1922年5月，孫中山在韶關督師北伐，分兵三路進入江西。攻贛州城十日不克，北伐軍傷亡很大。粵軍第一師挑出身材高大、作戰勇猛的四團三營十一連上尉連長蔡廷鍇擔任敢死隊長。蔡率領敢死隊員一百餘人，凌晨4時向守軍方本仁部防守薄弱處發起衝擊，7時將敵陣衝破。

中共中央上海局負責人李竹聲和盛忠亮叛變后，上海局機關遭到嚴重破壞。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的電訊聯繫中斷。

剛剛渡過大渡河，宋希濂就被解放軍包圍生俘。

這兩個人又都在「三二〇」中山艦事件后，退出了共產黨。

他說對了。年輕的博古需要旁邊有個鍾馗，以建立和鞏固自己的權威——尤其是對他一竅不通的軍事工作的權威。李德就扮演了這樣的鍾馗。

當前面戰爭緊急的時候，委員長除了緊急指揮前線軍隊作戰之外，內心也很焦急。因為撫州空虛，增援部隊不能迅速到達，萬一匪軍主力急攻撫州，實在無法以空城計對付彭德懷。曾想令南昌行營派來水上飛機，迎接統帥回南昌去。某天下午，委員長帶衛士二三人與我散步到撫河畔，偵察水上飛機起落場所，行進途中委員長對我說：剿匪部隊師勞無功，作戰不力，危急戰況，竟在撫州附近發生，證見我們的剿匪部隊，已無能力戰勝共匪，說罷連連慨嘆。

在周恩來的領導下，雖然努力將顧順章叛變的影響減到最低，但損失還是難以避免。外面的人容易走脫，已被關在國民黨監獄的，危險就接踵而至了。

前共產黨人李默庵率領國民黨隊伍佔領了瑞金，前國民黨人吳化文也率共產黨隊伍解放了南京。

另一個叫奧托·布勞恩。晚年寫文章卻板起面孔，一個字也不提當年的秘密使命，也一個字不提佐爾格。只是含糊地說「1930年，共產國際代表團工作人員諾倫斯·魯格被捕，他辦公室里的許多文件也被查出，只是當時對腐化的中國法官進行了賄賂，才使他免受死刑和處決」；不但說錯了被捕時間和人數，而且對自己與此事件的關係守口如瓶。

但記錄歷史，不是只記錄光榮。

當時的左傾中央，無一人想起要向蘇區中自己的同志請教。

從1932年初到1933年初，博古與奧托·布勞恩在上海整整相處一年。一年之中，兩人就中國革命問題交換了些什麼看法？怎樣評估蘇區的武裝鬥爭？如何使這一鬥爭再進一步發展？現在已經沒有第三個人知道了。此後的事實說明，這段時間使博古對奧托·布勞恩建立了絕對的信任。

人類最大的恐懼也許就是面對死亡。所以儘管帷幄中決勝千里與沙場上衝鋒陷陣皆可謂軍人之勇，但再沒有比「敢死隊」這個詞，將軍人之勇表現得更加淋漓盡致。

幸虧弗雷德來華時間不長。否則「長電」之上再加幾封「長電」，李德之上再多個弗雷德，中國工農紅軍的命運便真要雪上加霜了。

奧托·布勞恩從軍校畢業時間並不長，開始還不適應「李德」這個名字，不適應「太上皇」的地位。隨著時間的推移，見每一個人似乎都認為他這個顧問具有極大的權力，而且他在日記中寫道：「博古也許還有意識地容忍這種誤解，因為他以為，這樣可以加強他自己的威望。」

歷史的結論是：自稱「100%布爾什維克」的王明推行的左傾路線，使蘇區紅軍損失90%，根據地損失100%。

所以在莫斯科發號施令的王明說，他聽到上海日文《新聞聯合》通信社1934年11月14日所發布的消息，才知道紅軍撤出了中央蘇區。該消息說：「向四川省進發的中國紅軍主力，在11月10日放棄了過去中央區的首都瑞金。」

11月15日，紅一軍團和紅九軍團一部從敵人堡壘間隙北出，配合三軍團作戰。17日，陳誠以10個師兵力從側面出擊，企圖斷我歸路；另以5個師向我發動正面攻擊。雲蓋山、大雄關一帶，一軍團、九軍團蒙受重大傷亡，被迫放棄陣地。

另一處為南京路49號30室，泛太平洋產業同盟駐上海辦事處，負責人也是牛蘭。

10月10日，黨中央和中革軍委從瑞金出發，率領主力紅軍5個軍團和中央、軍委機關直屬部隊編成的兩個縱隊，開始了向湘西的「突圍」——即後來所說的戰略轉移。

這一年他24歲。

對蘇區實際情況王明並非一無所知，但所知情況甚為混亂。

「九一八」事變留給中國人的是屈辱。《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詞曲悲切，事實卻更悲切：19萬東北軍面對19000關東軍，不戰而退。丟了東三省，張學良向全國老百姓交代的，僅憑手中一紙蔣介石的不抵抗電報。

何說，現在國力未充，敵方提出要我後撤，政府本應拒絕，但為保存國力起見，只有不得已忍辱負重。十九路軍可後撤，政府擬以外交途徑解決。

國際只允許他有建議權。但他最後有了指示權、決定權。那不是共產國際的決定，而是中共中央的決定。

三遇于宋美齡。

當時中共中央發給國際的報告和接受國際的指示，都要通過駐上海的共產國際遠東局。博古作為臨時中央負責人，便成為遠東局的常客。佐爾格小組雖然隸屬蘇軍總參謀部，也以共產國際派出人員的身份活動，小組人員也常來遠東局交換情況。結果遠東局負責人尤爾特、中共臨時中央負責人博古、蘇軍總參謀部上海工作站負責人佐爾格三人之間，來往密切。

本來由於牛蘭夫婦堅守秘密工作制度，縱然通信密碼和資金賬簿被繳獲，但由於身份無法查實，工作性質也無法查實，租界當局幾乎無可奈何。上海本身就是「冒險家的樂園」，全世界各種投機者在此地使用各種合法、非法、地上、地下手段淘金的人比比皆是，遍及租界內外，早已見怪不怪了。誰知道這對夫婦在為誰工作？是哪路人？上海公共租界警務處官員私下說：這個案子很棘手，若查無實據，也只好放人。

蔣介石深知出海口與外援的關係。當初若不是靠廣州出海口源源不斷得到蘇聯軍火的接濟，黃埔建軍、北伐準備皆無從談起。

李德的作戰指揮給中國革命帶來的損失巨大，事實已經鐵一般地擺在了那裡。脫離了事實的感情升華和添油加醋，只能使想真正總結出經驗教訓的人們，陷入另外一種迷霧。

很快臨時中央在上海也待不住了。1933年春，博古去中央蘇區。他動身前提出要奧托·布勞恩一同去。布勞恩並不缺乏去蘇區的勇氣，但他有自己的考慮。作為一個曾多次從危險中脫身的國際革命者，他並不害怕前方可能出現的艱險。況且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曼弗雷德·施特恩（簡稱弗雷德）正在來上海途中，博古走後他在上海將很快無事可做。這些都是他願意跟博古去蘇區的理由。

斯大林的指示由項英來傳達是再權威不過的。1928年他到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當選為政治局常委。斯大林對工人出身的項英特別青睞，親自送給他一把小手槍。

顧順章化名張華、黎明，江蘇寶山縣人，原為上海南洋兄弟煙草公司工人，大革命時期任上海工人武裝起義工人糾察隊副總指揮，1927年黨的「八七」會議上被選為臨時中央局委員，六大後任中央委員。1928年11月，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中央特別任務委員會——「堅固的能奮鬥的秘密機關，以保障各種革命組織的存在和發展」——領導全國隱蔽戰線工作。特委三名領導人，一是中共六大選出的總書記向忠發，二是當時中共中央的實際負責人周恩來，第三便是顧順章。此人所處地位之重要https://read.99csw.com與關鍵，也可見一斑。

一位前共產黨員攻佔了紅色首都瑞金。

這位發誓不做有損國共合作的事的宋希濂，拖到1933年8月，才參加對蘇區的第五次「圍剿」。一旦參加，就作戰兇猛。他率部駐紮撫州，兼該城警備司令。三個月後，與奔襲敵後的彭德懷紅三軍團和尋淮洲紅七軍團在滸灣相遇。當時蔣介石正在撫洲。宋希濂率三十六師與其他幾個師拚死作戰，給紅三軍團和紅七軍團造成很大傷害。

如果來蘇區的不是假顧問李德，而是真顧問弗雷德，中國革命的運氣是否能夠稍微好一些呢？

蔣介石不喜歡宋美齡的西餐，宋美齡雖然也不喜歡蔣那些心愛的家鄉風味，但對腌菜，如精心製作一番，倒也吃些。但那些霉變菜品如臭冬瓜之類，無論如何也不行。因此每當蔣、宋同餐時，毛氏製作的臭冬瓜之類，便絕對不能擺上餐桌。

虔誠使領袖人物的個別結論變成普遍真理，但共產黨人的首要條件卻不是虔誠。

之後宋希濂參加平定「閩變」。第一次戰鬥便一舉攻克天險九峰山，使駐守延平的十九路軍部隊不得不開城投降。蔣介石親自寫一封信空投給他：「三十六師已攻佔九峰山，使余喜出望外。」原來蔣介石只讓三十六師擔任牽制對方兵力的助攻，連火炮支援也沒有分配給他們。沒有想到助攻部隊竟然打下了天險主峰。當晚蔣介石通電全國軍隊，表揚宋希濂的三十六師「于討伐叛亂戰鬥中首建奇功」。

對第五次「圍剿」準備極為精心、極為充分的蔣介石，幾乎將一切都考慮到了，就是沒有考慮到彭德懷奔襲滸灣，沒有考慮到「閩變」——1933年11月20日，十九路軍將領蔣光鼐、蔡廷鍇發動抗日反蔣的福建事變。

曼努伊爾斯基已經談到了我們的輝煌戰果，對此我還可以補充一點。在這些戰鬥中，紅軍俘虜了白軍許多師長、旅長和團長。1932年，僅在中央蘇區一個地區，紅軍就俘虜了3名師長、13名旅長、18名團長，1933年1—4月，又抓住了2名師長、2名旅長、4名團長，約3萬名士兵投奔到紅軍方面來。（鼓掌）

他1974年在極度貧窮中病故，台灣無一張報紙發表隻言片語的報道。

蔣介石特地從南京調來德國造卜福斯山炮12門。卜福斯山炮侵徹力強，最遠射程為9公里。蔣介石、陳誠企圖依靠卜福斯山炮的強大侵徹力，對紅軍工事進行破壞性轟擊，為其步兵開路。

敵人似換了一個人。

第五次「圍剿」中蔣介石三遇其險。

國民黨政府戰史彙編在《關於第三次贛南「圍剿」之經過情形》的作戰總結中，更稱高興圩戰役「實為剿匪以來最勝利最激烈之血戰」。

三人團就紅軍突圍緊張籌劃且激烈爭論之時，被排斥在核心圈子之外的毛澤東，卻天天天不亮就在會昌城外爬山，並寫《清平樂》一首：「東方欲曉，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風景這邊獨好。會昌城外高峰，顛連直接東溟。戰土指看南粵，更加鬱鬱蔥蔥。」1958年，他對這首詞作批註：「1934年，形勢危急，準備長征，心情又是鬱悶的。」

蔡廷鍇等人，不反蔣是蔣介石的幫凶，反蔣仍是蔣介石的幫凶。

牛蘭夫婦被捕和機構被破壞，使共產國際支援東方革命的信息、人員、資金轉運通道被切斷。

負責組織工作的周恩來面臨兩難。

出身貧苦的蔡廷鍇在和貧苦人組成的工農紅軍作戰中，極其頑強。

第五次「圍剿」中，蔣介石最緊張的，就是這次事變。對蘇區的「圍剿」幾乎全部中斷。「圍剿」主力北路軍不得不抽出九個師，加上寧滬杭地區抽調的兩個師共計十一個師，由蔣鼎文指揮分別從江西和浙江進入福建，進攻十九路軍。

他後來成名于西班牙戰場。真正的「保衛馬德里」去了。看來他在那裡更有成績，人們稱他克勒貝爾將軍。

應該說周恩來是對的。後來留在蘇區的力量，在敵人重兵「圍剿」下損失極其沉重。當時的實情是留得越多，損失越大。

兩人的入黨時間都在1925年，都與黃埔一期中大名鼎鼎的共產黨人陳賡關係極深。

忙碌的周恩來一言不發，更加忙碌。他組織了龐大的撤退計劃，攜帶了過多過細的東西，個人行李則簡單到了不能再簡單：兩條毯子，一條被單，做枕頭用的包袱里有幾件替換的衣服和一件灰色絨衣。

蔡廷鍇的突然叛離，使起義隊伍的南下計劃受到嚴重挫折。

當時任紅七軍團參謀長兼二十師師長的粟裕回憶說：這是一場惡戰，這次作戰從戰役指揮到戰術、技術上都有教訓。戰役指揮中通信聯絡差，軍團之間未能協同配合，當三軍團迂迴到敵後，向敵人猛攻時，我們不知道；而當敵人向我們這邊猛攻時，三軍團又不知道，所以未能配合上，打成了消耗戰。從戰術上看，敵人在向我發起反擊時，派飛機、裝甲車協同步兵作戰，這是紅七軍團未曾經歷過的。五十八團團長是一位打游擊出身的幹部，人稱「游擊健將」，打仗很勇敢，但從來沒有見到過飛機轟炸的場面。敵機集中投彈，他叫喊：「不得了啦，不得了啦！」其實他不是膽小怕敵，而是沒有經過敵人空襲的場面。十九師是紅七軍團的主力，戰鬥力強，擅長打|野|戰，但沒有見到過裝甲車，這次敵人以兩輛裝甲車為前導衝擊他們的陣地，部隊一見兩個鐵傢伙打著機槍衝過來，就手足無措，一個師的陣地硬是被兩輛裝甲車衝垮。

鄧文儀所講的是紅軍的滸灣、八角亭戰鬥。當時一定極為驚慌的鄧文儀，連著搞錯了幾件事。紅軍進攻發生的時間並不在福建事變中，而在事變之前。彭德懷的兵力也不是十萬，而是不足兩萬。蔣軍以九十八師防守臨川，以第四師、三十六師、八十五師參加戰鬥，兵力不但不處於「劣勢」，且兩倍于紅軍。

談「閩變」，必須談蔡廷鍇。

喝完牛奶吃完麵包后，用自己國家革命者的鮮血杜撰謊言，去證明另一個國家領導人的英明和另一個國家的偉大，在中國歷史上似乎還無此先例。

中央紅軍的最後決定，連上海局也不清楚。

當時顧順章的被捕叛變使中共中央面臨嚴重的困難。牛蘭夫婦被捕后不到一周，又有總書記向忠發被捕叛變。中央特委三位領導人竟然有兩人被捕叛變，中共中央在此雙重打擊下，受到極大的損害。剩下的一位特委領導者周恩來也只有被迫隱蔽，于年底奔赴江西蘇區。當時在上海並沒有明顯危險的王明則找出種種借口，先周恩來一步於1931年10月份去了莫斯科。留在上海的中央委員和政治局委員遠不足半數。根據共產國際遠東局提議，在王明和周恩來離開之前，駐上海的中共中央改為臨時中央，何人出任臨時中央負責人，中共中央自行決定。

這是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的最後聯繫。

宋希濂參加共產黨時，在黨內的活動還不像李默庵那麼活躍；退出共產黨時，也不像李默庵那樣絕情。他在中山艦事件后說，「在當今中國，國民黨和共產黨都是革命政黨，目標是一致的。由於軍隊方面要求軍官不要跨黨，為避免發生不必要的麻煩，我打算不再跨黨」；又說：「我可以保證，決不會做有損於國共合作的事！」

第二天清晨，瞿秋白起身，提筆書寫：「1935年6月17日晚，夢行小徑中，夕陽明滅，寒流幽咽，如置仙境。翌日讀唐人詩，忽見『夕陽明滅亂山中』句，因集句得偶成一首：夕陽明滅亂山中，（韋應物）/落葉寒泉聽不窮；（郎士元）/已忍伶俜十年事，（杜甫）/心持半偈萬緣空。（郎士元）」未寫完，外間步履急促，喝聲已到。瞿秋白遂疾筆草書：「方欲提筆錄出，而畢命之令已下，甚可念也。秋白有半句：『眼底煙雲過盡時，正我逍遙處。』此非詞誠，乃獄中言志耳。秋白絕筆。」

廣昌保衛戰是李德戰略戰術發展的頂點，紅軍損失巨大。戰鬥持續18天，紅軍傷亡5500餘人，占參戰總兵力的1/5。中央蘇區不得不被放棄、中央紅軍不得不突圍長征這個第五次反「圍剿」的結局，在廣昌已經奠定。

他被關進重慶磁器口的白公館。這個地方與渣滓洞齊名。一本《紅岩》，使它們在中國幾乎無人不知。

共產國際似乎是要通過這個指示讓遠東局、中共臨時中央和奧托·布勞恩明白兩點：其一，作為顧問奧托·布勞恩「沒有指示權力」，僅僅具有建議權；其二，作為顧問奧托·布勞恩並不受託于共產國際，只受託于中共中央。

陳誠的動作很快。

11月28日，莫斯科《消息報》稱福建政府與真正革命運動毫無關聯。《真理報》說福建事變將引起日英美在中國鬥爭，暗示蔡廷鍇背後有帝國主義支持。

後來有兩種互相矛盾的議論圍繞在周恩來周圍。一種說他組織的撤退工作所攜東西太多太細，使紅軍大隊行動緩慢，遭到不必要的損失；一種說撤退工作組織得太倉促，該帶的沒有帶，不該帶的卻帶了很多。

博古年輕氣盛，熱情奔放，並不把眼前的白色恐怖放在眼裡。他又極富口才，善於作充滿激|情的演講；六屆四中全會後出任團中央書記，因組織和鼓動的才能受到少共國際的表揚。在決定中共臨時中央人選的會議上，王明提議博古負總責，他一句：好，我來就我來！毫無顧慮。

宋美齡平時修養極好，從不摔盤子砸碗，更不頤指氣使。尤其公開場合，特別給其夫面子，這回是實實在在忍不住了。蔣一口一個生死之戰，你死我活，「圍剿」發起以前還親寫有兩幅手書，其一是：「一、要對得起已死的將士；二、要對得起總理的靈魂；三、要對得起生我的父母；四、要對得起痛苦的民眾。」其二是：「一、對主義盡忠了么；二、對黨國負責了么；三、對統帥信仰了么；四、對上官服從了么；五、對部下信任了么；六、對本身信仰了么。」

鮑羅廷在華5年，大革命時期在中國政壇上舉足輕重、影響深遠，被稱為「廣州的列寧」。

不是那個時代，廣東羅定縣龍岩鄉不過多了一個貧苦獸醫而已。蔡廷鍇耳邊響徹的就是牲口的嗥叫，不會是彈雨呼嘯了。

誰能想到這位猛將13歲學的是耕田，14歲學的是縫衣，15歲學的是獸醫。他在家鄉最早的名聲不是打仗，而是醫牛。凡經他醫治的病牛，十有九愈。

李德也是如此。

中共黨史上最為重要的一步，莫過於出髮長征。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工農紅軍最深重的苦難與最耀眼的輝煌，皆出自於此。

顯然，共產國際沒有幫助李德完成身份轉換。只是要求中共臨時中央對自己選定的顧問負責。布勞恩後來說，「其他的命令和指示我沒有得到」；共產國際從來不直接對他發出任何指示電報。他與共產國際也從來沒有建立直接聯繫。真正由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弗雷德從上海給李德發電報，也只是把他當做一個幫助了解情況的臨時助手而已。

他從何處來？真是來自共產國際嗎？他來幹什麼？他的到來，將給中國工農紅軍帶來什麼樣的變化？

正式顧問弗雷德1933年春天來華。他在中國時間雖短，卻於6月13日以中共中央名義發給中央蘇區一封著名的「長電」，指示紅軍今後作戰方針。他反對集中使用兵力，主張兩個拳頭打人，要求紅軍以主力組成東方軍，打通福建出海口，獲取蘇聯可能的武器支援。

我們也似換了一個人。

安排這一切的，是一隻看不見的手。

要說報復，這是歷史的報復。

甚至還有所創造發展。

這一運動在中國卻陷入了嚴重困境。中共中央已經在沒有毛澤東參加的情況下，決定放棄中央蘇區。

斯大林同志萬歲！萬歲！萬歲！（熱烈鼓掌，全體起立向王明同志致敬）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英勇的工農紅軍及其組織者和領導者中國共產黨萬歲！

這都是李德從伏龍芝軍事學院的一套老戰法。

1931年4月反第二次「圍剿」，項英到蘇區時間不長，認為20萬敵軍壓境，3萬紅軍難於應付，只有離開江西蘇區才是出路。退到哪裡去呢？退到四川去。斯大林講過，「四川是中國最理想的根據地。」

5月初，李德受託起草5至7月季度作戰計劃。計劃的核心已經是主力部隊準備突破封鎖，深入敵後。7月底，李德再次受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之託制定8至10月作戰計劃時，中央紅軍的戰略轉移問題已正式提出。退出蘇區的直接準備全面開始。

中革軍委主席朱德與毛澤東一樣，也未能進入三人團。

蔣介石不擔心他壓不垮蔡廷鍇，擔心紅軍與十九路軍聯合。每天晚餐后，他都要找侍從室主任晏道剛和參謀本部第二廳廳長林蔚。問題就一個：是否有紅軍與十九路軍聯繫的情報。他叮囑晏、林二人，要密切注意雙方動向，每日派飛機空中偵察。

第十師師長李默庵，黃埔一期畢業，畢業后秘密參加中國共產黨。

所以無人不知工農紅軍中那個多次出任敢死隊長的許世友。

為恢復黎川，紅軍進行了一系列艱苦的戰鬥。彭德懷率主力應急返回，進攻硝石、黎川之敵；林彪也率主力攻擊和牽制南城、南豐之敵，保障彭德懷對黎川地區的進攻。

為了弗雷德不切實際的空想，紅一方面軍只有按照其意由一、五軍團組成中央軍，留守原地，以三軍團為基幹組成東方軍東出福建。

指揮李默庵、宋希濂直插中央蘇區核心的李延年，晚年在台灣連請他吃飯的人都沒有了。從大陸撤退時，他被冠以「擅自撤退平譚島，有虧職守」罪名，判處12年有期徒刑。釋放后閑居台北郊區新店，一無職業，二無專長，生活艱難。當年威名赫赫的黃埔一期「山東三李」之一，只能每日三餐以辣椒鹽水蘸饅頭，抽煙的錢都要向昔日舊部借討。

牛蘭夫人的真實姓名是達吉亞娜·尼克萊維婭·瑪依仙柯，1891年出生於聖彼得堡一個顯赫的貴族世家。自幼受到良好的文化熏陶，就讀於當地的一所貴族學校，後來從事教師職業，專業是數理邏輯。其愛好廣泛，對語言的悟性極高，精通法語、德語、英語、義大利語，還研究過喬治亞語和土耳其語。1917年十月革命中加入布爾什維克，受共產國際委派，先後到土耳其、義大利、奧地利等國工作，1925年在維也納與牛蘭相識相戀，1930年初帶著兒子來到上海，協助丈夫工作。

他看中的是蔡廷鍇指揮的那5萬軍隊。

廣昌戰鬥之前，中央蘇區在軍事上已經陷入四面合圍。中革軍委當時就面臨三種抉擇：一、主力突圍；二、誘敵深入；三、短促突擊。

調集的兵力最多。用兵100萬，幾乎是傾全國之兵。其中用於中央蘇區50萬。各地除留守部隊外，凡能機動的部隊都調來了，嫡系部隊更是傾巢而出。

即使如此，弗雷德對提出異議的蘇區中央局還去電嚴厲申斥：「必須時時記著：我們不能允許以討論或含糊的步驟來浪費我們的任何時間。」

1931年8月，牛蘭夫婦被「引渡」，在大批全副武裝的憲兵押解下從上海解往南京。國民黨方面力圖以此為突破，一舉切斷中國共產黨的國際聯絡渠道，癱瘓共產國際的遠東聯絡體系。

如果這5萬軍隊與江西10萬紅軍合股，第五次「圍剿」計劃將破產不說，閩贛結為一體后憑藉中共與共產國際聯繫，加上十九路軍掌握控制的福建出海諸口，外來援助直接進入，後果不堪設想。

何應欽碰了釘子，張靜江便出馬，約蔡廷鍇在杜月笙家面談。張說，十九路軍素來軍紀嚴明，革命戰爭有功，望體念中央意旨，避免與日軍衝突。上海華洋雜處，繁華之區，戰端一開，損失極大。倘能撤退，我可報告蔣總司令。

11月11日，尋淮洲率新成立的紅七軍團進攻滸灣，遭敵夾擊，彭德懷率三軍團赴援。陳誠以部分兵力牽制我三軍團，以主力向七軍團猛攻。七軍團陣地被突破，尋淮洲率部倉忙後撤。彭德懷的三軍團也在多次向敵陣地衝擊過程中，遭密集火力殺傷和低空飛機掃射，傷亡重大；兩個軍團傷亡1100餘人。

弗雷德來去匆匆，1934年春天便離開中國。

結果弱敵不弱。我主力一、三軍團還未突擊，敵河東縱隊就向大羅山、延福嶂地區發起猛攻。河西縱隊也乘紅軍主力集中東岸作戰之機，4月14日突破九軍團陣地，佔領甘竹。

討論結果，主力突圍的方案沒有通過。在蘇區內取勝的希望似還存在。毛澤東的誘敵深入方案也被否決。領土不戰而棄，並不能為阻擋敵人提供保證。

但認識這個定局還需要時間，還需要更大的壓力。因為放棄的不是一間住了一晚上的屋子，是建設六年之久、粉碎了敵人四次「圍剿」的根據地。

新加坡是英國殖民地，上海又有英租界，英國人高效率地作出了反映ｒｅａd.99ｃsw.ｃom：立即通知上海公共租界警務處。租界警務處也迅速查實了兩處可疑地點：一處為上海四川路235號4室，房主是NoulensRueSg（諾倫斯·魯格），中文名牛蘭；其妻GertrudeRuegg（格特魯德·魯格）中文名汪得利昂，被稱為牛蘭夫人；夫妻倆持比利時和瑞士護照。

初入黃埔時，見到廣州一些腐敗現象，他還氣憤地發誓：不當官，要革命。現在正式加入國民黨行列，他已經不想革命，而要當官了。

彭、滕反覆建議的唯一結果，是滕代遠丟掉了三軍團政委的職務。

歷次反「圍剿」中機動靈活能征善戰的紅一軍團，由於陷入李德的「短促突擊」戰術，從1933年10月到1934年4月共打了黎川、雲蓋山、大雄關、丁毛山、鳳翔峰、三岬幛、乾昌橋和廣昌戰鬥，除了鳳翔峰、三岬幛戰鬥苦守陣地而取得小勝外，其餘都打了敗仗，損失嚴重。1933年12月丁毛山戰鬥，一軍團一師三團9個連隊，竟然陣亡了13個連級幹部。

戰略轉移已成定局。

下一個，便是李德親自出馬指揮的第五次反「圍剿」中規模最大、影響最大、幾乎將紅軍主力拚光、導致中央紅軍不得不突圍長征的廣昌戰鬥。

一遇于彭德懷。

1926年爆發「三二〇」中山艦事件。蔣介石要求第一軍中的共產黨員要麼退出國民黨和第一軍，要麼退出共產黨。當時已經公開身份的共產黨員250餘人退出了國民黨和第一軍，只有39人退出共產黨。

據蔣介石身邊人回憶，蔣失去控制一個人唱歌，在中原大戰結束後有過一次。那是打垮馮玉祥、閻錫山後得勝而歸，靠在車子里不停地哼小曲，還隨手向沿途士兵、難民撒錢慰勞，欣喜之狀，殊非一般。哼又哼不成調，惹得周圍人慾笑不敢。

納爾遜到上海后，將5萬美元交給了中共上海局負責人。共產國際遠東局負責人尤爾特到底還算了解一些情況，他否認毒氣戰是蘇區的主要威脅，對共產國際除了防毒面具之外便沒有別的指示，他感到甚為失望。

最好的根據地在李德到來之後，就不是那麼好了，一個挫折接著一個挫折。

也必須看到那是一個非常時期。在四面合圍的敵軍已經將中央蘇區壓縮到一個很小範圍之時，保守行動的秘密和突然性，就是保護黨和紅軍的生命。保密決定並非一無是處，所以蔣介石即使抓到了中共中央上海局負責人李竹聲和盛忠亮，也仍然沒有弄清楚紅軍下一步的意圖。

但11月18日又發出一封指示信：

陳誠以10個師構成5公里寬的攻擊正面。5個師為河西縱隊，5個師為河東縱隊，一個師為預備隊。以河東受阻則河西推進、河西受阻則河東推進戰法，夾撫河兩岸交替築碉，向廣昌推進。

10月30日，中共中央給福州市委和福建全體同志發出一封指示信，說：黨在福建的總方針之一應該是儘可能造成民族的反帝統一戰線，來共同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國民黨南京政府，而不要簡單地提出與反對南京政府和蔣介石一樣的口號來反對當時正採取著左的策略的福建統治階級與其他派別。要不調和地、不容情地反對那種關門主義的、不估計客觀事實與脫離當時群眾的、不願意去建立革命的反帝統一戰線的左傾思潮。

在敵人炮火猛烈轟擊之下，紅軍陣地工事全部被炸塌，機槍被炸壞。血戰至下午，蠟燭形陣地的三營損失嚴重，張震帶著全營仍然能夠戰鬥的人堅守在一條交通壕內，準備用刺刀同敵人作最後一拼。保護山陣地儘管放上了全軍聞名的紅五連，但在敵人強大的兵力、火力壓迫下，陣地還是失守了，紅五連大部壯烈犧牲。

十九路軍中的若干領袖和政客正在蓄意開始一個大的武斷宣傳的陰謀，企圖集合更多的力量來樹立較堅強的障礙阻止革命的怒潮；這些「左」的民族改良主義政黨的力量的任何增加是在中國革命的進步上放了新而非常可怕的障礙物；必須徹底明了十九路軍領袖們政治陰謀的特徵，必須在下層革命統一戰線的基礎上竭力同這些政黨鬥爭，來爭取現在仍然附和他們的勞苦群眾及士兵。

撤滕代遠職堵彭德懷嘴的博古、李德，廣昌戰鬥后也不得不開始考慮同一個問題了。

牛蘭的真實姓名是雅可夫·馬特耶維奇·魯德尼克，1894年出生於烏克蘭一個工人家庭，10歲失去父母。1914年畢業於基輔一所商業學校，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因作戰勇敢進入聖彼得堡軍事學校學習。1917年2月在推翻沙皇統治的鬥爭中開始革命生涯，成為布爾什維克的一員，擔任「芬蘭團」政治委員，十月革命時率隊攻打冬宮。1918年被選入捷爾任斯基領導的肅反委員會「契卡」，到歐洲數國執行任務，在法國被捕，被判處兩年徒刑。1924年刑滿返回蘇聯，調入共產國際聯絡部擔任與奧地利、義大利、德國等國共產黨聯絡的秘密信使。1927年中國大革命失敗后，被共產國際定為派往中國的最佳人選，1927年11月到上海，1929年開始全面負責中國聯絡站的工作。

一是兩人年齡相仿。牛蘭生於1894年，佐爾格生於1895年。

1934年11月10日，中央紅軍長征出發一個月之後，程子華、徐海東領導的紅二十五軍按照中央指示，對外改稱「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隊」，西越平漢路實行戰略轉移，開始西征。

他要憑藉這個指示，完成自己的身份轉換。

高興圩血戰後一周，「九一八」事變爆發。蔡廷鍇在贛州率部誓師，要求抗日，反對內戰。率十九路軍駐防上海后，日本海軍陸戰隊大量增兵。1932年1月22日，日本領事村井提出要十九路軍後撤30公里，蔡堅決不允。1月24日，軍政部長何應欽來滬與蔡面談。

1934年2月5日，中央蘇區反「圍剿」正吃緊之時，王明在聯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會上，做了一篇《中國革命是不可戰勝的》的發言：現在，我來介紹一下關於最近時期中國狀況的基本材料。

納爾遜已經沒有了「該停留多久就停留多久」的必要，1933年10月便乘輪船返回美國。

從此，奧托·布勞恩以「李德」這個名字，進入中國革命史冊。

李德也留下一段評論：「就當時來說，其實沒有一個人哪怕只是在夢中想到過，要北上抗日。雖然抗日是主要的政治口號，但決不是黨和軍隊領導者的軍事計劃」；「突圍的目的，只限於衝破敵人對中央蘇區越來越緊的包圍，以獲得廣闊的作戰區域；如果可能的話，還要配合已由第六軍團加強了的第二軍團，在華南的湘黔兩省交界地區創建一大片新的蘇維埃根據地。」

二遇于蔡廷鍇。

紅軍開始了一場與敵人硬碰硬的決戰。

蔣軍大舉進攻十九路軍的時候，中革軍委卻將我軍主力從東線調到西線永豐地區，不去配合十九路軍，反去進攻敵人的堡壘陣地。

毛澤東1936年12月寫《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時，說紅軍當時「應該突進到以浙江為中心的蘇浙皖贛地區去，縱橫馳騁于杭州、蘇州、南京、蕪湖、南昌、福州之間，將戰略防禦轉變為戰略進攻，威脅敵之根本重地，向廣大無堡壘地帶尋求作戰」；就是依據福建事變后出現蔣管區防務空虛的情況。

1927年8月1日，他被迫參加八一南昌起義。雖然擔任了南下部隊左翼總指揮，但他是不情願的。部隊至進賢縣，他便乘混亂之機清理掉隊伍里的共產黨員，脫離了起義軍。

第五次反「圍剿」以前，共產國際派美國共產黨人史蒂夫·納爾遜來華。納爾遜出發前，共產國際中國委員會主席彼得羅夫和中共駐國際代表王明與他談過話。王明說，江西的形勢十分困難，蘇維埃已經完全被包圍。鹽的供給殆盡，蔣介石抓住走私鹽的人就砍頭。更糟糕的事情是蔣介石要使用毒氣。能用什麼辦法抵禦毒氣呢？所以派納爾遜帶5萬美元去中國，任務是給中國共產黨人買防毒面具。

粉碎第五次「圍剿」的有利時機，就這樣喪失了。

彭、滕提出外線作戰。是跳出封鎖線向蘇區東北的金溪、東鄉、貴溪、景德鎮挺進。不展開一幅地圖標出蘇區界限和進擊的地點方向，你就不會知道這個建議有多麼的大胆。

本來倒是作好了利用這個機會的準備。10月26日，由周恩來主持，紅軍全權代表潘漢年與十九路軍全權代表徐名鴻在瑞金簽訂了《反日反蔣的初步協定》。張聞天、毛澤東、朱德也會見了徐名鴻和陪同前來的十九路軍參議陳公培，博古雖未見十九路軍代表，但與李德一樣，都對這一合作表示支持。

王明以為只要解決了防毒面具，反「圍剿」就能勝利。他在莫斯科起勁地吹噓：「截至聯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會召開時，蘇維埃中國的總面積已達1348180平方公里。僅固定的蘇區面積就有681255平方公里，比法國的面積大19.1%，比德國大31.3%，比日本大54.15%。比英國大64.5%。現在，紅軍的正規部隊已有35萬多人，非正規武裝支隊有60萬人，這還不包括有數百萬人參加的各種半軍事性群眾組織」。

當時的工作程序是，前方來的電報，都要先送到李德住處，查明電報所述地點的確切方位並完成翻譯后，繪成簡圖由李德批閱。批閱完畢提出相應的處理意見，再譯成中文送給軍委副主席周恩來。周恩來根據來電的重要程度，一般問題自己處理，重大問題則提交軍委或政治局討論。

李默庵退黨最初起因於談戀愛。他與女生隊一學生相好，經常借故不參加黨組織的會議，支部書記、黃埔一期生許繼慎狠批了他一頓，從此不通知他開會。李默庵也心存芥蒂，你不通知，我就不來，無形中脫離了組織。

宋美齡在戰事正緊之時來到了撫州前進指揮部，本想慰問蔣一番，卻意外發現蔣的床下隱藏著原配老婆的寧波小菜罐壇，臭冬瓜自然絕對少不了，脾氣便火山一般爆發了。

滸灣、八角亭戰鬥歷時3天，斃傷敵人520多人，紅軍傷亡和失蹤合計1095人，傷亡重大。

從20年代中期起，共產國際就對中國革命給予了極大的重視。先後有不少著名人物被派來中國，指導革命。

1934年4月底廣昌戰鬥徹底失利之後，中央書記處5月開會，決定突圍轉移。當時的書記處書記是四人：博古、張聞天、周恩來、項英。代表「山溝里的馬列主義」的毛澤東不是書記，無法參加會議。決策在博、張、周、項四人中作出。對這個事關重大的會議的記錄一直很少。後來有人說撤出中央蘇區這個關係到黨和紅軍命運的重大決定未通過會議討論，這種說法是不確切的，應該說沒有在黨的政治局會議上討論。

槍杆子裏面出政權，蔣介石早掌握得十分深透。

果真如此嗎？

10月25日，通過國民黨設置的第一道封鎖線。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離開了中央革命根據地。毛澤東感慨萬千地說：從現在起，我們就走出中央蘇區啦！

他們探出的路，中央紅軍已經無法再走了。

幫助奧托·布勞恩完成身份轉換的，不是共產國際，也不是蘇軍總參謀部，而是設在上海的中共中央。

機會還未抓住，便已經錯過了。

歐洲更適合於他。

全世界布爾什維主義的突擊隊——聯共（布）及其第十七次代表大會萬歲！

上海工作站負責人，就是當時默默無聞、後來大名鼎鼎的理查德·佐爾格。

紅軍9個師，敵軍11個師。這是一場以主力拚主力、以堡壘對堡壘、以陣地對陣地的搏鬥。中國革命的前途和命運，被壓縮到了廣昌一隅。

決定臨時中央負責人的會議，一說是在一家酒店開的，一說是在博古家裡開的。

紅軍乘連戰連勝之威，蔡軍倚從未敗北之勢，雙方都拼了老命。

列寧的共產國際和世界十月革命領袖斯大林同志萬歲！

有蔣介石老師之稱的張靜江，平素在國民黨圈子內頗具權威，卻在這個敢死隊出身的蔡廷鍇面前鬧了個大紅臉。

這已經不再是模仿共產國際的語言，完全是自己的語言了。

腌菜罐子沒有藏好，被宋美齡從床下一個一個拖出來，統統砸碎。

三路力量之中，徐海東一路風一路火首先打到陝北，成為對中國革命立下大功的人。

我們勝利的主要源泉，首先是，我們的黨在中央委員會的領導下堅定不移地、始終一貫地執行著列寧的共產國際的政治總路線，而領導共產國際的，正是我們歷史時代的偉大領袖，他是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事業的最佳繼承人，他的每句話都在鼓舞著所有國家的共產黨人、工人和勞動群眾為建立蘇維埃政權和無產階級專政而進行激烈的、堅決的鬥爭，並使他們牢固地樹立起對自己事業的必勝信心——這就是我們所敬愛的斯大林。（鼓掌）

被譽為里程碑的遵義會議，也是長征路上的里程碑，是長征的產物。四渡赤水、突破金沙江、強渡大渡河、爬雪山、過草地，這些史詩般的壯舉皆是長征一步一步的過程。甚至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很大程度上也是紅軍長征的結果。

最後通過的，還是繼續運用短促突擊。

彭德懷連攻硝石數日，不克；林彪也未能擋住南城之敵東援。陳誠指揮李延年第九師、黃維第十一師、霍揆彰第十四師、李樹森第九十四師進抵硝石。蔣軍嫡系四個主力師的到來，迫使彭德懷于當晚撤出戰鬥。

伍修權的回憶證實了李德講的情況。他在回憶錄《往事滄桑》中說，1934年春李德就同博古談要準備作一次戰略大轉移，去湘鄂西。1984年5月9日伍修權在一次談話中說：「長征是不是倉促決定的？我看不是。在廣昌失敗后，中央的主要領導人已經在商量轉移的問題，確定的目標是湘鄂西。」「轉移的意圖開始只有少數幾個人知道，最後才決定轉移的。」

39人中，第一個發表退黨聲明的，就是李默庵。

給佐爾格送款，是奧托·布勞恩在蘇軍總參謀部領受的第一個任務，也是最後一個。沒有人想到這位交通員一去不歸，在中國做起了「共產國際的軍事顧問」。

瑞金失陷三個半月後，前中國共產黨主要負責人瞿秋白落到了宋希濂手裡。

可以引申為形容一個黨。黨的歷史雖然漫長，但緊要的關頭，也只有幾步。

陳誠的主力在河西。其起家部隊十一師、十四師都在那裡；河東部隊相對較弱。李德抓住這點，計劃以九軍團和紅二十三師在西岸牽制敵主力；以主力一、三軍團和五軍團十三師集中在撫河以東大羅山、延福嶂地區，對河東之敵實施短促突擊，給其以殲滅性打擊。

部隊有可能被敵人切斷不能返回蘇區，蘇區北部也可能失去主力掩護，建議被迅速否決。彭、滕仍然堅持，懇望軍委「以遠大眼光過細考慮」。10月27日，中革軍委以代主席項英的名義電告在前方指揮的朱德、周恩來：「軍委已決定了戰役問題，望轉告彭、滕，停止建議。」

他似乎一生之中皆充滿兩難。

從這些令很多指揮員費解的西化語言中，人們活脫脫看見的是李德。

正因關係重大，所以負責此事的人經驗必須十分豐富，行為必須分外謹慎。

第三十五軍軍長吳化文，是濟南戰役中起義的國民黨將領。

紅軍低估了蔡軍的戰鬥力，低估了蔡廷鍇的作戰意志與決心。

就在蔣軍軍事行動開始、陳誠向黎川進攻的9月25日，一個後來被稱為「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的人到達中央蘇區。

第三十六師師長宋希濂，黃埔一期畢業，也是畢業后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不能去的理由只有一個：他是蘇軍總參謀部的人，不是共產國際的人。所以當尤爾特代表遠東局徵求他的意見時，他提出一個條件，請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發出一個相應的指示。

蔡廷鍇一聽這話，脖子一挺說，上海是中國領土，十九路軍是中國軍隊，有權駐兵上海，與日帝毫無關係。萬一日軍膽敢來犯，我軍守土有責。張先生也是中國人，請接納此意，向蔣總司令報告。

由於事先毫無預兆，密碼和賬簿都來不及轉移，被租界當局如數繳獲。

認為蔡廷鍇等人是「一些不可靠的傢伙」的，還不僅僅是上海的弗雷德。不少紅軍領導幹部對南昌起義中叛變、在高興圩與紅軍血戰的蔡廷鍇懷疑很大，好感不多。12月5日，中共中央發出《為福建事變告全國民眾書》，稱福建政府「不過是一些過去反革命的國民黨領袖們與政客們企圖利用新的方法來欺騙民眾的把戲，他們的目的不是為了要推翻帝國主義與中國地主資產階級的統治，而正是為了維持這一統治，為了要阻止全中國民眾的革命化與他們向著蘇維埃道路的邁進」九*九*藏*書。

這回因蔣光鼐、蔡廷鍇，他又唱起歌來，但感覺完全不一樣了。

話說得刻薄了一些。不懂軍事向別人請教，無可非議，哪怕被請教者是個外國人。如果僅僅如此，也許中國革命史和博古、李德的個人歷史，會有另外一種寫法。

第三次「圍剿」中，蔣介石因粵變實行總退卻。轉入追殲的紅軍選定蔣鼎文的第九師和蔡廷鍇的六十師、六十一師作為打擊目標。

但中共中央還是一直保持著與上海局溝通聯絡的能力。當時中央紅軍共有電台17部，留3部給堅持中央蘇區鬥爭的項英、陳毅、劉伯堅，14部分別配屬軍委總部和一、三、五、八、九軍團。後來在湘江戰役中損失嚴重，部隊大量減員，軍委下令把笨重的發電機、蓄電池埋掉，對上海方面無迴音的呼叫才完全中斷。

事情就這麼定了下來。

朱德、毛澤東指揮紅軍主動退出戰鬥。蔡軍也因傷亡過大，未加追擊。

6月25日共產國際回電：「動員新的武裝力量，這在中區並未枯竭，紅軍各部隊的抵抗力及後方環境等，亦未促使我們驚慌失措。甚至說到對蘇區主力紅軍退出的事情，這唯一的只是為了保存活的力量，以免遭受敵人可能的打擊。在討論國際十三次全會和五中全會的議案時，關於鬥爭的前途及目前國際的情形以及紅軍靈活的策略，首先是趨於保存活的力量及在新的條件下來鞏固和擴大自己，以待機進行廣大的進攻，以反對帝國主義、國民黨。」

除卜福斯山炮營外，蔣還增加了稅警總團追擊炮營、炮兵訓練處山炮第一營、第二十三師重迫擊炮連，大大增加了炮兵的攻擊力量。

羅明納茲為中共八七會議起草《中共「八七」會議告全黨黨員書》，並作政治報告，主張武裝暴動、開展土地革命和建立蘇維埃政權，對中共中央轉變總方針起了重要作用。

看到這個計劃的人很少，所以詳細內容恐怕無人能夠講出來了。留下來的一些情況是，連攜帶這個計劃的尤金了解了一些當地的情況后，也開始對他的中國同事嘲笑那些「在別處制訂好行動計劃的顧問們」。1934年夏趕到的妻子佩吉·丹吉斯諷刺自己的丈夫：「那你不也是這樣一個人嗎？」尤金開口一笑，說：「是，跟別人一樣。」但又說：「至少我試圖了解這裏所發生的一切。我們已經了解了這個國家，我們聽取了這裏人們的意見，我們已經學到了他們的經驗。共產國際的決議是指導路線，但不是指示。」

在保護山陣地，攻擊者是陳誠最為精銳之主力黃維第十一師，防守者是四師十二團，該團中有後來在中國人民解放軍中以天不怕地不怕著稱的戰將鍾偉。

從此李默庵與紅軍作戰更加謹慎。

……在所有「圍剿」中，最大最凶的一次，就是最近的第六次「圍剿」。這次「圍剿」的主要特點是，帝國主義分子除了向蔣介石提供金錢和槍炮外，還直接參加作戰行動。以塞克特將軍為首的法西斯德國的70名參謀軍官，不僅制訂了第六次「圍剿」的軍事計劃，不僅組織了專門訓練軍事專家和軍事技術專家的講習班和學校，不僅領導了從技術上加強城防和戰線的工作，而且直接參加了軍事行動。150名美國和加拿大的飛行員過去和現在一直在江西、福建、河南和我國其他各省的上空飛來飛去。原柏林警察總監社會民主黨人格爾熱津斯基及其助手魏斯等人，像一群餓狗一樣，在蔣介石軍隊的後方——上海、南京等城市躥來躥去，幫助整頓秩序。

11月18日大轉向的指示信發出兩天之後，福建事變發生。

首倡短促突擊的李德從一系列失敗中，已經覺出情況不好。他突然轉向主張主力突圍。他提出以一、三軍團，或者五、九軍團脫離蘇區，插到敵人後方去擺脫堡壘，爭取大一些的空間，獲得作戰行動的自由，並說：「這個思想是我一個人在1934年3月底首先提出來的。」至於這個念頭在多大程度上受彭德懷、滕代遠5個月前就一再提出的外線出擊、機動作戰的啟發，以及彭、滕提出建議后受到李德本人多麼大的壓制和打擊，李德均諱莫如深。

博古對李德說，國際來電同意。

李德的翻譯之一王智濤說：「他是由上海那個真正軍事顧問派來打前站的。」

原因的關鍵，還是對中國革命的詳情不甚清楚。

準備的時間最足。1933年5月，蔣介石就在南昌成立了全權處理贛粵閩湘鄂五省軍政事宜的「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南昌行營」，親自指揮對中央蘇區的第五次「圍剿」。7月開辦廬山軍官訓練團，用兩個月時間分3批，將「圍剿」主力北路軍排以上軍官7500餘人全部輪訓一遍。9月18日輪訓結束，7天以後戰鬥發起。

第五次「圍剿」中，李默庵率部進至泰寧縣建寧間的梅口附近時，被紅軍主力重重包圍。他將全師兩個旅四個團近一萬人龜縮一處，再集中數百挺輕重機槍死守一狹小陣地。戰鬥于黃昏發起，激戰通宵，儘管紅軍四面圍攻，李默庵陣地也無一被突破。次日天明，紅軍撤圍而去，李部雖有損失，但總算避免了被殲厄運。

敵人在變。

在此以前，項英曾經最早提出過放棄中央蘇區的意見。

僅僅為了弄清他的真實身份，就用掉中國共產黨人半個多世紀時間。

蘇區首府瑞金，最後就是被從福建打過來的東路軍攻佔的。

一位前共產黨員槍殺了前中共中央主要負責人瞿秋白。

兵敗如山倒之時，這位前共產黨員竟突然想用共產黨的辦法。他也想爬雪山、過草地、建立根據地，但卻是倒行逆施。宋希濂甚至連走的方向都是倒的。紅軍當年由南向北翻越雪山，他卻是由北向南。

現在兩人都在上海，都從事秘密工作。雖然從屬不同：牛蘭負責共產國際在上海的聯絡站，佐爾格負責蘇軍總參謀部在上海的工作站；雖然牛蘭已成國民黨的階下囚，佐爾格依然是租界的座上客，但作為秘密工作者都深知工作的危險，更知救援的珍貴。

11月6日，李延年收到東路軍總司令部發來的電報：「著該縱隊副指揮官李默庵率第十、第三十六師進取瑞金，於八日集結長汀，即一舉佔領瑞金之目的，於九日晨開始攻擊前進，限當日佔領古城，十日佔領瑞金。仰遵辦具報。」

顧順章對中共中央的所有秘密，幾乎無所不知、無所不曉。他的叛變使中共中央面臨嚴重危險。幸虧打入敵人內部的錢壯飛在顧叛變的第二天便獲此情報，立即從南京奔赴上海向特委負責人周恩來報告。周恩來當機立斷，在聶榮臻、陳賡、李克農、李強等人協助下，連夜布置中央機關和人員的轉移撤離。聶榮臻後來回憶說：「這兩三天里真是緊張極了，恩來和我們都沒有合眼，終於搶在敵人前面，完成了任務。」當國民黨軍警按照顧的口供衝進那些秘密據點和居所時，都已是人去屋空。

紅軍卻錯過了利用福建事變的大好時機。

公開渠道由宋慶齡、史沫特萊、斯諾、伊羅生等人出面活動，要求釋放牛蘭夫婦。秘密渠道則是從租界和國民黨內部打開缺口。潘漢年告訴佐爾格，國民黨辦案人員有收受賄賂的習慣。1929年9月中共江蘇省委書記任弼時在上海被捕，中央特科得悉後用現洋買通公共租界探長，再高價請律師辯護，多管齊下，使任弼時安然獲釋；惲代英被捕也是同樣，已經打通了各種關節，如果不是最後顧順章叛變指認，惲代英已經出獄。

11月22日，宋慶齡在上海發表聲明，未預聞福州之事。

1950年11月，他舉家移居南美的阿根廷。1964年秋，他又移居美國。

誰也不知道一旦邁出第一步，就要走上兩萬五千里。最初稱為西征，軍隊也叫西征軍或西方野戰軍。

戰略戰術研究最細。蔣介石在廬山反覆研究，顧問團的德國將校們也參与意見擬訂出一套全新的軍事方案，即以堡壘封鎖和公路切割為核心的持久戰與堡壘戰。其要旨是：「以守為攻，乘機進剿，主用合圍之法，兼采機動之師，遠探密壘，薄守厚援，層層鞏固，節節進逼，對峙則守，得隙則攻」；加上陳誠在廬山搞出來的「一個要訣」，「兩項要旨」，「三個口號」，「四大要素」，「六項原則」。

4月中旬，保衛廣昌的政治命令下達。命令簽署者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博古、中革軍委主席朱德、代總政治部主任顧作霖：「我們的戰鬥任務，是在以全力保衛廣昌。為完成這個光榮的任務，一切戰鬥員指揮員政治工作人員應有最大限度的緊張與努力，我們的堅定的堅決的頑強的英勇的戰鬥，非但能夠保衛赤色廣昌且可能消滅大量的敵人及最後的粉碎五次『圍剿』。」

起初的確局限於請教。但後來則想把自己的某些東西塞到裏面。借伏龍芝軍事學院的招牌、借共產國際的身份幫助自己壓台，壓人。於是李德變成了鍾馗，用他來「打鬼」——威嚇那些在革命戰爭中積累了豐富經驗、堅持紅軍獨特戰法的人。

有些指責是對的。

共產國際的軍事顧問也要打假。由於博古的苦衷，李德扮演起現代鍾馗。第五次「圍剿」蔣介石三遇其險，最傷心處的打碎了毛福美的腌菜壇。一個前共產黨員攻佔紅都瑞金。出髮長征的中國工農紅軍，開始了最深重的苦難，也是最耀眼的輝煌。

8月1日，毛澤東出席瑞金「紅場」——大埔橋舉行的閱兵典禮后，為《紅星報》親筆題詞：「敵人已經向我們的基本蘇區大舉進攻了。我們無論如何要戰勝這個敵人。我們要用一切堅定性頑強性持久性去戰勝這個敵人。我們這樣做一定能夠最後的戰勝這個敵人。最後的勝利是我們的。英勇奮鬥的紅軍萬歲！」

確實是迅雷不及掩耳。

恰恰這時來了個伏龍芝軍事學院的畢業生奧托·布勞恩。

後繼部隊迅速跟進，古有「鐵城」之稱的贛州遂被北伐軍佔領。

9月25日，「圍剿」軍事行動開始。北路軍前敵總指揮陳誠指揮三個師突然向黎川發動進攻。

「我突擊力量應該努力隱蔽地接近（爬行跑步利用死角等），以便避免在敵火下之不必要的傷亡而進行出於敵人意外的突然的攻擊，在攻擊時應不顧一切火力奮勇前進堅決無情地消滅敵人。」

歷史應該記下頗具中國特色的這一筆：攻佔中央蘇區紅色首都瑞金的國民黨東路軍第十師、第三十六師，指揮官都是前共產黨員。

所以他們也只能發出那封態度模糊、說話游移的電報。

共產國際的態度又決定了一系列態度。

其次，既然國際和中國的資產階級在三四年間共同努力未能消滅中國年輕的蘇維埃政權和紅軍，那麼，如果荒木和希特勒真正發動戰爭，膽敢同堅強、偉大的蘇聯作戰，又能有什麼好結果？

奧托·布勞恩逐漸熟悉了李德這個名字，也逐漸習慣了自己的地位和角色，真的做起太上皇來了。

已經進入了21世紀，仍然在爭論不休。

4月27日，陳誠指揮河西河東兩岸敵軍同時向廣昌發起總攻。

博古等人態度劇變的理由，來自共產國際。11月18日指示信，完全是根據國際指示電擬就的。當時蘇聯已同蔣介石南京政府改善了關係。蘇聯的態度決定著共產國際的態度，國際便不支持紅軍同十九路軍聯合反蔣。國際執委會第十三次全會文件說：「福建政府宣布的一系列激進口號，是十九路軍高級將的權宜之計和左傾詞句」；「是軍閥和政客為了保證自己的成功而提出的蠱惑人心的諾言」；「蔣介石集團和國民黨所有派系都是帝國主義奴役中國人民的代理人和工具」。

違令抗戰的蔡廷鍇，蔣介石卻不得不在他胸前掛上一枚青天白日勳章。

這真是一個又嚴肅又可笑的任務。王明最後說，這是一個重大使命，你設法到那裡，根據需要該停留多久就停留多久。

河東紅軍主力也未頂住敵河東縱隊，於19日丟掉了大羅山、延福嶂陣地。

蔣鼎文師為蔣軍嫡系，紅軍未集中主力便殲他一個旅，俘兩千人槍；朱德、毛澤東指揮紅軍主力彭德懷之三軍團、林彪之紅四軍及方面軍直屬紅三十五軍打非嫡系的蔡廷鍇，未料到竟打成了一場持續數日的血戰。

要說命運的話，這是李德的命運，也是中共的命運。

更令他沮喪的事情來了：「閩變。」

十九路軍本來是「圍剿」的東路力量，負責扼守閩西及閩西北地區，阻止紅軍向東發展。東部防線的突然崩塌，精心策劃的第五次「圍剿」幾乎全盤泡湯。

馬林參加了中共一大，並在會場出現意外情況后，首先提出轉移，以其豐富的地下鬥爭經驗，避免了中共在成立初期便可能遭受的一次重大損失。馬林還是國共合作的主要倡導者。與他接觸過的人，都對他的學識和經驗留下深刻印象。當時俄共（布）遠東局、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對中國採取的是只重實力的北聯吳佩孚、南聯陳炯明而疏遠孫中山的政策，直到馬林來華，才撥正航向。

有些指責，卻僅僅因為他做得太多。

宋美齡也開了殺戒。蔣介石的情緒跌入谷底。

他們在上海要完成的任務集中歸結為三項：一是利用在租界內的各種合法身份，完成共產國際執委會以及遠東局、青年共產國際、赤色職工國際與中國共產黨和亞洲各國黨的電報、信件、郵包的接收與中轉；二是為赴蘇聯學習、開會、述職的東方各國共產黨人辦理各種手續；三是利用公開渠道接收共產國際從柏林銀行轉來的款項，分發資助中國及東亞各國的革命運動。

計劃好以我弱旅吸敵主力，以我主力殲敵弱旅，反被敵以弱旅膠著我主力，以主力突破我防線。

蔡廷鍇就屬於後者。

對這些議論，周恩來很少說話。他從來不是那種品頭論足的人。屬於他的從來只是工作，而且是越來越干不完、越來越堆積如山的工作。從第四次反「圍剿」始，毛澤東已經被排擠出了決策圈，他必須苦撐危局。

王明剛剛在聯共（布）大會上宣稱對蘇區的「圍剿」遭到可恥的失敗，中共馬上來電要求放棄蘇區突圍轉移，共產國際完全陷入自我營造的矛盾之中。

11月11日，紅七軍團發起滸灣戰鬥，攻擊未能奏效，敵向滸灣方向緊急增援。12日，紅三軍團投入戰鬥，攻擊也未能奏效。13日凌晨發動總攻，攻擊動作也不一致，天明以後敵機12架前來支援地面部隊，低空猛烈轟炸掃射。

1931年6月1日，共產國際的信使約瑟夫在新加坡被英國警察逮捕。審問結果，發現約瑟夫向馬來亞共產黨人轉遞的經費來自上海，其攜帶的文件中還有一個上海的電報挂號和郵政信箱。

宋希濂與陳賡是湖南湘鄉同鄉，17歲入黃埔軍校，18歲由陳賡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

「一·二八」事變令日本人損失慘重。張學良如果也有蔡廷鍇那樣令日軍走馬燈一般撤換指揮官的紀錄，對白山黑水的東北鄉親不是更好交代一些？

第二個便是中共臨時中央負責人博古。在蘇聯時布勞恩是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生，博古則是中山大學學生，學校都在莫斯科，當時兩人就認識。

第五次反「圍剿」的挫折之中，彭德懷最先提出脫離蘇區，外線作戰。

為什麼突然又出現這樣一個未受過共產國際特別訓練、甚至對東方革命沒有一個粗淺了解的軍事學院的畢業生在畢業當年就來中國、擔任所謂的「軍事顧問」呢？連共產國際常駐中國的正式代表都不再具有「決定權」了，又是從哪兒冒出來這麼一個能夠直接、全權指揮蘇區紅軍的顧問呢？

蔣介石真正把家底子都拿上來了。蘇浙皖贛地區再無多少兵力可調。

蔣介石特地把佔領紅都瑞金的任務指定給一個前共產黨員，是否出於更深一層考慮？只有他自己內心清楚了。

國民革命軍中，也有一個多次出任敢死隊長的蔡廷鍇。

戰略轉移是後來的說法，當時講的是「突圍」。對這一決定的保密很嚴。李德回憶，突圍的傳達範圍只限於政治局和中革軍委委員；其他人包括軍團一級軍政領導幹部，也只知道他們職權範圍內需要執行的任務。所以政治動員，思想教育都忽略了，也沒有在幹部戰士中進行解釋工作。為什麼退出蘇區，當前任務怎樣，到何處去等基本任務與方向問題，始終秘而不宣。

6月15日，牛蘭夫婦被上海公共租界警務處逮捕。

局面越來越緊迫了。8月5日，北路敵軍9個師，在飛機、炮兵的強大火力支援下，向驛前以北地區攻擊前進。我紅三軍團主力和紅五軍團一部在高虎腦、萬年亭到驛前約15公里縱深內，構築了5道防禦陣地進行固守。

國際派來的正式軍事顧問弗雷德向蘇區提出計劃：一旦蔣蔡開戰，紅軍就在西北一線突破敵陣地，越過贛江，從敵人背後向南昌挺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