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初臨時中央從上海遷入蘇區時，特設立上海中央局，負責與共產國際之間的電訊聯絡。但後來隨著上海中央局負責人李竹聲、盛忠亮先後被捕叛變，上海地下電台被敵破獲。長征前夕，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之間的聯繫已經中斷了。

這幾條理由很有說服力。於是遵義會議在討論戰略發展方向時，採納了劉、聶的建議，提出鑒於「四川在政治上、軍事上、經濟上都比黔北好」，決定改變黎平會議的決定，北渡長江，會合四方面軍，在川西北創建根據地。

孔荷寵的叛變使敵人知道了中央各機關在瑞金的準確位置。1934年8月瑞金連續遭到敵機轟炸，中共中央被迫遷往雲石山。雲石山上有一個小廟，叫「雲山古寺」，毛澤東和張聞天的住處都在裏面。開始是生活上互相關心，後來在小廟裡那棵黃槲樹下的一次深談，毛澤東才知道張聞天也對博古、李德等人的領導深為不滿。

洛甫，即張聞天。

張聞天與博古早就相識。兩人都是1925年入黨。當時張聞天在蘇州樂益女中任教，到蘇州高等工業專門學校演講，台下聽眾中就有一名叫秦邦憲的青年。秦邦憲1926年入莫斯科中山大學，起俄文名БОГУНОВ，中文譯作「博古諾夫」，名字起得也很合他的性格：БОГ是「上帝」之意。回國后他的化名就是博古。

自此以後，兩人仇怨更深。

1921年7月中共一大選陳獨秀為書記，事前得到過國際代表馬林的同意。

叔侄倆各自擁兵十余萬，雖然都不想打，卻又都不想讓。談了幾個月，還是只有一戰。

《中共四中全會決議案》是國際代表米夫起草的，出席會議的代表是米夫圈定的，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名單是米夫與國際遠東局共同擬定的。會前為避免黨內出現分裂，周恩來和瞿秋白提出退出政治局，提名何孟雄進入，米夫不屑一顧，完全拒絕。他採取「留周拒瞿」的方針，瞿秋白在中共中央的地位瞬間便失去了。

因為泥塑收租院，一代新中國人幾乎都知道四川大邑縣的大地主劉文彩，卻不知道大邑縣還出了兩個更著名的人物：劉文彩的親弟弟劉文輝，劉文彩的嫡堂侄劉湘。

1929年打李宗仁、白崇禧；

他長期珍藏。

這些都是遵義會議的鋪墊和準備。

聽其話的卻都是局內人，知道要點只在「拒『匪』于川外」一句。他的中心意思是「驅」而不是「滅」。其餘皆為搪塞蔣而說。

二劉在四川爭霸，轉瞬間被劉湘變成了大義滅親，而且是從反共的大局著眼。

待米夫來中國收拾這個局面時，挨的處分就成了王明、博古等人的重要資本。米夫在中國最大的成果，就是給中國革命帶來巨大損失的六屆四中全會。這屆全會後王明成為中共中央的主要領導，博古也反敗為勝，先當團中央宣傳部長，后成為團中央書記。

那是1959年的廬山會議。

遵義會議后野戰軍司令部下達的《渡江作戰計劃》不是一個粗糙的計劃，它還是考慮到了能渡與不能渡這兩種可能性。但它卻是一個倉促的計劃。沒有細心考察川敵，又把方向限制得過死。對劉湘抗拒紅軍入川的決心和因此煥發出來的戰鬥力，估計過低。

陳雲那份珍貴的《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說：「擴大會議指出軍事上領導錯誤的是A、博、周三同志，而A、博二同志是要負主要責任的」；「擴大會中恩來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綱和意見，博古同志沒有完全徹底地承認自己的錯誤，凱豐同志不同意毛、張、王的意見，A同志完全堅決地不同意對於他的批評。」

當時王家烈的作戰兼自保計劃是：烏江以北防務交由侯之擔負責；烏江以南的防務由王本人和猶國才負責；王本人擔任貴州東南路的指揮作戰，以便萬不得已時，向廣西靠攏。與兩廣的聯繫也有了迴音：廣西李宗仁、白崇禧答應派第七軍軍長廖磊率兩個師開進貴州都勻、榕江，以為策應；廣東陳濟棠答應派其第二軍軍長張達率軍推進至廣西桂平，必要時進至柳州策應。再遠，兩廣就難辦到了。

一句話，未認識到川軍之強。

1935年1月1日，猴場會議。

王家烈是國民黨中很早的剿共老手。1927年9月他就率部進抵湖南沅陵，進攻毛澤東領導的秋收起義農軍。可惜未同起義軍接觸，就與湘系軍閥熊震、陳漢章等因爭奪地盤打起來。王家烈客籍他鄉，孤軍深入，被人用武力掃地出門，只有返回銅仁。

1930年打馮玉祥、閻錫山；

當了省主席的王家烈，就漸漸忘記手中的權力是誰給的了。

但對紅四方面軍久戰不勝，六路圍攻失敗后，劉湘想金蟬脫殼，便通電辭職。蔣立即來電：「兄為鄉為國，均應允負責到底，雖至一槍一彈，亦必完成任務。」

這年12月，薛岳又率部參加了撲滅張太雷、葉挺、葉劍英等領導的廣州起義。其部第四團連續5次向廣州起義總指揮部發動攻擊，最終佔領了起義軍總指揮部，使白色恐怖籠罩全城。

蔣介石對付地方軍閥也是如此。

1935年的遵義會議原定議程是研究軍事問題。

會議還未召開，不但新三人團認識完全一致，而且各軍團的主要指揮者也都普遍知曉、心裡有數了。

他與蔣並無歷史淵源。1927年3月23日，一個叫戴弁的黃埔學生帶來兩封電報。一是武漢中央黨政聯席會議的決議，免去蔣介石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職務；一是蔣介石等人以南昌國民黨中央常務會名義的通電，解散武漢黨政聯席會議。

三條合成一句話，即四川條件要比貴州好得多。

蔣介石也在關鍵時刻幫過劉湘的大忙。

橘林談話，使黎平會議決定的、準備在遵義地區召開的會議增加了一項重要內容：請毛澤東出來指揮，即要求人事的變動。

這一年，劉湘剛剛26歲。

耿飈回憶說：

新的前進方向確定完畢，便開始清算第五次反「圍剿」以來的軍事路線。

1926年猛攻吳佩孚，1927年橫掃孫傳芳，勢如破竹。

他最擔心的是，紅軍總司令朱德、參謀長劉伯承都是四川人，多年在川滇一帶作戰，足智多謀，地形又熟悉，很可能要率領紅軍取道瀘州、宜賓渡過長江。他對潘文華反覆叮囑：一旦發現紅軍入川企圖，就抱必死決心，奮勇阻截。

西南軍閥中與蔣介石關係最淺的，便是龍雲。蔣介石認為最不好琢磨的，也是龍雲。蔣介石幫助王家烈掌握了貴州，幫助劉湘統一了四川，唯對龍雲沒有幫上什麼忙。

不知道這些，很難說知道了遵義會議的偉大，知道了毛澤東的偉大。

對老三人團打擊最大的是湘江之戰。此戰紅軍損失過半，博古深感責任重大，痛心疾首，情緒一落千丈。在過了湘江的行軍路上，他拿一支手槍不斷朝自己比畫，被聶榮臻看見，上前勸阻說，這不是瞎鬧著玩的！越在困難時候，作為領導人越要冷靜，要敢於負責。

在此以前，毛澤東已經爭取到了王稼祥。

被薛岳收買的何知重、柏輝章兩師長，開始慫恿部屬向王家烈鬧餉。王家烈去看望一個團，該團士兵當著他的面滿街叫罵：「王家烈吞扣我們的欠餉！」「他不發餉，摳他的屁股！」王家烈一看部屬成了這樣，趕緊抽身就走，回去讓秘書連發四封電報向蔣介石請辭軍長。出去考察。蔣介石把他召到身邊假作挽留：「辜負了你啊！在國內各地看看就行了。」第二天便給他一個軍事參議院中將參議的頭銜。幾天之後，蔣恐王家烈變卦，便又說：「明天張漢卿副總司令飛漢口，你可不可以同他一起去？他的飛機大，你去還可帶著眷屬。」

黎平會議還作出了一個並不引人注目的決定：根據中央領導內部從湘南開始、在通道激化了的有關第五次反「圍剿」以來軍事指揮的爭論，決定渡過烏江到遵義地區后，再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

廣西李宗仁、白崇禧得悉王家烈交出省主席職務，馬上派人送信，說：「你已交出省政權，蔣介石可能以軍餉卡你，我們決定每月接濟你30萬元以及所需槍彈等，你即將部隊集中在黔南一線，與廖磊部取得聯繫，蔣如進逼，就與他打響。」

毛澤東對長征有段名言。

遵義會議的核心，在長征出發前已經產生。

這位「A同志」，便是李德。

中國共產黨經過14年艱苦努力、曲折鬥爭，付出了無數鮮血與生命的代價，終於能夠自己決定自己的路線，自己安排自己的領導人。

蔣對劉湘的重視也可見一斑。

直到這支紅軍擊敗田頌堯、楊森、劉存厚三個軍的「圍剿」，發展到5個軍8萬餘人，建立了23個縣革命政權后，劉湘才開始覺得情況不妙。

1935年1月15日，遵義會議召開。出席會議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員博古、張聞天、周恩來、毛澤東、朱德、陳雲；政治局候補委員王稼祥、鄧發、劉少奇、凱豐；紅軍總部負責人劉伯承、李富春；各軍團負責人林彪、聶榮臻、彭德懷、楊尚昆、李卓然；還有軍事顧問李德、翻譯伍修權和中央隊秘書長鄧小平。

藉助中央軍力量恢復遵義不成，王家烈只有讓手下兩師長何知重、柏輝章去獨立作戰，進攻遵義的紅軍。兩人服從了這一命令，柏輝章還有更深一層原因：遵義是其老家，中國共產黨召開遵義會議的「柏公館」，房主就是他柏輝章。為了修建這幢公館，不知找了多少人設汁，撕掉了多少張圖紙。他萬萬想不到的是，辛辛苦苦想光宗耀祖的柏公館，幾十年後真的在紀念章上、宣傳畫上和文藝舞台背景上，被繪成了一幢光芒四射的聖殿。不過所有權永遠不會屬於柏輝章本人，而屬於中國共產黨了。

從1915年底任唐部副官，到1927年以昆明鎮守使身份發動推翻唐繼堯的「二六」政變，龍雲慘淡經營了12年時間。靠唐繼堯發跡再到扳倒唐繼堯，他走的也是軍閥前輩走過的老道路。不同的是龍雲的路似乎分外艱難，剛剛掌握雲南大權就挨了一顆炸彈，一隻眼睛被碎玻璃扎傷，鮮血淋漓，成為終身殘疾。

1928年1月，蔣介石發布龍云為雲南省政府主席兼第十三路軍總指揮。龍雲仔細審看委任狀時，眼前一定是帶著模糊的血色的。

毛澤東、王稼祥、朱德在張聞天發言完后先後發言。毛澤東講了一個多小時，分析錯誤軍事路線的癥結所在。會議決定委託張聞天起草遵義會議決議。他那份反報告的內容基本包含在《中共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中了。

蔡和森1927年9月22日在中共順直省委作的報告《黨的機會主義史》中說：「不知道是七月初幾，老鮑提議獨秀、平山去莫斯科與國際討論中國革命問題，秋白、和森赴海參崴辦黨校，新指定國燾、太雷、維漢、立三、恩來五人組織政治局兼常委。自此獨秀即不視事。」

還應該補充一句：面對蔣介石的中央軍，哪一個沒有自己的精打細算？

蔣介石讓薛岳入黔首先是為中央軍九九藏書擴展地盤。陳誠系統大將的薛岳代表中央軍入黔，頭號目標是完成陳誠系統擴展，同時防止本是貴州人的何應欽勢力入黔。

1934年4月紅軍逼近貴陽，蔣最擔心飛機場安全，徹夜不寧而著涼，遺屎床上。第二天一早便大罵侍從副官蔣孝鎮，說是讓他住了透風的房子。蔣孝鎮心有不服，知道是因為紅軍逼近心中害怕，暗中發牢騷說蔣「受驚了怪房子」。

博古作主報告。

蔣與劉湘的關係也不淺。

張聞天同志那時是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相當於現在的政治局常委。他在當時中央的這個職務，是長征路上最先起來反對錯誤軍事路線的三個人（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中最高的。所以認真想起來，遵義會議如果沒有張聞天首先在中央提出這個問題來，會議就不可能開。事實上，如果他不提出來，也沒有別人敢提呀。過去蘇區多少同志因為提不同意見就挨整呀。如果誰也不提，毛主席也出不來，我們紅軍就不可能勝利到達陝北，也就不可能有後來的發展。

這個機會又絕不僅僅是吃掉紅軍的機會。

1933年1月中旬至下旬，張聞天、博古、陳雲先後到達江西中央蘇區。在蘇區工作中，怎樣認識統一戰線策略的變化，如何看待蘇區的資本主義經濟等，博古與張聞天分歧不斷。1934年1月底中華蘇維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因毛澤東不管日常事」，博古讓張聞天出任蘇維埃人民委員會主席。張聞天覺出博古既要讓他排擠毛澤東，又要把他擠出中央決策圈。兩人積聚已久的矛盾終於爆發了。

在南面，調集川軍主力布防于宜賓至江津間的長江南岸，以潘文華為南岸「剿匪」總指揮，阻止紅軍過江。

蔣介石首次進軍大西南。川軍劉湘、黔軍王家烈、滇軍龍雲，皆是收拾對象。遵義會議人事變動在黃平橘林商定。張聞天心中的「欽公塘」。毛澤東不是先知先覺，卻以最大的歷史自覺來到轉折點。紅軍作戰講究出敵不意，入川行動卻落入劉湘意料之中。

鄧漢祥在漢口告訴劉湘，蔣介石主要想利用川軍阻止紅軍西進，以期達到他所希望的兩敗俱傷的目的。然後借口防堵紅軍，派重兵入川，實際掌握川局。

楊尚昆回憶說：「我清楚記得，遵義會議上反對『左』傾軍事路線的報告是聞天同志作的，他作報告時手中有一個提綱，基本是照著提綱講的。」

首先因為他當時在黨內的地位。

王家烈方才醒悟薛岳所言極是。

毛澤東《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一文，早已預見到這種中國的特殊現象。

後來瞿秋白又不行了，斯大林、布哈林便看中了工人出身的向忠發。1928年6月，共產國際冒極大風險、花大量金錢，將一百余名中共代表接到莫斯科召開六大，徹底改組中共中央。斯大林看中的人，由米夫出來做工作。向忠發被指定為大會開幕式和閉幕式的主持人。大會閉幕前一天，米夫又以國際代表身份提出中委候選人名單，排向忠發為第一名。

但這一切並不妨礙遵義會議成為中國革命史上最重大的事件。

他的話因果混亂，局外人很難得其要領。

支持不但來得太遲，而且多出於桂系利益的考慮，讓王家烈拿桂系的錢，做桂系的屏障。王家烈看過後把信往旁邊一撂，說：「算了，抽猴子上得了樹，抽狗是上不了樹的，我不能幹。」

所以蔣介石與白崇禧聯合對共產黨人開刀之前，先要拿薛岳開刀了。

他開始作兩手準備，一面執行蔣令，一面暗與兩廣李宗仁、陳濟棠聯繫，求其援助。他還對部隊作了相應部署，一旦形勢不利，便向廣西李宗仁部靠攏。

蔣介石的勢力終於深入大西南。

從孫先生、孫夫人的忠實護衛，到上海總工會的朋友、建議先下手捉蔣的左傾師長，到打擊南昌起義部隊、鎮壓廣州起義，薛岳只用了5年時間。5年之內，薛岳完成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轉折。

還會有曲折，有考驗，但一切只是時間問題。只要不是別人安排，毛澤東的方向就不可逆轉。

薛岳從第五次「圍剿」起，便和紅軍結下難解之仇。1933年10月他到達南昌，先任北路軍第三路軍副總指揮兼第七縱隊司令，後任第一路軍代總指揮兼第七縱隊司令。1934年1月，出任北路軍第六路軍總指揮。他指揮第六路軍先後奪占贛南重鎮興國及古龍崗，進迫寧都，企圖圍困瑞金。10月中下旬，紅軍主力通過贛南信豐、安遠間的粵軍封鎖線，突圍西去。薛岳立即以火急電報分電北路軍前敵總指揮陳誠、總指揮顧祝同及蔣介石，主動請戰，要求率第六路軍追擊。蔣、顧、陳分別複電，同意由其率軍追擊，對其戰鬥精神大加褒獎。

陳獨秀1927年不行了，鮑羅廷便出來包辦接班。

而恰恰是這種中斷，使中國共產黨人終於獲得自主選擇自己領導人的機會。

張聞天作反報告。

最敢於負責的李德卻變得經常暴跳如雷，不但毫不認錯，反說湘江失敗是意見分歧，因此貽誤了戰機。

廣昌戰役的失敗成為衝突爆發點。

1929年冬，張發奎、李宗仁聯合反蔣，蔣特委任王家烈為國民軍討逆指揮官，並將軍政部第四電台撥給他使用，與蔣直接聯繫。王家烈受寵若驚，百般效力，出兵黔桂邊境。牽制李宗仁、白崇禧後方，接著又逼走四川軍閥賴心輝，佔據黔東南一帶。

中國共產黨終於迎來了遵義會議。

通道會議是第一個重要場所。在這個討論紅軍行動方向的中共中央領導人緊急會議上，李德提出讓平行追擊的薛岳部超過去，紅軍在其背後向北轉，與賀龍、蕭克會合。毛澤東堅決反對，力主西進，向敵兵力薄弱的貴州進軍。這個建議除張聞天、王稼祥外，又得到了周恩來的支持。

1935年5月3日，王家烈帶著蔣介石送的5000元旅費和愛妾，離開貴州飛往漢口。此時前後，紅軍離黔入滇，貴州成為蔣介石的天下。

毛澤東後來說：「在長征以前，在政治局裡我只一票。後來我實在不行了，我就先做了王稼祥的工作。王稼祥同意了我的觀點。我又通過王稼祥，做了張聞天的工作。」

蔣也同樣，藉機剿滅西南軍閥勝於剿滅紅軍。

那的確是一個滄海桑田、大浪淘沙的時代。紅軍長征開始后第一個主動請戰、向蔣報名要求率部追擊紅軍的薛岳，彷彿與共產黨人天生勢不兩立。追擊是一個苦差事。紅軍走了二萬五千里，薛岳也走了兩萬里，從江西至大西南至川北至甘肅，轉戰數省一面對紅軍進行追擊作戰，一面將中央軍勢力打入了過去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大西南。

第一，仍由劉湘擔任四川「剿匪」總司令負全責，中央盡量補助餉款彈藥；第二，改組四川省政府，以劉湘為主席；第三，組成南昌行營駐川參謀團，任命賀國光、楊吉輝為該團正副主任。

收拾大西南，他首先選中了與他關係最深、但實力最弱的王家烈。

「請神容易送神難。」劉湘牢牢記住了中國這句老話。在西征的紅軍面前，他有軟的一面，也有硬的一面。紅軍假道則軟，紅軍入川則硬。

建議共產黨抓蔣介石的薛岳後來投靠了李濟深。他在擔任廣東新編第二師師長后，彷彿換了一個人。南昌起義部隊退到廣東潮梅一帶地區時，薛岳協同陳濟棠等部阻擊，在湯坑與起義軍展開激戰。對面的對手，就是當年在總統府共同掩護孫夫人宋慶齡突圍的葉挺。戰鬥中薛岳4個團都被擊敗，師部也被包圍，全師覆滅在即。關鍵時刻葉挺部營長歐震叛變革命，陣前倒戈。薛岳立即抓住機會，與趕來增援的鄧龍光部向其當年好友、共同掩護孫夫人突圍的葉挺展開猛烈反攻。

在川北，由唐式遵率5萬部隊與鄧錫侯、田頌堯合作，堵住紅四方面軍。

結果最初選定的入川地點，是宜賓與瀘州之間的藍天壩、大渡口、江安一線各渡河點，恰恰是敵人兵力厚結處。

從1934年12月1日全軍渡過湘江，至1935年1月15日遵義會議召開，一個半月之間，中共中央連續召開了三個重要會議：12月12日的通道會議；12月18日的黎平會議；

「萬夫不當之慨」他做到了。1925年兩次東征打敗陳炯明，其間又回師打敗滇軍楊希閔和桂軍劉震寰，勢如破竹。

1937年5月，薛岳長夢成真，就任貴州省政府主席。

美國作家索爾茲伯里把長征中毛澤東與張聞天、王稼祥的接近形容為「擔架上的『陰謀』」。其實毛澤東的這一工作，在長征之前已經開始。

1935年1月中旬同時召開著兩個會議。紅軍召開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確定北上入川；川軍也召開重慶團以上軍官會議，防堵紅軍入川。劉湘在會上提出判斷，紅軍很可能「沿赤水河出合江，渡長江北上；或經古藺、永寧（敘永）出瀘州北上」。

國際的指示，從來都是上方寶劍。遵義會議以前，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基本上都根據國際的指示及其駐中國代表的意見，處理中國革命的各種問題。連領導人都必須經過共產國際的圈定，或者乾脆由國際包辦。

蔣介石對其「文膽」陳布雷講過：「共軍入黔我們就可以跟進去，比我們專為圖黔用兵還好。」

只有周恩來一人在默默堅持工作。

風雨交夾的王家烈禍不單行。2月27日拂曉，紅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二渡赤水掩殺過來，王家烈所屬各部紛紛敗退，遵義復為紅軍所得。王本人逃到前來增援的吳奇偉處，28日又受到紅一軍團林彪的奇襲，一潰千里。王家烈率殘部先逃至金沙，後轉到黔西。在黔西遇見滇軍將領孫渡，這下找到了知音。他放開嗓門破口大罵：「中央軍對貴州人，比帝國主義對待殖民地還不如。帝國主義雖然兇惡，但非在不得已時，不會板起面孔，露出兇惡面貌；而中央軍隨時耷拉著臉皮對人，好像不如此就不足以表示他的威嚴一樣。真是欺人太甚！我們貴州人今天實在有亡省的沉痛感覺！如果不得已時，我只有向雲南跑的一條路。到那時，懇請雲南暫划幾個縣給我做安身之所。」

法國拳師認輸離開昆明，龍雲也由此引起雲南軍閥唐繼堯的注意，被任命為唐都督的中尉侍從副官，從此開始發跡生涯。

他以為薛岳肯定要催促他與紅軍作戰，他想好了對付辦法。

黔軍太弱，薛岳帶來了中央十萬大軍。黔軍腐敗，薛岳帶來了中央的恩德。而且此時圖黔，正合蔣介石、陳誠之意。掌握黔省，以東面忠蔣的湖南何鍵為依託，北可入川，西可入滇，南可入桂；同時對三股強大的地方實力派，也是蔣介石的三個心腹大患形成威懾。居此一省以鎮三省，何愁在中央無牌打，何愁在地方無根基？所以薛岳絕對不願意調中央軍去黔北作戰。他要以貴陽為中心，一步一步對黔省完成消化吸收。

黔滇歷來不和。1928年冬，龍雲曾派大軍入黔與黔軍作戰。混戰到年底，王家烈被打成重傷。這些九_九_藏_書宿怨在大敵當前之時也顧不得了，只要對付得了中央軍，一切便都好說。王家烈叫孫渡一定把他的話告訴龍雲。

米夫起草的四中全會決議案中，稱中國共產黨最迫切的任務是執行國際一切指示，「對共產國際路線百分之百地忠實」。加上王明寫的小冊子，中國共產黨被強加了兩個百分之百：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百分之百地忠實於國際路線。

1934年10月20日，劉湘抵達南京。初次見蔣，他一副笨拙遲鈍的樣子，連話都說不清楚。次日再渴蔣，依然如故。蔣見狀不願直接與他再談，叫楊永泰、張群、吳鼎昌去具體交涉。這正合不願在蔣面前討價還價的劉湘心意。連蔣介石的高參楊永泰這樣精明的人都被矇騙過去，以為素有雄才大略之稱的劉湘，不過是一個窩囊廢劉表而已。

這一點上，劉湘比王家烈精明百倍不止。不管路過還是不路過，他的根本方針是既不讓紅軍入川，也不讓中央軍入川。

但中國的天下最難均分，哪怕是叔侄。

表面上追擊紅軍是頭等重要之任務，實際對國民黨各個派系和集團來說，最主要的目標和對手，皆是自己權力道路上的障礙。蔣介石如此，何應欽如此，陳誠如此，薛岳、王家烈也是如此。他們中有人把紅軍當做敲門磚，有人把紅軍當做擋箭牌，無一人認為正在長征且損失嚴重的紅軍是主要對手。

最後卻沒有赤化成。為什麼？

當時恰逢比博古更加大刀闊斧的李立三推行「立三路線」。博古從王明那裡知道了共產國際對「立三路線」的態度，便和王明一起激烈地反對這一路線。李立三給王明6個月留黨察看處分，給博古、王稼祥、何子述3人黨內嚴重警告處分，4人都被調離中央機關。

由於毛澤東的堅持，紅軍出髮長征時，三個人都留在了中央縱隊，成為以後新三人團的基礎。如果說這就是索爾茲伯里所謂的「擔架上的『陰謀』」，那麼卻是「謀」在了上擔架之前。

一個「完全堅決地不同意」，把完全處於被批判地位、一個勁在會場門口抽煙的李德描繪得淋漓盡致。

劉湘告訴潘文華：「問題的嚴重不在於紅軍。中央軍跟隨紅軍之後進入川南，我們提不出任何理由拒絕。我們同紅軍固然水火不相容，但還有一個共同點，都是蔣介石要消滅的對象。最好是朱、毛把蔣介石的大軍帶走，不要帶進四川。」

王家烈起初對薛岳的提醒頗不以為然。沒想到情況很快證實：南京方面派來貴州出任省民政廳長的，竟然是何應欽之弟何輯五。

當時毛澤東已經離開了蘇區中央局和紅軍的領導崗位。共產國際的態度是明顯的：既要讓毛澤東「擔任極為重要的工作」以發揮作用，又不能讓他出任主要領導。

非要劉湘干到最後一槍一彈為止。

所以最不願意與紅軍打仗的王家烈突然變得最願意打仗了。他在薛岳面前把胸脯拍得嘭嘭響，一定要收復遵義：「我願親率所部打過江去，成敗在所不計。」

所以蔣介石無保留地支持了劉湘。

他把石頭準備好了。

劉湘猜中了。遵義會議上，正是劉伯承和聶榮臻提出北上入川，建立川西北根據地，進而赤化四川。會議同意了這個新的發展方向。

舉世公認，長征是中國共產黨人的壯舉。

堅冰已經打破，航道已經開通。

1928年打張作霖、張宗昌；

國際回電：整個中央首腦機關遷入江西中央蘇區。

劉湘知道要戰勝其叔、四川省主席劉文輝，非得有蔣的支持。他搞了一個《安川計劃》，把反劉文輝與「剿共」硬扯在一起：「江西剿共軍事雖暫有不利，但只要能確保四川不遭侵襲，使工農紅軍囿處江西一隅，就不到蔓延成為全國之患，且終有被剿滅的一天。要達到這一要求，就得先求四川軍民財政的統一。這一要求之所以不能實現，完全由於劉文輝從中作梗。」

張聞天文思敏捷，文筆流暢，他在遵義會議上帶提綱發言，與博古的主報告正好針鋒相對。從雙方陣容上看，博、張二人正好是新老三人團主將。博古講話是會上的主報告，洛甫的發言提綱就成了針鋒相對的「反報告」。

蔣介石把追擊紅軍作為進入地方實力派勢力範圍的敲門磚，薛岳對此心領神會。當時他的先頭部隊已到湘西洪江，便電約貴州軍閥王家烈在平越縣馬場坪會見，「共商追剿事宜」。

薛岳沒有地盤。在軍閥林立的社會中，沒有地盤便是沒有根基，總須仰人鼻息。但國家已基本被瓜分殆盡。北方林立著張學良、閻錫山、宋哲元、楊虎城、韓復榘；長江中下游和江浙盡屬蔣介石；廣東有陳濟棠；廣西有李宗仁、白祟禧；湖南有何鍵；四川有劉湘、劉文輝；雲南有龍雲，連馮玉祥、李濟深、唐生智這樣的人都屬無家可歸了，他薛岳還能在哪兒找到新的立足點呢？

張聞天先一步到中山大學學習。兩人氣質、性格完全不同。張聞天學識淵博，思維縝密；博古大刀闊斧，口若懸河。在中大內部鬥爭期間兩人都站在支部局一邊，屬於少數派，即後來響噹噹的「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

白崇禧就是聽了王建平一席話，下決心敞開了湘江大門。

打破了蔣介石的「圍剿」，穿過於陳濟棠、何鍵、白崇禧的堵截，奪佔了王家烈地盤的紅軍，將要面對的川軍，是一支什麼樣的軍隊呢？

劉、蔣達成如下協議：

當年的薛岳，的確是孫中山的忠誠衛士。他後來又帶領少數衛士衝破封鎖，上了孫中山蒙難的中山艦。

因為是第一次，所以成果不鞏固。會後雖然中革軍委以「萬萬火急」電各軍團首長繼續西進，但同時又令紅二、六軍團策應中央紅軍，「在繼續西進中尋求機動，以便轉入北上」。毛澤東的建議成了權宜之策。

紅軍來到遵義地區后，發現這裏人煙稀少，少數民族眾多，黨和紅軍無工作基礎，大家都感到不是建立根據地的理想地域。所以在遵義會議上，黎平會議確定的以遵義為中心建立川黔邊根據地的設想被否定了。

紅軍幹部戰士一面行軍一面罵後面那個總也甩不掉的薛岳，哪一個能想到就是這個窮凶極惡的薛岳，在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事變前夜，曾親自跑到中共中央駐地向共產黨人建議：把蔣介石作為反革命抓起來。

雖然在中山艦上薛岳與蔣介石各立於孫中山一側，但薛岳與蔣介石的關係卻貌合神離，實在是一般。

突破第四道封鎖線過湘江之後，毛、張、王開始在會議上公開批評中央的軍事路線。從翻越廣西北部越城嶺的老山界起，中共中央領導內部的爭論公開化了。

毛澤東不是先知先覺，但他的確又是領導層中、包括新三人團中帶有最大的歷史自覺性來到這一轉折點的。

1933年11月第五次「圍剿」中，彭德懷奔襲滸灣，距臨川僅一天路程。蔣得訊便帶上隨從和衛土，親自到撫河邊偵察水上飛機能否降落，以及起落的保險地點。

薛岳早年與葉挺、張發奎三人，分任孫中山總統府警衛團的第一、第二和第三營營長。1922年6月，廣東軍閥陳炯明公開叛變，圍攻越秀樓和總統府。葉挺指揮警衛團一營堅守總統府前門，薛岳指揮三營固守後門，多次擊退叛軍的進攻。戰鬥持續十多個小時。叛軍斷水斷電，企圖困死葉、薛兩營。兩人齊心合力，保護孫夫人宋慶齡突圍。葉挺營在前面開路，薛岳營在後面殿後，冒著槍林彈雨，終將宋慶齡安全護送到嶺南大學校長鍾榮光寓所石屋。

黎平會議決定了遵義會議的地點和會議內容。但遵義會議的實際內容卻大大超出了黎平會議決定的範圍。這就必須提到黎平與遵義之間的黃平。

遵義會議決定「取消三人團」就是正式撤銷李德的指揮權。這在中國共產黨同共產國際的關係史上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為求自保，他一面將貴州土產鴉片煙運出，通過兩廣換回武器補充實力，一面同陳濟棠、李宗仁訂立三省同盟，暗中反蔣。這一密約被陳濟棠部屬余漢謀出賣給蔣了，從此蔣視王為眼中釘，開始製造機會，攝取貴州。

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長征是中國共產黨由不成熟走向成熟的里程碑。

但楊永泰眼中的這個劉表，很快就表現出決不會大意失荊州。不管怎麼磋商他也堅決不讓步，最後只好取消了蔣介石提出的中央軍九個師入川的提議。

1913年8月，川軍第五師師長熊克武響應孫中山的「二次革命」，率兵攻打瀘州。劉湘則在擁袁的第一師任營長。同學傅常前來策動，他不置可否。待戰鬥打響，劉湘一句「軍人以服從為天職」，帶領部隊打退了討袁軍部隊。

護國軍瀘州戰敗后，蔡鍔讓劉湘的同學傳話，給他川軍第二混成旅旅長職務。在此緊要關頭，劉湘政治上不「瞎」了。他看出來袁世凱氣數將盡，也不堅持「軍人以服從為天職」，暗中接受了蔡鍔的條件。

不論是對黨還是對軍隊，毛澤東都還不能一夜之間成為它們的第一號領導人。

1934年5月上旬中革軍委的會議上，張聞天批評博古、李德指揮不當，同敵人死打硬拼，使紅軍主力遭受了不應有的重大損失。博古情緒激動，站起來大聲說，1905年俄國工人武裝起義失敗后，普列漢諾夫就是這樣站出來指責黨，說什麼「本來是不需要動用武器的」。

共產國際並非對毛澤東的巨大威望和影響一無所知。1933年3月，國際執委會關於軍事問題致中共中央電，特別指出：「對毛澤東應取儘可能忍耐的態度和對他施行同志式的影響，讓他有100%的可能性在黨的中央委員會或中央委員會政治局的領導下擔任極為重要的工作。」

毛澤東在推動這一質變發生的過程中，又何其堅忍。

1935年在遵義他雖然沉默，但歷史在說：中國共產黨站起來了！

在中國，帶兵統將而出身微寒者比比皆是。因為軍人必須流血犧牲。無出路而尋出路的熱血青年，最多的就是熱血。多少出身貧寒、社會地位低下的人，揣著救國、救民、救己的夢想，湧進奉軍、直軍、皖軍、魯軍、晉軍、陝軍、甘軍、粵軍、桂軍、川軍、滇軍、黔軍、湘軍、鄂軍……絕大多數不能實現自己的夢想。他們來不及走完那條槍林彈雨軍閥混戰的道路。少部分滿身疤痕走過來的倖存者，聚集的能量，就絕非一條生命能夠發出的了。

1932年劉湘與劉文輝爭奪四川，當時劉文輝為四川省主席，要打倒他，非有蔣介石支持不可。

遵義會議上他做了一次「命塘」。他成功了。他以自己黨內第二號的地位和影響，以思維縝密和語言尖銳的反報告，為黨作出了重大貢獻。毛澤東從此成為工農紅軍的領導核心，繼而成為中共中央的領導核心。

擁袁者和反袁者都尋找劉湘，又都擁有了劉湘。袁世凱給他陸軍少將，黎元洪便給他陸軍中將，蔣介石又給他陸軍上將，最後還是一級上將。

他召集親信幕僚商議，說了一大堆前後矛盾的話：「『剿匪』乃目前當務之急，但與過去一般戰爭『能戰則戰，不能戰則不戰，不hｔｔps://ｒeａｄ.9９ｃsｗ•ｃｏm因一時勝負而決定個人一生命運』的情況大有不同。因為『剿匪』之戰一旦發動，就是生死存亡所系，有我就無『匪』，有『匪』就無我，是決不能隨便的事情。因此，只有拒『匪』于川外，才是上策。」

這三人中，劉湘不滿17歲進武備學堂，可算一個職業軍人。

蔣介石無保留地支持劉湘。

倘若當時知道劉湘這些底數，紅軍野戰軍司令部的《渡江作戰計劃》會重新改寫嗎？

這場叔侄大戰，是四川軍閥的最後一場混戰。劉文輝大敗。

蔣介石對「長追」也有段名言。

統一了四川的劉湘後面，站著統一了中國的蔣介石。

蔣介石的座右銘是其恩師陳其美的一紙手書：「有萬夫不當之慨，無一事自足於懷。」

在紅軍面前，蔣介石從未感到「有萬夫不當之慨」，卻時刻在咀嚼「無一事自足於懷」。

其次因為他發言的系統性。

這個當初被同學譏為「劉瞎子」的人，縱橫穿梭周旋于各種勢力的夾縫之中，在新舊軍閥混戰中硬是熬出了一對火眼金睛。

1935年7月，蔣介石在成都對薛岳說：「國軍長途追剿，從中樞到邊陲，軍行所至，中央德威遠播，誠為我國歷史空前壯舉。」

這種連續舉動使大家都明白了共產國際的意圖。六屆一中全會上，中委們不再需要國際代表提示，都推舉向忠發擔任會議主席。向忠發順利地當選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兼中央常委會主席，成為中共歷史上第一位工人出身的總書記。

四川是中國人口最多的省份，也是近代以來出軍閥最多的省份。楊森、劉存厚、羅澤洲、鄧錫侯、田頌堯、唐式遵、王陵基……都出自四川。最著名的，還是劉文輝、劉湘叔侄二人。

中國內戰中，手握重兵的蔣介石無役不與，無往不勝，皆勢如破竹。

他是錯誤路線的主要代表，在一般人眼中他是遵義會議的主要打擊對象。

老鮑一句話，接替陳獨秀的人便產生了。

這回找到了，他一眼就看中了貴州。這也許是最後一塊可易手的土地和最後一個可利用的機會了。

劉湘也是防蔣勝於防共。

這是他的心腹大患。

也不要忘了另一個人：博古。

突破第一道封鎖線進入湖南后，毛澤東就開始對張聞天、王稼祥談論博古、李德軍事指揮的錯誤。此時只是三個人小範圍內討論階段。

何、柏兩部到達靶水時，紅軍已經主動撤離遵義，開始了一渡赤水。

主要吃虧在輕敵。

因而龍雲也最難控制。

毛澤東當時脫離中央核心已久，連廣昌戰役后的「博洛分裂」都不知道。

1934年10月，王家烈接到蔣介石由牯嶺發來的電報，說紅軍主力已離開瑞金西進，其先頭已到大庾縣附近，有沿蕭克部隊路線進入貴州模樣，命王率部擇要地堵截。王家烈當時只掌握何知重、柏輝章2個師計15個團的兵力，聽說紅軍有四五萬之眾，自覺力量單薄，難與紅軍抗衡。同時他也知道，密約之事蔣已獲知，此番很可能要乘機派兵入黔，吃掉自己。

歷史驚人相似。

1931年7月，王家烈又夥同湘軍章亮基部堵截北上與中央紅軍會師的李明瑞、張雲逸的紅七軍。蔣介石當面誇獎他「剿共很有成績」，特賞迫擊炮16門，子彈20萬發。後來又贈德國新式步槍1000支。

那一次，他失敗了。

劉湘回川后，將新政府遷住重慶。他的方針是北守南拒。

蔣總司令立即給他國民革命軍第五路軍總指揮，並特讓黃郛托日本軍艦「比良」號運去一部短波無線電台。當時這種無線電台全國只有三部，一部在南京蔣介石總司令部；一部在上海龍華白崇禧司令部；一部在重慶劉湘司令部。

共產黨有一個「劉瞎子」，國民黨也有一個「劉瞎子」。共產黨的「劉瞎子」是劉伯承。1916年3月，劉伯承指揮護國軍第四支隊攻打豐都，頭部連中兩彈。一彈擦傷顱頂，一彈從右邊太陽穴射入，透右眼而出，從此失去一隻眼睛。國民黨說「劉瞎子」，則指川軍總司令劉湘。辛亥革命前，同盟會在四川陸軍速成學堂開展活動，不少同學議論時事，慷慨激昂；劉湘卻只埋頭出操上課，不過問政治，加上眼皮染病，久治不愈，被同學呼為「劉瞎子」。

剛接受條件袁世凱就病死。蔡鍔攻克成都，成為四川督軍兼省長，劉湘則當上了第一師第一旅旅長。不久，黎元洪大總統又授予他陸軍中將銜。

無論如何，西南軍閥的三個關鍵人物，都是由蔣介石任命的。他們都對蔣介石有所依賴，有所畏懼，也有所防範。

他摸准了蔣介石的痛處。劉文輝對蔣介石一向態度暖昧。1929年蔣桂戰爭中，劉文輝有過與唐生智聯名通電討蔣的記錄。1930年又支持馮玉祥、閻錫山反蔣。

王家烈吃了一個軟釘子，真是黃雀在後。雖然他開始提防何應欽了，卻未想會落入薛岳的圈套。

歷史給張聞天提供了兩次做「欽公塘」的機會。

在蘇聯團結一致英勇戰鬥的布爾什維克，到了中國卻指責對方為普列漢諾夫。

薛岳生在了一個大動蕩的年代，大動蕩的年代造就了他大動蕩的性格。

張聞天後來留學日本、美國、蘇聯，他的第一課永遠是「欽公塘」。那道塘岸使張聞天萌發了一個終生不改的志願：做老百姓的「命塘」。

應該後退一步，從宏觀上去把握它的整體。這個時候你才能真正發現，高光點為什麼輝煌。

陳誠與何應欽矛盾之深，在國民黨內也是出了名的。

一報還一報，劉湘統一四川之時，蔣介石也支持了根本沒有見過面的劉湘。

薛岳此人在蔣軍中頗有些狂氣，綽號「老虎仔」。第五次「圍剿」中，陳誠在薛岳就任北路軍第六路軍總指揮的軍官大會上說「剿共有了薛伯陵，等於增加十萬兵」。話雖然說得太大，徒增薛岳之輕狂，但也可見此人確非等閑之輩。

這就是偉人之所以能夠成為偉人的歷史主動性。

24年後，他決心再做一次「命塘」。

兩個百分之百，給慘淡經營的蘇區和紅軍幾乎皆帶來百分之百的損失。

黎平會議是第二個重要場所。周恩來以會議主持者的身份採納毛、張、王的意見，西進渡烏江北上。會議通過的《中央政治局關於戰略方針之決定》說：「過去在湘西創立新的蘇維埃根據地的決定，在目前已經是不可能的，並且是不適宜的」；「新的根據地區應該是川黔邊地區，在最初應以遵義為中心之地區」。

1927年8月龍潭戰役，陳誠坐轎指揮作戰。何應欽知曉后，立即撤其師長職務。當時陳誠胃病嚴重，在盛夏中幾次幾乎暈倒，何應欽未察，從此兩人結怨。後來在江西蘇區的歷次作戰中，陳誠遇事便越級直接請示蔣，根本不把頂頭上司何應欽放在眼裡。蔣也樂意利用手下這些金剛之間的矛盾，完成控制與平衡，同時抑制一下權力過大的何應欽。

那時正是南方橘子收穫的季節，黃平那個地方的橘子又大又好，非常甜。那時張聞天身體不太好，長征路上坐著擔架，同時王稼祥同志因為有傷，也坐著擔架，兩副擔架走在一起。在樹上掛滿了橙黃色橘子的一個橘子園裡，他們叫擔架停了下來，兩個人頭靠頭地躺著說話。這時王稼祥就問張聞天，我們這次轉移的最後目標中央究竟定在什麼地方？張聞天憂心忡忡地回答說：咳，也沒有個目標。這個仗看起來這樣打下去不行。接著就說，毛澤東同志打仗有辦法，比我們有辦法，我們是領導不了啦，還是要毛澤東同志出來。對張聞天同志這兩句話，王稼祥同志在那天晚上首先打電話給彭德懷同志，然後又告訴毛澤東同志。幾個人一傳，那幾位將領也都知道了，大家都贊成開個會，讓毛澤東同志出來指揮。

張聞天是上海南匯縣人。家鄉張家宅，坐落在長江口和杭州灣中間一塊沖積平原上，村子緊貼著一道海堤，名叫「欽公塘」，由一個叫欽璉的南匯知縣1733年修築。「欽公塘」由北而南綿延近百里，世世代代護衛著堤西大片良田。1905年遇大潮，大堤東面的良田頓成汪洋。巨潮排山倒海，潮頭高達5米多，大有將堤壩摧垮之勢。但「欽公塘」巋然不動。堤西人民的生命財產毫無損失。大潮退後，人們紛紛到「欽公廟」焚香祝禱，懷念這位造福人民的好官。這道堅固的塘岸護衛著南匯、川沙兩縣人民生命財產170餘年。老百姓稱「欽公塘」為「命塘」。

他對鄧漢祥說：「我的主意已經打定。紅軍西來的目的，究竟是拿下四川還是過路，現在尚難判斷。假如他們的目的在拿四川，當然我們吃不消，但是以官兵保衛桑梓的關係，又是以逸待勞，也未嘗不可一拼。幸而站得住，四川依然是我們的。如果紅軍只是假道，那就不成問題。但蔣介石如果借這個機會派軍隊入川，則我們同紅軍作戰的結果，幸而勝，也是替蔣造機會，若失敗，那就更不必說了。所以無論如何，要阻止蔣介石派兵入川。」

事先連個招呼也不打，就這麼面對面叫人選擇何去何從。

這些交易，蔣介石不知。

毛澤東第一次獲得了多數人的支持。

此番入黔的薛岳，不單肩負追擊紅軍的使命，還有更加妙算的任務待他去完成。

一個星期後，蔣介石大開殺戒，發動了「四一二」政變。薛岳也被解除第一師師長職務。

在遵義會議上首先發言批判博古、李德左傾軍事路線錯誤，和在三中全會前中央工作會議上首先發言否定「文化大革命」，皆需要一種面對歷史的勇氣。

熟悉四川情況的劉伯承、聶榮臻建議，去川西北搞根據地。根據有三：一、有紅四方面軍川陝根據地的接應；二、四川為西南首富，人煙稠密，站穩腳跟後有發展前途；三、四川對外交通不便，川軍排外，蔣介石要調中央軍入川不很容易。

蔣介石為了隨時知道地方實力派動向，曾給白崇禧、劉湘一人一部電台。後來白崇禧、劉湘為了把握蔣的動向，都在上海派有固定提供消息的眼線。白崇禧放在上海的是王建平，劉湘放在上海的，就是鄧漢祥。

劉湘在關鍵時刻幫過蔣介石的大忙。

紅軍以瑞金、寧都為起點開始長征。薛岳率吳奇偉第四軍（韓漢英五十九師、歐震九十師）、周渾元第三十六軍（萬耀煌十三師、蕭致平九十六師、謝溥福第五師）及直屬的梁華盛九十二師、唐雲山九十三師、郭思演九十九師，共計8個師，以興國為起點開始長追。

1932年10月下旬，團中央機關遭到大破壞，幾位負責人被捕后相繼叛變。住在團中央機關的張聞天覺得無法再從事地下鬥爭，便提出到中央蘇區去工作。博古不同意。此前博古已經在臨時中央常委會議上表示，為加強對中央蘇區的領導，他要親自前往。他想把張聞天安排到北方局去開闢工作。

會議由博古主持。

1934年12月20日，軍委縱隊到達黃平。

紅軍突圍西征后，劉湘接到蔣介石邀其到南京面商機宜的電報。此前他與蔣介石從未謀面。劉湘並不急迫，到南京見蔣之前，先停在漢口，與鄧漢祥密商。

統rｅａｄ•99ｃｓｗ.ｃｏｍ一四川是劉湘長久的夢想。劉湘比劉文輝大4歲，輩分上卻是劉文輝的侄子。他與劉文輝聯手，打倒四川最強悍的楊森、羅澤洲，四川遂成為叔侄倆的天下。

慣於利用敵人矛盾的毛澤東，雖然在遵義會議后取得了軍事指揮權，卻並不知道劉湘的這些情況。毛澤東指揮作戰每每講究出敵不意，這回的行動，卻落入劉湘的意料之中。

雖說十月懷胎，但一朝分娩也何其艱難。

這塊石頭，就是緊緊跟在紅軍後面的薛岳。

當時雖然國民黨反共的氣氛已經很濃了，但陳獨秀領導的中共中央依然在遵從共產國際指示，小心翼翼地避免同蔣介石發生衝突。對送上門來的薛岳的意見，決定不採納。同時建議薛岳裝病，以拖延撤離時間。

在蔣介石的支持和資助下，三年多時間里，王家烈新增加了幾個團，部隊裝備也為之一新。1932年春在蔣介石慫恿下，王家烈率其精銳特務團和一、二、四團由洪江直趨貴陽，迫使貴州軍閥毛光翔將大權交了出來。國民黨中央立即任命王為二十五軍軍長兼貴州省主席。

王家烈的下場，使龍雲受到極大震撼。後來當薛岳率中央軍入滇時，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中央軍擋在昆明城外。

唯獨對紅軍不能表現出這種「萬夫不當之慨」。緊迫之時他兩次想騰空而去，兩次害怕不能騰空而去。

劉湘以幫助剿共為名，使蔣介石支持自己擠垮劉文輝統一了四川，現在蔣介石真要以剿共為名來削弱劉湘了——他必須幫助蔣介石去「圍剿」紅軍。

1927年3月底，蔣介石、李宗仁、白崇禧等在上海密謀清黨。第一師師長薛岳和第二十一師師長嚴重二人，均被蔣視為「具有左傾跡象」，歸入「不可靠」一列。

當時的中國共產黨，唯有毛澤東是真正成熟的領袖。而唯有長征那種艱難困苦的環境，才能使從1921年建黨之日就開始的對領袖的漫長選擇得到終結。

但一、二把手很快就出現不和。

中央軍內部矛盾重重，也算積重難返了。

兩個會議都脫離了預定軌道。

通曉聯共（布）黨史的人都知道，這句話分量很重。布爾什維克黨人在黨內鬥爭中創造了一個對各國共產黨都產生很大影響的方法：動輒以機會主義路線頭面人物比喻形容對方。考茨基、伯恩斯坦以及後來的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物的名字，都由名詞變為了形容詞，成為一發發可在任何時期對準任何目標發射的沉重炮彈。

當年那幢黔軍師長柏輝章公館、如今的遵義會議紀念館內，最難解決的問題恐怕就是會場內人們座次的排定。會議開了三天，除主持會議的博古固定坐在長條桌中間的位置上外，會議參加者基本按先後順序隨便入座，不像今天的排位那麼嚴格煩瑣。工稼祥腹部傷口未愈，躺在一張藤榻上與會；聶榮臻腳上帶傷，每天坐擔架到會；彭德懷未等會議結束，就匆匆返回前方執行新的命令去了。

博古此人好就好在只要認識到了，就不避諱自己的錯誤。他都是「陽謀」，不搞陰謀。2月5日，在雲南威信地區一個叫「雞鳴三省」的地方，中央常委討論分工問題，決定由張聞天代替博古擔任黨中央書記，在黨內負總責。凱豐在背後勸他不要交權，他不聽，把幾副裝中央重要文件、記錄、印章的挑子痛快地交給了張聞天。

人類的精神產品極其浩瀚，但個人的一生又極其短暫。於是古往今來，簡單一句話影響一個人一生的例子，就並不罕見了。

1935年12月，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長徵結束，毛澤東說：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

他被提升為團長。

這一改組剛剛開始。1935年1月17日遵義會議結束時，毛澤東還只是政治局五常委之一，按張聞天、周恩來、毛澤東、博古、陳雲的順序排名第三。1月18日政治局會議常委分工時，才決定「以澤東同志為恩來同志的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至此毛澤東剛回到軍隊領導崗位。最高軍事首長仍然是朱周，而「恩來同志是黨內委託的對於指揮軍事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

就苦一個王家烈。他原以為紅軍是路過，中央軍也是路過。哪裡知道不但紅軍要圖黔，中央軍的薛岳也要圖黔！蔣介石則更要圖黔了！！

他是黔北桐梓人，丟貴陽都可以，就是不願丟遵義。遵義地區資源比較富裕，若被紅軍久占，將地方土豪浮財打光、民團槍支搜盡，以後想恢復就十分不易；且黔北為自己桑梓之地，不首先掌握黔北，就失去了根基。

1935年1月，當長征隊伍一步步深入西南腹地、逼近遵義的時候，中國共產黨的領袖們，知道他們正在接近最終使他們從失敗走向勝利的轉折點嗎？

黔軍多是一手步槍、一手煙槍的「雙槍兵」，紅軍擊之若秋風卷葉，黔敵如此之弱，多數同志便覺得川敵也不會太強。

方向被根本扭轉了。

蔣介石給薛岳的命令是：「第六路軍以機動窮追為主，匪行即行，匪止即止，堵截另有布置。如偵察匪軍有久盤之計，務即合圍，毋容其再度生根。對朱、毛與賀龍合股之企圖，務必隨時洞察其奸，在戰略上要經常注意，加以防範。」

1935年1月上旬，紅軍進佔遵義，薛岳率十萬中央軍直入貴陽。

形容這個會議的詞彙太多了。以至有人說，一個會議居然能戴上這麼多桂冠，加上這麼多光環。的確如此，因為它決定了一支軍隊的命運，進而是一個黨的命運，最終是一個國家的命運。

從1928年12月29日凌晨張學良、張作相、萬福麟等宣布東北易幟以之後，蔣介石名義上統一了中國，但實際上一天也未統一。幾年浴血奮戰，打垮了兩湖的唐生智和中原的馮玉祥、閻錫山，損耗了兩廣的陳濟棠、李宗仁、白崇禧，但對西南軍閥之實力，卻絲毫未觸及。

雖說積聚了足夠的量變，但完成質變也何其艱難。

劉湘不是真瞎。通過瞎與不瞎靈活的轉換，他不動聲色地奠定了在四川的事業。

他們的意見不統一，便請示共產國際。

最直接的結果，導致了張聞天與毛澤東的大幅度接近。在雲石山「雲山古寺」前黃槲樹下的石凳上，張聞天把被形容為「普列漢諾夫」前後的苦悶，都對毛澤東談了出來。

王家烈完全想不到薛岳對他說的第一句話是：「你的政治上的敵人是何敬之，以後要對他取遠距離，應該走陳辭修的路線。」

在這方面，毛澤東的確不屈不撓。

於是很多人有了座右銘。

但又是黃雀在後。

遵義會議最終成為從軍事上清算王明左傾錯誤路線的一場戰鬥。十一屆三中全會通過完成全黨工作重心的轉移，向「文化大革命」的方針路線發起了一場總攻。

鄧漢祥告訴劉湘的話，與湘江防堵前王建平告訴白崇禧的如出一轍。

從部隊戰鬥力看，劉湘的川軍擁兵百團以上，兵力、戰鬥力最強，內部派系也最複雜。龍雲的滇軍兵力最少，沒有軍師編製，全部兵力僅6個旅加1個警衛團共13個團，比黔軍還少一半，但兵員卻最精，內部最統一，掌握控制也最嚴。黔軍成軍最晚，在西南諸軍中，黔軍雖然兵員尚足，兵力居中，但戰鬥力最弱，在歷次軍閥戰爭中很少得勝。不是敗於滇軍，就是敗於川軍。

此時，薛岳正在收拾王家烈留下來的攤子。他以第二路軍前敵總司令名義直接指揮調動黔軍，吞併王家烈部的侯之擔師，拉攏收買王家烈嫡系部隊何知重、柏輝章師歸附中央軍。

1月20日，紅軍野戰軍司令部下達《渡江作戰計劃》，規定作戰方針是：「在由黔北地域經過川南，渡江後轉入新的地域，協同四方面軍由四川西北方面實行總的反攻」，「並爭取四川赤化」。

裝病這種把戲在蔣介石面前是無法拖延的。4月5日，汪精衛與陳獨秀聯合宣言發表的同一天，第一師被調離上海，蔣介石與白崇禧隨便就弄出了一個比裝病更大的理由：「赴京滬線護路。」

這一建議極其重要而且十分關鍵。如果張聞天、毛澤東、王稼祥真的被分散到各軍團，就很難設想遵義會議能否召開以及開成個什麼樣子了。

博古比毛澤東小14歲，除了在莫斯科多讀了一些馬列主義的書，對中國複雜的階級關係和社會矛盾、中國革命的客觀規律以及工農武裝割據特點的認識，與毛澤東比，皆相去甚遠。

陳雲後來在《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中，認為渡江入川、爭取四川赤化的決定「只在一些比較抽象的條件上來決定根據地，沒有具體地了解與估計敵情與可能，沒有講求達到這個目的的具體步驟。而且個別同志對於四川敵人的兵力是過低的估計的，後來由威信回兵黔北而沒有達到渡江入川的目的，亦正在此」。

幫助蔣介石完成從東南到西南、從西南到西北，迢迢萬里追擊、截擊、堵擊的，就是在紅軍中從總司令到伙夫無人不知的薛岳。長征伊始，薛岳就成為一個窮凶極惡的代表，緊緊跟壓在紅軍隊伍側面或緊跟在後面。

自古便有「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已治蜀未治」之說。四川以其經濟富庶和地勢險要，一直是南北軍閥爭奪的焦點。連年戰火中拼殺出來的川軍悍將，與迷戀煙燈鴉片的黔軍首領大大不同。

在蘇聯學習多年的張聞天當然深知被形容為「普列漢諾夫」的分量。他平素溫和沉靜，這回卻再也坐不住了。

博古1930年5月回國，比張聞天早7個月。這7個月可不能小看，它成為博古日後在張聞天面前總有一種優越感的重要發源。

歷史在某些重要關頭會表現出一種獨特的韻味。就如1978年為十一屆三中全會作準備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發言分量最重的不是鄧小平而是陳雲一樣，1935年遵義會議上發言分量最重的也不是毛澤東，而是張聞天。

但最願意與紅軍打仗的薛岳，又變得最不願意打仗了。他對王家烈的軟磨硬泡不動聲色，慢吞吞地說：「目前部隊太少，不會成功。等四川方面的中央軍郝夢齡、上官雲相等部出動，南北夾擊，才易奏功。」

這事在幼年張聞天心靈里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陰謀」也好，「陽謀」也好，遵義地區的那個會議的核心內容就這樣定下來了。這對老三人團的確是完全無備的。而對新三人團來說，則已經有所準備。

袁世凱稱帝后，蔡鍔以護國軍第一軍總司令的名義，取道四川討袁。在北洋軍張敬堯部炮火掩護下，劉湘率團突過長江，截斷護國軍歸路，使蔡鍔大敗。「洪憲皇帝」袁世凱特發布命令：「劉湘奮勇督戰，連克要邑，肅清江岸，勤勇可嘉，著授陸軍少將，並授以勛五位。」

西南戰事結束后，薛岳也受到嘉獎。蔣介石不會讓他白忙活一場。

那真是一個大革命、大動蕩、大分化、大瓦解的時代。

當時中央常委或稱書記處書記只有4人：博古、張聞天、周恩來、項英。項英留在了中央蘇區，遵義會議的參加者只有前三人。前三人中，張聞天的地位僅次於博古。他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首先站出來https://read.99csw.com，旗幟鮮明地批評錯誤的軍事領導，分量自然最重。

1935年1月1日的中央政治局猴場會議，通過規定「關於作戰方針以及作戰時間與地點的選擇，軍委必須在政治局會議上作報告」，實際取消李德的軍事指揮權，為遵義會議作出最後準備，結局已經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了。

4月2日，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十天前，第一師、第二十一師的政治部被蔣下令解散。恰逢此時，武漢政府總政治部秘書長李一氓攜帶鄧演達給同鄉好友薛岳的一封親筆信，率總政治部先遣隊赴上海開展工作。薛岳見到共產黨人李一氓，把對蔣的不滿都倒了出來。他同時告訴李「情況不好」，要「謹慎」。沒過多久，薛岳就得知第一師將要調離上海的消息。他親自趕到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委員會，建議「把蔣介石作為反革命抓起來」。

攘外必先安內，「安內」不光包括「圍剿」紅軍，也包括收拾地方實力派。

劉湘看過兩個電報，當眾高舉起南昌那份通電，大聲說：「軍人以服從為天職，我服從總司令的命令。」

紅軍突圍出江西蘇區開始長征，初使他吃驚，繼令他興奮。他認為紅軍脫離賴以生存的根據地轉入長途跋涉，軍心必離散，士卒必思歸；自古以來，中國從未有流寇能成事者；李自成九宮山的敗亡，石達開大渡河的覆滅，都是鮮明事例。

長征出發了。在中央縱隊里，三人團博、李、周忙於指揮戰事。毛澤東便利用此特定環境，在與張聞天、王稼祥反覆交換意見之中，形成一個毛、張、王「新三人團」。

鄧漢祥一席話，也使劉湘不再三心二意。

選擇毛澤東作為領袖，本身不是同樣在印證中國共產黨已日益成熟了嗎？

他還以為丟掉了省主席可以安心做軍長，哪知道在蔣介石面前退了一步，便要一步接一步退下去的。

李立三在1930年2月1日作的《黨史報告》中回憶鮑羅廷：「他宣布改造中央也是用手段，找我們五人去，說形勢非常緊迫，要主要負責人走開，陳獨秀、譚平山到莫斯科，和森、秋白到海參崴辦黨報（校），另組織五人的中央，五次大會的中央是這樣不光榮的結束。」

比較起來，錯誤最大的還是王家烈。紅軍並不像他想象的那樣不圖黔，而恰恰要圖黔，建立川黔邊根據地。所以當紅軍的這一行動在以遵義為中心的黔北全面展開時，王家烈便成了一隻感覺鍋底最熱的螞蟻。

耿飈在1990年回憶說：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時，他說：中國人民站起來了！

不管李德是否是共產國際派來的，他已經被作為了一個國際的信物。遵義會議在事先沒有得到共產國際批准的情況下，改組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的領導，取消了博古和李德的軍事指揮權，確立了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這是中國共產黨人第一次在沒有共產國際干預下，獨立自主地解決自己的路線、方針和政策。

此刻他若知道薛岳的打算，定要驚出一身冷汗來。

鮑羅廷指定了5個常委，卻不說以誰為首。他開完會便帶瞿秋白乘船去了廬山。9天以後從廬山返回，當天就宣布：增加瞿秋白為中共政治局常委，主持中共中央工作。雖然仍未指出誰排第一，但新常委瞿秋白成為了實際上的領袖。

小14歲、經驗相去甚遠，博古也畢竟做過一個黨的領袖。不管是用什麼方式產生的，他也畢竟代表了一個黨。博古的不成熟，印證的只能是一個黨的不成熟。

但蔣介石講起他的長追來，也言之鑿鑿，認為有宣言書、宣傳隊和播種機的意味。

損失越大，督之越嚴。劉湘終於再清楚不過地看清了身後那隻黃雀。

陳獨秀之後的政治局常委，就這樣被鮑羅廷一一指定。

因為聯繫中斷，遵義會議的醞釀準備工作無法請示共產國際。

這是蔣介石不信任薛岳的直接原因，間接原因則是薛岳通過師政治部與共產黨人建立了聯繫。

西南軍閥集中起來，主要即四川的劉湘、貴州的王家烈、雲南的龍雲三人。

毛澤東選擇殲滅對象時，是揀弱的打。

中國革命是一幅立體巨畫，凝視哪一個局部去讚美整體都是冒昧的。

於是薛岳便開始了所謂的「機動窮追」。

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使中央紅軍不得不放棄根據地突圍西征，湘江一戰又折損過半，已經積聚起了足夠的量變，質變已勢在必然。但社會規律與自然規律的區別就在於，前者不能自然而然地實現，必須經過人們不懈的努力、忘我的奮鬥去爭取。

不管成功與失敗，他在中國的使命基本結束了。

從此四川軍閥中，劉湘首屈一指。

周恩來作副報告。

兩人爭得面紅耳赤。如果說博古與張聞天以前的分歧還偏重於理論或不涉及根本，那麼廣昌一戰使爭論上升到誰是普列漢諾夫的地步，便自然不自然地要涉及到路線了。張聞天已經在發言中說中國的事情不能完全依靠李德，自己要有點兒主意了。

湯坑之戰，在南昌起義部隊的戰史上佔有重要一筆。起義領導人的南下廣東建立根據地、重新北伐的設想在這裏被擊碎。幸虧有朱德率第九軍教導團和第二十五師留守三河壩，未西進湯坑，後來和陳毅一道，率部突破敵人包圍，上了井岡山。

1935年1月初，王家烈抵達馬場坪見薛岳。當時王家烈滿腦子紅軍，還總結出兩點：一、紅軍自江西出發，一路長驅直入，勢不可當；二、紅軍之意不在圖黔，入黔境后末兵指貴陽，似是要由余慶向北，渡過烏江。所以王家烈暗中打定主意以自保為主，不與紅軍拼消耗，讓紅軍過境。

1978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原定議程是研究經濟問題。

這次橘林談話，是強渡烏江前一軍團參謀長左權告訴耿飈的。劉伯承後來也對耿飈講過同樣內容的話。當年25歲的一軍團二師四團團長耿飈，1990年8月29日在紀念張聞天90誕辰座談會上講這番話時，已是81歲高齡。左權已經犧牲了48年，王稼祥去世16年，張聞天去世14年，劉伯承也去世了4年。幸虧有耿飈的回憶。誰能知道我們有多少珍貴的資料甚至未來得及留下隻言片語，就散失消隱在奔騰不息的歷史長河之中了？

會議採納了劉、聶的建議。

直接原因是薛岳擅自調動部隊進入上海。3月21日，上海工人在周恩來等人領導下發動第三次武裝起義，要求北伐軍立即進上海支援。前敵總指揮白崇禧對工人的要求不屑一顧。薛岳卻不顧白崇禧的堅決反對，應上海總工會代表的要求，將第一師開進了上海。

三人中，蔣介石與王家烈關係最深。

龍雲則曾是川西滇北金沙江兩岸的流浪漢。

起初劉湘不當回事。他正與劉文輝打得不可開交之時，張國燾、徐向前率紅四方面軍從陝南進入川北。

這一判斷是準確的。與紅軍野戰軍司令部下達的《渡江作戰計劃》基本一樣。紅軍還未渡江，卻已經喪失了出敵不意的主動權。

向忠發又不行之時，1930年底到1931年初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前後，共產國際包辦中國革命的現象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

他覺得機會來了。

與蔣介石的關係即是一例。他與蔣並無歷史淵源，卻在1927年蔣背叛革命前的關鍵時期，毫不含糊地支持了根本沒有見過面的蔣介石。

龍雲的經歷，頗富當今的影視傳奇色彩。他是彝族人，彝名納吉鳥梯，本出身奴隸主貴族，父病逝后家境衰落，他流浪于川西滇北金沙江兩岸，拜江湖術士為師，學了一手好拳法。辛亥革命后入雲南講武堂第四期騎兵科學習。1914年秋，昆明來了一個法國大力士，自稱打遍天下無敵手，在雲南陸軍講武堂擺擂台三天。頭兩天的確無人打得過他，第三天龍雲穿一雙草鞋上台，硬是用「和尚撞鐘」之法用雙拳和頭部將大力士撞翻，隨即一撲將其壓住。

1930年7月，王家烈奉蔣命出兵湘西，配合中央「圍剿」湘鄂西革命根據地。因「出兵積極，會剿有功」，被蔣任命為湘黔邊區「剿總」司令。

不論是富家子弟出身的劉湘，還是給富家子弟當家庭教師的王家烈，抑或流浪于金沙江兩岸拜江湖術士為師的龍雲，哪一個不是從硝煙血火中拼殺出來的？哪一個是只會花天酒地的酒囊飯袋？

沉默，變成一道裂縫，開裂著六屆四中全會的堅冰。

王家烈在遵義未遇見紅軍，身後卻被抄了後路：薛岳以親信郭思演為貴陽警備司令，用中央軍取代了黔軍為貴陽城防軍。坐穩了貴州的薛岳同時開始組織人調查王家烈反蔣和貪污兩方面的材料，同時拉攏收買其他黔軍將領。

遵義會議是中共黨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同時也是中國革命和共產國際關係史上的一個意義重大的轉折點。

張聞天1932年2月回國時，驚心動魄的鬥爭都已過去了。他和楊尚昆一同回來，博古代表黨中央最先迎接他們。憑理論功底，張聞天不久就擔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的職務，但在博古等人看來，總有一些下山摘挑子的味道。1931年9月，鑒於王明要去蘇聯，周恩來要去中央蘇區，共產國際遠東局提議成立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博古排第一，負總責，張聞天排第二，負責中央宣傳工作。博、張二人連候補中央委員都不是，皆一蹴而就為政治局常委。

但蔣圖黔的決心之大，王家烈也不知。

生死攸關的軍事問題是切入點。會議的第一項議程，就是研究戰略轉移的目的地。黎平會議確定的以遵義為中心建立川黔邊根據地的設想被否定了。劉伯承、聶榮臻建議打過長江去，到川西北建立根據地。

從先被稱為「劉瞎子」、后被看做劉表的劉湘手裡，蔣介石挖空心思也只派進去一個參謀團。

王家烈卻出身於富有人家的家庭教師。

何敬之即何應欽。陳辭修即陳誠。蔣介石嫡系中央軍內部也是派系林立。何、陳矛盾尖銳，不僅在中央搞，竟也帶到了地方；不僅平時鬧，竟然深入了戰時。王家烈頓時目瞪口呆。

但蔣介石沒有把貴州省主席的職務給薛岳。這位權謀家怕過於直露，引起桂系反感。王家烈一直與桂系有互保關係，特別是貴州的鴉片過境稅，歷來是貧瘠的廣西一大收入來源，所以蔣介石寧願將過渡搞得圓滑一些。他讓吳忠信取代王家烈，主要考慮吳與李宗仁、白崇禧都有交情，可以緩和矛盾。

會議不歡而散。到會的其他同志，無一人表示意見。

當時中央已作出將張聞天、毛澤東、王稼祥三人分散到各軍團的決定。毛澤東知道張聞天這個態度后，立即向中央建議，把他和張聞天、王稼祥安排在一起。

但何應欽絕不幹瞪眼，有機會就要搞一下。1933年2月至3月第四次「圍剿」中，陳誠的五十二師、五十九師、十一師在黃陂、草台崗幾乎被紅軍殲滅殆盡，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以陳誠「驕矜自擅，不遵意圖」為由，降其一級，並記大過一次。當時攻陳誠最猛的，一個是熊式輝，一個便是何應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