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我根本就不知道如何找公司財務的論文題目，更不知如何著手，只是很努力但很幼稚地想把論文寫好。我想可能是我的「勤勞」感動了他，他指定了一個公司財務的題目給我，同時也把有關的資料給了我。在他細心的指導下，我很勉強地把論文在半年之內寫出來了。我總共花了兩年半的時間拿到了金融學博士學位。這個速度就沃頓創校一百余年的歷史而言，可以說是非常快的了。雖然我拿到了金融學博士學位，但我對這個領域還是相當的陌生。

另外一門微觀經濟學，一開始就搞博弈論。我不知道讀者是否看過《美麗心靈》（The Beautiful Mind）這部電影？就是裏面那個有神經病的納什（Nash）揚棄了博奕論。他的理論幾乎完全打破了我們的傳統觀念。美國學術界以前總認為當每個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極大化時，那麼整個社會的利益就是每個人的利益的加總，因此也將會實現利益極大化。因此，政府不需要干涉，只要讓人民自由發展即可創造出繁榮的經濟。奉行這個理論的當以兩位諾貝爾獎得主——弗里德曼（Friedman）和海耶克（Hayek）為代表。弗里德曼最膾炙人口的理論即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繁榮完全得力于政府的不干涉政策。海耶克最為人所稱道的理論即是他的名著——《到奴役之路》（A Road to Serfdom）。海耶克認為政府的干涉只會將人民帶入到一條悲慘的道路上，只有自由經濟才能替人民創造財富。他們兩位的理論為何那麼受重視，我認為和美國政府在20世紀70年代反對共產主義有關。美國政府希望能透過學術的力量推動這個社會反對共產主義。

我在上大學的時候，還和這兩位大教授通過信，他們兩位都給我回了信。弗里德曼告訴我要成為成功的經濟學家就一定先要把數學學好。而海耶克當時已退休住在奧地利薩爾斯堡，他是唯一一位以手寫信回復我的教授，而且回復了我兩次，我當時好感動。他也鼓勵我要多學數學。他說他的年紀太大了，無法幫助我了，他還推薦了一位在艾奧瓦大學的教授幫助我理解他的理論。很可惜，這些信我當時都沒有保留，所以只能憑記憶摘錄下來。

陳老師本人不善與人交往，而且又喜歡喝酒，因此他的成就越大則越易遭到同僚的借故攻擊。這也是為什麼他在台灣地區一直沒有辦法主導經濟學界的主因。我的高中同學，「中央」研究院副院長朱敬一在台灣地區經濟學術界是相當有成就的。他在海外主流期刊上發表了幾篇有關人口學的論文——例如《長子繼承權的問題》——他認為長子繼承權可以保持土地的完整性，而不至於因為土地過於細分而導致生產力的下降，這種成就相當了不起。但我認為也是因為陳老師的以往的經營才讓台灣地區的經濟學界能夠接受學術泰斗的領導，否則朱敬一將得相當辛苦地自行開拓一個新局面。我覺得由陳昭南開始到朱敬一的成就給中國學術界帶來了一個好的樣板，值得我們大家學習共勉。

我有好幾個博士生後來回到了「囯立」台灣大學商學院任教，但他們中卻從來沒有出過如同陳昭南般的大師級的人物，因此學術地位難以建立，也無法像經濟系一樣形成追求發表學術論文的風氣，這是相當可惜的。教授不太關心發表論文，反而常常在外忙著賺錢，也忙著排擠同事。這裏很多大學教授特別善於利用假「民主」來排斥聘用優秀的同事。台灣地區的大學大概是全世界最民主的大學，不論任何事情均是每人一票，這樣不做研究的同事就可以聯合起來投票反對聘用有潛質的同事。因此，台灣地區大部分大學的學術水平都是比較令人失望的。

觀眾：郎教授，在這種情況之下，你是如何考上高中的呢？

到了初二，由於我的學習成績太差，所以母親就給我找了一個家庭教師補習英文，好像從那以後，我的成績稍微有些起色。有一天，黃老師突然問了我一句話：「這學期家裡是不是有補習呀？」我說：「對。」他好像很不高興，因為我沒有找他補習。

觀眾：郎教授，你當初在學校一定是個優等生吧，能否回憶一下你的中小學求學時代？

觀眾：郎教授，能不能談談你的童年和你的家庭？

觀眾：郎教授，談談你高中以後的經歷好嗎？

郎咸平：我被分到「放牛班」後幾乎天天挨打，那時真不想念書，想去念陸軍軍官學校。初中畢業后，我也去考過陸軍軍官學校預備班（陸軍幼校），想出來以後當軍人，但由於近視的緣故，體檢沒有通過，否則我當時就考上了，現在可能也是個軍官。到了初三，被分到「放牛班」以後，我才發現自己當時所接觸的同學基本上都是社會最底層的人，而且他們中很多都是家庭很貧困的同學。

研究生畢業之後，我就結婚了，而後按規定服義務兵役。當時，由於我是碩士，所以無條件當兩年少尉財務官（部隊叫我們預備軍官）。但我得先在步兵學校接受基本訓練。在步兵學校受訓時，大夥的士氣極為低落，因為幾乎沒有人想浪費兩年的時間去當兵。大部分軍官在受訓時都在「摸魚」——「摸魚」是台灣地區部隊的專有名詞，表示混的意思。而且步校的衛生條件極差，大部分的人們都傳染上了皮膚病。我當時得了三種皮膚病——濕疹、芥瘡和痤瘡，該病一直拖倒退伍之後才完全康復。

父親升到少將以後，就接任空軍防空炮兵政委職務，然後又調去空軍供應司令部擔任政委，最後又調到「空軍總部」當第二政委，在這個位置上，他幹了10年，這也算是做到頭了。因為空軍第一政委一定是要飛行員乾的，這是台灣地區空軍的傳統。一般搞政工的，出來是坐不到這個位置的。由於後期不獲空軍第一政委的喜愛，因此，父親在52歲時就退休了。當時，他畢竟還很年輕，因此，退下來后做起了生意，但也卻設賺到什麼錢。母親並不支持父親做生意，但沒辦法，這麼年輕的男人，才52歲就待在家裡做什麼呢？而且，父親做國民黨的將官時，都是前護后擁的。我還記得父親做到少將以後，冰箱里、客廳的櫥櫃里到處都堆滿了他喜歡的XO洋酒、555香煙、黃魚、鰣魚等等，我們也跟著沾了光，這和大陸的情況似乎有點相似。我還記的父親喜歡吃鰣魚，他的一些部下還派人到漁船上替我父親找鰣魚，這也可以說是比較腐敗的。但在52歲時，他突然退下來，就再也沒人理會了，父親的心裏肯定是不好受的。

我為何會一生鑽研學問，我想這和我大一時的境遇有關。我們經濟系有一門課程叫微積分，是跟化工系一起念，因此要求很嚴。該門課程總共8個學分，要念兩個學期，而且一個學期得考4次月考。我第一次考了60分，但還是照樣玩。結果第二次月考時，我就想走快捷途徑，作弊抄隔壁同學的試卷，結果運氣不好，被教該課程的王文清老師抓到了，最後得了個0分。第一次60分，第二次0分，平均起來是30分。第三和第四次月考大概都要考100分才不會被淘汰，我那時就想放棄了，因為就我的水平而言，哪有可能考100分啊。但這一次卻是我一生的重大轉折點，我也不知道為什麼，突然決定好好地念。每天很用功，念到半夜兩三點，我當時就有那麼一根筋不對勁，我就不信考不過。結果念了一個月下來，突然對學習產生了濃厚興趣，我也突然發現微積分竟然也有很多樂趣，而且發現很多解不開的題在解開時會很有成就感。第三次和第四次兩次月考考下來，我的平均成績竟高達99分。我突然覺得自己好像沒那麼笨，這是我這一生第一次有這種美好的感覺。結果一通百通，接下來的其他科目例如經濟學也考得很好，都是90分以上。從此以後，我就是全班的明星學生，而我自己當然也不客氣地以大牌學生自居。從那時開始，我慢慢開始對做學問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從此以後，我在學問方面博覽群書、涉獵極廣，尤其是歷史、政治、軍事和哲學四大科目是我有系統學習的主體。我似乎從書海中尋回了自己的靈魂。只要每次回台中，我都要看望王文清老師，感謝他那次抓作弊抓得好，是他改變了我的一生。

郎咸平：在考高中之前，我一直沒有好好念書，我在努力地做木工。到臨考的前三個月舉行模擬考試時，在1000多名考生中，我考了800多名，在當時看來我的未來是設什麼希望了。馬學勇、陳紹華都是前三名，我每天還夢想著把我的水彩借給他們兩個用。想想800多名的這種成績就算考軍校恐怕也不行。當時，我還是不太想做木工，潛意識裡還是想升學的。就這樣在考前三個月的時候，我感到了壓力，就想好好念書了。但是，念課本肯定是來不及了，於是我就只好念《考前30分》。大家可能會問我什麼叫《考前30分》？比如說整個6冊的歷史課本可以濃縮成那麼1小本《考前30分》，50頁左右（A4紙的1/3大小），那是給考生在考前30分鐘複習用的。別人考歷史得讀6大本，而我只看1小本。反正考6科嘛，我就隨便買了6小本來讀、臨考前的兩個月，第二次模擬考時我考了500多名，臨考試前的一個月，第三次模擬考時我考到300多名。然後參加高考時，我竟然意外地考上了第三志願。我的第一志願是「建國」中學，第二志願是師大附中，第三志願是成功中學，當時以我的水平而言能考上第三志願是很不起的了。我們整個學校考上高中的總共不到300人，而我能夠在1000多人中，考上這個學校已經很不容易了。當時，在很多種版本的《考前30分》中，就只有我買的那種抓題抓的最准了。我也不曉得為何我會選擇那一種《考前30分》，這真是造化捉弄人。我想如果當時買九-九-藏-書別的版本的《考前30分》那不就完了嗎，那真的就只有當木工了。

當時，我們社會組大部分同學的水平還是很差的，但我到了社會組還是最後幾名，怎麼念就是不開竅。到了高三，我才開始很用功地準備高考，但努力念了一年，還是一直沒什麼開竅的感覺。最後，很勉強地掛了車尾考上了台中市東海大學經濟系，那是一個相當差的學校。

當時，媽祖地區的前敵指揮官是陸軍中將趙萬富將軍。我們這一期預備軍官退伍時，趙司令還來訓話。我覺得當時的對話非常有趣，特寫下以娛讀者。趙司令是個比較土的光頭胖老粗。我們都不太理解這樣的粗人怎能做前敵指揮官。最後，連江縣主任秘書私下告訴我（媽祖屬於福建省連江縣，因此國民黨特地在媽祖設立連江縣縣政府。國民黨當時還設立了福建省主席的編製以代表國民黨的正統性），只有這樣子的人才有可能死守媽祖，像我們這種頭腦靈活的預備軍官是沒有死守的可能的。我們預備軍官幾乎一半擔任連指導員而另一半擔任排長職務，其他空海軍及後勤只是極少數。因此，預備軍官才是真正與士兵同甘共苦的軍官。趙司令很想了解底層官兵政治思想工作成效如何，因此，要求我們用坦率而不怕秋後算賬的心態回答他的問題。

我在「國立」台灣大學的指導老師——陳昭南教授，可以說是台灣地區經濟學泰斗。他在芝加哥大學師從國際金融大師蒙戴爾（Mundell，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由於他的英語口語不太好，因而沒有留在美國教學，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回中國台灣地區發展。我親眼見過他在台灣地區篳路藍縷的開拓經濟學的研究。當時，他在「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任研究員一職。由於他想在美國學術期刊發表文章，因此要求該所買列印紙，該所竟斷然拒絕，表示沒有這個必要，因為沒有人可以在海外發表論文，所以不用麻煩了。逼的陳老師不得不自己買列印紙，爾後自己列印。投稿過後幾個星期，陳老師每天在送信時間一到時，他就坐在樓梯上等郵差。但是大部分的回信都是拒絕信，在海外投稿實在太難了。陳老師最為學生所佩服的一點是他從來不氣餒，他不斷地修改自己的文章，精益求精。經過大約20年的苦心經營，他終於替自己，也替台灣地區的經濟學界開拓出了一片新天地。陳老師在經濟學主流期刊發表了多篇論文，而使自己成為了貨幣學中「兩種貨幣沒有完全替代性」的倡導人。而「國立」台灣大學經濟系在他的影響下也慢慢形成了追求發表學術論文的風氣，最終成為「國立」台灣大學最引以為傲的學系。我認為「國立」台灣大學經濟系的學術水平在亞洲地區也是可以拔得頭籌的。

郎咸平：那年初中畢業，我考到成功中學。由於我母親在「建國」中學教書，因此，根據學校規定，我可以到「建囯」中學借讀，於是，我便從第三志願跳到了第一志願。高一的第一次月考，我考了倒數第二名。上化學課時，老師讓我上講台去平衡化學方程式，我做不出來，楊義賢老師說：「你看你這個不肖之子，你母親是教化學的，你都不會。」

我總覺得沃頓的老師個個都喜歡打擊我們的信心。當時，金融系錄取我的系主任Santomero是一個著名的貨幣學家。我們上他的貨幣學時他叫我們讀一篇芝加哥大學Metzler教授的成名論文。那篇論文指出如果物價上升，則資產價值就會下降，結果就是消費減少。Metzler教授就因為這一篇文章而在他27歲時拿到了芝加哥大學終身制教授的榮譽。Santomero說：「27歲就是你們班現在的平均年齡。」接著Santomero很鄭重地告訴我們，「有一天Metzler發現自己長了腦瘤而必須開刀動手術，但是手術動得不好，傷到了他的腦神經，結果手術后，他的天才就消失了，他的智商就變得像你們班的同學一樣了。」

當時，並不是國民黨的軍隊訓練得不好。我參觀過很多次我們步兵連的刺槍和徒手搏擊的演練，我覺得水平相當高，不但動作整齊劃一，而且精神旺盛，非常具有震撼力。只是私下裡大夥對當兵一事都非常地反感。因為是義務兵役，我們都是被強迫而來前線，沒有人真的願意來當兵。所以我們這些預備軍官和所有的士兵都沒有為國民黨成仁的勇氣與決心。我們只想平安退伍，回家和老婆孩子過小日子，而絕對不想和解放軍對著干。

在我上小學的時候，父親大概能賺3000台幣，也就是大概70美元，母親賺的錢也差不多是這個水平。父親到了台灣以後，就進入了蔣經國創辦的政治作戰學校（即政工幹校）研究生班第一期。他隨後在部隊里一直當政工（輔導員）。在台灣，政工比指揮官低一級。父親在空軍里一直處於政工的位置。他隨著部隊到處駐防。1958年，父親跟隨部隊調到媽祖，那時我才2歲。根據父親的說法，國民黨當時得到情報認為解放軍首要的攻擊目標是媽祖而不是金門。蔣介石緊張壞了，不斷地去媽祖招集軍官訓話。當時，父親是防空炮兵團的中校政戰部主任，也就是政委的意思。蔣介石到了他們部隊告訴這些軍官說「共匪」要打過來了，這是大家建功立業的好機會。於是，父親他們就摩拳擦掌準備大幹一場，結果仗沒開打，解放軍轉攻金門去了。

李國章校長在2002年突然決定接受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之邀擔任教育局長一職。李國章校長是香港名門之後，他們一門數傑。哥哥李國寶是東亞銀行董事長，兄弟李國能是大法官，叔叔李福善曾和董建華競爭特首一職。《華爾街日報》特派員秦家聰，據說花費了好幾年的時間收集李氏家族的族譜，並出版了一本有關李氏家族的暢銷書。香港在1997年以後，基本上是採取了「商人治港」的理念，李校長從政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但是這6年來，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政績讓人覺得商人從政的理念是不是應該改弦更張了。為什麼這麼多精英聚在一起以後反而形成了大家的無能。金耀基校長接任了李國章校長的位子。金校長著作等身，我在念東海大學時就讀過他的一本書——《劍橋語絲》。書中記載了他在劍橋遊學時的點點滴滴。那時讀完金校長的書後，就非常希望能去劍橋大學留學。激動之餘立刻寫了一封信給劍橋的招生部，索要一份學校的簡介。一個月之後，終於盼到了回函，內容很含蓄，告訴我沒有被錄取的可能，因此除非我付錢買，否則他們不想浪費郵票和印刷費寄學校簡介給我。我在2003年年底碰到了在香港中文大學訪問的劍橋大學講座教授莫里斯（英文名是James Mirlees，他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也是張維迎教授在牛津大學的指導老師），我還和他開玩笑談及此事，大家哄堂大笑。大陸的學子可能還不知道，莫里斯現在已經辭掉了劍橋大學的教職，而在香港中文大學擔任大學講座教授，同時擔任一所新的晨興書院的院長職務。中大的書院和學院不同，學院就是大陸的管理學院、法學院、文學院等等，而書院有點像劍橋大學和牛津大學的書院，這些書院是學生住宿的地方，當然每個教授也分配到了不同的書院，其目的就是增加和學生的互動，我是屬於崇基書院的教授，我也經常參加學院的活動，比如演講等等。中大原先有四所書院——崇基、逸夫、聯合、新亞，2010年將增加善衡和晨興，在這之後還有敬文、伍宜孫、合聲等三個書院還在籌劃中。

沃頓——爛學校——去還是不去？還有20000美金的學費，我依稀仍然能感受到當年的猶豫和彷徨。可是，我的母親對她兒子的能力有著「莫名其妙的信心」。1983年台灣和現在大陸的經濟水平相仿，當時我們家有兩幢房子，其中一幢我母親把它賣了20000美金，準備給我留學交學費用的。可是，我的父親還想拿去做生意，他跟我母親講：「你放心，我下個月就還你，我發誓還你。」還好。母親長了心眼沒有借給他。如果借給他的話，到現在我還再等著那筆錢留學呢。

郎咸平：當兵退伍以後並不想去海外的，我只想待在台灣和太太兒子過小日子。退伍以後，我在向陳昭南老師主持的「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申請工作的同時，也向我的另外一位老師于宗先教授主持的「中華」經濟研究院申請工作。但兩位老師都認為我不是做學問的料，所以都拒絕了我。最後，是因為我和于宗先老師的一番對話讓我決定待在台灣的。于老師認為我的學術水平有限，特別勸告我，學術研究是一條很辛苦的道路，他認為我最好考慮去公營銀行或外資銀行做事比較適合。他告訴我當學者就要像他以前的一個學生李志文一樣，執著、聰明、努力、有悟性才行。像我這樣浮浮躁躁的就不行。李志文日後在沃頓商學院會計系訪問過三年，我和他有過一些接觸，他也算和我有點師生關係。李教授後來轉赴杜蘭大學（Tulane University）任教。他也經常到大陸，主要在北京清華大學義務任教。

他的第一個問題是——各位軍官，你們連隊的全體官兵對於解放軍來犯而有我軍必勝信念的請舉手。結果沒有一個軍官舉手。

步兵學校三個月的受訓結束之後，我轉到陸軍財務學校接受專業訓練。一般拿到碩士學位的軍官可以在訓練結束后，參加考試留在陸軍財務學校當教官，教金融課。我們當時有7個人參加考試，我的學歷是最高的——「國立」台灣大學的經濟學碩士。當時；所有的人都認為我的學歷高，口齒伶例，條理清晰。但到最後他們卻錄用了第二名和第三名，就是不錄用我。部隊首長告訴我，是因為我read.99csw.com說話的聲音太小了，所以不能要我。沒辦法，我就只有隨著大夥用抽籤的方式決定去哪個部隊了（台灣地區軍官分發部隊用的是抽籤的辦法）。當時，部隊有兩個簽王——媽祖島，也就是最差的簽，大夥有1%的機會可以抽到這個簽王。等我下手一抓就抓到了第一個簽王，真是倒霉。全體軍官此時一致鼓掌，因為我幫他們解決了第一個簽王。

拿到了博士學位后，我一心一意想回台灣發展，我可以說是第一個回台灣的金融學博士。當時，我向「國立」台灣大學商學院金融繫系主任林煜宗申請工作。由於我以前不是那裡的學生，因此，他很客氣地拒絕了我。我隨後又託了些人說情，包括杜蘭大學的李志文教授。他不但不為所動，反而惱羞成怒，大罵為我說情的人。但我又不想去其他學校，所以只有留在美國了。我在美國成了名以後，反而和林煜宗的關係不錯。我推薦我的博士生去他那裡教書都沒有任何問題，他只是不要我而已。

林毅夫在囯內曾經擔任中央政協委員和北京大學經濟研究中心主任，目前，擔任世界銀行副總裁和首席經濟學家，我個人認為這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轉折點，因為這個位子從來沒有亞洲人擔任過。但是，他之所以能夠得到這個位子還不全是他個人的因素，更重要的是由於中國的崛起。但我認為政府選擇了他，而不是其他經濟學家，還是因為林毅夫確實是國際頂尖級的學者，他在美國芝加哥大學經濟學期刊發表的論文我還讀過，水平確實是一流的。

台灣地區的高中到高二分社會、自然兩組。自然組主要就是學習理工醫農，社會組就是學習文法商，通常都是比較差的學生學社會組。當時，我高一的英文和數學都不及格，很擔心被留級。由於老師通常不會為難轉到社會組的學生，所以到了第一年結束時，我就決定轉到社會組去。當時26個班，有2個班屬於社會組，那裡基本上是接受了高一被淘汰下來的所有殘兵敗將。到了高三分得更細——甲（理工）、乙（文）、丙（醫農）、丁（法商）四組，我念的是丁組。

那時，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們高二時學習的一篇林覺民參加黃花崗起義前一晚寫的《與妻書》，這篇文章在我的心中一直揮之不去。在中國搞改革開放時，是不是就必須要有這樣的魄力，我記得朱鎔基就任總理時就曾說過類似的話，他準備給自己預備一口棺材云云。在中國搞監管和法治是一個非常艱巨的任務，如果沒有一種意識和決心，就絕對難以做出這樣的犧牲。就像《21世紀經濟報道》的張庭賓和柳劍能曾問我最佩服哪一個歷史人物時，我回答：「我最佩服林覺民。」他們聽了很震驚，問我為什麼會想到這個人物呢？我說我也不知道，反正從小到大他對我的影響一直很大。我當時看那篇文章時，我想這個人怎麼可能為了一個不可知的未來和理想而願意犧牲自己的生命、拋妻棄子呢？他死了，他的太大怎麼辦？小孩子怎麼辦？這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但是，他非常地執著，他為了什麼呢？就是為了這個國家。當時，看這篇文章時，我不太感動，由於自己的水平不高反而覺得他很傻。但這個「傻人」在我的腦子裡面活了將近30年，每當想起中國的監管與法治時，我一定會想起林覺民。沒有這種烈士，就無法推動改革的行進。我也堅信，一個囯家要長治久安，要維持永遠的和平和永久的繁榮富強，法治是不可少，但推動法治的力量卻在於林覺民式的犧牲。林覺民在犧牲前，仍然念念不忘他的遺腹子，如果將來生的是男孩，他希望這個男孩能做學者。我替他感謝老天爺對他的厚愛，老天爺終於成全了他最後的這個願望——他的遺腹子林瑕蕃擔任了台灣文化大學的教授。

林毅夫本人也真可謂是一個傳奇了，他到了大陸以後，不留在部隊里反而去了北大，進而赴芝加哥大學經濟系深造之後返國成了國內外著名的農業經濟學家。現在，林毅夫的北京大學經濟研究中心更是兩岸來往的中介站，台灣地區來的（包括民進黨）客人可以說是絡繹不絕。

母親很愛我，她是一個非常堅強的女人，我從來沒看見她哭過。父親說母親的頭髮特別硬，頭髮硬的人性格堅強。父親還說母親的眼淚是金豆，從來沒在他的面前掉過。母親比較節省，我們家的剩菜、剩飯她都會吃下去。母親炒菜的水平很差，父親埋怨了一輩子。而且母親也不是一個細心體貼、有女人味的人，她比父親大三歲，也比父親高，而且母親學問又高，又是我們家賺錢最多的事業型女強人。壞脾氣的父親和母親經常吵架，但母親對父親的愛是至死不渝的。我的大兒子就從來不明白爺爺有何魅力這麼吸引奶奶。1999年，兒子看到我父親20多歲時的照片，他說：「哎呀！怎麼這麼帥呀！」他終於明白為什麼奶奶那麼愛爺爺了。算命的曾對我說，我母親跟父親是上一輩子的孽緣，上一輩子她欠父親的，所以這輩子得還。有時候，他們吵架時，父親還會很氣憤地說：「上一輩子你欠我的，不用你還了好不好。」

不知是可喜還是可惜，我的銀行求職意向均以失敗告終，沒有一家銀行願意要我。如果真找到銀行的工作，我肯定就得在台灣待下去了。

觀眾：郎教授，我們很好奇，你的博士論文是不是也這麼富有傳奇性呢？

因為找不到其他工作的緣故，於是我又回去當記者了，整天跑新聞。在台灣和大陸類似，記者不被年輕人當成一項終生的職業，通常做個兩三年就會徹底轉行。我前前後後做了兩年的記者，也是考慮該轉行的時候了。但因為我到處找不到其他的工作，所以只有考慮到海外留學了。

他的第二個問題是——各位軍官，你們連隊的全體官兵對於解放軍來犯而有我軍可能可以打勝信念的請舉手。結果那些政治敏感度較高的連隊指導員基本上都緩緩地舉起了手。

他的第三個問題是——各位軍官，你們連隊的全體官兵對於解放軍來犯而有我軍絕無可能打勝信念的請舉手。結果那些真正帶兵的排長都舉起了手。

第二天早上不到8點，他就接到系主任的電話，叫他立刻趕到系主任辦公室。他嚇壞了，不知道自己闖了什麼禍。趕到學校，他忐忑不安地進了辦公室，那裡有系主任、任課老師和一位大師級的講座教授並坐著等著他。這位學生坐下后，系主任開口問他：「黑板上的這個題目是你自己做的嗎？」他很害怕地點了點頭，他擔心會不會因為答得太差，學校要他賠償學費。三個教授輪番問他問題以確定到底是不是他本人所答。到最後，終於確認了。系主任說：「斯坦福大學決定立刻授予你博士學位，並聘請你為終身制教授。」這位同學嚇壞了，在5分鐘后，他怯生生地問了一句話：「為什麼？」系主任告訴他，黑板上的那道題他答出來了，而那正是愛因斯坦答不出來的題目。Lo問我們：「你們知道這位同、學是誰嗎？」我們全班一起搖搖頭，Lo說，「他就是運籌學之父——George Dantzig。」

觀眾：郎教授，你的父母好像不是台灣本地人，他們是怎麼來到台灣的呢？

高中跟初中完全不一樣，沒有初中以前的那種壓抑與不順。雖然到了這個比較好的學校，但還是進了類似「放牛班」的社會組。社會組的同學有相當比例的是黑社會幫派的混混，但基於初中時的經驗，我和這些同學相處得倒挺好。

當時，媽祖的軍醫院是三級野戰醫院，因此不能動大手術，而且也不能輸血，因為那裡沒有冷藏設備。到了必須輸血的時候，就叫一個連的士兵排隊獻血，甚是恐怖。我們前一期的一位預備軍官打球摔傷而導致脾臟破裂，由於得不到及時救助而死在媽祖。

到了初三分班的時候，我被分到「放牛班」，「放牛班」就是不升學班，是供那些沒有出息的差生上學的班，我們當時有七個差同學都被分到「放牛班」了。當時我心裏還有點憤憤不平，叫母親去找關係幫我弄到升學班裡去，母親說分到什麼班無所謂，只要自己用功即可，她沒時間去管我的事，她要教書賺錢。父親在部隊里根本也不知道這件事。沒辦法，我只有乖乖地待在「放牛班」里了。「放牛班」很可怕，有很多流氓跟太保。因此，從小我就對台灣地區的流氓、太保黑道非常熟悉。我在學校幾乎是天天打架（基本上都是被打）。初三的時候，我感覺非常不愉快，很討厭上學。

那時候，看到學習成績好的同學，我就很羡慕，心裏的自卑感也很強。到現在，學校幾個第一名的同學，我都還記得他們的名字。15班的第一名叫陳紹華，還有一個3班第一名的同學叫馬學勇，我對他們簡直崇拜極了。有一次，陳紹華向我借水彩，我覺得好光榮，他還握了一下我的手，表示感謝，我當時覺得激動極了。3班的馬學勇可以說是我所在的年級里最聰明的學生了，他經常考全校第一名，但他根本沒有可能向我借水彩。馬學勇考上了最好的高中——台灣「建國」中學，然後又考到台灣大學電機系。

斯坦福大學里有一個博士生，成績相當差。他修課的平均成績未達標準並且已經準備走人了，除非現在修的這門課可以拿A才能彌補一切。到了期末考試時，這位老兄連開了幾天夜車看書到半夜，希望可以拿個A。但由於讀書讀得太晚了，早上起來時已經10點了，而考試早在9點就已經開始了。，他騎著單車趕到教室已是10點30分。任課老師說：「我也不想為難你了，還是給你兩個小時的時間，你自己到圖書館里去答題吧。考卷上有兩題，黑板上也有兩題，你把這些題目抄下來就趕快去圖書館。」兩個小時以後，這個可憐的學生將考卷交給老師，然後大醉一場。因為他只答出了黑板上的一題和考卷上的半道題。他心裏想，就算他答的全對也不九九藏書過是40分而已，離A遠著呢。晚上，他匆匆地收拾行囊，準備第二天趕早上的火車回家去。

郎咸平：我在香港中文大學待了將近14年，而且先後經歷了4任校長。第一任校長高琨是「光纖之父」，他在1994年聘任我為正教授。讀者可能對英國的教授評級系統不太了解，我做個簡單的說明。在英囯系統之下，拿到博士學位后就從講師（Lecturer）開始任職，也就是和我國的助理教授同級。再上去就是高級講師（Senior Lecturer）。從講師升到高級講師是一大關口，大概只有30%的講師可以升到高級講師。高級講師再往上升就是正教授，英文是Reader。平均大概只有15%的高級講師可以升到正教授。正教授再上去就是講座教授（Professor）。擔任講座教授必須是具有國際知名度的大學者，我想大家比較熟悉的中文大學教授有物理學大師楊振寧教授和數學大師丘成桐教授。2000年以後，香港各大學的英囯系統的教授評級制度也順應時代潮流和美國接軌了。講師和高級講師改成了助理教授和副教授。副教授再往上升就是正教授和講座教授。

而第四次資格考試是考金融學的專業課程，其中一科就是Lo的股票期權。為了準備這次考試，我們全班昏天黑地地開夜車解答艱難的期權數學問題。但我們拿到考卷時一看只有一道考題「股票期權可否兌現」，題目雖看似簡單，但老師卻給了我們8個小時的答題時間。我們都認為8個小時解這一道題，那它肯定是很難的題目。我還記得全班8個小時內無人提早離場，個個面帶苦色，而且洋洋洒洒地寫了至少40頁以上，我大概寫了60頁。考完以後，老師告訴我們，全班都答錯了，答案是——NO——老師只要我們回答一個字而已。全班唉聲嘆氣，果然是小鬼難纏。

觀眾：郎教授，那你是不是退伍以後就直接離開台灣去海外了呢？

畢竟我在香港中文大學待了14年的時間，我對這個學校有著很深厚的感情。我目前唯一的職位就是香港中文大學講座教授，我沒有在其他學校、企業或政府擔任任何的職位。

跑新聞實在太忙，我也沒時間念託福和GRE。最後，就只有隨便考了。託福我考了550分，在台灣地區算很差的啦。GRE考了1640分，總分是2400分，也是相當差的了。我當時向好幾所學校要申請表，芝加哥大學寄來了一頁黃色的表格要求我填寫從幼兒園開始一直到研究所的所有的成績，而後他們再考慮要不要寄申請表給我。哥倫比亞大學也是要求我先證明我有實力申請該校，否則他們不想浪費申請表。最後，我只申請了7所美國大學。但我的運氣不好——只有一所學校有回應——賓夕法尼亞大學沃頓商學院，而且沒有獎學金。年輕的我當時也慌了神：看來老師說的沒錯，我是沒有什麼前途了。唯一一家願意接受我的學校，竟然是從來都沒有聽說過的、不知道有多爛的學校！真的，不是說笑，我到了沃頓才知道這所學校原來是大名鼎鼎。現在，大家對沃頓是婦孺皆知，沃頓的名聲如日中天，令人仰止。不過20世紀80年代初的台灣消息閉塞，很少有人知道沃頓。

因為母親學的是化工，所以在學校里教化學。台灣地區初中、高中、大學升學都要考化學，所以對升學補習班的師資需求極為強烈，而且好老師也不多。母親在台灣地區是化學界的名師，所以整曰忙著到各地補習班講課。她一個禮拜最多教過76小時的課，為了養家，母親非常辛苦。母親支撐著這個家，我們家的兄弟姐妹都非常感激她。但父親也沒有辦法，因為他是當兵的，所以錢賺得很少。父親看我們家的經濟狀況不怎麼好，母親也很辛苦，於是希望退下來，去高中當軍訓教官，因為這樣的話，生活就會穩定，賺的錢也會比較多一點。但當時，母親極力反對，說這樣不好，一個男人做教官沒有升遷的機會，她還是鼓勵父親留在部隊。不過還好，父親在部隊很受長官的賞識，所以前期一直很順利，他在42歲時，就已升至空軍少將了，當時在台灣地區算是相當的快了。他那時意氣風發，不可一世，因此也得罪了不少的領導，這就為日後的提前退休種下主因。我還記得在上初中時，他很驕傲地跟我說：「別人問我這一輩子最驕傲的是什麼呢？那就是我從來沒帶著你們的母親到別人家去磕過頭、送過禮……」當時，我們都覺得父親很偉大，但這種不可一世的態度似乎加深了別人對他的敵視。

我在高一、高二時不用功念書，主要是心有旁騖。由於初中時個子小，常常被同學修理，因此一上高中就趕緊學打拳——螳螂拳，準備和同學打架用的。老師衛笑堂是山東八步螳螂拳的嫡傳弟子，也是個老拳師，功夫極高。我雖念書不用功，但打拳卻極用功。當時我很厲害，班上包括混混，沒有幾個人敢惹我，除非他想挨揍。那時，我簡直得意極了。高一升高二暑假時，我和另一位同門師兄弟王國光到台北的鬧區西門町逛街。當地幾個地頭蛇看我們不順眼，上來找麻煩，我們就和他們打起來了，結果一下子衝出來一批他們的弟兄。當時真可以說是血戰一場。我的螳螂拳這時發揮了威力，把他們打得落花流水。當時，周圍有上百人圍觀，我感到好不得意。但我的左手手腕也被打成重傷，養了兩個月才好。我們班上的混混也從不同渠道得知了這個消息，最後大家乾脆開玩笑地叫我「西門町之虎」。

當時的媽祖島很危險，當我坐著運輸艦從基隆港出發到媽祖島時，有四隻驅逐艦護航，看起來挺威風。但過了台灣海峽中線，這四隻驅逐艦就走了。我們所有的軍官都大吃一驚，忙問怎麼回事。海軍的回答令我們全體愕然——這是囯民黨軍和解放軍的默契，雙方軍艦不過海峽中線。當運輸艦到達媽祖島時，解放軍的機帆船就在200公尺以外，監視著我們的行動。這是我第一次清楚地看到解放軍海軍的模樣。我在1980年11月抵達媽祖島。媽祖島比金門島還差，沒水沒電，我們住在寒冷潮濕的山洞里。當時的心情糟透了，我實在不明白為何自己會這麼倒霉。甚至到了現在，我還經常做噩夢又回到了媽祖島。

當時，聽石老師的話以後，我也就不敢痴心妄想地學習主流經濟學了，我想鑽研數理經濟學，因此我在大學時，輔修了很多數學課。但我總覺得自己的數學水平不是大高，主要也是東海大學沒有這方面的師資。另外，我對念中國經濟史還是有著濃厚興趣的，但念中國經濟史就得先念日文，因為日本學者收集中囯經濟史的資料比我們中國人還要完善。但在大學時期，學校根本沒有開設日文課程，因此這又形成了一個阻礙。我的數學未達理想水平，日文也沒有機會好好學，我實在不知道下一步該如何走了，羅台雄老師的悲觀看法似乎比較符合實際情況。當時，經濟系的系主任是馬凱教授，他大概是台灣地區極少數的有信心的人了。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他從來就不懷疑我未來的學術成就。

到了研究所的第二年，剛好有一個機會可以讓我到社會上鍛煉自己，我的同學鄭家鍾在《工商時報》做記者，他目前是台灣地區最大的時報報業集團的總裁。當時，是他把我介紹到報社當金融記者的。當記者對我也是一個很好的鍛煉，如此年輕的記者，才23歲，接觸到的都是部長級以上的人物。我是金融記者，很早就看到了官場上的是是非非。我當時碰到一個很是欣賞的、高水平的金融人才——周啟騋。他曾在美國銀行做外匯，後來被調到中國台灣地區「交通銀行」擔任業務部經理，最後被調到「中央」銀行擔任外匯局局長。由於台灣地區當時已是浮動匯率制度，因此外資銀行炒作得非常厲害。類似的事情在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也常常碰到，例如第一波士頓銀行和瑞銀華寶操控中國移動事件。當他出掌「中央」銀行外匯局時，即雷厲風行地打擊外商的外匯炒作而使外商銀行遭受了巨大的損失。外商銀行為了清除周啟騋，因此聯絡了當時台灣「中國」國際商業銀行董事長金克和以莫須有的罪名羅致罪行將他撤換下來。我為何要花此篇幅談這個問題呢？因為最近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有相當多的外資銀行聯合要求港幣和美元拖勾。我認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目前還沒有如同周啟騋這類的人才，因此根本沒有拖勾的條件，否則如何應付外商的炒作。而且我們一定要小心外商銀行圖謀我海外匯市場的種種不法企圖，應以周啟騄事件為例，千萬不要掉以輕心。

觀眾：郎教授，你內心有沒有反抗過以前所受的待遇？

由於自己是大牌學生，因此和老師的關係也相當好，因為老師都比較喜歡好學生。到了大二時，石齊平老師和我聊天（他目前擔任鳳凰衛視財經節目的評論員），他指出中國人念主流經濟學很困難，因為中國人根本不是外國人的對手，只有念兩種經濟學學科，才可以有機會和外國人對抗，第一是中國經濟史，第二是數理經濟學。我另外一位老師羅台雄教授更有趣，他根本就不認為我們中國人有任何可能在任何經濟學領域跟外國人對抗。他的名言是：全世界95%的文章是5%的人寫的，中國人只是點綴而已。在海外通用的本科生教科書中，絕對看不到引用中國人寫的學術文章。

郎咸平：我在上小學的時候，成績一直很差。當時，小學一到四年級時我連書都不會念，而且似乎什麼都不如人家，包括體育、藝術等。我對自己完全不認可，由於當時屬於壞學生的緣故，因此內心充滿了自卑感，而且我對未來也不敢有什麼想法。在小學五年級時，我被分到特別班，由老師對我們這些跟不上進度的同學做特別的輔導。記的父親在我小學五年級時，拿了一個算術模擬考試的試九*九*藏*書卷讓我作練習，滿分是100分，我辛辛苦苦地做完以後，卻只得了5分，那個算數題目特難做，我根本沒有任何概念。還好，就在我六年級時，小學生就不用考初中了，於是我成為了台灣地區第一屆小學直升初中的學生。

父親長時間待在部隊里，脾氣極壞，我和他很難相處。母親很疼我，但她在補習班裡教書，沒有時間陪我。那時，姐姐住校，哥哥也在讀大學，他們比我大很多，也很少在家，要回來也是晚上十一二點鐘，那時我已睡了。我下午放學后就一個人待在家裡，禮拜六、禮拜天也都只是我一個人待在家裡，我始終不明白當初為何不出去和別人玩耍，一個人待在家裡幹什麼。我跟姐姐相處得糟透了，我晚上一個人在家裡看電視，姐姐只要一回來，一定會把電視搶過去看她自己喜歡看的節目，只要我有意見，她一定會和我大打一架。哥哥跟我的關係不錯，他經常幫助我，但他很忙，很少回來。哥哥說我這個人小時候古怪，我想從小孤獨應該是主因。

我還記得我們上了一門很難的課——股票期權。當上這門課的時候，我們發現全班年紀最輕的就是老師——Andy Lo，他20歲出頭就拿了博士學位。由於這門課的數學推導相當艱難，不是普通的微積分，而是不確定微積分（Stochastic calculus）。因此，全班同學天天開夜車解數學題以對付該課的數學推導。Lo看我們的水平不行，特別講了一個故事以鼓勵我們。

當時，在東海和台大總覺得自己的水平不錯，但到了真正的學術殿堂才發現這裏的課程太難了，根本聽不懂。而且，我們還是跟經濟系博士生一起修微觀經濟學、宏觀經濟學兩門課。那就別提有多難了。宏觀經濟學的老師是國標上極負盛名的日裔美籍Ando教授，他和Modigliani教授共同創造了現代消費理論（Modigliani教授後來還因為該消費理論和金融學理論而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該理論認為我們的消費不取決於我們今天的所得而是取決於我們未來的永久所得。因此，你雖然今天收入少，可是你還是會向銀行借錢買房子或買車子，你的消費肯定超出了你的收入。這個借貸的行為就是該學說的有力證據。但這位老師教書的能力奇差無比，我們根本聽不懂他講的日本式的英文，而且他的指定讀物竟然超過了400篇論文，大家根本沒有可能在一個學期內讀完。該學期過了以後，我們大家問他為何教得這樣差時，他的回答令我們驚愕——他說博士教育就是為了培養那些能在困境中生存的學生，他是故意讓大家聽不懂的。他的這種邏輯實在是匪夷所思。

郎咸平：1985年，在沃頓開始寫博士論文時，我只想做投資學方面的論文，我根本就不敢做公司財務的課題因為我認為自己是不適合這種軟科學的，我也不認為我能進那個小圈圏。只是當時沃頓的一位大牌教授Irwin Friend需要一個勤勞的打雜工。由於我曾義務幫他搜集了一些資料，所以他很希望繼續用我這個廉價勞力，因此就收了我，並要求我做公司財務的實證研究。從此以後我就開始了噩夢生涯。

郎咸平：我想當時為何沃頓會收我，應該主要是因為我當時申請了商業經濟系。當時，真正想讀經濟學的學生就直接申請經濟系，而想讀金融學的學生就直接申請金融系，商業經濟系似乎是一個很冷門的系，沒有多少人申請，所以機會自然比較多。而且當時沃頓的政策是國際化，所以也希望多收外國學生，這可能也是一個原因。至於我為何會轉讀金融系，那又是一個巧合了。當時商業經濟系的系主任要求每一個學生都要考微積分資格考試，我立刻就慌了手腳，因為我早就忘記了微積分。萬般無奈之下，我只有到各系打聽，看看哪一個系不考微積分。最後，終於找到了金融系。該系要求太嚴格，有一半的學生在第一個星期就自動退學了，所以有很多的空缺，於是就收了我。如果我當時直接申請金融系的話，那麼我被錄取的可能性不是接近於零而是等於零，因為每一個申請人除了我以外都是各囯的天之驕子。

金耀基校長已於2004年退休，在金校長之後就是現任的劉遵義校長，他原任美國斯坦福大學經濟系講座教授，在美國學術界卓有成就，目前擔任校長期間，劉校長非常重視和大陸學界、政界的往來，他還擔任了全國政協委員會委員。

1997年，高琨校長退休後由醫學院院長、心臟科權威專家李國章教授接任。我是李國章校長提升的第一批講座教授中的一位，當時42歲，在中文大學也算是比較快的。教授做到講座教授也就算到頭了，因此這輩子也沒什麼盼頭了。

在大學時，我對經濟學很著迷，曾經幾次寫信給一些很有名的經濟學大師表示我的崇拜之意，偶爾我也會接獲回信。當時我就想如果我當大師以後，學生給我寫信，我一定會回復。現在，很多學生給我寫信，我都會盡量抽空給他們回信，以償我當初的夙願。2002年下半年，我在成都西南交通大學做演講時，很多學生圍著我，問的都是比較淺的問題，我絲毫不介意，我還很鼓勵同學們多問問題。有些好心的教師怕我為難，連忙阻止同學發問，我說沒有關係，我覺得他們的問題比我年輕時問的問題有水平多了。當我離開時，圍著我的學生非常的依依不捨，我和每個人握了手並拍拍他們的肩膀表示鼓勵，學生非常高興，覺得深受鼓舞。那裡的同事問我為何對學生這麼好，我說我當學生的時候就曾因為大教授的那麼一點點關懷而大受感動，甚或終生都想以經濟學為追求的目標。我記的，當時普林斯頓大學和紐約大學的經濟學教授William Baumol給我回了一封信，其中有一句話讓我終生難忘，「A person you』re your eagerness can produce the new idea we need for the future」，就是「像你這樣有激|情的人，一定會研究出經濟學需要的新概念」。這句話我放在心裡一輩子，深受感動。William Baumol後來成了我在紐約大學的同事。

我到了沃頓后，碰到了初中時代的同學——馬學勇。他在「國立」台灣大學以優異的成績畢業以後，拿著全額獎學金赴沃頓商學院決策科學系攻讀博士學位。當然，他不記得初中那一點瑣事了。他還邀請我參加了他的婚禮。但一兩個學期以後，他就不讀了，聽說是考試沒過關。但他也沒有告訴我們，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就這樣消失了。據同系的學弟梁定澎（現任台灣「中山大學」教授和香港中文大學訪問教授）的說法，他這一生太順了，所以沒有辦法承受不順的打擊，因此輕易地就打了退堂鼓。事實上，我覺得我們中國人壓力太大了，而且總把讀書看得太重要、太唯一了，幾乎沒有辦法擺脫這個枷鎖。老美就輕鬆得多，念好就念，念不好就不念，無所謂。我們可能認為馬學勇無法承受打擊而退學，說不定他自己可能就像老美一樣覺得念書沒什麼了不起的。所以也可能並不是他本人想不開，而是我們局外人在替他想不開而已。

我和他曾談及此事。根據他的說法，他計算的海洋潮流非常準確。當退潮時，他就下海游到小金門和對岸之間的一個小沙丘上休息，等漲潮時，他再利用潮流游到對岸。而且他怕牽連到他的直屬長官，因此選擇了前後任長官交接時才開始行動，因此按照「連坐法」的規定，前後任長官均不用對此事負責任。我當時很好奇地問他到底是何原因讓他冒著如此大的風險投奔大陸。他的回答是他本人是在一份對祖國統一的強烈感情的驅使下，才決定如此做的，他願意冒險去追求這個理想。這種兩岸統一的想法對於在台灣地區的外省人而言是比較普遍的，但對於像林毅夫這樣的本省人而言卻是極為少見的。我們姑且不要對林毅夫這個行為做道德或政治上的批判，他的勇氣就實在讓人佩服。因為如果當時被抓到的話，按照我在前線的經驗，那就毫無疑問一定會被判處死刑。因為當時兩岸的軍事關係還是比較緊張的，面對大陸的海岸線哨兵，如果站崗士兵睡覺的話都可能會被判處死緩，何況是「投敵分子」。

觀眾：郎教授，你當時對自己的將來有什麼打算？

如果林毅夫不投奔大陸，那他肯定會在國民黨部隊中擔任要職，因為他當時是從台灣的第一名校——「國立」台灣大學農業化學系畢業后參軍的。當時報章雜誌把他捧為「棄筆，從戎的反共樣板」而做了大幅的報道，我們這一代的人對他都會感到非常地佩服和尊敬。很多讀者可能還不知道林毅夫在投奔大陸之前，擔任過小金門陸軍馬山連連長。在前線待過的軍人，可能都知道馬山連就是所謂的尖刀連，也就是國民黨40萬大軍第一個接敵的連隊。因此，該連軍官的選拔尤其重要。「不紅不專」的軍官絕不可能擔任該連的任何職務。因此，我們常開玩笑地說，他投奔大陸對於囯民黨「反共決心」打擊之大是不可想象的。

今天的金馬前線已經幾乎完全撤軍了，已經沒有了20世紀80年代的緊張氣氛了。而且大陸和台灣的交往密度更是與日俱增。因此，想到林毅夫的決定，我不禁會想是不是他比我們都更有前瞻性呢？

在「放牛班」時，我學木工，準備出來就業之用，到現在我的木工還是做得很好，只是目前無用武之地而已。當時，我先學木工，準備再學電工。但我的電工學得不太好，好像我對電子線路不太上手，學了一個學期之後，發現不行，因此將精力全部投入到學習木工上面了。我們學校當時還有實習工廠，工廠裏面有車床、刨床、鋸床等等，工具很全。我木工練得很好，準備出來先ｒeａｄ•9９ｃｓw.cｏｍ做木工學徒，再開個木工廠。我可以把一棵樹做成一套漂亮的傢具。那時候，我們戴著粗的白手套，十幾個人搬一棵樹，我們有一個大機器，我也不曉得叫什麼名字了，把位置調好以後，把樹放進去，出來就是長方形的木板，長方形木板再放到另外一個機床里進行切割，要幾塊板就切幾塊板，很方便。工廠里有一個鋸床，鋸子就在鋸床中間快速地轉動，一不小心就會將整隻手指割下；我們使用這台機器的時候都非常地小心。我們那個小組就能把木板切割成任何想要的形狀，到最後再用細刀具、沙具磨，磨得很漂亮，做任何傢具都沒有問題。我們「放牛班」出來的很多同學當了木匠、水泥匠，有的還當了包工頭，承包建築工程，也有的同學當了老闆。從「放牛班」出來再升學的學生基本上只有去念職業學校了，到最後念到大學的據我所知只有兩位學生，其中一位就是我。

以香港7個大學而言，中文大學的教授升等傳統上是最慢的，也設什麼特殊的道理好講，就是比較拖。我們有好幾位同事不耐久等紛紛轉往他校，反而一下子就提升了。

郎咸平：我的父親和母親曾在張學良先生創辦的東北大學讀書，父親讀的是經濟系，母親讀的是化工系。他們畢業的時候已經是1949年了。我的父親隨即加入國民黨劉安祺將軍的部隊26軍，他一參軍即被授予上尉軍銜。國民黨大勢已去后，26軍從青島撤退，大概有二三十萬山東人撤退到台灣，所以在那裡山東人特別多。撤退的時候每一個軍官一般都帶一箱子的黃金、白銀，但我的父親這個人特別有趣，他帶了一箱青島啤酒、三塊大洋和我的母親就上路了。那時，母親還懷著我的哥哥，父親花了兩塊大洋給母親買了一個床位，供她睡覺。在台灣的基隆，他們下了船，因為第一次看到香蕉，所以父親又花了一塊大洋，買了一串香蕉。從此，他身無分文，就到部隊里去報到了。以後，父親就一直在台灣，始終沒有脫離部隊。

我進了大同中學。我們那一年級有26個班，我被分到15班。我們的班主任黃升煥凶極了，他就是那種在日本帝國主義教育下成長的日本式的大男人。眼鏡圓圓的，他最喜歡耍弄日本武士刀，還經常給我們看他的武士刀，我們羡慕的要命。為了有效地控制班上的學生，黃老師就學習日本傳統——指定密探，將喜歡上課講話或做小動作的學生名字記下來，下課後再逐一修理。密探都由班裡前10名的好學生來做，他們不會登記好學生，專門登記差學生。班裡總共有50多個人，但班上經常挨打的差學生大概超過20多個人。我的學習成績不好，屬於那種經常被打的學生。而且好學生坐的位置也好，差學生就坐在教室的四周或最後面，我當時就坐在最後面。黃老師打人的花樣很多，有時叫我們匍匐前進在地上爬，爬得越慢打得越凶，爬起來又坐在桌子上打大腿，好痛，打手心算是最輕的。初一念到一半時，我們就搬家了，搬到了離學校很遠的地方，於是我上學要騎車。父親說大同中學好，不要我轉學。因此，每天早上我必須騎一個小時的單車上學，路又遠，車又多，騎車很危險，再加上那個時候老師經常打我，所以我感到上學痛苦極了。

我必須承認，趙萬富將軍本人是一貫秉持著「反攻必勝，建國必成」信念的軍人，因此，他對於「反共」的政治思想比任何人的都要強烈。而且以他的水平而言，能坐到如此高的職位已經是相當不容易的了，他對於「皇恩浩蕩」而急求回報的心態是可以理解的。當時，他在媽祖前敵指揮官任內與解放軍經常對抗還是比較符合當時環境的。但趙將軍幾年以後升任金門防衛司令部上將指揮官卻仍沿用這種心態就顯得有些不合時宜了。最後，他在金門指揮官任內因炮擊大陸商船而被撤職。

但是納什的博奕論卻提出相反的觀點。他舉出了一個小例子——如果有五位男人想同時追求五位女人中最漂亮的那一位，那麼自由競爭的結果只會告訴剩下的四位女人，她們不是這些男人的首選。如果只有一位男人勝出，那麼當那四位失敗的男人再去追求那四位女人的時候，這四位女人肯定不會理會這四位男人的。因為這四位女人肯定因為自己不是首選而生氣。因此，自由競爭的結果只會造成一位男人的成功與四位男人的失敗。但由於這五位男人，人人都沒有把握成為最終的勝利者，所以這五位男人絕對不敢追求這個漂亮女人，而會去追求另外四位女人。到最後，反而是最漂亮的女人沒有人要。這就是自由競爭的下場——最好的會先被淘汰。

觀眾：郎教授，你在香港特別行政區中文大學待了10餘年，能不能談談你對中文大學的感情。

當時，我在媽祖擔任財務官，所以需要和各部隊接觸，以發放大夥的薪水，因此，我看到和聽到的可靠消息特別多。國民黨部隊與解放軍時有交鋒，我本人就親眼見到了幾次。當時，國民黨防空雷達很落後，鎖不住飛機，防空火炮沒有什麼大用處，所以我們就看到了一個奇觀——所有的高射炮全部放在海邊打解放軍的魚雷快艇。每當開炮轟擊解放軍快艇時，對岸每一次都有不同形式的信號彈打向天空以指揮調度快艇，甚是壯觀。

我的論文題目是《管理者自身利益對公司資本結構影響的經驗檢驗》。完成這篇論文後，我的指導教授在1987年去世。我將兩人聯名的論文發表在1988年的Journal of Finance上。

我們用兩年的時間把所有的課程都讀完了，同時還得通過四次非常困難的學科資格考試。考完試以後，即被授予金融學碩士學位。這四次考試中最難的就是第一次，因為要考宏觀經濟學跟微觀經濟學。我當時是全班第一名考過的。一直到了這個時候，我才覺得自己讀書開竅了。」

我們在媽祖可以進行體育運動，但是卻不能打籃球，除非指揮官特批。因為前一年，有一個陸軍上尉連長——林正義（後來改名林毅夫）——抱著籃球由小金門游泳到對岸投奔大陸。從此以後，前線各部隊對於官兵的思想工作抓得特別嚴，以防止類似事件再次發生。每個星期四早上，都要上政治課，以強化官兵的思想。記得有一次上政治課時，我在背英文單字，被指揮官抓了個正著，我還被罰寫悔過書——也就是進行所謂的自我檢討。

但當時是第一次接觸博奕論，之前，我簡直連一點概念都沒有，而且我對宏觀經濟學也是消化不良，兩門課考下來，成績都是C。到最後，我這個人品行不錯，操行很好，上課從來不遲到、不早退。助教幫了我一個大忙，幫我改了個B-，讓我留了下來，因為在那裡，C是生存不下去的。那時，我不敢交學費，學費一直拖到最後才交。我想如果實在不行的話，乾脆拿錢回台灣算了，也不用浪費學費了。所以學費一直從9月份拖到了12月份。

大學畢業，我順利地考上了「國立」台灣大學經濟學研究所，那應該是台灣地區最好的、經濟學家的搖籃。台灣地區的政界人物幾乎都出生於「國立」台灣大學的法律系，而財經界人物則大部分出身於』「國立」台灣大學經濟系。而且很有意思的是，我那一屆「建國」中學社會組可以說是獨霸經濟學家黃金榜，有好幾個同學目前都是台灣地區著名的經濟學家。例如「中央」研究院副院長朱敬一；高雄市財稅局長、台大經濟系教授林向愷；「中央」研究院院士、「國立」台灣大學經濟系教授、計量經濟學泰斗管中閔等等。父親深深以我為榮，到處吹噓我的學歷，直到那個時候，他才知道我以前是「放牛班」出身的。父親的反應也稍微太慢了一點，10年以後才搞清楚兒子在初中時幹什麼。

郎咸平：我的母親到台灣后，一直在學校里教書。1950年，她在台南生下了我的哥哥；1952年，在台中生下了我的姐姐，然後全家又搬到桃園，她在桃園生下了我，那時是1956年。母親懷我的時候曾經算過命，算命先生說：「你這個孩子養不大，12歲必死，沒有可能闖過這一關。」母親不信這些，堅持不墮胎，最後生下我。我從小就體弱多病，父母都特疼我，怕我死掉。他們的身體都好，就我的身體不好，我那時幾乎天天生病。小時候，我最容易扁桃體發炎，父母大概要一個禮拜帶我去3次醫院打抗生素、吃藥，養大我很費力。我小時候也尿床，一直尿到12歲，反正各方面都不是很正常，到了12歲過了以後，我的身體就比較正常，也不再尿床了。

我記得在1981年年初，解放軍機帆船和一些民間漁船在媽祖島外海不知道要幹什麼。我們的炮兵開火警告，但幾隻船卻越靠越近。我們的士兵緊張壞了，不小心扣下了機關槍扳機，一顆子彈射死了一個人，但不知道這人是解放軍還是漁民。第二天不得了，上千隻機帆船和漁船將媽祖島團團圍住，時間長達三天，把我們大家都嚇壞了。在我的記憶中，類似被圍的事件起碼不下10次。當時，我身邊隨時佩帶著手槍，以保護自己，晚上睡覺時也是槍不離身。

郎咸平：我當時感到很無奈，在初中一、二年級時，成績其實也不算太差，在30~40名之間，屬於中下等。我們班上還有很多40名以後的同學，但最後我發現他們沒有去「放牛班」。於是，我就一直在想為什麼我要去「放牛班」，而他們不用去呢？這個問題我一直就想不明白。我想唯一比較可能的解釋就是我沒有補習，而那些40名以後的同學大部分都去老師家補習了。那時，我非常難過，因為整個事件是不可更改的，而我又是無能為力的、更談不上反抗了，差學生還有什麼資格反抗嗎？

觀眾：郎教授，我和我的同事以及學生們都實在不能想象你以那麼差的託福和GRE成績竟然也可以進沃頓，那麼你在沃頓是否一帆風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