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村先生在《惡魔的飽食》中尖銳地揭發了日本軍國主義731部隊的罪行，對於保衛和平、反對軍國主義發揮了重大的作用。」

聽說是汽車和馬車發生衝撞，我們唯恐是前邊的汽車發生了事故。

「把我們出賣給日軍當局的兩個人，叫大內隆雄和藤田菱花。這兩個人把我的作品翻譯之後，作為我的罪狀證據。大內原來是個左翼作家，叛變之後來到『滿洲』。據我所知，藤田是個特務，也是滿洲的土匪。夥伴們並不知道他是日本人——漢語講得十分流暢，毛筆字也寫得特別好，而且，很喜歡中國的古詩和唐詩。他還吸鴉片。誰也不知道他是日本人。日本佔領東北以後，藤田作為作家出現在長春。」

在中國各地聽到的同樣措辭中，存在著一種希望同歷史上、地理上有著密切關係的日本友好相處的意識吧。

平房就是731部隊的根據地，是《惡魔的飽食》的核心，是銘刻著被殺害的「馬魯太」無數的怨恨和日本侵略戰爭爪痕的地方。經歷了37年的歲月，這裏究竟會以什麼樣的表情來迎接我們呢？

但是，到出發時，天氣逐漸變好。市內正是自行車高峰的時刻，我們的汽車穿過自行車群，向平房駛去。沒有自行車的人們，站在貨運卡車上，被分別送往工作單位。這裏上班時間通常比較晚，但採取輪班制，錯開上班的時間。

王學琴先生的致詞包含著對我們日本人訪問平房的一種「照顧」吧！

突然汽車急剎車，有許多人聚集在黑暗中，車燈燈光中升起了蒙蒙的塵埃，情況顯得有些異常。車燈照在前方，一匹馬流著血倒在地上，人也倒下了，這又是一次交通事故。

日本的作家很少到哈爾濱來。來迎接我們的三位人士，作為中國的作家，對《惡魔的飽食》都表示非常的關注。

中國方面這種有所「照顧」的措辭，使我因想起了蔣介石於1945年8月15日向全中國國民的廣播講話，他強調採取以日本軍閥為敵，而不以日本人民為敵的方針：「我們絕不企圖進行報復，尤其不能對敵國無辜的人民加以侮辱。如果以暴行回答敵人過去的暴行，以侮辱來回答他們過去的錯誤的話，則是以恨報恨，那就永無止境……」

在北京逗留了兩天之後，我們一行於9月17日下午4時乘中國民航601航班飛往哈爾濱。這是一架和YS-11相似的蘇制伊柳辛型雙引擎螺旋槳飛機。

9月18日清晨，我們一行「進入了平房」。這是我們訪華旅行最重要的一站。中國作家協會的張浪先生和中流先生以及哈爾濱市地方史學會的佟振宇先生陪同我們訪問。

不一會兒，汽車繞過馬匹，離開了事故現場。晚上六點半左右，比預定的時間稍晚了一些，汽車駛進了此後五天下榻的宿舍——「和平邨賓館」院內。七點開始舉行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黑龍江省分會副秘書長張積智主辦的歡迎宴會。

「我們是為祖國而戰，是為了日本，才把『馬魯太』作為實驗材料的，有什麼不好？你們這些傢伙沒有參加過戰爭懂什麼呀！」

作者注

汽車在看似市區中心的一座橫的細長的像學校式的三層樓前停了下來。這裡是平房區區政府兼區議會、警察署和共產黨的辦事處，是平房區行政機關的中樞。

當想到日本的這種思想「基礎」時，我們不能認為過去侵略中國和東南亞地區的行為和戰爭罪行是和一般的日本國民毫無關係，不能和一部分軍國主義者犯過的錯誤分割開來。

我們被從拉有電線的白燈罩路燈的大門引進了區政府建築內，來到了二層像是會議室的大房間里。室內沒有什麼裝飾，僅在白色的牆壁上掛了幾幅中國畫。房頂很高，室內擺著一些木製桌子，桌子背後放著的沙發呈口字型擺放著。

在特設監獄的牆壁上留下血書而死去的中國「馬魯太」，如果靈魂有知的話，對於現在這種情景，將會產生怎樣的感慨呢！

「今天是9月18日，正值日軍開始侵略中國的51周年。在這個日子里，迎來了森村先生一行，我們來共同回顧歷史是很有意義的。」

幾乎看不到人家，沒有擦身而過的汽車，也沒有行人，只有偶爾幾輛運貨的馬車。視野所及的遼闊原野，被沉落在地平線上的夕陽餘輝柔和地染紅，氣溫相當於日本10月中旬左右。

過去對日本只有九-九-藏-書厭惡和憎恨的平房人和日本人，現在沭浴在和平的陽光下緊緊地握手。此時，充滿秋日馨香的微風，輕輕地拂過綠色的楊樹林。這時候，我突然想起了狄更斯的名著《雙城記》末尾的一段話，那是主人公為替自己受刑的人寫的：

韓曉先生讀過《惡魔的飽食》。在我們之前，日本記者團訪問平房時，他做過嚮導。在我們訪華前10個月，韓曉先生通過日中有關人士給我來信，表示希望在哈爾濱市翻譯《惡魔的飽食》，並保存731部隊的遺迹，以免淡化戰爭的記憶。因此，我覺得像見到了老朋友似的。

我們的車裡坐著關沫南先生。在車中再次相互介紹之後，通過德永君的翻譯，雙方進行著交談。

抵達哈爾濱伊始，就遇到了一位最希望找到的活證人。查證731部隊現場，從這位抗日作家提供的生動證詞揭開了帷幕。

雲海下面的大地，就是昔日的「滿洲國」，是日軍侵略最嚴重的地區。這塊深深地銘刻著侵略傷痕的大地，在雲海下面蒼然地迎來了黃昏。

訪華期間，不僅王先生，而且所到之處都聽到了「必須把日本軍國主義者和日本人民區別開來」這句話。隨行的林紹綱主任和李梅子女士也這樣說。日本軍國主義者和日本人民真的能夠區別開來嗎？對於中國方面的這句話，我們日本人可以心安理得嗎？

在禮節性的致詞之後，王先生開始具體地講述了731部隊與平房區的關係。

「我從十六七歲開始進行創作活動。二十一歲被捕時巳寫了四十多篇短篇和兩篇長篇，並正在報上連載。」

我心中產生了一種終於來到了這裏的感慨。雖然心中擔心著日本的情況，但是，既然已來到了當地，就決心專心致志地進行採訪。由於這種緣故，平安無事地踏上了這塊土地，產生了一種異常的緊迫感。

「被捕以後，我被監禁在松花江附近掛著『松花塾』招牌的秘密監獄里（位於今天哈爾濱中央大街和友誼路的拐角）。從外表看，它是一幢極其平常的、屋頂略高些的普通平房。市民誰也不知道這裡是監獄。

「1941年12月31日深夜，兩個日本憲兵把我逮捕了。他們將燈火管制時用的外黑里紅的窗帘蒙在我的頭上，架著我上了車，走了大約30分鐘。這天夜晚，哈爾濱市所有的左翼作家同時都被捕了，所以將這次事件稱作『12.31事件』，又稱『哈爾濱左翼文學事件』。

1944年8月，上坪鐵一中佐當上了雞寧憲兵隊隊長。為了提高達境憲兵隊的「成績」，他知道，最大限度地利用「特別移送」是一個最有效的做法（中略）。同年11月初，他探知了軍事情況，捏造了「進行反滿抗日運動」的借口，逮捕了居住在平陽的善良的農民王環女士和她的父親共15人。（中略）

日本的戰爭是在「用亞洲人的手保衛亞洲」這一類防禦性的口號下開始的。揭露日本侵略真相的人，遭到「賣國奴」、「那還算日本國民嗎」的咒罵。這也是基於日本民族的集體歸屬意識。

「被關的房間中，在很高的牆上有一個嵌著鐵欄杆的小窗戶，踮起腳尖或跳起來也看不到外邊。附近有一幢白俄的教堂，地面有電車終點站。從傳來的陣陣鐘聲和電車進站的轟鳴聲和回頭電車的發車轉轍器轉換聲，可以判斷出監獄的位置。

但是，這並非僅僅是由於獨裁者的催眠所致，是否也因為「日本人」具有一種容易被催眠的思想基礎呢？那就是由單一民族構成的日本民族在島國封閉的環境中培養出來的忠君愛國精神。這些使（日本）容易統一輿論，並把日本置於世界中心的地位，沿著侵略戰爭的軌道狂奔下去。任何一個國家的國民都有愛國心，只要沒有國家的獨立與自由，就談不到個人的人格和自由。但是，過度的愛國心，就會把本國以外的國家看做是支撐本國富裕起來的「基礎」，從而陷入只要本國好，不管別國怎麼樣的自以為是的狀態中。在日本，這種狀態和激進的軍國主義結合在一起，使日本加入了殖民者的行列。

機場距市內約42公里，到我們下榻的旅館所在的市中心，約需一小時的時間。

中方的這一證詞，和原關東憲兵隊司令部第三課課長吉房虎雄中佐的下述手記是一致的：

在熱烈的掌聲中，王先生結束了致詞。

「然而……殺害中國人民，是日本軍國主義者犯下的罪行，日本人民同樣也是（軍國主義的）受害者。今天，為了維護和平，反對軍國主義復活，應共同展開鬥爭。日本和中國人民之間有著漫長的交流歷史，我們必須讓這種交流的歷史發展下去，讓中日兩國人民的子子孫孫友好下去，我再次表示衷心歡迎森村先生一行的訪問。」

王學琴先生的講話在高大的室內引起了回聲，翻譯李梅子女士緊張地進行翻譯。不足之處，由德永女士進行補充。在整個旅程中，她們兩人相互幫助，配合得很默契，很好地給我們進行了翻譯。

731部隊真正的可怕之處，並不僅僅是活體實驗等犯罪行徑的本身，而在於這樣一個事實：即我們也站在731部隊的延長線上。

「被捕的人去處多種多樣，除『松花塾』以外，還有日本領事館、憲兵隊本部等，市內設有許多監獄。哈爾濱憲兵隊、哈爾濱市警察局特高科和特務機關之間都保持著密切的聯繫。」

我們早就聽說過韓曉這個人的名字，他的正式頭銜是「平房區友協街道辦事處主任」。作為當地研究731部隊的人員，對該部隊多少有些關心的記者、作家和學者大都知道他。

同日本的城鎮不同，這裡是公寓、工廠、倉庫、牲口圈、馬棚、貨車、工地和綠化區混雜在一起，形成了一種熙熙攘攘的活躍氣氛。

「被捕時和釋放時都是用燈火管制用的布蒙起眼來，並用汽車在市內轉來轉去，所以無法判明監獄的位置。」

然而，至今原731部隊上層人員依然認為「石井部隊在當地為醫學防疫做出了貢獻」。「搞過活體實驗，但那是為了國家而搞的」。不少人不是悔恨，而是抬出為集體行動是合理化的歪理。

「我們進行活動時，有三個特務（機關人員）鑽進了我們內部。他們在三年中間一直在監視我們的活動，掌握內情。在我們被捕、接受審訊時，他們事先已進行了調查，日方巳詳細地了解我們的活動情況。三個特務中的一個是其他縣的共產黨員。他們被捕後轉向，背叛了黨。另一個人是他的妻子，是共青團員。還有一個人偽裝進步的態度，接近我們。我們將他們作為同志和他們交往了三年。其間他們完成了對我們活動的調查。

平陽分隊長曾場中尉等30名憲兵，一個多月里，不讓他們吃，不讓他們睡，加以種種兇殘的拷打，但未能發現任何事實。（以下略）

原731部隊年老的護士，談到平房地名，總是把布滿皺紋的雙手合起來為犧牲者祈禱冥福。不僅僅是原部隊人員，平房這個地名使日本人心中回憶起痛苦的過去。與其說是日本人過去在「聖戰」美名下犯下罪惡的本身，不如說是要隱瞞過去的錯誤，而借口這是因為戰爭沒有辦法而支吾搪塞的做法更是野蠻。然而，雖說這是被軍國主義的瘋狂所迷惑而犯下的錯誤，但是訪問銘刻著祖國犯下的錯誤，灑滿犧牲者鮮血的大地，作為一個日本人來說，我的心情是很沉重的。

對《惡魔的飽食》最多的共同批判譴責是說「有兒子揭露老子罪行的嗎」？也就是說他們把國家和領導比喻為父母，而把國民比喻為兒子。本國「戰勝」的成果，是建立在對別國和其他民族的侵略加害的基礎之上的。受害的傷口，相互舔舐，而對於加害，則相互掩蓋。這在日本巳成為一種默默的傾向。破壞這種傾向者，就被看作是叛徒，是「非國民」。

「我並不是為了激起中國國民的舊恨才寫《惡魔的飽食》的，而是為了使對戰爭的記憶不致淡化，防止重犯同樣的錯誤才寫的。我希望評價創作《惡魔的飽食》的不是中國人，而是日本人。作為一個國民來說，對於祖國犯下的錯誤總想儘可能地予以掩蓋，但是，一方的國家在侵略另一方的國家之後，為了恢復兩國真正的友好關係，侵略一方的國家應該做出誠摯的反省。這部書也是曰日本國民反省的書。如果把《惡魔的飽食》作為橋樑，平房人和原731部隊人員之間忘卻舊怨而進行交流，進而成為支撐兩國友好的一塊基石，那麼，我將感到榮幸。」

在事變前後，滿洲鐵路一直使用「柳條湖保線區」地名，關東軍也稱之為「柳條湖分遣隊」。關東軍參謀部在1931年7月發行的《奉天（瀋陽）近郊地圖》記栽為「柳條湖」。關九_九_藏_書東軍司令本庄繁在9月18日的日記里，寫為「柳條湖事件」。1938年關東軍在爆炸地點修建的紀念碑上刻的是「柳條湖紀念碑」。那麼，怎麼會把「湖」錯叫成「溝」呢？可以認為其可能性是：朝日新聞奉天（瀋陽）通訊局局長武內文彬於9月19日發往東京朝日新聞總社的第一次電訊中把爆炸地點錯寫成「柳條溝」。從那以後，日本的媒體都使用「柳條溝」了。本書統一採用「柳條湖」的說法。

1941年在哈爾濱報紙上發表連載《沙地之秋》、《落零時節》時被捕，連載中斷。在監獄中被監禁三年以後釋放，加入長春的東北人民解放同盟，任雜誌《新群》總編輯、東北作家聯盟執行委員。1946年1月起任哈爾濱中蘇友好協會文學科科長、《北方文學》雜誌總編輯等職。30餘年來，主要執筆創作小說和文學評論，也寫過不少劇本和散文。

這次廣播講話，使在中國的日本人深受感動。

我們被安排坐在靠窗邊中央的沙發上，然後大家圍著我們而坐。首先是王學琴副區長代表平房區致歡迎詞：

對於我的希望，關沫南先生既不爭強，也不勉強開口，而是毫不在意地像回憶往事般淡淡地講了起來。

但是，清朝、民國、偽滿、國民黨統治時期和解放后該地的地名一直是「柳條湖村」，另外，居住在該地區的老人也把它叫做柳條湖村。

（摘抄自《中國文學家辭典》）

「我被捕后，被他們用竹劍亂打。我還遭受了拳打腳踢等暴行。『12.31事件』前被捕的人，受到灌涼水、電刑等拷問。結果，有兩個人在某種程度上做了自供。半年之後，我們被捕了。」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前夕，他們把作為犯罪證據的工廠設施全部炸毀。從中心設施里逃出了許多動物，被細菌污染的動物多數逃跑了。戰爭結束后，曾以兇猛的勢頭流行了鼠疫。1946年在義發源、東井子、后二道溝等村子里有100多人因患鼠疫而死亡。這些都是日本軍國主義者在侵華中犯下的罪行。（日軍的）這些極其殘暴的罪行，至今仍記憶猶新。近來，日本文部省正在篡改侵略中國的歷史，這是絕對不能允許的。

一陣輕輕的振動，飛機著陸了。這時是下午5時40分，飛機是準時抵達的，恰好是夕陽剛剛落到地平線上的時刻。

「我雖受了拷問，但我說：『我是一個個人，寫了些基於共產主義精神的作品，是利用文學這個手段宣傳共產主義，同共產黨沒有關係。』一直堅持到最後，我都這麼說。」

他們並不是職業軍人，而是極為普通的日本市民，他們絕不是中國所說的軍國主義者。在「為了國家」這個免罪券（中世紀歐洲天主教用）的保護下，也許能夠免除個人的責任，但是，我們日本人具有一種如果處於同樣狀態之下，會多次重演相同罪行的危險「基礎」。這一點是絕不能忘記的。為了不忘記這種「基礎」，我才寫了《惡魔的飽食》。

關沫南先生以低沉的語調淡淡地這樣說道。從他那穩重的風貌完全看不出他是一位經受過殘酷鎮壓風暴的人，但是，支撐纖弱身體的毫不動搖的姿態，卻令人感到他有一種經歷過長期抗日鬥爭鍛煉而養成的堅強意志。

我們分乘兩輛中國制的「上海」牌轎車離開機場。汽車行駛在廣闊農田中的道路上。這裏並不是平原，而且到處都經過耕耘，根本沒來到「滿洲」的感覺。

「我被送進了長春監獄，後來和獄中相識的一位婦女結了婚。她也從事抗日運動，被捕之後受到了同樣的拷打。後來查明我（和共產黨）沒有關係才釋放出來。」

關沫南先生身體比較瘦小，乍一看似乎像有病在身，有些纖弱。他語氣穩重，說話的表情柔和，很有風度。作為共產黨作家，他參加過抗日運動。他在東北地方從事抗日地下活動，曾被日軍逮捕，差一點被送往731部隊。在車中的交談中我了解到了這一點。

田野雖然很寬闊，但都耕種得很整齊。這裏和我印象中的「滿洲」荒野相距甚遠。令人擔心的天氣完全放晴，明亮的陽光照射著碧綠的平原。這同731部隊陰森森的印象相差十分懸殊。

我現在將做的遠比我所做過的一切都美好，我將獲得的休息遠比我所知道的一切都甜蜜。

731部隊的根據地——平房區，現有人口為1425九-九-藏-書23人，是哈爾濱市的一座衛星城。這裏的經濟是以生產農機具和木材工業為主，城市處於發展中。

作者注

張女士雙頰消痩，頭髮零亂，蒼白的臉上傷痕纍纍，又有些腫脹，但是，她只說：「我到蘇聯去訴說中國農民瀕臨死亡的痛苦，這有什麼不對呢？」除此之外，她一句話也沒講。（中略）這樣一個被嚴刑拷打、傷痕纍纍的人，不能釋放，送上法庭又沒有充分的事實根據，考慮到已向司令官報告了「逮捕了15人的重大事件」，無論如何也必須把這一事件作為自己的「成績」。反覆思考的結果，只有把他們送進石井部隊。包括張女士和她的父親在內，把6名拷打致殘的人作為「特別移送」轉送進了石井部隊，其他人勉勉強強地釋放了。（《在華日本戰犯的自白》，引自《侵略》一書，新讀書社出版》）

雖說如此，《惡魔的飽食》的作者我和下里先生不得不訪問平房這個地方，這是令人產生像聖地耶路撒冷那種鄉愁的矛盾心理所促使。這裏應該是日本人發誓不再重犯戰爭罪惡的聖地。

在平房留下無數的怨恨而死去的許多「馬魯太」一定會想，不久，和平將重新到來，雨過天晴的明媚陽光和一片綠色在微風之中，日中兩國人民相互握手的日子將會到來。

「歡迎來平房訪問，我們恭候巳久了。」這就是平房區人民政府副區長王學琴。接著，又走過來一位面孔曬得黑黝黝、表情淳樸而魁偉的人，他是韓曉先生。

恰好是1982年9月18日上午10時，正值關東軍對瀋陽郊區柳條湖（柳條溝）的滿鐵線路進行陰謀性破壞並以此為侵略中國的借口，製造「滿洲事變」的第51個年頭的早展。

附近樓房的窗戶里露出了許多人臉，街上的行人也圍擾過來。從歡迎的人群中走過來一位目光和藹可親、充滿信心的人，和我們緊緊地握手。

關沫南先生的話將要結束時，汽車駛進了市內。天巳經漆黑了，許多自行車行駛在沒有路燈的街道上，自行車也是無照明的。在中國的任何一個城市裡，自行車都特別多，這是一個特徵。道路像是專為自行車修建的，汽車得讓著自行車行駛。不過，汽車和自行車相撞的事故也比較多，我們訪華期間多次目睹了這種事故。

滿機的乘客大部分是中國人。包括我們在內，日本人一共只有7位。

我們的訪問事先已通知了當地，因此，受到了十幾個人的歡迎。幾乎所有的人都穿著長統雨靴。

「731部隊強硬地讓居住在平房區的人們搬走，之後，在這裏修建了一座製造細菌的工廠。731部隊在這裏利用各種動物進行細菌戰實驗。不僅使用動物，還利用中國人的人體進行各種實驗。日軍通過各種殘酷的實驗殺害了許許多多中國人。」

關沫尚：1919年11月14日生於吉林省永吉縣小蘭屯。從上初中起受魯迅和高爾基的影響，立志從事文學事業。1937年由於家境貧困，高中退學到郵局工作。後來參加了哈爾濱馬克斯主義文學研究小組，從事左翼文藝活動。在《新青年》和《小說人》等刊物上發表了40餘篇小說和散文等。

走下飛機，迎面襲來一陣寒氣。在機場大廳的入口處，我們受到了中國作家協會黑龍江省分會副主席關沫南先生和該會的張浪先生還有詩人中流先生的歡迎。看上去他們是衷心歡迎我們訪問的。給人的印象是，中國作家協會是以北京為中心的一個非常統一的組織。聽說作家也是公務員，根據各人的業績來確定他們的地位和薪金。

在日本出版的有關太平洋戰爭的記錄中，絕大多數是日本受害的記錄。

在王學琴先生講完歡迎詞之後，我站起來，首先對他們的歡迎表示感謝。接著講道：

汽車行駛了20分鐘以後，就看不到一排排的居民房屋了，而是進入了廣闊的農田。視線所及，都是種有高粱、土豆、大豆、小麥和青菜的農田，在地平線處種著許多白楊之類的樹木。

穿過綠色的農田，通往平房的道路是筆直的。道路兩側都種滿了白楊樹，貨車和自行車也大大減少，偶爾有幾輛運貨的馬車，悠閑地行走著。

「我得以生還的原因，聽說，對當時的日軍來說，共產黨作家很稀罕，是為了進行觀察。」

飛機降低了高度，地面逐漸顯露出來，我剛想飛機會不會在小米、高粱地里著陸時，前方巳出現了跑道。

的確，過去是軍事立國的法西斯主義統治著日本，並由法西斯主義發動了侵略戰爭。這場戰爭是由一小撮軍國主義者壟斷了政治權力而發生的。由於政治權力全部交給了擅長集體催眠術的獨裁者，所以才把全體國民驅趕進了戰爭這個集體瘋狂的狀態之中。

關於這一問題，遼寧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九一八事變史》作了有關的記述，現介紹如下：迄今，關於九一八事變炸毀鐵路地點的地名問題，眾說紛紜，如柳條湖、溝、橋、湖溝等，其根據是《瀋陽縣史》、《承德縣誌》、《滿洲帝國行政區劃便覽》和《瀋陽十年》等地方史的記栽。

由於憤慨而拒絕採訪的原731部隊的老隊員，每當談到平房這個地名時，總是顯露出一種百感交集的表情。

「被捕的另一個理由是我們在東北（滿洲）報刊上發表的文學作品。他們已經翻譯出來，作為證據。」

對家比個人更重視，集體受到尊重。個人歸屬於強大的集體，並企圖把這種權威和力量變成自己的東西。通過向集體獻出忠誠，把自己埋沒在集體之中，謀求安身立命。為了集體拋棄自己，毋寧說有一種快|感。日本人的使命感，多半發自對集體的忠誠。

「如果無妨的話，能否講一講您的抗日活動和被日軍逮捕后的體會呢？」

講話結束之後，雙方進行了座談。「1978年7月的一天，一位高齡的日本人在兒子的陪同下來到了平房區，他在口字樓（原731特設監獄）前獻上了一束白色的鮮花之後，口中念念有詞。附近的人感到很奇怪，詢問老人的姓名。他說叫上坪鐵一，現年87歲，偽滿時代曾任原安東縣憲兵隊長。戰爭時期，他曾把22名『馬魯太』送進731部隊。他從日本來到這裡是懺悔自己過去的罪行。」席間，平房的人談了這樣的一段故事。

「被捕的人大多是左翼作家和游擊隊員，其他還有滿鐵的左翼刊物《滿洲評論》的編輯和建國大學的教授。被關進『松花塾』的人，下場都沒有定。從寫在『松花塾』牆上的血書看，估計他們幾乎都是進行絕食而餓死或被毒死的。包括我在內，一部分人被遣送至長春，得以活了下來。還有的人被送往731部隊，沒有一個人生還。」

飛行約一小時三十分鐘之後，飛機到達了哈爾濱上空。從機上向下望去，透過雲海的縫隙可以看到遼闊的平原，彎曲的河流在夕陽的照射下閃閃發光。乘火車需要17小時的旅程，乘飛機只用了不到兩小時的時間。

天空雲很高，陰天，黎明前一場雨使路面變得濕漉漉的。由於昨夜下了一陣暴雨，我們擔心今天不能去平房了。聽說，迄今有幾個日本團體訪問過平房，但每次都遇上暴風雨。我突然想到，是否是「馬魯太」的靈魂不喜歡日本人訪問這裏呢。

我看見他帶了一個又以我命名的孩子來到這裏。那時這裏已是一片美景，全沒有了今天的扭曲與醜惡。那孩子長著我所熟悉的前額和一束金髮。我聽見他告訴孩子我的故事，聲音顫抖，帶著深情。

王先生和韓曉先生最後說：「如果原731部隊人員希望來平房訪問的話，我們這裏隨時都熱情接待。」

再向前行駛三四十分鐘之後，在原野的盡頭，出現了一群磚瓦的建築群。不一會兒，汽車進入了市區，自行車和行人驟然間增多起來，街上幾乎看不到獨幢的住房，多半是三五層的磚造公寓。道路很寬，兩側種植著濃密的白楊樹。

關於爆發滿洲事變的地點有兩種說法：一種說法是柳條湖，另一種說法是柳條溝。迄今，在日本通常是說「柳條溝」。

我們預感到，如果不出現誤用照片問題，這次似乎將是一次愉快而成果豐碩的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