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瑪竇自1582年來華，次年在肇慶開始為第一名信徒施洗，至1586年全國施洗者40人，1589年有80人，1596年超過百人，1603年約有500人，1608年增至2000人。到他去世時，全國天主教徒約有2500人。與他同時入華的耶穌會教士，如葡萄牙人麥安東、孟三德、羅如望、陽瑪諾、謝務祿、蘇如望、費奇觀，義大利人石方西、郭居靜、熊三拔、龍華民、王豐肅，西班牙人龐迪我，協助利瑪竇在廣東、江西、江蘇、浙江、北京以及山東、山西、陝西等地傳教。肇慶在1583年建教堂。韶州在1589年建教堂。南昌在1595年建教堂。南京在1599年建教堂。北京在1605年建教堂(南堂)。上海在1608年建教堂。杭州在1611年開教。在1775年耶穌會中國傳教會接獲教皇命令正式解散前，各地傳教的多數是耶穌會教士。中國的耶穌會成為在葡萄牙政府支持下，由羅馬教廷直接派往中國的最大傳教團。

利瑪竇的來華，為中世紀後期中西文化的交流寫下了新的一頁。在耶穌會教士中，他是首先進入明朝京城，取得合法傳教地位的，是當時對中國社會上層及以後的基督教傳教事業最有影響的人物。作為來華的第一位西學代表人物，他正式向中國介紹了大量的西方宗教和科學技術知識。儘管他的主觀意圖在於傳教，所輸入的也不是近代最新科學知識，但客觀上確使當時的中國學者耳目一新。同時他又是向西方正面介紹中國歷史文化的第一個人。自他以後，中學的西漸及其對啟蒙運動的影響，都是非常引人注目的事情。在這些方面，利瑪竇的篳〔bi畢〕路藍縷之功是不可磨滅的。

明清之際，中國的封建社會進入其發展的後期，上層建築日趨腐朽，佛、道諸教呈衰敗之勢。資本主義萌芽已破土而出，社會危機日益嚴重。而在西方，宗教改革運動以後基督教新教興起，羅馬天主教在歐洲失勢，便力圖向東方發展新的教區。明代中葉，隨著葡萄牙殖民勢力的東來，天主教在中國又重新取ｒｅａd.９9cｓw.cｏｍ得傳教的機會，基督教第三次在中國傳播開來。在此期間，天主教的耶穌會、方濟各會、多明我會等相繼傳入中國，其中收效最多、影響和勢力最大者是耶穌會。

方濟各·沙勿略是耶穌會來華傳教的先驅，然而真正為在華傳教奠定基業的，卻是義大利馬切拉塔人利瑪竇。1578年9月，利瑪竇由葡萄牙的里斯本前往印度果阿傳教，次年升任神父。1582年，他奉耶穌會遠東巡閱使范禮安之命到澳門學習中文。在此之前，范禮安曾審度情勢，對耶穌會在華傳教方針作了調整，取消原先在宗教儀式中強制推行西方習俗和使用拉丁語的做法，轉而注重學習中國語言和文化知識，適應中國的民族習俗。1583年，利瑪竇隨另一名耶穌會修士、義大利那不勒斯人羅明堅去廣州，但未能定居。後來受新任制台郭應聘邀請，兩人來到肇慶，以自鳴鐘等禮物相贈，獲准建築教堂。一年前，羅明堅曾隨葡萄牙商船至廣州傳教，經制台陳文峰准許，在肇慶東關西寧寺居住，不久被驅回澳門。他們這次到肇慶，廣泛結交各級官員和文人，展示《山海輿地圖》及地球儀、日晷、自鳴鐘、三稜鏡等，深得地方士紳的尊重。幾年內發展教徒約80名。羅明堅后又去紹興、桂林等地活動，1588年從澳門返羅馬，企圖遊說羅馬教廷和西方國家與中國通使節，以便取得合法傳教地位。適逢更迭教皇，未獲成功，1607年死於羅馬。羅明堅走後，利瑪竇開始獨自傳教。

利瑪竇在中國的傳教方針，徐光啟總結為「驅佛補儒」。但利瑪竇「合儒」、「補儒」的最後目的還是「超儒」。利瑪竇希望這樣「逐漸為整個帝國的全面歸化作準備」。他晚年更加努力傳教，於1609年創立天主會，並親自督理北京大教堂的建築。1610年利瑪竇在北京去世，經龐迪我、熊三拔上奏，准以北京阜城門外二里溝滕ｈttps://ｒeaｄ.９9csｗ.ｃｏｍ公柵欄為葬地，後來成為北京教士公墓。

1589年，利瑪竇被迫遷往韶州。他繼續結交官紳，展示西方「異物」，作為傳教的手段。同時，他攻讀儒家經典，延師講授「四書章句」，並自行譯成拉丁文，詳加註解。這是《四書》最早的外文譯本。他在序言中稱頌儒家的倫理觀念，將其與羅馬哲學家塞涅卡的名著相提並論。在韶州，蘇州瞿太素與他結識，勸他易僧服為儒服。利瑪竇入華之初，隨從羅明堅剃掉鬚髮，以西僧自居。肇慶知府王泮為教堂所題匾額：「仙花寺」、「西來凈土」，仍不脫佛寺氣息。羅明堅在肇慶所著第一部天主教教理中文著作，題名《新編西竺國天主實錄》，署「天竺國僧輯」。該書後經利瑪竇和肇慶文士的修訂，改名《天主聖教實錄》，印出后散發1000冊。這時利瑪竇已在廣東居住10年，也深感僧侶的社會地位不及儒生，於是向耶穌會印度傳教團視察員范禮安建議，傳教士留須蓄髮，穿絲綢服裝謁見官紳，改稱「西儒」。這一新的傳教方法在1594年獲准施行。利瑪竇遵照使徒保羅「在什麼樣人中成什麼人」的教導，刻苦研習中國經籍，以此著書立說，宣傳天主教教義。飲食起居也全盤華化，「見人膜拜如禮，人亦愛之，信其為善人也」(李日華《紫桃軒雜綴》)。張爾歧《蒿庵閑話》也說：「瑪竇初至廣，下舶，髡首袒肩，人以為西僧。引至佛寺，搖手不肯拜，譯言我儒也。遂僦館延師讀儒書，未一二年，四書五經皆通大義，乃入朝京師。」

利瑪竇傳教，注重順應中國傳統文化和社會習俗，極力糅合孔孟之道和敬天祭祖思想于教義之中。他在《天學實義》(一名《天主實義》)中宣稱，中國古籍中的「天」或「上帝」，就是西方崇奉的「天主」，他所傳播的是自古即有的「天教」或「天學」。他的具體策略是聯合儒家反對佛教。他公開攻擊佛教崇拜偶像，「專以闢佛為事，見諸經像及諸鬼神像，輒勸人毀裂」(《蒿庵閑話》)，而對祭天、祀祖、拜孔等禮節習俗，聽任教https://read.99csw.com徒奉行，並不視為偶像崇拜。同時，他又援引先儒反對后儒，即要把誤入歧途的后儒復歸於正確的先儒。他所著《天學實義》、《畸人十篇》、《辯學遺牘》、《二十五言》等，都以銓釋儒家經典來反對佛教，排斥空談明心見性的后儒，即所謂「引吾六經之語以證其實，而深詆談空之誤」(馮應京《天主實義》序)。利瑪竇的著作因「其言多與孔孟相合，又明辯釋氏之不正」，深受官員儒生的歡迎，抄本風行，傳誦一時。大學士葉向高贊其「言慕中華風，深契吾儒理」。甚至像鄒元標那樣的東林黨人，也說他「欲以天主學行中國，此其意良厚；仆嘗窺其奧，與吾國聖人語不異」(《願學集·答西國利瑪竇》)。

耶穌會是伊納爵·羅耀拉為反對宗教改革而於1534年創建的天主教修會。1540年經教皇保羅三世正式批准后，耶穌會就積極開拓海外的傳道事業。耶穌會創辦人之一的方濟各·沙勿略，於1540年受葡萄牙國王若奧三世派遣，以教皇宗座欽使名義來東方傳教。他在1542年抵達印度的果阿，傳道于東南亞各地。1549年，他隨葡萄牙使節乘中國商船到日本山口和豐后等地傳教，得知日本奉行的佛教和儒學都傳自中國，便決心到中國傳教，「使中國人能從迷信中皈依。做到了這一點，他就更容易爭取日本人，並把福音從中國帶給他們了」(利瑪竇：《中國札記》)。他於1551和1552年兩次來到廣東上川島，終因明朝海禁較嚴，未能進入內地傳教，病死該島。自1557年葡萄牙強佔澳門后，一些教士便打算以澳門作為對華傳教的據點。但面對嚴密封鎖的中國大陸，他們始終未能如願，只能望著邊界上的石山嘆息：「磐石呀！磐石呀！什麼時候可以開裂，歡迎吾主啊！」

利瑪竇認識到，要使中國接受https://read.99csw.com天主教，必須爭取獲得皇帝的恩准。1595年，他衣儒服自韶州北上，至南京受阻，只得轉回南昌，結交皇族、官員和儒生，談論天文、地理等。他應建安王朱多(火節)〔jie結〕之請，著《交友論》，書中引述亞里士多德、西塞羅、塞涅卡、奧古斯丁等有關格言百則。還作《西國記法》，傳授西方的記憶方法。利瑪竇因此聲名大震。1597年，范禮安任命他為耶穌會中國傳教會會長，指令他要以北京為永久駐地，並替他籌辦了一批貢品。次年，他以進貢方物、協助修訂曆法為由，隨晉京復職的禮部尚書王忠銘北上，9月初抵北京。正逢日本出兵朝鮮，利瑪竇無法進謁明神宗，逗留一月之後，南下至蘇州尋訪瞿太素，1599年定居南京。次年，利瑪竇和西班牙教士龐迪我再度以進貢方物名義北上，1601年初進入北京，向明神宗獻天主圖像、天主母像、天主經、珍珠鑲十字架、報時自鳴鐘、雅琴、萬國圖志等。自此，他為宮廷修理時鐘，教授雅琴，接受俸祿，定居北京。朝廷還因他在天文、地理方面的知識廣博，授予官職，並獲准開堂傳教。

利瑪竇在北京繼續介紹西方的天文、數學、理化知識，以取得那些主張實學、反對空談心性的官員的信賴和合作。他的《山海輿地圖》經校閱增補后，以《坤輿萬國全圖》之名多次刊印。他和徐光啟合譯了歐幾里德《幾何原本》前六卷、《測量法義》，和李之藻合譯了《同文算指》、《渾蓋通憲圖說》、《乾坤體義》。他一生著譯20餘種，除教義、倫理和奏疏外，還有《勾股義》、《圓容較義》、《西字奇迹》、《西琴曲意》等。明季中國天主教的三大柱石，徐光啟、李之藻、楊廷筠都直接受利瑪竇的誘導而先後受洗。此外，與之交流問學的著名信徒瞿太素、馮應京、李天經、張燾、孫元化、王徵、韓霖、段袞〔gun滾〕、金聲、瞿式耜〔si四〕等人，都是學界聞人、朝廷公卿。因此，《明史·意大里亞傳》說：「其國人東來者，大多聰明特達之士，專意行教，不求利祿。其所著書，多華人所未道，故一時好異者咸尚之。而士大夫如徐光啟、李之藻輩，首好其說，且為潤色其文詞，故其教驟興。」https://read.99csw.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