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中醫藥學——《黃帝內經》、《傷寒雜病論》、《本草綱目》
《本草綱目》不僅對醫藥學的研究有重要價值，而且對化學、生物學、礦物學、冶金、地質和物候學等多種學科也具有重要的價值和作用。如在製藥中，記載了蒸餾、蒸發、升華、風化、沉澱、乾燥等化學反應和方法。又如書中記載了大量關於動物的習性、變異、遺傳特徵、人工方法改變動物習性等生物學資料，對生物學研究有啟發作用。達爾文在研究動物變異等現象時，曾直接和間接引用過《本草綱目》的內容，並稱讚它是「中國古代的百科全書」。
春秋戰國至兩漢時期，我國古代醫學得到了巨大發展，特別是對中醫基礎理論的建立來說，這是一個黃金時代。早在春秋晚期，一些著名的醫學家就開始了對古代醫學經驗和知識進行系統整理和總結的工作。據《左傳》記載，秦國的醫和曾把致病的原因歸結為陰、陽、風、雨、晦、明六氣。六氣致病說是我國最早的病因理論。稍後的名醫扁鵲(秦越人)在醫療活動中已使用望、聞、問、切的「四診法」，這是後世中醫診斷疾病的基本方法和手段。伴隨著醫學經驗和知識的總結和整理，醫學專著也開始出現。1973年，在長沙馬王堆三號墓出土了大批竹簡帛書，其中就有醫書14種，包括經絡、脈法、醫方、養生、胎產各個方面的內容。這些醫書產生的年代大致在春秋末期到秦漢之間。其中《足臂十一脈灸經》、《陰陽十一脈灸經》、《五十二病方》等，都是迄今發現最早的醫學專著。除馬王堆出土的醫書外，這一時期產生的醫學著作還有很多。據《漢書·藝文志》記載，在漢成帝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侍醫李柱國校訂政府收藏的醫書時，就已有醫經七家，216卷，醫方11家，274卷。在眾多的醫書中，《黃帝內經》、《難經》、《神農本草經》、《傷寒雜病論》四部醫書的產生，在中醫藥發展史上具有重要意義。《黃帝內經》成書于戰國時代，該書引進了氣、陰陽、五行學說，系統總結了古代的醫學理論和治療經驗，奠定了中醫學的理論基礎，至今中醫許多根本性的醫學觀點和理論原則仍以該書為依據。《難經》全稱《黃帝八十一難經》，是西漢後期至東漢時的作品。該書以設難解疑的形式，從脈學、經絡、臟腑、疾病、針灸、腧穴等方面，補充了《黃帝內經》的不足，完善了《黃帝內經》中的中醫理論；特別是第一難中提出的「獨取寸口」的診脈法，千年以來，臨床一直沿用，意義深遠。《神農本草經》大約成書于西漢後期至東漢前期，是我國現存最早的藥物學專著。書中共載藥物365種，並根據藥物的作用分為上、中、下三品，還提出了許多藥物學的重要理論，如藥物的君、臣、佐、使，藥物的配和關係，以及藥物的採集時間、炮製和貯藏等，從而為後世藥物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傷寒雜病論》為東漢張仲景所作，是我國現存最早的臨床醫學的巨著。該書論述了外感熱病及其他雜病的辨證治療方法，將理、法、方、葯有機地結合起來，確立了辨證論治的理論原則，成為後世臨床辨證論治的鼻祖。上述四部醫學著作，被後世稱為四大醫學經典，它們的出現，標志著中醫藥學理論體系的形成。
《傷寒雜病論》系統總結了漢代以前的醫學理論和臨床經驗，奠定了中醫辨證施治的基本原則，創製了眾多療效可靠的方劑，成為中國傳統醫學最重要的經典著作之一。而它的作者張仲景也由於在醫學上的傑出成就，被後世尊為「醫聖」。1700多年來，《傷寒雜病論》不僅為中國歷代醫家所推崇，而且還流傳到日本、朝鮮，產生了很大影響。直到今天，人們還在對它進行研究。
大約在明末清初，西方醫學開始傳入我國，鴉片戰爭后，西方醫學的傳播更為廣泛。當時一些人既通曉中醫，又對西洋醫學有著濃厚的興趣，並將兩者進行比較，試圖將中西醫結合起來。如羅定昌的《臟腑圖說證治合璧》，唐容川的《中西匯通醫經精義》，朱沛文的《華洋臟象約纂》等。可以說中西醫相結合的道路從那時就開始了。
正誤 對該葯進行辨釋，如有錯誤則予以糾正。
東漢張仲景所著的《傷寒雜病論》是我國第一部臨床辨證論治的專著。張仲景名機，仲景是他的字，今河南南陽人。東漢末年，政治極端黑暗，軍閥混戰，災荒不斷，再加上疫病流行，給人民帶來了深重的苦難。「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就是當時凄涼景象的寫照。張仲景就生活在這樣一個年代里。據說他的家族200多人，十年中染疫而死的竟達2/3，其中患「傷寒」死的又佔了7/10。張仲景目睹人民的貧病交加，又為親人的去世感到萬分悲痛，於是立志研究醫學。張仲景對當時庸醫誤人和迷信鬼神巫術的現象十分痛恨。他認為，要戰勝疾病，只有給人們提供有效的治療方法。為了實現這一目的，他一方面「勤求古訓」，刻苦攻讀《素問》、《九卷》、《難經》、《陰陽大論》等醫學典籍，吸取前人的寶貴遺產；同時「博採眾方」，向當時的名醫學習，廣泛搜集民間流傳的經驗藥方，並在臨床實踐中加以檢驗。經過幾十年的艱苦努力，終於在他晚年完成了《傷寒雜病論》這一醫學巨著。
氣味 指出其甘、苦、寒、熱、溫、涼、平、咸、淡、辛、酸、有毒、無毒等特性。
《本草綱目》雖然內容極為豐富，但並不雜亂，這要歸功於它的分類體系和編排體例。《本草綱目》中將藥物分為水、火、土、金石、草、谷、菜、果、木、服器、蟲、鱗、介、獸、人16部。可以看出，這16部明顯地將自然界分成了無機物界、植物界和動物界三大層次，它的次序體現了自然從無機到有機、從低級向高級、從簡單到複雜的發展規律。各部之下，李時珍又進行分類，如草部下分山草、芳草、隰草、蔓草、毒草、水草、石草、苔草、雜草等。各部總共又分60類。《本草綱目》分類的科學性在當時世界上是領先的，許多方面與現代科學分類相吻合。它比西方生物學家林奈在1735年出版的《自然系統》要早一個半世紀，內容也更為豐富，有的https://read.99csw.com分類也更詳明。
《本草綱目》是一本劃時代的巨著，它一出版，就引起了巨大反響。國內重版達二三十次，成為其後本草著作的楷模。後世對它的研究也為數眾多。《本草綱目》還流傳到國外，先後被譯成拉丁、日、法、德、英、朝、俄等國文字，成為國際科學界的重要文獻之一。
在我國，關於醫藥的記載是從商代的甲骨文開始的。殷墟出土的10餘萬片甲骨文中，有323片與疾病有關，包括內、外、婦、兒等20多種疾病。西周至春秋，古文獻中關於醫藥的記載逐漸增多。如《詩經》中就記有後世入葯的植物80餘種；《山海經》雖成書于戰國，但其中的資料卻由來已久，該書不僅所記的藥物數量擴大到了120多種，而且一般都和主治的疾病相聯繫，說明其功效和使用方法。在遠古時代，醫和巫是不分家的，即巫師不僅從事鬼神活動，而且兼管人間疾病的治療。到西周時，巫與醫已開始分立，出現了專職醫生，並有了簡單的分科，還建立了一套醫療制度。當時，「醫師」總管醫藥事務，他不僅負責對醫生的年終考評，而且有收集病例記錄和報告的責任。專職醫生的出現和醫事制度的建立，為醫學經驗的積累和醫療水平的提高創造了條件。
《本草綱目》共52卷，190多萬字，是一部宏篇巨著。李時珍分析了前人撰寫本草著作的得失經驗和古今藥物利用的興廢規律，提出了「不厭詳悉」的編寫原則。他彙集了歷代本草著作，對其中的藥物重新加以整理，去粗取精，刪除重複，合併種類，收入《本草綱目》的有1518種。同時他又深入民間，採訪四方，增補了374種前人沒有收錄的藥物。《本草綱目》共收藥物1892種，成為歷代本草中載葯最多的一家。該書還繼承了《新修本草》首創的描繪葯圖的成功經驗，繪有葯圖1160幅，同時注意了描繪葯圖的特徵的準確性，為後人認識、採集和鑒別藥物提供了方便。李時珍還非常重視藥方的收集工作。《本草綱目》附錄藥方11096首，幾乎包括了所有醫學典籍中的經驗良方。因此，本書不僅集本草之大成，也是醫方的全書。這種以葯帶方，以方附葯的方式，既證實了藥物的功效，又加深了對藥物的認識，集中了臨床經驗，大大提高了本草的實用價值。另外，經史子集各種古書中有關醫藥的資料，《本草綱目》也在考證、分析的基礎上加以採納，使本草的內容更為豐富。
在疾病的治療上，《內經》中精闢地分析了「治病必求于本」的道理，並論述了在臨床上如何掌握治標治本的問題。在具體治療中，《內經》運用了內服、外治、針灸、按摩、導引等多種治法。其中對針刺療法的記載最多，如器材的準備、穴道的分佈、持針的法則、瀉補的技巧、針刺的劑量和禁忌等，都有較詳細的論述，直到今天仍有重大意義。值得一提的是，《內經》中有腹腔穿刺術治療腹水病症的詳細記錄，反映了我國古代醫家的聰明才智和醫療水平。
關於致病因素和病理變化的機制，《內經》中有豐富的論述。《內經》把引起疾病的風、熱、燥、濕、寒等外來因素稱為「邪氣」，認為人體正氣旺盛，邪氣不容易傷害人體，而當人體相當虛弱的時候，邪氣才能引起疾病。《內經》中還提出身心統一的觀點，認為精神因素和身體狀況是相互影響的，喜、怒、悲、恐、思等情緒變化的根源在於臟腑功能，反過來又影響臟腑功能的發揮。《內經》中還論述了地理環境、氣候等自然條件對疾病發生所起的作用，認為不同的地理環境，人們的生活習慣不同，所患的疾病也各有特點。《內經》中已開始按五臟、六腑、筋、肉、經脈、骨、肌等對疾病進行分類。書中記載和分析了44類311種臨床病症，包括許多常見病。對疾病進行分類是醫學科學的基礎工作，《內經》的記敘，為後世深入研究病症，提供了極有價值的臨床參考資料。
張仲景在中醫方劑學上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傷寒論》和《金匱要略》共載藥方300多個，使用藥物200多種。張仲景大胆創新，調製了不少新的複合方劑，大大發展了方劑學。《傷寒雜病論》中的藥方，大都有用藥靈活和療效顯著的特點；對每一味葯的應用都比較明確、謹慎，並指出了藥物相互配合和增減的基本原則；對藥物的煎法、服法、禁忌也都作了詳細的規定。為了使藥物便於吸收，充分發揮作用，張仲景使用了多種劑型，並對一些傳統劑型進行了改造。《傷寒雜病論》所載的藥物劑型就有湯劑、丸劑、散劑、酒劑、洗劑、浴劑、薰劑、滴耳劑、灌鼻劑、膏劑、栓劑、灌腸劑等等，擴大了藥物的使用範圍。後世許多醫家稱《傷寒雜病論》中的藥方為「眾方之祖」，或稱它們為「經方」。現在中醫臨床上不少常用方劑都是由它們加減變化而來的。
《金匱要略》共三卷，25篇，262方。其首篇「臟腑經絡先後病脈證篇」為全書總綱，論述病因、診斷、治療和預防的一般理論和原則，以下各篇分述內科、外科、婦科、雜療、食物禁忌等。該書與《傷寒論》的主要不同處在於它主要是論述內科雜病，因此以臟腑病機指導辨證。但兩書在辨證論治的總精神上是一致的。
對於疾病的診斷，早在公元前5世紀，扁鵲已開始運用切脈結合望診診斷疾病。到了《內經》時代，又予以歸納總結，並有所補充和發展。《內經》稱搏動的血管為「動脈」，它談切脈，除了目前仍然沿用的兩手腕部的橈動脈外，還記載了頭面部的顳顬〔nie ru聶如〕動脈和下肢的脛前動脈，作為人體體表的三個切脈部位。脈診是我國古代醫學家長期實踐的總結。脈學後來傳到日本、朝鮮、阿拉伯、歐洲，對世界醫學做出了貢獻。至於望診，《內經》中經驗更豐富，內容也趨於完善。書中還特彆強調切脈和望診等方法的互相結合運用，以防止診斷的片面性。
《黃帝內經》簡稱《內經》，是我國現存最早的醫學理論著作。全書並非一人一時之作，而是經許多年代read.99csw.com由許多醫學家的經驗、心得和理論概括而成。一般認為，該書的主要內容完成於戰國時期，後來傳抄中又補充了一些後人的內容。
中國醫藥學具有悠久的歷史，它是我國人民幾千年來與疾病鬥爭的智慧結晶。傳說中，神農、黃帝被認為是我國醫藥的創始人。據說神農嘗百草，了解藥性，一天就中毒70多次。一天中毒70多次而不死，的確是個神話，但在神話的背後，反映的卻是我們的祖先認識藥物的艱辛歷程。這個神話中有一點是符合歷史事實的，即先民們早期所使用的藥物，確實是以草類居多，以至於我國整個古代一直將藥物學叫做「本草學」。黃帝，今天被奉為我們中華民族的遠祖。傳說他和他的大臣歧伯、伯高、少俞、雷公等，都是醫學高手，並且經常在一起討論研究醫學問題，為中醫的發展做出了貢獻。神話傳說雖然未必真有其事，但神農、黃帝所代表的，是我們祖先由蒙昧進入到文明的一個重要時代，所以，我國早期的醫學著作，如《黃帝內經》、《神農本草經》等，多託名于黃帝、神農，其中就有著一份對祖先開創之功的仰慕之情。
兩晉南北朝至隋唐五代的700年間，中醫藥學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發展起來，具體表現是臨床醫學的各個學科以及藥物學、方劑學等方面的研究出現了繁榮局面。之所以出現上述現象，主要原因是經常的戰爭和自然災害，造成了大量的傷病人員，社會對醫藥的需求十分迫切，社會的需要又迫使各個政權的統治者不得不重視醫藥學的整理、總結和研究。從南北朝開始，醫藥官員的設置就不斷增加，劉宋政權又設置了太醫署和醫學，開創了官辦的醫學教育；北魏政權還組織人員編寫醫藥書籍，並向全國各地乃至鄉村推廣普及醫藥知識。另外，這一時期道教興盛，煉丹服石之術在社會上風行，從另一個側面推動了醫藥學的發展。醫藥學的發展，帶來了醫學著作的大量湧現。僅《隋書·經籍志》所載醫書就達256部，合4510卷。晉代的重要醫書主要有三部，即王叔和的《脈經》、皇甫謐的《黃帝針灸甲乙經》和葛洪的《肘後備急方》。《脈經》是我國現存最早的比較完整的脈學專著，書中總結了漢代以前脈診的經驗，將脈象分為24種，並論述了脈形、診脈方法、脈象與臟腑關係、脈象陰陽的分辨以及婦人、小兒脈的辨識等。該書奠定了中醫脈學診斷的基礎，後世脈學雖有所發展，但基本上是在《脈經》的基礎上的發揮和演化。《黃帝針灸甲乙經》(簡稱《甲乙經》)是現存最早的針灸學專著，也是針灸學的經典著作，該書糾正了晉以前經穴混亂的現象，將穴位統一為單穴49個，雙穴300個，共計349個穴位，並具體指明了針刺深度、留針時間和艾灸時間，以及針灸的適應症和禁忌症等，對後世的針灸學產生了極大的影響。《肘後備急方》是東漢以來盛行的方書中最著名的一部，相當於現在的「急救手冊」，因此書中選方務求簡便、靈驗，用藥也多是易得、廉價之物，極適合窮鄉貧戶急病所用。該書首次記載了恙蟲病和天花病，其用狂犬腦防治狂犬病的方法是中醫免疫思想的萌芽。晉代及以後的南北朝時期，中醫外科也很有發展，其原因，一是戰爭創傷極多，二是煉丹服石造成癰疽、背瘡等多發症。當時關於這方面的醫書很多，有近20種，但只有南齊龔慶宣的《劉涓子鬼遺方》留傳下來，成為目前所見最早的外科專著。南北朝時期，在藥物學的研究上取得了很大成就。首先是梁代陶弘景撰寫了《神農本草經集注》，該書摒棄了《神農本草經》以上、中、下三品分類的方法，創立了以藥物的來源和自然屬性進行分類的新方法，全書藥物730種，分為玉石、草木、蟲獸、果、菜、米食和有名未用七類，後世的本草著作都是在此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劉宋時期，雷斅〔xiao效〕編著了我國最早的藥物炮製技術專著——《炮炙論》。原書已散佚，從後代所引的內容來看，其炮製方法和技術非常廣泛，基本包括了中藥炮製的主要方法。隋朝醫家比較重視對病因、癥候的研究，在這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隋大業六年(公元610年)太醫博士巢元方等人奉命編撰的《諸病源候論》，是我國歷史上第一部系統論述病因癥候的專著。書中列癥候1700餘條，包括了內、外、婦、兒、五官等各科疾病的病因、病理和癥狀，其中有不少創見，如發現疥瘡是由疥蟲引起的，比歐洲要早1000多年，又如縫合斷腸和結紮血管的方法，也比歐洲分別早500至800年，等等。該書是我國歷史上內容最豐富的探討病因病機的專著，反映了我國醫學理論的發展和臨症實踐的提高。唐王朝對醫學非常重視，中醫藥學由此得到進一步發展。公元659年官修的《新修本草》收葯844種，且圖文並茂，是我國也是世界上由國家頒行的最早的一部藥典。在此之後，又出現了《本草拾遺》、《食療本草》、《海葯本草》等本草著作，反映了唐代本草學研究的繁榮。唐代在臨症醫學上也取得了顯著的成績，出現了大量的方書，代表作是孫思邈的《千金方》和王燾的《外台秘要》。《千金方》是《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的簡稱，前者內容包括中醫基礎理論和臨症各科的診斷、治療、針灸、食治、預防、衛生等，並把婦科病和小兒護理放在重要地位；後者是前者的補充，內容包括本草、傷寒、中風、雜病等。該書以醫方主治為綱，收載藥方共計6500多個，成為唐以前醫方學的集大成者。另外，在藥物學上，該書也取得了巨大成就，《千金方》收載當時藥物800多種，對其中200多種藥物的採集和炮製作了詳細描述，還補充了許多治療方法和外來醫藥知識。孫思邈也因為在藥物方面的成就而被後人尊稱「藥王」。唐代還有一部重要的醫學著作，那就是宇陀·元丹貢布編寫的《四部醫典》。該書內容豐富，既吸取了漢族的醫學經驗，又吸取了鄰國印度的醫學經驗，從而形成了獨特的藏醫學體系，是中國傳統醫學九_九_藏_書中的一枝奇葩。
陰陽和五行學說，是產生於春秋戰國時的哲學思想。它用陰陽兩個方面的對立統一和金、木、水、火、土五行的相生相剋關係來說明自然界的運動規律和存在的普遍聯繫，是古代自發的唯物觀和樸素的辯證思想。《內經》吸收、運用和發揮了這些學說，將它們與醫學實踐結合起來，建立了中醫的整體觀念。《內經》認為，人體陰陽的相對平衡和協調是維持正常生理活動的必備條件，如果失去這種相對的平衡和協調，人就會產生疾病。例如人體體表為陽，體內為陰；心肝脾肺腎五臟為陰，胃、大腸、小腸、膀胱、膽、三焦六腑為陽；那麼對於疾病來說，熱為陽盛，寒為陰盛。在臟腑方面，除了辨別陰陽外，還將其與五行對應起來，肺屬金、肝屬木、腎屬水、心屬火、脾屬土，通過五行的生克關係，不難知道臟腑各器官的「利害」關係。《內經》還認為，外部世界也存在著陰陽和五行關係，而「人與天地相應」，因此四時季節的變化、地理環境、生活方式和心理情緒都對人體的狀況產生影響。這樣，在《內經》中，人體各器官之間，乃至人與自然之間，構成了一個既相互區別，又相互聯繫和作用的有機整體，那麼，與之相對應，在醫療實踐中則必須全面把握疾病與種種因素之間的複雜微妙的關係，採用不同的治療方法和原則。整體觀念是中醫診療和分析病症的主要思想方法之一，它貫穿《內經》的臟腑、經絡、解剖和治療等各個方面。
《內經》中已經有了許多解剖知識。《靈樞》中指出，人體體表的解剖部位，可以通過度量予以確定，而內髒的解剖，就要在死後切開胸腹進行觀察。《內經》中記載的人體骨骼，血脈長度，內臟器官的大小、容量等，雖然不很準確，但基本上是符合實際情況的。解剖實踐加深了人們對人體結構、功能及其聯繫的了解，為醫學理論的建立提供了依據。
在解說藥物時，《本草綱目》在每種藥物下標一個總名，作為該種藥物的綱，下面又分列欄目，其中：
發明 敘述該葯使用的源流並進行理論上的探討。
明末李時珍所著的《本草綱目》是我國古代藥物學的集大成者，被譽為「東方醫學巨典」，對我國乃至世界醫藥學的發展都有著巨大貢獻。李時珍(公元1518—1593年)字東璧，晚年號瀕湖山人，湖北蘄〔qi其〕春縣人。他的祖父和父親都是醫生。李時珍幼時常隨父兄一起到山中採藥，聽父親講解草藥，因此獲得了許多藥物學知識。他在三次參加舉人考試失敗后，決心放棄科舉的途徑，立志研究醫學。由於李時珍的醫名遍及大江南北，於是在1551年楚王府聘他掌管良醫所，后又被推薦任太醫院院判。但是，他認為在太醫院工作，難以達到濟世救人的目的。於是任職一年後，李時珍便託病回家了。
《傷寒論》10卷，22篇，397法，113方，專門論述傷寒的辨證與治療。「傷寒」一詞不同於現代醫學病名中由傷寒桿菌引起的「傷寒」，它泛指一切受外來「寒邪」侵襲而引發的熱病，包括一些急性傳染病等。張仲景運用望、聞、問、切四種診斷方法對傷寒病症進行了分析研究。在《傷寒論》中，他根據傷寒病的各種癥狀、人身體的強弱和疾病發展的不同階段，將其歸納為太陽、陽明、少陽三陽病和太陰、少陰、厥陰三陰病共六大類。書中指出了每一類病候的基本癥狀和脈象，作為辨症的依據，並從疾病的發展過程中辨別病理變化，掌握病症的實質。這就是「六經辨證」。《傷寒論》中還提出陰、陽、表、里、寒、熱、虛、實八種辨證方法，後世稱為「八綱」，它是辨證論治的具體應用的法則。八綱中陰、陽作為總綱。因為我國古代醫學認為，一切疾病都是因為陰陽偏盛或偏衰所致，所以診病必須分清疾病的陰陽，以及判斷它屬三陰、三陽的哪一種類型。在此基礎上，還要分清疾病部位的深淺(表裡)、疾病性質的寒熱、邪正的消長盛衰(虛實)，然後才能作出診斷。八綱和六經辨證的關係十分密切，是臨床辨證論治的基礎理論。這一理論使許多複雜疾病的分析和歸納都非常系統清晰，讓人容易掌握。
主治 列舉該葯的主治功能及所根據的葯書出處。
《本草綱目》從文獻考證和實際調查入手，對前人本草中的疑難問題和錯誤，進行了大量的辨別和訂正工作。如《神農本草經》中說穿山甲以螞蟻為食。李時珍親自做了解剖，在穿山甲胃裡發現了大量螞蟻，證明它確是食蟻動物。又如，以往的本草書中，對萍、蘋、蒓〔chun純〕、荇〔xing杏〕四種水生植物的具體區別都沒有講清楚。李時珍通過向農夫請教，終於弄清了它們的區別。在《本草綱目》中，李時珍還對煉丹服石以求長生不老的神仙術進行了堅決的批判，指出它們不足信，是「邪說」。這些證明李時珍的醫藥學研究態度嚴謹，思想進步。他還對許多不能解決的問題存疑，不盲目下結論。
《黃帝內經》
《本草綱目》對醫學研究也做出了貢獻，書中記載了一些寶貴的醫學史料。如首次記錄了鉛中毒、汞中毒、一氧化碳中毒、肝吸蟲等病症；首次記錄的醫療技術有冰塊冷敷退熱、蒸汽消毒等。李時珍還創造性地提出了「腦為元神之府」的觀點，認為腦是精神意識的聚集之處，與現代醫學基本一致。
這種結構和體例條理分明，便於檢索，切合實用。
圖4 李時珍
在長期的醫療實踐和大量閱讀古代醫學文獻的過程中，李時珍發現前人的本草著作存在的問題很多，如分類不詳、名目錯亂，九*九*藏*書以及新發現的藥物沒有著錄等等。由此，他萌發了重修本草的決心。從1552年開始，他經常頭戴斗笠，身背竹筐，親自到許多產葯的地方訪問，採集標本，描繪圖像。他還查閱了800多種有關圖書。經過30多年的嘔心瀝血，三次大的修改，李時珍終於完成了《本草綱目》這部藥物學巨著。這部書在李時珍晚年開始雕版，但沒有等到出版，他便去世了。
《傷寒論》還總結出一套治療原則和治療方法，也就是在辨證基礎上的「論治」。書中把治療原則分為驅邪和扶正兩大方面，認為一些發病急劇、人體還消耗不大的疾病，如三陽病，應當以驅邪為主，迅速消除病灶；而對一些發病緩慢或病程長久、體力消耗比較大的疾病，如三陰病，就要採用扶正的方法，恢復病人的抗病能力，調動人體本身的積極因素。除此以外，書中又提出了「隨證施治」的原則，主張「緩則治其本，急則治其標」，把嚴格的規律性和必要的靈活性結合起來。在治療方法上，《傷寒論》使用了汗、吐、下、和等方法。汗法是用藥物使人發汗，排出體內病邪；吐法是使病人嘔吐，將胸腹中的毒物和宿食清除；下法是用藥使病人把腸胃中的病毒排瀉出來；和法是用藥物和解體內病毒。書中指出，這些方法要根據病人的具體情況慎重選用，不能亂來。對於在什麼情況下選用什麼方法，《傷寒論》中都作了詳細說明。
《傷寒雜病論》
宋遼金元時期，印刷術和造紙術的發展有力地促進了醫學的著述和傳播。宋代的統治者也很重視醫學，曾下令搜集民間所藏的醫學典籍，還頒布了許多方書和本草藥典。從宋代開始，文人開始加入到醫學研究的行列中來，范仲淹有一句名言，即「不為良相，願為良醫」，所以文人懂醫，成為一時風尚，這使得醫學研究隊伍的水平大大提高。由於上述原因，宋元時期的醫學得到了全面發展。首先是本草學著作大量出現。宋政府下令編修的《開寶本草》收藥物983種，其後的《嘉祐本草》所收藥物已增至1082種，後來蘇頌又根據各地呈送的藥草圖，整理成《圖經本草》。大約在哲宗元祐年間(公元1086—1094年)，四川成都一個醫生唐慎微編寫了一部《經史證類本草》，此書在本草學發展史中佔有重要地位。該書收藥物1700多種，每葯附圖，並有單方3000餘首，方論1000餘首，內容之豐富，超越了以前歷代的本草著作。這部著作后經宋政府幾次修訂，由官方頒布，成為《本草綱目》出現以前最好的本草著作。宋代的方書也很多，其中官修的方書就有《太平聖惠方》、《聖濟總錄》和《太平惠民和劑局方》，至於像《蘇沈良方》(蘇頌、沈括合著)等私家方書更多達100多種。宋元時期臨床醫學成就也很突出，特別是分科很細。如兒科專著有錢乙《小兒葯證直訣》、陳文中的《小兒痘疹方論》等，婦科專著有陳自明的《婦人大全良方》等，外科專著有陳自明的《外科精義》等，五官科專著有《亡名氏經驗眼藥方》、《亡名氏咽喉口齒方論》等，解剖學專著有《五臟圖》和《存真圖》，法醫學方面則有世界第一部法醫學專著——《洗冤集錄》。在臨床各科中，針灸學的發展值得注意。宋代王唯一的《銅人腧穴針灸圖經》和元代滑壽的《十四經發揮》統一了以前各家對腧穴的不同說法，定周身腧穴為651個，成為後世針灸取穴的標準。宋元時期在醫學理論上的重大成就是產生了金元四大醫學流派。醫學流派和醫學爭鳴的出現，反映了醫學理論在歷代經驗積累的基礎上，有了重大突破。如金朝劉完素通過研究「運氣」學說，得出「火熱」是導致疾病的主要病因，治療上主張用寒涼藥物，人稱「寒涼派」，主要著作為《素問玄機原病式》、《素問病機氣宜保命集》和《宣明論方》等；金代張從正則認為邪氣是一切疾病產生的根源，非人身所固有，主張用汗、吐、下三法攻邪祛病，人稱「攻邪派」，主要著作為《儒門事親》；金元醫家李杲提出脾胃是元氣之源，「內傷脾胃，百病由生」，主張治病應以升舉中氣、溫補脾胃為主，人稱「補土派」(脾胃五行屬土)，著有《內外傷辨惑論》、《脾胃論》等；元代朱震亨認為人體是「陽常有餘，陰常不足」，濕熱相火耗傷真陰為病最多，治療上主張用滋陰降火的方法，人稱「滋陰派」，著作有《格致餘論》、《局方發揮》等。金元四大家從不同的側面繼承並發展了《黃帝內經》的醫學理論，使我國的醫藥學體系發展到新的高度。
集解 說明該葯的產地、形狀、性質、特點，以及對類似藥物的鑒別等。
修治 介紹把原料加工成藥物的方法。
《黃帝內經》在醫學理論方面取得的成就，奠定了中醫學理論的基礎，其影響是深遠的。歷史上許多人對這本書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和註釋工作，到今天仍是我們學習和研究中醫理論的必讀之書。該書的部分內容還被翻譯成日、德、英、法等多種文字，是歐美各國研究中國醫學的重要文獻。
《內經》全書18卷，分為《素問》(九卷)和《靈樞》(九卷)兩部分，每個部分各81篇。書中內容是以黃帝同臣子歧伯、伯高、少俞、雷公等人問答討論的形式進行論述。由於並非出於一人之手，所以各篇的編次比較散亂，字句文風不太一致，內容也有重複甚至矛盾的地方。總的說來，《素問》內容偏重中醫人體生理病理學、藥物治療學基本理論，論述了人體的發育規律、人與自然的相應關係、養生原則和方法、早期預防和治療思想、陰陽五行學說、臟腑學說、各種疾病的治療原則和方法等；《靈樞》則偏重於針灸理論、經絡學說和人體解剖，論述了九針形質、用法、禁忌和人體經絡循行、穴位，以及人體體表與內臟解剖、針灸方法與原則、體質類型等。《內經》對先秦的醫學經驗和知識進行了系統的總結和提高，形成了一整套中醫學基礎理論。
臟腑、經絡學說是中醫用來說明生理和病理的重要理論。《內經》中對這一理論的敘述已經比較系統和全面。五臟，指心、肝、脾、肺、腎；六腑，指胃、小腸、大腸、膀胱、膽和三焦。《內經》中的五臟六腑與現代醫學的解剖概念不完全相同，它更著重於機體的功能。它認為五髒的功能是容納人體精氣，六腑的功能則是消化運行。經絡，是人體氣血運行的道路，幹線叫經，分支叫絡。《內經》把人體經絡分為十二經脈，另有奇經八脈等運行通道。經絡將人體的各個部分，從表裡上下臟腑器官聯繫溝通為一個統一的整體。《內經》敘述時提到，飲食經過胃和消化系統的吸收，其中水谷的精微之氣，散之於肝，精氣的濃濁部分，上至於心。《內經》還指出，「心主身之血脈」，「經脈流行不止，環周不休」，「經脈者，所以行血氣而營陰陽」，「內溉五臟，外濡(滋潤)腠〔cou湊〕理(肌膚)」。這些敘述表達了《內經》對人體生理活動的整體認識，其中心臟和血脈的關係，以及血液循環的描述，在世界上都是較早的。公元前4世紀希臘的希波克拉底還不知道血液是流動的，而西方血液循環理論的提出則要晚至17世紀。ｈtｔｐs://rｅａd.9９csw•com
明中葉資本主義萌芽，一批知識分子轉向實學，再加上清初一些知識分子不願仕清，由儒轉醫，大大加強了明清時期醫學研究的力量，因而醫學著作的數量急劇增加。明清醫家在個人著作中，更多地體現了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特點，如李時珍、王清任，以及溫病學派的著作，都是在大量實踐的基礎上寫出的。明清時期在醫藥學上有兩大重要成就，一是藥物學的大規模總結，一是溫病學派的形成。明清兩代不像宋代政府那樣對本草書籍重視，只有明孝宗年間太醫院編過一部《本草品彙精要》，收藥物1815種，但當時沒有刊印，影響不大。然而民間對本草的研究卻取得了巨大成就，其中李時珍的《本草綱目》收藥物1892種，分類合理，敘述詳盡，資料豐富，是明末以前本草學研究的總結性著作，在國內外都產生了巨大影響。在《本草綱目》產生的前後，還有幾部重要的本草著作，如明代蘭茂的《滇南本草》是一部專門總結我國雲南滇池地區藥物和用藥經驗的地方性藥物著作；清代趙學敏的《本草綱目拾遺》載葯921種，其中《本草綱目》未收或記述不詳者716種。溫病，主要指急性發熱性傳染病，以及一些流行病、時令病等。張仲景以來的醫家多以外感風寒(傷寒)診治。明清兩代，傳染性疾病流行，臨床實踐中對溫病有了更深刻的認識。此時興起的溫病學派認為急性熱病是由於感受四時不同的溫邪引起的，並逐步在病因、病理和治療原則方面形成了一套獨立於傷寒學說的比較完整的理論。早在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王履的《醫經溯洄集》中就從病理學上明確指出溫病與傷寒不同，從而開拓了認識傳染病的新道路。明末的吳有性則在《溫疫論》中對溫病的病因、傳染途徑及相應的治療方法進行了詳細的討論，特別是他將誘發傳染病和疔瘡、癰疽、丹毒、發斑、痘疹等疾病的原因歸結為「戾氣」，並說明「戾氣」是「從口鼻而入」，有著很高的科學價值。該書的出現，反映了我國傳染病學的革新，為溫病學說的形成奠定了基礎。清中葉，溫病學說又有發展，出現了治療溫病四大家——葉桂、薛雪、吳瑭、王士雄。葉桂被認為是溫病學派的創始人，著有《溫熱論》，從理論上概括了外感溫病的發病途徑和傳變，提出了「衛、氣、營、血」四個病變發展階段，以便更好地辨證論治。《溫熱論》後來被奉為溫病學派的經典之作。在此之後，薛雪的《溫熱條辨》、吳瑭的《溫病條辨》、王士雄的《溫熱經緯》分別總結和發展了溫病學說，並使之達到成熟階段。明清時期在醫學的其他方面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留下了一些重要的醫學著作，如《痘科金鏡賦集解》、《種痘心法》等記載了我國人痘接種術的發明；《名醫類案》集醫家醫案之大成，是醫療經驗的寶庫；《普濟方》是網羅了明代以前各家處方的醫方巨著；《針灸大全》、《針灸大成》是針灸學的總結性著作；《醫林改錯》是研究人體臟腑的重要的解剖學著作；等等。
附方 附錄使用該葯的新、舊藥方。
《內經》中特彆強調了「治未病」，也就是以防病為主的醫療思想。書中指出，如果一個人病亂已成，再吃藥治療，就像口渴了才想起打一口井，不是晚了嗎？《內經》認為一位高明的醫師必須預防疾病于未發生之前，或至少應當在疾病剛剛形成之時就能加以控制，不使發展到難治的地步。為了預防疾病，書中提出了適應四時氣候變化、保持飲食起居衛生、節制色|欲、培養健康的精神狀態等方法，都是切實可行的，為養生學的發展做出了貢獻。
《傷寒雜病論》分「傷寒論」和「雜病論」兩部分，但由於戰亂不休，成書後不久就散失了。晉代醫學家王叔和對該書曾進行過收集整理，《傷寒論》就是他整理的，但這部書沒有雜病部分，可能是由於散失不傳。北宋時期，翰林學士王洙在皇家藏書閣中發現一部分蠹簡，考訂其主要內容是《傷寒雜病論》。稍後，校正醫書局的孫奇、林億等將其重新整理編校，因論傷寒部分已有王叔和整理的《傷寒論》行世，故只選取了論雜病為主的內容，稱為《金匱玉函要略方》，簡稱《金匱要略》。於是，《傷寒雜病論》被正式分為《傷寒論》和《金匱要略》兩部著作。
釋名 列舉該葯通常的名稱和別名，並說明其由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