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岩溶地貌的成因，《徐霞客遊記》中的許多地方都進行了探索和研究。如認為落水洞的成因是「上透一竅，輒水搗成井」。又如認為石鐘乳是「石膏日久凝結而成」，等等。這方面的研究，徐霞客比前人更廣泛、更深入。

1639年，徐霞客到了雲南騰衝，當地人告訴他30年前打鷹山頂上發生怪事的傳聞。他立刻到那裡進行考察，看到山頂上的石頭都是赭紅色，質地輕浮，狀如蜂房，便斷定「為浮沫結成」，是「劫滅之餘」。這種現象正是火山爆發的證據。徐霞客的結論是正確的。

粵西之山，有純石者，有間石者，各自分行獨挺，不相混雜。滇南之山，皆土峰繚繞，間有綴石，亦十不一二，故環窪為多。黔南之山，則界於二者之間，獨以逼聳見奇。滇山惟多土，故多雍流成海，而流多渾濁，惟撫州湖最清。粵山惟石，故多穿穴之流，而水悉澄清。而黔流亦界於二者之間。這些論述說明徐霞客對西南岩溶地貌發育的區域特徵有比較清楚的認識。

《水經注》所記地理範圍之廣、內容之豐富，是空前的，這也是這部書的一個突出特點。酈道元生活在南北對峙時期的北魏王朝，可貴的是，他在寫作《水經注》的時候，卻突破了北魏的疆域界限，將視線投向了我國的各個地區。在記述壩水(即流經朝鮮的大同江)、印度河等水系的源頭、流經地域和歸宿時，甚至記載了部分邊疆鄰國的地理情況。《水經注》所記水道達1252條，比《水經》多出1000多條。在記載水道的同時，書中對河流流經地區的山川景物、城市、關津亭障、古迹、水利設施、物產，以及有關的歷史事件、神話傳說等，都作了詳細的描述。據統計，《水經注》記載的峽谷近300處，瀑布60處，湖泊500多處，泉水和地下水300多處，古都180座，城邑2800座，橋樑約100座，津渡近100個，涉及的地名約20000個。《水經注》還介紹了13個民族的語言、風俗習慣，有些還指明了地理分佈及與其他民族的關係和影響。

可以想象，遠在最古老的地理文獻形成以前，地理知識的發生和發展必然早已經歷了一個長期的過程。然而，文字的出現和廣泛使用，無疑促進了地理知識的發展。據研究，商代的甲骨文中有大量與地理有關的文字，包括不少城市、河流、聚居地和狩獵區的地名，豐富的氣象、氣候記錄，以及許多野生動物的名稱和分類知識等，反映了當時地理知識的日漸豐富。

《徐霞客遊記》中一個使人嘆服的地方是：當時地理學的各個學科都還處於萌芽狀態，又沒有任何科學儀器設備，而徐霞客根據自己觀察所得出的結論，竟大多和現在的科學原理相符合。他在遊歷中發現，高山上的草木稀疏、植物生長緩慢，他推斷其原因是高山頂部海拔高、氣溫低、風速大，阻礙了植物的生長。當他由雲南姚安北行到達麗江后，寫道：「其地杏花始殘，桃猶初放，蓋愈北而寒也。」說明他初步認識到了植物生長的不同狀況和地理緯度的不同有關。徐霞客還有很多關於植物的分佈和生長受地理環境影響的論述，都和現代的科學原理一致。

岩洞，是地下水對岩石長期溶蝕而形成的，洞內石筍、石鐘乳、石柱，千奇百怪，別是一番天地。對溶岩洞穴奧秘的探索，徐霞客有著極大的興趣。《徐霞客遊記》中記載岩溶洞穴288個，他親自入洞考察的有250個，佔87%。他對這些洞穴的形態、方位、大小、結構都作了詳細的記錄，有的還做了測量，數據準確。他對桂林七星岩洞穴系統的描述就和本世紀50年代科學測繪的七星岩平面圖基本一致。徐霞客還根據水文、氣候、成因、結構將這些洞穴劃分為不同類型。如按洞穴的形態結構分：藤瓜式，指的是以溶洞通道將大小洞穴聯繫起來的洞穴系統；樓閣式，是指洞穴的上下、前後都有分層，像一幢有許多房間的樓閣；此外還有蹲虎式、深井式、廳堂地、海螺式等。

《禹貢》全篇不足1200字，內容卻相當豐富，主要有九州、導山、導水、五服四個部分。

導山部分敘述了九州範圍內山嶽的名稱和分佈特點。按照《禹貢》的寫作方式，導山是為了治水，只有察明山脈的高低走向，才能引導和治理洪水。《禹貢》將黃河中下游及漢水、淮河之間的20多座山歸納成四條東西延伸的「山列」。第一條在渭水、黃河以北；第二條在黃河南岸；第三條在漢水流域，自陝西的嶓冢山到湖北、河南交界的大別山；第四條從岷山起經衡山至江西北部的敷淺原。在對山列的記述中，表明作者已有山系概念的萌芽，並且掌握了我國山嶽分佈西高東低、西部集中東部分散的兩大特徵。

《水經注》中記載了大量農田水利設施。都江堰、鄭國渠、靈渠、芍陂〔po坡〕等，都是先秦著名的水利工程。酈道元對這些工程的興建過程、地理位置和範圍結構等，都作了比前人更為詳細的記錄。以農田水利建設和河流、湖泊的綜合利用為中心，書中涉及了種植業、畜牧業、林業、漁業等農業生產的多個側面。除此之外，《水經注》中還記載了溫泉、地下水、天然氣、錫礦、鹽業等礦產資源，還有許多關於採礦九*九*藏*書、冶金、紡織、造紙、食品等工業部門的資料，對我們研究古代的經濟情況有重要價值。

北魏酈道元所著的《水經注》，是一部以記載河道水係為主的綜合性地理著作，是我國6世紀以前地理學的代表作之一。酈道元字善長，北魏涿州酈亭(今河北涿縣南)人，傑出的地理學家。酈道元的父親做過青州刺史，因此，在他少年時就隨父親遊歷了山東的名山大川，培養了探索山川名勝奧秘的興趣。成年後，他利用做官的機會，周遊了今天的河北、河南、江蘇、安徽、山西、陝西、內蒙古等廣大地區。每到一處，他都留心察看水道形勢，探溯源頭河口，並遊覽名勝古迹。酈道元不僅喜歡旅遊，而且酷愛讀書，尤其是地理著作。在讀書的過程中，他感到當時的地理書籍，不是過於雜亂，就是過於簡略，並且有不少錯誤。他認為，桑欽的《水經》專門記述水道雖然是一種開創，但卻太粗略了，而且所記大多是前人舊聞，有必要進一步搞清各條河流的來龍去脈。於是，他決心以《水經》作基礎，寫一部更為詳備的水道專著。這就是後世廣為流傳的《水經注》。

一般來講，地理知識的增長與人們活動的區域範圍、經濟的發展、交通是否發達有著密切的關係。我國從夏、商、周三代開始，勢力範圍日益擴大，人們接觸的地理知識越來越多。傳說大禹治水后，曾鑄九鼎，將全國各地的山川草木奇禽異獸分門別類地鑄在九鼎之上，表示了豐富的自然地理內容。《夏小正》雖然成書于春秋戰國，但其中的資料卻十分古老，裏面的物候知識已形成系統，反映了夏代前後物候知識的發展。歷史研究證明，商代的勢力範圍已達長江以南，而且商的都城曾多次遷移，其地理知識的增長不言而喻。西周時期，人們的地理知識更為豐富，如《詩經》305篇中，有大量的文字描寫當時的地理環境面貌，還記錄了豐富的物候、氣象、地形與植物的關係等知識。其中《十月之交》「燁〔ye葉〕燁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崒〔zu族〕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記錄的是周幽王二年(公元前780年)所發生的大地震，已有地殼變動的思想萌芽。除了《詩經》，《左傳》、《易經》和《尚書》等早期文獻中也有許多地理內容。

九州是《禹貢》全篇的主要部分。「九州」是以名山大川為標誌的自然地理區域。它以岱、華、荊〔jing京〕、衡四山和河(黃河)、濟、淮、黑四水，以及海洋等為分界標誌，將全國分為冀、兗、青、徐、揚、荊、豫、梁、雍九州。九州部分分別記述了各州的山川、湖泊、土壤、物產、植被、田賦等級、貢品名目、水陸運輸路線和少數民族等情況。這些記載很有研究價值。《禹貢》在記述各州的自然景觀時，運用了區域比較的方法。如根據不同土質將其分為壤、墳、埴、壚〔lu盧〕和塗泥幾種；又根據土色，把土壤辨別為白、赤、黑、青、黃幾類；書中綜合這兩大因素，描述了各州的土壤情況。《禹貢》中的兗、徐、揚三州，都在我國的東部平原地區，自北向南，連成一片。《禹貢》記載三州的植被情況是：北部的兗州，草木抽發為長條，分佈疏朗；中部的徐州，草木逐漸茂盛，覆蓋大地；南部的揚州則是草木極繁盛、樹木極高大的地區。這是我國地理文獻對植物分佈呈地帶性變化的最早描述。

《徐霞客遊記》共10卷，約80餘萬字，日記體裁，按時間順序記載作者的遊蹤和研究心得。卷一是游天台山(兩次)、雁宕〔dang盪〕山(兩次)、白岳山、黃山、武夷山、廬山、九鯉湖、嵩山、太華山、太和山、游閩、五台山、恆山的日記；卷二是浙游、江南遊、楚游日記；卷三是粵西遊日記；卷四是黔游日記；卷五一十是滇游日記及附編(卷十下)。該書涉及的內容極其廣泛，包括地貌、地質、水文、氣候、動植物、歷史地理、社會政治、經濟文化、民族風俗等多方面。和我國以往的地理文獻相比，該書不但在內容的豐富上大大超越前人，更重要的是它對自然地理現象進行了細緻的觀察和研究，尤其注重對自然地理現象成因的探討，把感性認識提高到某種程度的理性認識，更具有科學性，開闢了我國古代自然地理研究的新方向。

徐霞客對我國河流探源工作也做出了貢獻。例如，為了弄清南北盤江的源流，他曾五次進行實地考察，寫出了《盤江考》一文。關於長江的源頭，從《禹貢》出現「岷山導江」四個字開始，人們一直認為長江的源頭是岷江。雖然早在漢、唐時就有人表示懷疑，但沒有人敢於站出來否定它。徐霞客在《江源考》中明確提出：「推江源者，必以金沙」，即金沙江是長江的源頭。這在我國地理學上意義十分重大。

《禹貢》是我國古代一部綜合性的地理名著，在我國地理學發展史中佔有極為重要的地位。它在研究方法和地理觀念上都對以後的學者有很大啟發。歷代對它進行註釋、考證的著作很多，成為中國沿革地理和經學地理的一大支柱。《禹貢》中的不少地理概念和詞彙，https://read.99csw.com如冀、豫、渭水、漢水、泰山、華山、衡山等等，直到現在仍在使用，可見其影響的深遠。

導水部分敘述了弱水、黑水、黃河、漾水、長江、濟水、淮河、渭水和洛水九條河流的水源、流向、流經地區和支流、河口等情況。敘述的次序先北方后南方、先上游後下游、先主流后支流，條理清晰，使人對九州內河流水系的分佈情況一目了然。這是我國有關河流水系的最早記錄。

最後一部分是五服。它以500里為距離，由王都向四面等距離擴張，依次分為甸、侯、綏、要、荒五服，並規定了相應的管理方法和交納賦役的等級。這是一種理想化的中央行政制度，表達了作者大一統的政治見解。這種大一統的思想實際上反映了戰國時期人民要求結束諸侯割據，實現國家統一的願望，在當時是有進步意義的。

唐、宋、元三朝，全國統一，國勢強盛，經濟文化昌盛，邊疆地區得到開發，中外交通更是空前發達，因此地理學研究也呈現出繁榮景象。由於行政管理的需要，統治者對了解和掌握全國土地、物產、風俗以及其他地理情況十分重視，這就促使方誌形式地理著作的蓬勃發展並趨於規範化。方誌記述的是各級行政區的歷史沿革、地理面貌及人文經濟等情況，是我國古代地理著作中的主要組成部分。僅《中國地方志聯合目錄》(1985年)著錄的就達8000種以上。正因為如此，歷史上常把地理學稱為方輿之學。現存最早的地方志是唐代開元、天寶年間的《沙州(今甘肅敦煌地區)都督府圖經》，現存最早的古都志是北宋宋敏求的《長安志》，另外，南宋范成大的《吳郡志》因記述全面、詳略得當、體例完備，而被稱為「地誌中之善本」。值得注意的是，唐和北宋的地方志以「圖經」的形式為主，即由地圖和文字兩部分組成，南宋以後，大多數地方志就有文無圖了。在地方志的基礎上，地理總志的編纂也繁榮起來。唐代李吉甫的《元和郡縣圖志》是現存最早的一部全國性的地理總志，書中以當時的鎮、府、州為綱，以縣為目，分別記述沿革、州境、四至和八到(該府州四方界限和到鄰近州府及都城的距離)、戶口、貢賦、物產、山川、道里、古迹等，而且按圖識志，使人一目了然。該書的體例為後世地理志和地方志所採用。宋初樂史編著的《太平寰宇記》是一部大型的全國地理總志，該書在體例上因襲《元和郡縣圖志》，同時另增風俗、姓氏、藝文、土產和四夷等門類，使方誌的內容更趨於史傳化，地理內容相對變少。這一傾向直接影響了元代官修的《大元一統志》，對明、清《一統志》及地方志的影響也很大。在這種傾向中，北宋王存奉命編撰的《元豐九域志》卻別具一格，該書的特點是注重「當世之務」，因而對沿革、人物、古迹、風俗等少有記述，而對四至八到、各地里數、城鎮名數、山澤之利等情況記述詳備，開創了重視地理記述的新體例。在這一時期，我國的沿革地理學趨於成熟。沿革地理是記述、考證歷史疆域和政區等沿革與變革的一門學問，是我國古代地理學的重要組成部分、現代歷史地理學的前身。北宋稅安禮的《歷代地理指掌圖》是現存最早的一部歷史地圖集，宋代王應麟的《通鑒地理通釋》是我國第一部系統的沿革地理專著。這一時期，由於邊疆的開拓和交通的發達，我國的邊疆和域外地理著作十分興盛。唐玄奘西天取經家喻戶曉，他的《大唐西域記》是了解7世紀以前中國新疆及中亞、南亞諸國歷史地理的珍貴文獻。記述西域地區的著作還有唐代杜環的《經行記》，元代耶律楚材的《西遊錄》和丘處機的《長春真人西遊記》等。記述南海及南海各國的重要地理著作有：唐代義凈的《南海寄歸內法傳》，宋代趙汝適的《諸蕃志》，元代周達觀的《真臘(柬埔寨)風土記》和汪大淵的《島夷志略》等。另外，唐代樊綽的《蠻書》是現存最早系統記錄西南邊疆及東南半島的綜合地理專著，也是一部區域地理的典型著作。這一時期，我國的地圖測繪技術非常發達，其水平在世界上處於領先地位。唐代一行和元代郭守敬主持的兩次大規模的大地測量，充分說明了其時測量技術已具有非常高的水平。唐代的賈耽是我國地圖繪製史上一個著名的人物。他積幾十年功夫繪製了著名的全國地圖——《海內華夷圖》，該圖圖幅大(廣3丈，縱3丈3尺)、有統一比例尺(寸折百里)，而且古今地名並注。可惜這幅地圖沒有留傳下來。宋代地圖測繪水平又有提高，其中沈括不僅對製圖六體提出了改進，而且發明了立體地圖——木圖。宋代留傳下來的地圖有：《禹跡圖》、《華夷圖》、《九域守令圖》、《平江圖》、《靜江府城圖》等，這些地圖都是刻在石碑上而得到保存的。

《禹貢》是我國最古老的地理文獻，是關於先秦地理環境的重要著作。《禹貢》收于儒家經典《尚書》中。過去舊史家認為該書是大禹治水和重新制定貢法的記錄，作者是夏代史官或大禹本人。其實，這是一部託名大禹治水而記載古代地理情況的著作，與大禹治水本身並無多大聯繫。《禹貢》的著作年代，多年以來九九藏書一直存在爭論。比較普遍的看法，認為《禹貢》是公元前300年左右，也就是戰國時代的作品。

春秋戰國時期，我國的疆土更加廣大，各民族間的來往日益頻繁。由於生產的發展，交通、貿易亦隨之發達，人們對地理知識的了解不論在廣度上和深度上都得到空前的提高，並開始對地理知識進行系統的整理和綜述，以服務於生產和政治需要。如《周易·繫辭上》「仰以觀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一句，不僅提出了「地理」這一概念，而且指出了它的重要性。基於這種背景，《禹貢》、《山海經》和《管子·地員》等地理專著和專篇便應運而生了。《禹貢》大約成書于戰國時期，書中以自然條件將我國分為九州，並描述了我國的山脈和河流情況。該書是我國第一部系統的地理著作。《山海經》中的《五藏山經》(又稱《山經》)部分成於戰國時代，它將全國山脈分為中、南、西、北、東五個大區，每區又分若干行列，然後從每列首山開始，依次敘述各山的位置、水文、動植物、礦產和神話等內容。本書記載的山川比《禹貢》更為豐富詳細，描述的地理範圍也更廣闊，已有山脈、水系概念的雛形，但其中摻雜了一些離奇怪誕的內容，各山的方向和距離也不完全可信。《管子》一書是假託春秋齊國管仲所編，實際成書于戰國時期。《地員》篇前半部分將土地分為五大類20多個小類，分述其地貌、土壤、植物的特點，是世界上第一個土地類型等級系統；後半部專論土壤，將土壤分為上、中、下三等，每等又分六類，每類又分五種品色，共計90種品色，分別論述其土色、土質、所宜的谷種等，反映了當時土壤知識的豐富和提高。這一時期，地圖的繪製也有重大發展。《周禮》中記載了掌管地圖的職官、各種地圖的名稱和用途等。《管子·地圖》更指出「審知地圖」，了解地形地貌在軍事上的重要性。1978年河北平山古中山國中山王墓(約公元前310年)出土的《兆域圖》(墓區規劃平面圖)和甘肅天水放馬灘秦墓出土的七幅戰國末期地圖，是我國現存最早的地圖。這些地圖已按一定的方向、距離和比例繪製，說明當時製圖技術已有相當高的水平。

導山和導水兩部分，文字雖然不多，但卻是我國古代地理學分區域、分部門進行研究的開始，對於後世的影響是很大的。

《水經注》是一部包羅萬象的地理著作。在它問世不久，人們就開始了對這部書的不斷研究。歷代的地理著作大量引用該書中的內容。還有人仿照《水經注》的體例撰寫水道地理著作，如清代齊召南的《水道提綱》、徐松的《西域水道記》等，形成我國古代地理學著作的一種獨特的體裁。當代的歷史地理學者，也仍以它為重要根據，複原古代地理情況。今天，國內外學者對這部書更加重視，對它的研究已形成一門「酈學」，研究的專題就有沿革地理、經濟地理、城市地理、兵要地理等，而且新的利用價值還在被不斷地挖掘出來。

《禹貢》的九州劃分和分區對比方法的使用，是自然區劃思想的萌芽，對我國的地理觀念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九州的劃分方法在我國歷史上經常被採用。

明代的《徐霞客遊記》是一部日記體裁的地理著作，也是我國及世界上最早系統記述和研究岩溶地貌的科學文獻。徐霞客(公元1586—1641年)名弘祖，字振之，霞客是他的別號，江蘇江陰人，出生於世代書香門第。徐霞客從小就讀了很多書，最使他感興趣的是記載山川、名勝和旅遊的書籍。徐霞客很早就決心掙脫科舉枷鎖，立志游遍祖國的山山水水。在父母的支持下，他從22歲起至56歲的30多年中，幾乎年年外出遊歷。他「不避風雨，不憚虎狼、不計程期，不求伴侶，以性靈游，以軀命游」(《徐霞客遊記·潘耒〔lei壘〕序》)，足跡遍及我國現在的江蘇、上海、浙江、山東、河北、天津、北京、山西、陝西、河南、安徽、江西、福建、廣東、湖南、湖北、廣西、貴州、雲南等19個省市，行程達10萬余里。

明、清兩代，我國傳統科技在整體上處於低潮，然而作為一門為現實服務的地理學，因受統治者的重視，以及明中葉資本主義萌芽的影響，卻發展到了鼎盛時期，取得了累累碩果。明代鄭和率領龐大的船隊「七下西洋」，在東南亞、印度洋地區進行的大規模、長達30年的航海活動，不僅是我國海上探險事業的空前成就，也是世界地理髮展史上的壯舉。這次活動帶來了地理學上的新知識、新認識。《鄭和航海圖》是我國現存最早的亞非航海圖。隨行人員撰寫的見聞錄，如《瀛涯勝覽》、《星槎勝覽》、《西洋番國志》等，都是地理學的珍貴資料。明代的一部重要的地理著作是著名的《徐霞客遊記》。這部著作是徐霞客數十年野外考察的日記彙編，其中對岩溶地貌和山脈、水系的科學考察，已具有近代地理學思想的萌芽，開拓了我國地理學研究的新方向，在世界上也處於領先地位。明代的楊慎、王嘉謨也都致力於對大自然面貌的探索。楊慎的《山名考》、《溫泉志》、《滇南月令詞》等分別在山名與山形、溫泉的分佈與利用、物候與人類九九藏書活動關係等方面有突出成就；而王嘉謨的《北山遊記》則系統描述了當時北京西北山區的自然環境，是現存地理著作中有開創性的一篇。這一時期，我國傳統地理學繼續發展，其中方誌的編撰規模大、種類全、數量多、分佈廣。明代曾五次修總志，清政府曾三次編修《大清一統志》，其中《嘉慶重修一統志》內容豐富，體例完善，是歷代《一統志》中最好的一部。其他有代表性的方誌有：《(順治)河南通志》是門類齊全、撰寫規範的通志類方誌的典型代表，《西域水道記》是以湖泊為綱的水道專志，《西陲要略》是西北地區的地區專志，《西藏志》是第一部正規的西藏地方志，《朔方備乘》是關於北部邊疆的地理專志，等等。據統計，明代修志3000種左右，現存900多種，而清代現存方誌就有5000多種。方誌是我國古代地理著作的重要組成部分。它的繁榮，是我國傳統地理學走向成熟和頂峰的標誌之一。明清時期沿革地理研究也空前發達，既有以表格形式說明政區、疆域變化的，在體裁上有所創新的著作，如《歷代地理沿革表》、《歷代疆域沿革表》等，還有像《歷代地理志韻編今釋》那樣的歷史地名辭典，以及《歷代輿地圖》、《歷代地理沿革圖》之類的歷史地圖集。清初，一批具有啟蒙思想的學者編出了一批能夠通達古今之變，為政治、軍事和國計民生服務的沿革地理著作，如顧炎武的《肇域志》、《天下郡國利病書》，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等。其中《讀史方輿紀要》是我國史料最翔實、內容最豐富、結構最嚴密的沿革地理著作，直到今天，仍是研究歷史地理不可缺少的參考書之一。

《水經注》不但內容豐富，而且在敘述事物時也十分確切細緻。為了寫好《水經注》，酈道元在他足跡可能到達的地區，都進行了詳細的實地考察。有一次，他發現《水經》和《漢書》對泗水的源頭記載有問題，於是他不辭辛苦，親自去探尋源頭，最後終於在卞縣故城(今山東泗水縣東)東南桃墟附近找到了泗水的發源地。酈道元還極為重視地形地貌的方向、數值、位置的記載。如《汾水注》中說：「山即汾山也，其山特立，周七十里，高三十里。文穎言：在皮氏縣東南，則可十里，乃非也，今准此山，可高十余里。」書中對高山峽谷、岩溶地貌、西北乾燥地區的地貌都有許多精彩的描述。

秦漢迄至南北朝，是我國地理學發展的一個重要時期。先是秦始皇在公元前221年統一六國，建立郡縣制，實行中央集權，並大修馳道以通達全國；之後是漢承秦制，廢除了秦的苛政，使經濟、文化、科技高度繁榮，國力日強，向邊疆進行了強有力的擴張；至南北朝時期，雖然社會處於分裂和動蕩的局面，但中原人口的南遷和中外及水陸交通的興盛，大大開闊了各民族的地理視野。這些都是地理學發展的有利因素，因而促使中國傳統地理學在這一時期逐漸形成，產生了一些具有開創性的著作。首先是《史記》、《漢書》設地理專篇，開拓了地理研究的新領域。司馬遷的《史記·貨殖列傳》是我國最早的經濟地理學著作，它主要敘述了漢初及以前農業、手工業、商業的分佈以及在各主要區域(劃分了10個經濟區)的發展概況。司馬遷在《史記》中設置該篇，是一個創舉，對以後正史「食貨志」的編纂有深遠影響。班固的《漢書·地理志》是我國第一部用「地理」命名的地理學著作，是我國最早以疆域政區為主體的地理著作，也是我國沿革地理的最早著作。該書的主要部分以漢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疆域政區為綱，依次敘述各郡、縣的建制沿革，郡下記有戶口以及某些重要的自然和經濟情況，縣下則根據地區特點，記有山、川、水利、特產、官營工礦和著名的關塞、祠廟、古迹等。《漢書·地理志》對我國地理學的發展有極大影響，如二十四史中有16部設有「地理志」，它們都是以《漢書·地理志》為典範寫成的；我國後來出現的地理總志和地方志等地理著作，也無不受其影響。由於歷代編修的疆域政區地理志是我國古代地理著述中最基本最重要的一部分，具有傳統特色，因此，《漢書·地理志》在我國古代地理學體系的形成上有重要地位。這一時期，我國陸地水文的研究也有所創新和發展。三國時桑欽的《水經》是我國第一部記述河道水系的專著，其中共記載了137條河流的發源、流經地區、最後歸宿，並涉及流經地區的山川文物等。該書開創了水志的記述體裁，確立了以水證地的方法，但內容簡單，其中錯誤也多。晉代以後，為《水經》作注的主要有兩家：一為晉代郭璞，一為北魏酈道元。唐以後郭書失傳，惟有酈書傳世。酈道元的《水經注》，名為註釋《水經》，其實自成巨著，是我國6世紀前最全面系統的綜合性地理著作。這一時期，由於張騫通西域、三國東吳對南方的開發和水上交通發達，以及佛教傳入，不少僧人西行取經等等，人們的地理視野極為開闊。當時描述各地州郡及山川地理的「地記」和描述沿途見聞的旅行記都開始興盛。據《隋書·經籍志》記載，記海內外山川地理的著作達139種、1432卷之多。「地記」方面除了上述專記水道的《水經》和《水經注》外，還有專記各地區的《三巴記》、《婁地記》、《湘州記》，專記名山的《廬山記》、《幕阜山記》以及綜述全國各地的《畿服經》、《地理書》、《地記》等；遊記方面則有《佛國記》、《遊行外國傳》、《慧生行記》等等。可惜這些著作基本上已散失殆盡。現存最早的以真實地理為對象的遊記是《佛國記》，書中記述了東晉法顯西行取經的沿途見聞，關於阿富汗、尼泊爾、巴基斯坦、印度、斯里蘭卡等地以及南海航行的情況都是本書首次記錄。該書開創了地理著作中遊記式的新體裁。這一時期地圖學也有重大發展，湖南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地形圖、駐軍圖等地圖，已具有山脈、河流、居民點和道路等現代地圖的基本要素，形成了較系統的圖例，有一定的比例尺，證明漢代勘測地圖的精度已達到較高水平。晉代裴秀在總結前人經驗的基礎上，結合自己的製圖實踐，建立起一套地圖製作的理論原則——「製圖六體」，即分率(比例尺)、准望(方向)、道里(路程)以及高下、方邪、迂直(三者是用來求複雜地形的水平直線距離)。「製圖六體」的提出，是我國地圖學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大事，使我國地圖的繪製向更精確的方向邁進了一步。ｒｅaｄ•９９csｗ•cｏm

《水經注》全書40卷，30多萬字。其體裁是以許多水道的幹流或大支流為主題，主題下大小不同的段落都有一句或幾句綱領性的說明作為「經」，隨後詳細引用有關資料作為「注」。這種以水道為綱記述地理情況的體例，不同於以往的地理著作，是酈道元在《水經》的基礎上發展和創造出來的古代綜合性地理著作的一種新形式。《水經注》名義上是為《水經》作注，實際上卻是自成體系。僅以字數來說，就比《水經》增加近20倍。在寫作中，酈道元吸收和採納了大量前人的地理學成果，引用了430多種書籍，以及許多金石碑刻、地圖、民歌、民謠等。這些古代文獻有許多沒能流傳到今天，因此，《水經注》中這些片斷，成為研究在此之前地理學發展的重要資料。

徐霞客的身體很好，了解他的人都稱他「健如牛，捷如猿」。爬山涉水，日行百里之後，他還能在夜間把當天的觀察所得記錄下來。多年的遊歷生活，徐霞客積累了大量的考察日記。在他最後一次出遊歸來后，身染重病，一直到去世，都沒來得及對這些日記進行整理。後來才由季夢良加以整理成書。《徐霞客遊記》早先只有抄本，由於輾轉傳抄和戰亂不斷，內容缺失很多。清乾隆四十一年(公元1776年)，徐霞客的族孫徐鎮首次將此書刊印，使這部著名的地理遊記，也是我國最早的野外考察記錄得以廣泛流傳。

《水經注》在地理學方面取得了許多前人沒有的成就。例如該書中記載的植物種類不下140種，動物種類超過100種。酈道元對生物的性狀和習性進行過細緻的觀察研究，書中記載的淡水魚類的洄遊現象，在世界上是最早的。書中對生物的地理分佈和變遷都有所描述。《漣水注》中還寫道：湘鄉縣石魚山，有一種黑色石頭，紋理與雲母相似，常顯出魚形，敲剝一層后，鱗、鰭、頭尾非常逼真。這是我國最早記載魚類化石的文獻之一。

《徐霞客遊記》最大的科學價值是關於岩溶地貌的廣泛而深入的考察。岩溶地貌，又稱喀斯特地貌，在我國南方分佈很廣。東起杭州飛來峰，西至雲南西部保山地區，其中自湖南南部到雲南東部，面積就有55萬平方公里。我國記載岩溶地貌有悠久歷史，西漢長沙馬王堆地形圖上描繪的峰叢石山，就是世界上最早的地表岩溶地貌圖。此後記載岩溶地貌的文獻更多，如南北朝王韶之《始興記》、酈道元的《水經注》、盛弘之的《荊州記》和宋朝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等等。但是，沒有一部能夠像《徐霞客遊記》那樣系統科學地研究岩溶地貌。徐霞客將岩溶地貌的許多地形，進行了分類命名。如稱落水洞地形為「眢〔yuan淵〕井」；漏斗地形為「盤窪」或「環窪」；干谷地形為「枯澗」；等等；而且以「石山」、「石峰」統一命名峰林地形。這種歸類和命名，是科學的研究方法。《徐霞客遊記》對每一類地形都有生動形象的描繪。如記述落水洞時說：「嶺頭多漩渦成潭，如釜之仰，釜底俱有穴直下為井，或深或淺，或不見底……」徐霞客還首次明確記述了我國西南地區峰林的分佈和特徵，認為峰林範圍東起湖南道州(今湖南道縣)，西至雲南羅平，南入廣西境內。徐霞客每經過一個地區，都十分注意總結當地岩溶地貌的特點，並和其他地區相比較，力求找出它們的分佈規律和發育特徵。如在論述峰林發育的地區差別時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