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洞書院在江西星子縣北廬山五老峰下。唐末五代時為學者自建的讀書講學之地。

宋初書院大多是由私人隱居讀書講學發展起來的，也有一部分由世家大族的家塾發展而成的。宋初書院發展的直接動因是「補官學之不足」，因此多得到朝廷和官府的支持、褒獎和資助，在宋初教育發展上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事實上，宋初的書院還不限於上述數所，只是根據過去人們大體公認，近代學人新的研究所得，選擇了較有代表性的書院略作介紹，以期展示宋初書院發展的盛況和基本特點。

開慶元年(公元1259年)書院為豪門所奪。

朱弼，字君佐，建安人。精究五傳，旁貫數經。開寶年間，赴金陵應試，一舉以關頭中第，授國子助教，知廬山國學。生徒數百。當時廬山國學的生徒中，有盧絳、諸葛濤、蒯鰲等一夥無賴之徒，不守禮法，經常飲酒賭博，打架鬥毆，橫行霸道。學官多不敢管束，任其胡作非為。及朱弼任教，威嚴以待，謹持禮法，整頓風紀。每升堂講釋，生徒環立，各執難疑，問辯蜂起。朱弼應聲解說，莫不造理。雖題非己出，而事實連綴，宛若早有準備，胸有成竹。於是諸生誠服，皆循規矩，教學秩序井然，風氣改觀。盧絳等無賴之徒見勢稍稍引去，四方肄業者紛然而至。

北宋咸平五年(公元1002年)曾經重加修繕，並塑孔子及十弟子像。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直史館孫冕因患病，請求退休辭官，歸白鹿洞養老，獲得朝廷恩准。但未至而身亡。直到皇祐五年(公元1053年)孫冕的兒子禮部郎中孫琛在白鹿洞建房十間，供子弟居住和讀書，並接待各地來學的士子，供給膳食，遂定名為白鹿洞書堂。當時曾知南康軍的郭祥正撰《白鹿洞書堂記》一篇，詳細記述了當時的情景，「祥符初，直史館孫冕以疾辭于朝，願得白鹿洞以歸老，詔從之。冕未返而卒。皇祐五年，其子禮部郎中琛即學之故址為屋，榜曰書堂，俾子弟居而學焉，四方之士來學者，亦給其食。」

東佳書堂也稱陳氏書堂、義門書院，為江州陳氏家族所建。陳氏于唐僖宗時曾因數世義居得到旌表，南唐昇元間立為義門，宋初又受到褒賜。《陳氏家法三十三條》保留有關書堂、書屋的最早記載。家法規定：「立書堂一所于東佳庄。弟侄子孫有賦性聰明者令修學，稽有學成者應舉。除現置書籍外，須令添置。于書生中立一人掌書籍，出入須令照管，不得遺失。賓客寄止延待于彼，一一出東佳庄供應、周旋。」《湘山野錄》載：「吳故國五世同居者十家，尤著者江州陳氏，……建家塾，聚書，延四方學者，伏臘皆資焉。江南名士，皆肄業于其家。」表明家族設書堂，購置圖書，設專人管理，並且對四方學子，諸賓客提供住宿膳食，無論夏冬，都由書堂負責，江南名士，多有來學者。南唐徐鍇撰《陳氏書堂記》稱：陳氏「以為族既庶矣，居既睦矣，當禮樂以固之，詩書以文之。遂于居之左二十里曰東佳，因勝據奇，是卜是築，為書樓，堂廡數十間，聚書數千卷，田二十頃，以為遊學之資，子弟之秀者，弱冠以上皆就學矣。」明代文德翼《求是堂集》載：江州陳氏經過世代積聚，至宋初，藏書、帖「號天下第一」。

我來登眺不勝慨，獨依東風數落花。

大中祥符七年(公元1014年)應天府改為南京，應天府書院也改稱南京學舍，或南京書院。

元黃清老撰《石鼓學田記》一篇，文稱：

應天府(睢陽)書院，在河南商丘縣西北隅。原為名儒戚同文的舊居。

楊億在《雷塘書院記》中稱潯陽陳氏東佳書堂、豫章胡氏華林書堂和南康洪氏雷塘書堂為鼎峙江南東西兩路的三大書院。

宋仁宗天聖三年(公元1025年)應天府知府、樞密直學士李及奏稱：「本府書院，甚有學徒，自建都以來，文物尤甚」，「慾望于發解進士名額之外，呈請增解額三人」。這是書院單獨申請參加科舉考試報名資格的最早紀錄。

宋天聖二年(公元1024年)王隨知江寧府奏請於三茅齋糧莊田內撥田三頃，供書院贍用。王隨死後，書院逐漸廢弛，居空徒散，其地為道教崇禧觀所佔用。

咸平元年(公元998年)李允則知潭州，次年又著手修復嶽麓書院，「敞門屋」，「揭書樓」，「辟水田」。咸平四年(公元1001年)宋真宗賜國子監印本「九九藏書九經」于嶽麓書院，並修孔子廟堂。選派行義著稱的周式任山長，生徒達60餘人。又尋到朱洞、孫逢吉的「故書」，改善和充實了藏書條件，嶽麓書院又得新生。據王禹偁〔cheng撐〕記稱：嶽麓書院修復后，「使里人有必葺〔qi汽〕之志，學者無將落之憂」，「誰謂瀟湘，茲為洙泗；誰謂荊蠻，茲為鄒魯」(《小畜集》)。說明嶽麓書院當時在弘揚和傳播儒家文化，改善社會道德風尚方面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嶽麓書院歷經地方官員集公眾之力多次修葺，又得到朝廷的支持，於是聞名天下，並發展成為湖湘一帶的文化教育中心，被譽為「惟楚有材，於斯為盛」。湖湘之地歷來人文薈萃，實得益於嶽麓書院及由嶽麓書院帶動起來的湖南多所書院。

石鼓書院也與道家道教有著密切關係。李寬中秀才書院原為尋真觀，后改道院為學舍，繼而立學，招諸生弦誦其中。唐代呂溫的題詩竟直稱「尋真觀李寬中秀才書院」。書院是由尋真觀改建而成，或者書院就設在道觀之中，為尋真觀的一部分。可以想見，在唐宋之際，許多名山勝地，佛道寺觀與儒學書院爭相創建，香火繚繞與詩書講誦交互爭寵，形成特有的一大文化奇觀，頗能發人深思！

大中祥符五年(公元1012年)，知州劉師道根據山長周式的請求，批准進一步擴充書院規模。

馬端臨在《文獻通考·學校考》中說：「是時末有州縣之學，先有鄉黨之學。」就是說，宋初州縣等地方官學尚未設立，包括書院在內的民間或私人創辦的鄉黨之學率先得到發展。

朱熹在《衡州石鼓書院記》中說得更為明確：「予惟前代庠序之教不修，士病無所于學，往往相與擇勝地，立精舍，以為群居講習之所，而為政者乃或就而褒表之。」(《朱文公文集》，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本)朱熹是南宋人，他所說的「前代」包括了唐末五代和北宋初；「庠序之教」是指地方官學；「擇勝地，立精舍」正是創建書院講學。就是說，唐末五代至宋初，由於官學未興，讀書士子無處就學讀書，大批學者自創書院講學，滿足了讀書士子就學讀書的願望和要求，並且得到官府的褒獎和讚許。

楊徽之，讀書于白鹿洞，長於《詩》。

唐末五代數十年間，戰亂不止，社會不寧，經濟蕭條，文教衰落，讀書士子無由顯身，多數人窮居草野，隱居讀書講學，於是私學暗興，書院教育應運而生。

據史料記載，石鼓書院在石鼓山，舊為尋真觀，為道教宮觀。唐刺史齊映曾建合江亭于山之右麓。元和年間(公元806—820年)，士人李寬結廬讀書其上。刺史呂溫曾前往造訪，有《同恭日題尋真觀李寬中秀才書院詩》流傳於世，收入《全唐詩》中。

宋太宗至道二年(公元996年)七月，賜「太室書院」額，並賜國子監印本「九經」藏於其中。大中祥符年間(公元1008—1016年)再次賜書院「九經」及子、史等書。景祐二年(公元1035年)敕西京重修，賜匾額改稱「嵩陽書院」，王曾奏置院長，給田一頃供膳食。

從這些資料中也可以窺見書院教學的某些特點，如：教學內容比較靈活多樣，學生各有專長，師生關係比較和諧融洽。

戚同文與睢陽書院前已述及。胡瑗、孫復、石介被稱為「宋初三先生」。黃震在《宋元學案·泰山學案》按語中贊稱：「宋興八十年，安定胡先生、泰山孫先生、徂徠石先生始以師道明正學，繼而濂、洛興矣。故本朝理學雖至伊、洛而精，實自三先生而始。」

又據記載，李寬，即李寬中，唐代處士。元和年間，呂溫被貶謫衡州刺史，以文學整頓吏治，性好游晏觴詠，風雅稱盛。州城之外有石鼓山。自貞觀初年，刺史宇文炫開東岩面溪，為眺望遊覽名地。李寬為山主，乃改道院為學舍。其後因之立學，祠先聖，乃招諸生，弦誦其中。

嶽麓書院在早期曾與佛寺有著密切的關係，恰好說明書院教育的產生和發展，曾借鑒和吸收了佛寺的某些經驗。這一史料得以保存並得到公正的評說，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價值，引起書院研究者的高度重視。

咸淳七年(公元1271年)遷至江寧府(今金壇縣)南顧龍山麓。

嶽麓山也是唐代士人隱居讀書的地方。馬燧曾在嶽麓山左坪輿衍建道林精舍。精舍建書堂，因藏有沈傳師、裴休的筆札和宋之問、杜甫的篇章，故稱「四絕堂」。因有藏書供人研讀，故後人有稱其為「道林書院」者。

景祐二年(公元1035年)宋仁宗應集賢校理劉沅之請，賜書院額匾九九藏書及學田。

嶽麓山在唐代也是一處佛教活動的聖地。道林精舍旁即有一寺，也以道林為名。五代時，馬殷曾加重建，僧眾達300餘人。道林精舍竟為道林寺所並。宋人曾賦詩一首，深表嘆惜：

金大定年間(公元1161—1189年)書院廢弛，更名為承天宮，仍為道教宮觀。至明嘉靖年間(公元1522—1566年)再次重修，又更名為嵩陽書院。

歐陽守道認為二僧慕儒者之道，建屋購書，供士子居住研讀，奠定了嶽麓書院的初步基礎，二僧之功不應埋沒。後世儒者多囿於儒佛之爭的偏見，恥談書院前身為僧人所建，未免不符事實，有失公允。指出：

宋初，開寶九年(公元976年)，彭城人劉嶅〔ao敖〕倡議在僧人原有書舍的基礎上創建書院，由潭州知州朱洞和潭州通判孫逢吉率地方公眾共成其事。建講堂五間，齋舍52間，並建祭祀先師先賢的祠宇，集聚一批圖書，廣招生徒，開展講學。形成了藏書、祭祀、講學功能齊全的書院教育組織。據陳傅良《潭州重修嶽麓書院記》稱：自此數十載，「教化大洽，學者皆振振雅訓，行藝修好，庶幾乎古」(《止齋先生文集》，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本)。

袁燮在《四明教授廳續壁記》中在列舉了真宗、仁宗之際的白鹿洞、嶽麓、嵩陽、茅山四書院之後稱：「其卓然為師表者，若南都之戚氏(同文)、泰山之孫氏(復)、海陵之胡氏(瑗)、徂徠之石氏(介)，集一時俊秀，相與講學，涵養作成之功亦既深矣。」

嵩陽書院與道家道教有微妙的關係。原為道教太一宮舊址，附近有道教崇福宮相鄰。金時又曾改為承天宮，仍為道教所有。從唐末五代直到宋初，佛教寺廟、道教宮觀都曾成為儒學士子寄居讀書、聚徒講學之地。其間不少儒學士子與佛道僧眾交往密切，不僅為書院的產生和發展創造了條件，而且也為理學的萌芽和奠基提供了機遇。嵩陽書院在理學奠基時期有著重要的影響和地位，不是偶然的。

嵩陽書院在河南省登封縣嵩山南麓太室山下，原為道教太一宮舊址。五代後周時建書院，稱太乙書院。

戚同文從師于名儒楊慤〔que卻〕。楊慤長期在將軍趙直家館任教。楊慤去世后，戚同文繼其事。趙直為感謝楊、戚師生，特加禮待，為築室聚徒，奠定了應天府(睢陽)書院的初步基礎。或者說，應天府(睢陽)書院是由私人家館發展而成的。

往年余長嶽麓，山中碑十余。尋其差古者，其一李北海開元中為寺僧撰，其一記國初建書院志撰者名。碑言：書院乃寺也。有二僧，一名智璿，一名某。念唐末五季湖南偏僻，風化陵夷，習俗暴惡，思見儒者之道，乃割地建屋，以居士類。凡所營度，多出其手。時經籍缺少，又遣其徒市之京師，而負以歸。士得屋以居，得書以讀。其後版圖入職方，而書院因襲增拓至今。

大中祥符二年(公元1009年)應天府民曹誠出資300萬錢，就戚同文舊學舍之地重建學舍，建屋150間，聚書1500冊，廣集生徒，講學其中，聲名彌盛。應天府將其事迹上奏朝廷。宋真宗詔令「以曹誠為府學教授」，「令同文孫舜賓主書院之事」，並賜應天府書院額。太常博士王瀆掌其教，職方員外郎張吉甫領其綱。應天府書院正式得名。人稱戚同文為睢陽先生，故應天府書院又被稱為睢陽書院。

詩人范成大於乾道九年(公元1173年)曾游石鼓山，作《衡山記》，將石鼓書院列為宋初四書院之一。記稱：「始諸郡未命教時，天下有書院四：徂徠、金山、嶽麓、石鼓。」(乾隆《衡州府志》)這是最早的有關宋初有四大書院的說法。

華林書堂也稱華林書齋、華林書院。在江西省奉新縣西南郊華林山。是奉新同安鄉胡氏創辦的一所家族式書院。據《文苑英華》的編者徐鉉在《華林胡氏書院記》記載：「乃即ｒead•99ｃｓw•cｏｍ華林之陽，獨開元秀之墅，祖孫一德，洙泗同風」，「乃即別墅，華林山陽，玄秀峰下，建書堂焉，築室百間，聚書五千卷，子弟及遠方之士，肄學者常百數十人，歲時討論，講席無絕。」胡氏累世家族聚居，數代講經史、誦詩書、習禮儀，創辦書院以博取「孝弟聲華輝北闕，門閭顯赫耀南方」的家風。華林書堂在宋初頗有影響，培養了不少人才，中進士者，胡氏一族就有13人，有的官至刺史、尚書、宰相。宋真宗曾寫詩加以稱讚：「一門三刺史，四代五尚書。他族未聞有，朕今止見胡。」(同治《奉新縣誌·甘竹胡氏十修家譜》)

雷塘書院也稱雷湖書院、雷湖書堂，在江西省安義縣，是洪文撫創建的洪氏家族式書院。洪氏是南康大族，極重教育。《宋史·孝義傳》稱：洪文撫六世義居，「就所居雷湖北創書舍，招徠學者」。在當時頗有影響，宋太宗至道三年(公元997年)軍守奏知朝廷，太宗「遣內侍裴愈齎御書百軸賜其家」，文撫遣弟文舉攜帶土特貢物赴朝謝恩，「太宗飛白一軸曰『義居人』以賜，並命文舉為江州助教」，「自此每歲遣子弟入貢，必厚賜之」，「又命有司修書堂以淑子弟」。洪氏創書舍，徠學者，得到朝廷的褒獎和資助。楊億在《南康軍義居洪氏雷塘書院記》中將雷塘書院與東佳書堂、華林書院並稱為鼎峙江南的三大書院。雷塘書院延續時間較長，不僅本族子弟之秀者「咸肄業于茲」，且四方來學者也不遠千里，「貫魚而進」。直到南宋時，朱熹知南康軍，還曾公開察訪，在《知南康榜文又牒》中稱：「按圖經，建昌縣義門洪氏，本以累世義居，婺〔wu務〕婦守節，嘗蒙太宗皇帝賜以宸翰，寵以官資，旌表門閭，蠲〔juan捐〕除徭役。未委其家自今有無子孫依舊義居？所藏御書見(現)作如何崇奉，所表門閭曾與不曾修葺？」

此是前朝古書院，而今創作梵王冢。

茅山書院在宋初很有影響。范成大在《衡山記》中將茅山(金山)書院與徂徠、石鼓、嶽麓書院並列為天下四書院。

袁燮在《四明教授廳續壁記》中也說：「集一時俊秀相與講學，涵養作成之功，亦既深矣。而問其鄉校，惟兗、穎二州有之，余無聞矣！」(《絜齋集》，商務印書館，1935年《叢書集成》)說明宋初地方官學除兗州、穎州一帶之外，大部分地區均未曾設立，學者大都集中在書院聚徒講學，並且卓有成就。

孫復(公元992—1057年)字明復，晉州平陽(今山西臨汾)人。曾入范仲淹之門，任睢陽書院學職。后居泰山，與胡瑗、石介一起苦讀講學。石介並率弟子就學于孫復門下。孫復築室于泰山之陽，聚書講讀。孫復自稱：「予丁丑秋九月作堂于泰山之陽，明年春，堂既成，以是道處是堂，故命之曰通道堂。」不久通道堂併入岱廟，於是學舍北遷，重整院落，修葺房舍，擴建廳堂，規模空前。石介稱此堂為泰山書院，並撰《泰山書院記》稱：泰山先生「乃于泰山之陽起學舍齋堂，聚先聖之書滿屋，與群弟子而居之」(《宋元學案·泰山學案》附石介《泰山書院記》)。

宋初的著名書院有哪幾所，歷史上說法不一。綜合各家之說，結合近年來的研究成果，分別介紹如下。

予讀此，甚善二僧之用心與予同。讀者乃笑之，若謂此碑為不足存。嗟呼！白鹿洞諸書院，經近世諸大賢主張扶植，必推本其初，為何人所居，出何時之意，后雖有述，而始作之善不可沒也。智璿若某二僧者，生於彼時，同時有位與力過二僧者何限！彼不為此舉，而此為之，豈不可大嘉哉！獨以其僧也，而今置之不道，其亦不得為公也已！(《巽齋文集》，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本)

唐貞元年間(公元785—805年)洛陽人李渤和他的哥哥李涉在廬山讀書，曾馴養 一隻白鹿，日夜相隨相伴。寶曆年間(公元825—827年)李渤任江州刺史，出資在廬山他讀過書的地方，建築台榭，名其地為白鹿洞。南唐昇元年間(公元937—943年)就白鹿洞建學館，置田產，供各方來學者讀書之用。國子監九經教授李善道為洞主，掌教授。當時稱廬山國學。

胡瑗(公元993—1059年)字翼之，泰州海陵(江蘇如皋)人。因曾世居安定(陝西安定)，人稱安定先生。胡瑗幼年家境清貧，學習卻刻苦努力，「七歲善屬文，十三通五經，……家貧無以自給，往泰山，與孫明復、石守道同學，攻苦食淡，終夜不寢，一坐十年不歸。得家書，見上有『平安』二字，即投之洞中，不復展，恐擾心也。」(《宋元學案·安定學案》)后從事私人九_九_藏_書講學，「以經術講授吳中」。先後受聘任蘇州州學、湖州州學教授，創「蘇湖教法」，首創分齋教學制度，倡通今博古、明體達用，以敦實學。胡瑗逝世后，在他「過化」之地，多有以安定命名的書院。其中最著名的是他的弟子孫覺于熙寧五年(公元1072年)在湖州創辦的安定書院。

其後，曾因熱心書院教育的地方官員去職，其政「不嗣」，「弦歌絕音，俎豆無睹」，生徒逃逸，六籍散失，藏書、祭祀、講學遂不能繼，書院又陷於荒圮。

宋初書院的興起，一方面滿足了讀書士子就學讀書的急切需要和緊迫心情；另一方面也幫助統治者解決了一個現實的社會問題。因此，一批由民間或私人創建的書院便興盛起來，官方因勢利導，給予大力支持、資助和褒獎，進一步推動了書院教育的發展，形成了一批頗有影響的書院。

宋既統 一海內，戰亂漸平，民生安定，文風日起，讀書士子紛紛要求讀書就學，國家也需要大批治術人才。但是，在宋初，朝廷還來不及興學設教，無暇顧及文教事業，也沒有充足的財政實力發展教育事業。 書院教育正是在這種條件下，得到進一步發展。

石鼓山，衡之附庸也。奇峰聳拔，中高而外秀。烝湘二水左右環之，既合，蕩蕩浩浩歸於洞庭。書院當二流之交，回瀾渟淵，遠嶂森列，樓閣如在虛空中，蓋湖南第一聖地也。唐元和間，州人李寬中結廬讀書其上。(光緒《湖南通志》)

嵩陽書院一直受到北宋朝廷的重視，兩次賜書頒額，置院長，撥學田。據稱嵩陽書院學田最多時達1750餘畝。

近人陳登原先生在《國史舊聞》中稱石鼓書院「創始最早，聲名最廣」，顯然他是指石鼓書院及其前身李寬中秀才書院而言的。

劉式于南唐時在白鹿洞讀書，曾手抄《孟子》、《管子》等書。據說這些書是當時白鹿洞教學中的日課。

朱熹也寫過一篇《衡州石鼓書院記》，稱：「石鼓據烝湘之會，江流環帶，最為一郡佳處，故有書院，起唐元和間，州人李寬之所為。」(《朱文公文集》)

石介(公元1005—1045年)字守道，兗州奉符(今山東泰安)人。幼年篤志好學，清苦自甘，自強不息，名聞鄉里。天聖八年(公元1030年)登進士第，與歐陽修、蔡襄等同科，先後任職鄆州、商丘等地，因父喪歸里居徂徠山下，以《易》授徒於家中。曾請孫復來山東講學，率諸弟子共師事之。徂徠山下石介讀書講學之處，稱徂徠書院。范成大將徂徠書院列為宋初四大書院之一。近人陳登原稱宋初有八大書院，泰山書院、徂徠書院均在其中。

嶽麓書院在湖南善化縣(今長沙市)西嶽麓山抱黃洞下。

唐末五代至宋初，曾在白鹿洞隱居讀書或任教講學的學者先後有唐末的顏翊〔yi義〕，五代時的李善道、朱弼、陳貺〔kuang況〕，宋初的明起、劉渙、陳舜俞、陳瓘〔guan冠〕等。據稱：顏翊率弟子30餘人，授經于白鹿洞，達30年之久。李善道任洞主時，白鹿洞生徒百餘人，皆為時望名流。朱弼任助教，學生質疑問難，其剖析周詳，頗得眾望。馬令在《南唐書》中詳細記載了朱弼在白鹿洞講學的情景：

儒佛之間在唐末五代有鬥爭，也有融和之勢，佛僧中也有人關心和仰慕儒家文化。南宋淳祐末年曾任嶽麓書院副山長的歐陽守道，曾寫過一篇文章《贈了敬序》(《巽齋文集》，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本)，述及其從古碑中發現二名僧人慕儒者之道，割地建屋，購書興學的記載。

呂祖謙在《鹿洞書院記》中也有類似的看法。他說：「竊嘗聞之諸公長者，國初斯民，新脫五季鋒鏑之厄，學者尚寡，海內向平，文風日起，儒生往往依山林，即閑曠以講授，大率多至數十百人。」(《呂東萊文集》，商務印書館《叢書集成》本)這裏的「國初」正是指宋初。同時也說明，宋初剛剛擺脫了戰亂之禍，學子就學讀書之風日盛，但學校尚未及設立，於是學者在山林閑曠之地，自建書院，聚徒講學。

書院的產生和發展與當時的社會歷史條件有密切的聯繫。

應天府書院由私人家館發展成私人講學的書院，又逐步演變成為官學，這也是宋初書院發展的一種頗有代表性的形態。

石鼓書院在湖南省衡陽北二里石鼓九九藏書山回雁峰下。

嵩陽書院與理學的發展有密切關係。程顥、程頤兄弟二人曾居住在開封、洛陽、鳴皋鎮，多次在嵩陽書院講學。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程頤在國子監任職，曾到嵩陽書院講學，他用理學的觀點講授《論語》、《孟子》、《大學》、《中庸》等書，並以四書作為門生的最基本的教材，他認為這四種書是探究孔子本意的最直接的資料。最後由朱熹編輯的《四書集注》，成為程朱理學的代表作。元祐七年(公元1092年)程頤授通直郎分管崇福宮。崇福宮與嵩陽書院相鄰，程頤再次到嵩陽書院講授《周易傳》，聽者甚眾。二程兄弟是理學四大流派濂、洛、關、閩中洛學的代表，嵩陽書院也一直被視為洛學產生和傳播的基地。為紀念二程兄弟在書院講學，嵩陽書院特建二程祠。清人湯斌在《嵩陽書院記》中稱：「二程曾講學於此，後人因建祠焉。」

茅山書院在浙江江寧府(今金壇縣)三茅山後，也稱金山書院。宋仁宗時處士侯遺所建，教授生徒，並供飲食，達10年有餘。

白鹿洞書院從唐末私人自建的讀書之處，發展為聚徒講學之所，代表了古代書院教育早期的典型歷程。私人創辦，又得到朝廷恩准認可，賜給國子監印本「九經」，自建房屋，自置田產，自備圖書，供四方之士食宿讀書，也是古代書院教育早期的典型形式。所以，白鹿洞書院一直被視為中國古代書院的典型。

嵩陽書院地處中原大地，開封、洛陽曾是中國政治、文化中心，在南北文化交流與傳播方面，嵩陽書院也有重要作用和地位。

淳祐年間(公元1241—1253年)知縣孫子秀訪茅山，因故址重建茅山書院，以待遠方遊學之士。

天聖五年(公元1027年)南京應天府留守晏殊聘范仲淹掌教書院。明道二年(公元1033年)朝廷為應天府書院置講授官一員。此職似為朝廷命官，應天府書院逐漸演變成官學。景祐二年(公元1035年)南京留守夏竦〔song聳〕重修南京夫子廟，奏請改應天府書院為應天府學，撥官田40頃，以供束脩、膏火、修繕、祭祀之用。應天府書院正式變成了官學。

唐末五代至宋初，曾在白鹿洞書院就學者達數百人，可考者如：

劉元亨在白鹿洞讀書時，博學貫經史，百余學生都像對老師那樣尊敬他。

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宋真宗于便殿親自召見山長周式，面授周式為國子監主簿之職。仍使其歸掌嶽麓書院，又因舊名「賜額」，「於是書院之稱始聞天下」，登其堂受其教者，「相繼不絕」，生徒達「數百人」。

馬端臨在《文獻通考·學校考》中也將石鼓書院與白鹿洞書院、應天府書院和嶽麓書院並稱為「宋興之初，天下四書院」。

這是有關白鹿洞書院，也是中國古代書院教育初期教學活動最早最詳盡的記錄，顯示了書院教學某些最基本的特徵。如：重視學生自學讀書，師生質疑問難，解說論辯；紀律嚴明，禮法威重，風氣井然。

伍喬，廬州人，在廬山國學就讀數年，苦節自勵，于《易》探索精微，頗有成就。

南宋端平年間(公元1234—1236年)漫塘劉宰別創於三角山，不久又廢。

宋初，太平興國二年(公元977年)周述奉命知江州。因見廬山國學各方來學者日多，奏請朝廷賜國子監印本「九經」，供士子肄習。皇帝下詔，同意周述的請求，驛送印本「九經」，賜給白鹿洞。此時，廬山國學改名為白鹿國庠，並派明起為洞主，學徒達數十百人。太平興國五年(公元980年)宋太宗委派明起為蔡州褒信縣主簿。明起離去后，「白鹿洞由是漸廢」。

宋初的書院一般說來規模都不大，組織機構也很簡單，尚無完善的制度和規程，活動內容也比較單一，穩定性也較差。但在教育發展史上卻表現了極強的生命力。

石鼓書院正式創建於宋初。宋太宗至道三年(公元997年)李士真向郡守申請，在李寬中讀書處創建書院。由唐時的李寬中秀才書院或李寬中書院正式定名為石鼓書院。

江為，陳貺的弟子，在白鹿洞讀書20餘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