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察舉，亦稱薦舉，是由漢王朝的三公九卿及地方郡守等高級官吏依據考核，把民間及基層官吏中的德才兼備者推薦給朝廷，由朝廷授予他們一定的官職或提高其官位。

此外，漢代察舉還有勇猛知兵法科、治劇科(察舉能治理難治理的郡縣方面的人才)、尤異科(察舉官吏中政績最好的人才)、明陰陽災異與有道科、至孝科等等，科目設置五花八門，常科與特科相兼，文實相濟。后逐漸演進出一套選士的標準：「一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二曰學通行修，經中博士；三曰明達法令，足以決疑，能按章復問，文中御史；四曰剛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決，才任三輔令。皆有孝弟廉公之行。」(《後漢書·百官志》應劭注引《漢官儀》)這實際上是從宏觀角度對漢代察舉各科選士考核標準的概括。漢代察舉諸科的名目多為唐代科舉考試製度科目所沿襲，如秀才(茂才)、明經、明法、孝廉、賢良方正等科目亦為唐代科舉考試製度的科目。

察舉的名目很多，大致分為兩類：一類屬常科，經常舉行的科目，又作歲舉，即為每年定時由各州郡長官按規定名額向朝廷薦舉人才之制；另一類屬非常科，或叫作特科、特舉，即根據皇帝需要臨時指定的特別選士科目。常科有孝廉、茂才等科；非常科有賢良方正(賢良文學)、明經、明法、至孝、童子等科。

(5)明法科(治獄平)：察舉明習法律的人才。西漢後期，面對社會危機，朝廷強調法治，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令「中二干石舉治獄平，歲一人」(《漢書·平帝紀》)。平帝時將察舉治獄平(明法科)定為歲舉。此科的開設，實則在宣揚儒術德治的同時，也不忽視法治，強調國家應注意選拔明習律令的人才，給予研習刑法律令的人以升遷的機會。

總之，漢代察舉選拔人才的制度，以推薦為主，以考試為輔，在推薦的基礎上進行考試，這是漢代察舉制度的重要特點。考試的方式很多，大致有以下幾種：

針對當時察舉制度的流弊，東漢順帝時的尚書令左雄陽嘉元年(公元132年)上書痛陳官吏「虛誕者獲譽，拘檢者離毀」、「朱紫同色，清濁不分」的情況，強調要用賢才，而要用賢才必須嚴格考試。因此他提出建議：察舉「孝廉」第一要限制年齡，「不滿四十，不得察舉」，因ｒｅad.９9ｃｓw.cｏｍ為孔子說過「四十而不惑」。第二要嚴格考試。「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箋奏，副之端門，煉其虛實，以觀異能，以美風俗。」(《後漢書·左雄傳》)意思是說，考試內容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考儒家經典，並依據自己的「師法」與「家法」解釋；二是考治政的表奏、文件等。先要在公府初試，然後在端門(即後來的御史台)複試。經過嚴格考試之後，才可選到有真才實學的賢才，以改變當時的不正之風。漢順帝接受了左雄的建議。左雄在改革察舉制度中起了重要作用。第二年(公元133年)考試時，經嚴格複試，因錯誤推舉而被降職免官的達十餘人，這一下官吏們便不敢輕舉了。《後漢書》的作者范曄〔ye夜〕認為當時察舉弊病確實嚴重，改革是完全必要的，他稱讚左雄堅持考試，嚴格把關，不但使國家得到了不少真正的人才，而且對改變當時的社會風氣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漢代察舉制的關鍵環節在於推薦人的舉薦，而舉薦的標準如德行，沒有明確的衡量標準。時至東漢，貴戚操縱察舉，權門請託、賄賂公行之弊橫生，同時隨著所舉孝廉與年增加，太學生歲試高第補郎者亦甚眾，造成已非有限之官缺所能消納，應舉未官者頗多，更加重了權門貴戚奔競請託，《後漢書·種暠傳》說：「今當舉之孝廉，多得貴戚書令。」

⑷童子考試 對智能優異的少年兒童給予單獨考試並破格推舉、任用。

西漢歲舉孝廉是不需要考試的，但其他選士科目卻已用考試來甄別士之高下。左雄改革加強了察舉制中考試的因素，為後世以考試為核心的科舉選士制度提供了借鑒。

⑵公府考試 郡國地方歲舉人才到京師后，由公府分別考試。東漢左雄改革以後，創立了在端門複試的制度，表明考試的成分越來越重，成為漢代察舉制度發展的一個重要趨勢。

據《漢書·高帝紀》載，漢高祖劉邦曾詔令諸侯王和地方郡守察訪民間德才兼備的人，並把這些人送到京城。如果不執行這項命令，沒有把地方上賢德之人推舉出來，一旦發覺，就要罷免其官職。漢文帝即位第二年(公元前178年)下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這種察舉辦法逐漸形成制度，文帝還親自出題策問，要求被薦舉的「賢良」之才，針九-九-藏-書對時政提出建議，答策要封好交皇帝親自拆閱，評定高下，然後酌授官職。這是漢代皇帝親自主持考試以選拔人才的開始。在文帝十五年(公元前165年)「策試」中，晁錯名列前茅，被封了官。《漢書·晁錯傳》載：「對策者百餘人，唯錯為高第，由是遷中大夫。」漢武帝即位以後，對於舉賢十分重視，剛即位不到一年(公元前140年)就下令舉「賢良」。這次被推薦的「賢良」之才百餘人，董仲舒就是在這次「對策」中連對三策而被列為上第的。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漢武帝再次親自策問，公孫弘策試第一。

(1)孝廉科：創于漢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漢書·武帝紀》)，即舉孝子與廉吏各一人，為按照孝子廉吏的標準察舉人才的科目。至東漢時，孝廉便「合為一科」(《文獻通考·選舉七》)。其為兩漢察舉制中最受重視的常科。由於各郡區域大小不等，人口多寡不一，東漢時則實行按地域、人口比例分配貢舉名額，大致每20萬人歲舉一人。《後漢書·丁鳴傳》記漢和帝時規定：「郡國率二十萬口，歲舉孝廉一人；四十萬二人；六十萬三人；八十萬四人；百萬五人；百二十萬六人；不滿二十萬，二歲一人；不滿十萬，三歲一人。」被薦舉的人，須先試任一年，如能夠勝任職守，則可轉為正式官職。若不勝任，就要被撤換，而且推舉他的地方官員也要受到處罰。

(3)賢良方正科：所謂賢良方正，指德才皆優者。始於漢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此後兩漢各帝屢有詔舉，為漢代察舉特科中較為常見並最受重視的科目。此科多開在國家遇有日食、地震、奇特星象、瘟疫流行及各種自然災害之後舉行。依據董仲舒(公元前179—前104年)等人「天人感應」之說，各種災異都是上天對人世帝王過失的警告。由於帝王「治理人民德薄能鮮」，必自我檢討，以期順天應人而禮詔賢才，廣開言路，以匡正過失。

察舉童子是一種發掘早慧、獎勵天才兒童的方法，這表明中國早在漢代就重視對才能優異兒童少年的培養和擢用。童子科目的設立確實發現一批奇葩早發之才，但也使得一些兒童過早涉入讀經以求仕進的圈子裡，束縛其身心的健康發展，以致出九-九-藏-書現個別優異兒童所謂「江郎才盡」的後果。

(2)茂才(秀才)科：西漢時稱作秀才，東漢為避光武帝劉秀之諱改秀作茂，故稱茂才。茂才科主要是選拔奇才異能之士，所以又稱作「茂才異等」或「茂才特立之士」等。茂才科之設始於漢武帝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西漢時，茂才為察舉特科，或單獨舉行，或與賢良方正科一併舉行。東漢光武帝改其為歲舉，以後茂才與孝廉往往並稱、並舉。但孝廉均為郡舉，而茂才西漢時間有郡舉，東漢時多為州舉。

漢代一方面開創太學，培養與選拔人才；另一方面又確立了察舉制度，發現與選拔人才。通過這兩條途徑，充實漢王朝的官吏隊伍。

漢代選拔統治人才，以薦舉為主，輔以考試。察舉是否得其人，還要經過考核，以試其實，最後量材錄用。這種薦舉與考試相結合的方式，可以更加全面地衡量選拔人才，既可在一定程度上減少舉而無實，靠請託而擢選，又不致於僅憑一紙試卷定取捨，而忽略素日品行才學。這是漢代察舉制度與考試製度給後世留下的寶貴的經驗，值得我們重視。

(4)明經科：察舉通曉儒經之人才。自漢武帝獨尊儒術以來，兩漢各科察舉都重視儒經，而又專設明經一科，更表明對儒經的高度重視和大力提倡。漢武帝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詔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漢書·武帝紀》)，可能是明經科的開端，但明確專置明經科則是在東漢。據《後漢書·章帝紀》載，元和二年(公元85年)下詔：「令郡國上明經者，口十萬以上五人，不滿十萬三人。」此詔為明經科專設的明確規定。東漢順帝陽嘉元年(公元132年)規定：「試明經下第者，補弟子。」(《後漢書·順帝紀》)即對於舉明經科的士子考試不合格者，需進太學中補為弟子，以便深研儒經。這就溝通了察舉與學校之間的聯繫，明經科考試不合格者可補太學弟子，以便今後再試明經科，為後世「科舉必由學校」之濫觴。東漢質帝「本初元年(公元146年)令郡國舉明經，年五十以上、七十以下，詣太學」(《後漢書·質帝紀》)。凡明經科舉出的士子超過50歲者，也送至太學深造，繼而參加太學的考試，「其高第者上名牒，當以次賞進」。

(6)童子科：漢代察舉還專設「童子科」九-九-藏-書，規定年齡在12歲至16歲之間，能「博通經典」的可選入「童子科」。漢初就注意對才能優異的少年兒童破格推舉並任用。據《文獻通考·選舉·童科》載：「漢興，蕭何草律曰：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為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為尚書御史、史書令史。」東漢規定兒童年12歲至16歲，能「情通經典者」可以入選，年幼才俊者拜童子郎，授以官職。如左雄把聰明通經的少年謝廉、趙建章舉為童子郎。當時童子郎，曾風行一時，如臧洪15歲拜童子郎；任延12歲，號為「聖童」；杜安13歲，號為「奇童」；黃香12歲「博學經典」，號曰天下無雙，江夏黃童。考童子郎中還有一段趣聞：「司馬朗年十二試經為童子郎。監試者以其身體壯大，疑朗匿年，劾〔he河〕問，朗曰：『朗之內外，累世長大，朗雖稚弱，無仰高之風，損年以求早成，非志所為也。』監試者異之。」司馬朗因身體高大，監試者懷疑他隱瞞了年齡，他當即對監試者給了有力有理的回答，使監試者為之驚異。

所謂「孝」是對民說的；所謂「廉」是對吏說的。舉「孝廉」的目的，一方面是為了選拔清廉的官吏，充實官吏隊伍，加強中央集權的力量；另一方面是在民眾中宣傳道德風化。在察舉制度下，士人能否當官，一般取決於能否被推薦；而能否被推薦，又取決於鄉閭民間的輿論。以「聲名」取士，這是察舉制度的一個重要特點。既然察舉重視士人在鄉閭的名譽，因而「聲名」與士子的前途關係極大。於是士人作偽求名之事也就層出不窮了。如東漢初年時有位名叫許武的人被推薦為「孝廉」，為了讓他的兩個弟弟也成名，於是提出分家，許武自取肥田廣宅以使他的兩弟能獲「弟兄克讓」的美名而獲薦舉。等其弟弟已被薦舉之後，許武又把田地、財產加三倍地歸還其弟，他又博得更高的聲譽(《後漢書·許荊傳》)。又如東漢中葉有一人叫趙宣，他在其父母死後住在隧墓中守孝20餘年以騙取孝名，實際上他的五個兒子均系隧墓中所生。郡太守陳蕃調查核實后揭穿了真相，斥責他「誑時惑眾，誣污鬼神」(《後漢書·陳蕃傳》)。由於察舉大權操縱在州郡等各級地方官吏手裡，士人沒有門第和靠山便很難被舉。在這種情況下，士人不得不走權貴之門，交遊結納，九_九_藏_書士風日惡，出現一些巧飾虛偽、沽名釣譽的偽君子，並被|操縱察舉的官僚大族所利用。所以靠這種制度，很難選拔到真正的人才。《抱朴子·審舉》引東漢一首民謠，有力地抨擊了當時的腐敗現象：「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

⑶太學課試 太學不僅是國家最高學府，也是一個國家的考試機關。太學除負責太學生的教學與考試之外，也允許非太學生參加太學代表政府舉行的定期考試，並根據成績給予校外知識分子一種榮譽或資格，作為分配職務的重要依據之一。

茂才被舉的資格，在西漢時雖屬吏民並舉，但必須是奇才異能之士，若無相當才識與經驗者實難應選。茂才之選實在於對有特異才能和有非常之功的官吏的升遷提拔，所舉茂才多授以縣令官職，或相當於縣令級的官銜。茂才所拜官與孝廉不同，孝廉初多拜為郎，然後再由郎擢為縣令。漢制，縣令品秩為1000石至600石，而郎中秩比300石，侍郎秩比400百石。顯然，茂才的起家官要比孝廉高。但東漢茂才為歲舉后，漸成例行公事，所舉之人多為無能之輩，及至靈帝時，茂才竟變為金錢交易之物，凡被舉茂才，無力出「助軍修宮錢」者，不得遷官。遷官要出重資，一時間「顛倒賢愚，貿易選舉」，腐敗成風。

⑴皇帝策試 皇帝親加策試，從文帝、武帝始，直到東漢一些皇帝在察舉詔令中，常有「朕將親覽」、「朕將策之」等語。

賢良方正科，有時可稱「賢良」或「方正」，也可在「賢良方正」之後再接連其他名目，或把「賢良」與「文學」連作一科。所謂「文學」指儒經，或指通曉儒經之人。如文帝、武帝詔舉賢良方正，得舉者晁錯、董仲舒、公孫弘等皆稱「舉賢良文學」。察舉賢良方正，是依照皇帝詔令，由諸侯王、列侯、三公、將軍、諸卿、中二千石、二千石、司隸校尉、州牧、郡守國相等高級官吏舉薦。被薦人的資歷絕大多數為現任官吏及州郡屬吏，且博學通經，明達政務，察舉出的賢良送至朝廷，由皇帝親自主持對策，有時皇帝還要「兩策」、「三策」，反覆進行策試。對策多問以治國之道、歷代興衰之變或有關經義方面的問題，皇帝對應舉人的對答分別高下，而後授以官職。對策后所授之官多為秩比600石以上至秩比2000石之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