頭白皓然，食不充糧。裹衣蹇〔jian減〕裳，當還故鄉。聖主愍〔min敏〕念，悉用補郎。舍是布衣，被服玄黃。

漢代太學注重考試，使得學生專心攻讀，潛心於經典，培養了不少人才。如著名思想家王充、著名數學家崔瑗、著名科學家張衡、著名經學家鄭玄等等，都曾是太學生，在太學學習過多年。這說明漢代太學考試製度的確起過積極作用。漢代太學既是教學機關又是代表國家的考試機關，這樣可以鼓勵青年自修，校外人才經過考試也可以給予一定的資格和榮譽，這也是值得肯定的。但是，由於漢代太學教學制度不甚嚴格，一味地依賴考試，因而也帶來不少弊病。漢王朝通過太學考試，鼓勵學生研究經學，並給以政治出路，通過考試，即可以當官，享受榮華富貴，這使廣大青年學生一頭鑽進故紙堆里，把畢生的心血花在經書上面。經學的繁瑣章句，束縛了知識分子的頭腦。強調「師法」與「家法」也加深了門戶之見，束縛了學術的發展。某一經的大師，如得到朝廷肯定被立為博士，這個經師的經說便成了「師法」。弟子相傳，又別為章句，便成「家法」，故一經有數家。太學博士只能依「師法」、「家法」傳授，並以此考核太學生，違背「師法」、「家法」者考試就不能通過。漢代太學考試製度往往要求學生死記硬背，不能培養學生的思維能力與創造能力。

這些考試方法一直推行到西漢末年，王莽時有一些小變動，仍是每歲一試，增加錄取名額，改為甲乙丙三科。東漢初年又恢復了甲乙二九-九-藏-書科。隨著太學規模的擴大，考試製度也進行了若干改動。 自漢質帝時起，不分甲乙科，只取「高第」，即最優者。後來又增加了補官的名額。到漢桓帝建和元年(公元147年)仍從太學生中擴大錄用名額，把考試最優者排成四等，由太學推薦給政府，然後授予官職，即高第15人和上第16人均做「郎中」，中第17人為「太子舍人」，下第17人為「王家郎」。桓帝永壽二年(公元156年)又進了一步，採用「兩歲一試」，廢止錄取名額限制，以通經的多少定等第高下，並據此分別授官，即將太學考試與政府分配直接挂鉤的辦法，作為一種制度來執行。具體辦法是：太學生學滿兩年可以參加考試，以五經為命題範圍，以能通經書多少來分別次第，考試不合格的可留校繼續學習，過兩年趕下屆考試。通二經者，授予「文學掌故」官職，也允許不去做官，繼續學習，待兩年後再參加高一層次的考試。通三經者，授予「太子舍人」官職，也允許不去做官，繼續學習，待兩年後再參加通四經的考試。通四經者，授予「郎中」官職。如此類推，直至博通五經為止。已作官的太學畢業生亦可參加考試，作為繼續陞官的依據。這種通過考試選用人才的方法是可取的。這對於鼓勵太學生們繼續不斷地研究儒家經典，養成通才，也是有很大作用的。西漢的太學生多隻能專儒家一經，東漢的太學生一人逐步能通二經、三經、四經乃至五經，有的還能兼通今古文，如鄭玄被稱為「括囊大典、網羅眾家」的通儒。

總之，漢代太學考試製度促進了漢代官僚隊伍儒學化read.99csw.com，「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矣」，為漢王朝提高吏治效能、強化中央集權發揮了重大作用。同時也促進了經學的繁衍興盛，如班固在《漢書·儒林列傳》所贊：「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于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寢盛，支葉蕃滋，一經說至百余萬言，大師眾至千餘人，蓋祿利之路然也！」

漢代太學的教師稱博士。漢代每一儒家經書設一名博士。漢武帝時置博士七人，漢宣帝時博士擴大到14人，漢元帝時又增加到15人。漢平帝時，增五經為六經，每經博士五人，共置博士30名。東漢光武帝又置經學博士14人，統一由祭酒領導。祭酒相當於太學的校長，由太常選定德高望重的博士充任。擔任博士的基本條件是：明於古今，通曉百家，知識淵博，德行高尚，作風正派，恪守師法家法，教學經驗豐富，身體健康等。西漢博士通過徵辟或薦舉的方式選取；東漢時則採取考試方式選取，並要求基層政權寫「保舉狀」。考試博士，由太常親自主持。如東漢伏恭經「太常試經第一，拜博士」。應試博士的人年齡須在50歲以上。如果發現應試的人不符合條件，或辭退，或驅逐。如東漢時張玄試筆第一，拜為博士，但后發現他不尊家法，有離經叛道行為，被撤換。楊仁經考試合格拜為博士，后發現不滿50歲，漢明帝改任他為北宮衛士令。

《漢書·儒林傳》載：「唐生、褚生應博士弟子選，詣博士，摳衣登堂，頌禮甚嚴，試誦說，有法。」這說明當時已實行「試誦說」的「口試」考試方法。

在漢武帝開創太學時規定太學生每年九*九*藏*書考試一次，稱謂「歲試」。東漢時改為每兩年考試一次。漢代太學考試方法有以下幾種：

為了培養和選拔精通儒經並能「尊王明倫」的治術人才，漢武帝採納了董仲舒和公孫弘的建議，于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下詔在長安設太學，置博士弟子(即太學生)。開創太學后，太學就成為地主官僚政府下設的一種「育才養士」的教育機構。漢武帝以後，隨著漢王朝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太學教育也有很大發展。漢武帝開創太學時，太學生僅50人，漢昭帝時太學生增至百人，漢宣帝時增至200餘人，漢元帝時增至千人，漢成帝時增至3000人。漢平帝時，王莽輔政，于元始四年(公元4年)為太學生建築校舍，能容太學生萬人。東漢時光武建武五年(公元29年)重建太學于洛陽南門外，校內設有講堂，門前並有石經四部。京師形成了太學區。太學一時盛況空前。到順帝以後，太學發展到鼎盛時期，太學生竟達三萬人，連匈奴等少數民族也遣子弟入學。這種盛況是世界古代教育史上罕見的。

此外，漢代地方郡國學校也有考問經學並根據成績優劣而授官的。如武威郡學對於「章句既通」的學生，有著「顯拔榮進」之為，以致「郡遂有儒雅之士」(《後漢書·任延傳》)。北新城長劉梁和桂陽太守欒巴，都曾舉行「試策殿最」的考試，並且「隨能升授」(《後漢書·文苑列傳》、《後漢書·欒巴傳》)。郡國還有明經試，即由郡國貢其生員至京師考試，有甲、乙等科，授官和太學中的甲、乙科略同。郡國明經試是于太學之外，為照顧九_九_藏_書邊遠州郡自修之士和私學弟子而設立的。在桓帝建和年間(公元147—149年)還開設「比郡國明經試」，這是對太學歲試選士的補充，太學和郡國學校生員均得應考。漢代郡國學校的考試擢用雖未制度化，亦無統一標準，但郡國學校採取了考試製度是沒有疑問的。

漢承秦制，但在教育上則轉而採用儒家的主張，重新肯定教育在育才和化民兩方面的作用，把教育作為鞏固漢朝「一統」的重要工具。漢武帝時期，隨著政治經濟和思想條件的成熟，逐步實行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置五經(指儒家經典《詩》、《書》、《禮》、《易》、《春秋》)博士」、「開創太學」、「確立察舉制度」等政策。

漢代太學沒有年限規定，太學生一年沒有通過考試允許下年再考，這樣一年一年考下去，太學里往往有一些少年入學一直到頭髮白了還沒合格的老學生。這些老學生巴望有朝一日考試合格，得到皇上的「恩賜」而步入官場。漢靈帝熹平五年(公元176年)曾特別給了年過60的老學生百餘人以考試的機會，考中的給以官職。漢獻帝初平四年(公元193年)甚至為照顧那些「結童入學，白首空歸」的老學生，全部給他們以「太子舍人」的官職。當時長安城中有以下民謠，真實地描寫了這一情況：

東漢司空徐防于永元十四年(公元102年)上書要求改進考試方法，認為《論語》不宜「射策」，理由是《論語》是最基本的教材，應試者全應熟習，不如改為「策試」。所謂「策試」，就是教師事先按家法章句分科出好50個題目，學生凡是回答得多且好的被評為「上第」，「五經各取上第六read.99csw.com人」，上榜公布，作為政府錄用的依據。

「射策」是漢代太學慣用的一種考試方法，創始於漢武帝時代。《漢書·儒林傳》說：「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其具體作法是：由主考人根據儒經內容提出若干問題，然後按照這些問題的難易程度分成甲乙兩等，再把這些問題寫在帛或紙上密封起來，由被試者隨意抽出其中一二種題來解答。這種方法與我們現在採用的抽籤考試方法相類似。內容側重對於儒家經典意思的解釋與闡發。主考人根據學生的解答判斷學業成績，成績合格者授予相應的官職。不過每科均規定很少的取官名額。

漢代太學的學生，西漢稱「博士弟子」或「弟子」，東漢稱「諸生」或「太學生」。學生來源：一是由太常在京師和地方直接挑選；二是由郡國道邑等地方舉送。選太學生的標準以德、才為主，還重儀錶。

漢代太學很注重考試，制定了十分嚴格的考試製度。從某種意義上說，漢代太學既是國家的最高學府，又是國家的考試機關。漢代太學的考試有兩大作用：一是通過考試發現人才，選拔人才，充實漢朝官吏隊伍；二是通過考試，督促學生學習儒家經典。董仲舒在《舉賢良對策》中向漢武帝建議道：「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意思是說：培養人才沒有比辦好太學更重要了，太學是賢才所由出，教化之本源。他希望皇帝興辦太學，聘請高明的教師來教養天下的賢才，常常考問他們，來發展他們的才能，那樣，英俊的人才就可以得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