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10年，越南建立起李氏王朝。據《大越史記全書·本紀全書(卷之三)·李紀(二)》載：李仁宗太寧「四年(公元1075年)春二月，詔選明經博學及試儒學三場，黎文盛中選，進侍帝學」，此即為越南以儒學為準實行科舉考試製度之始。公元1185年，李高宗「試天下士人，自十五歲能通詩書者，侍學御筵，取裴國愾〔kai〕、鄧嚴等三十人，其餘並留學。」陳朝建立之後，沿襲李朝，進一步完善和發展了科舉考試製度，《大越史記全書·本紀全書(卷之五)·陳紀(一)》載，陳太宗建中八年(公元1232年)「二月，試太學生。中第一甲張亨、劉琰，第二甲鄧演、鄭缶〔 fou否〕，第三甲陳周普」。公元1239年再次開科取士，之後，科舉考試按期舉行，其科舉之法與中國大致相同。直到1915—1919年間，越南才正式廢除了科舉考試製度。

隋唐創立的科舉考試製度也影響了西方各國。法國思想家魁奈(公元1694～1774年)認為：「中國無世襲貴族，官爵僅靠功績與才能獲得。」他盛讚中國的科舉考試製度「使工匠的子弟也能當上總督」，藉以抨擊法國當時的封建專制制度和腐朽的官僚制度。18世紀末到19世紀，在歐洲各國逐步推行的文官考核制度也是吸取了中國隋唐創立的科舉考試製度的經驗。1791年，法國首先試行了文官考核制度，1806年英國東印度公司開始實行文官考核制，1855年英國開始推行文官考核制。當時，在歐洲封建等級制的土壤里，生長出一大批無所事事的官僚九_九_藏_書。任人唯親的宗法原則越來越不適應維護資產階級利益的國家機構的需要，這就是隋唐創立的科舉考試製度在歐洲引起重視的原因。孫中山先生在所著《五權憲法》中說：「現在各國的考試製度，差不多都是學英國的。窮流溯源，英國的考試製度，原來還是從我們中國學過去的。」美國之文官制度最初是由羅德島的任克思提出的，他於1868年5月呈送到美國眾議院的報告書中，有一章專門討論了「中國之文官制度」。在波士頓市政府於1868年5月盛宴款待中國大使館外交官的時候，愛麥生亦曾讚揚中國的考試製度，他說：「中國現在的政治有一點使我們很感興趣。我相信在座諸君還記得羅德島的任克思閣下曾經兩度想提到國會通過的那個法案，就是主張文官必先經過考試及格取得學問上的資格，而後始能任職。的確，在糾正惡習這一點上，中國是走到我們前面了，也走到英國和法國的前面了。同樣，中國社會上都非常尊重教育，也走到我們的前面，這就是中國值得光榮的唯一憑證。」一位研究東西方文化交流史的美國學者卜德也認為，中國科舉制對西方文官體制的影響，是在精神文明領域里中國對西方最寶貴的貢獻之一。日本著名史學家福井重雅認為，中國科舉考試製度遠比造紙、火藥和指南針的發明重要得多，它為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文官考試製度提供了最初的模式。它「傳到西洋」，打破了中世紀歐洲「貴族總是貴族，平民總是平民」的猶如死水一潭的貴族政治的寧靜，激勵新生的資產階級奮發進取、積極競爭的精神九*九*藏*書，為西方文官考試製度的建立提供了經驗。

就當時社會狀況而言，唐代科舉是一個比較進步、比較合理的考試製度。它與前代選士制度相比較，有三個最明顯的特點：第一，把選拔官吏的權力更有效地由地方世族與地方長官手裡集中於中央，加強了中央集權，滿足了庶族地主參与政權的強烈慾望，擴大了統治集團的社會基礎；第二，把讀書、應考、做官三者密切聯繫起來，為封建社會的知識分子打開了獲取高官厚祿、享受富貴榮華的門徑；第三，力圖改變選官只重品行、門第，而忽視知識、才能的弊端，它具有一定的客觀標準，當官多少要憑點才學，因而選拔了一些有才幹的人。

不但如此，新羅還仿唐制實行以儒學為標準的科舉考試製度。據朝鮮古史《三國史記(卷十)·新羅本紀(第十)》載：

從政治上來看，唐王朝實行科舉考試製度的確滿足了封建君主專制的政治要求，收到了集權中央、鞏固封建統治的效果。官吏選用大權由中央朝廷來行使，這就加強了全國政權的統一和集中；選官有統一標準，全國要想做官的人都以全力去適應這些標準，這就加強了思想的統一；向各地方的庶族地主甚至廣大平民打開了門路，刺|激與網羅了一大批中下層知識分子，使他們有了參与政權的機會，這就調和了階級矛盾，有利於政權的穩定；科舉考試看來好像是最公平不過的，任何人只要好好讀書，都有資格應考做官，這樣不僅掩飾了官僚政治的階級實質，還可吸引全社會的知識分子，使他們埋頭讀書，養成極其馴服的性格，不易發生不滿封建ｒｅａd.99ｃｓw.com統治的不穩思想。這也就是科舉考試製度之所以能在中國古代封建社會裡維持1300年之久的根本原因。

隋唐時期開創的科舉考試製度，對東西方都發生過較大的影響。公元618年，唐朝在中國實現了空前的統一。7世紀中葉，新羅也統一了朝鮮。統一后，新羅與唐經常保持友好的關係，新羅人入唐求學的人很多。公元840年，一年之內從唐朝回國的留學生就達105人之多。唐朝盛行科舉，准許新羅國人參加考試，當時很多人考取登第，錄取從官，其姓名可考者有金雲卿、崔致遠、崔匡裕、崔彥撝〔hui 灰〕等。崔致遠名聲最大，《全唐詩》中收有他的詩，他在中國時期寫的《桂苑筆耕》20卷，成為朝鮮現存古代最優秀的文集。崔彥撝不僅自己在唐進士及第，其子光胤也在五代後晉時考取了進士。據《增補文獻通考》卷一八四載：「唐(穆宗)長慶初，有金雲卿者，始以新羅賓貢題名杜師禮榜。至唐末，凡登賓貢科者五十八人，五代梁、唐又三十一人……新羅時金夷魚、金可紀、崔致遠、朴仁范、金渥皆入唐登第。」

但是，科舉考什麼，學校與社會也跟著注重什麼。在學校教育完全成為科舉的預備機關的情況下，科舉考試製度本身的缺點與弊端，也就直接影響著學校教育的各個方面。科舉考試的內容局限於儒家幾部經典、詩賦，考試方法又注重死記硬背，在這種風氣的影響下，學校的教育教學工作也就重文辭少實學，重記誦不求義理，充滿了教條主義、形式主義的惡習。這既不利於選拔和培養有實際能力的人才，又養成了空疏九_九_藏_書的學風；科舉考試製度把讀書、應考和做官三件事緊密聯繫起來，科舉成了封建知識分子進入官場的階梯，成為他們取得高官厚祿的最好門路。因此，讀書進學的目的就是為了「十載寒窗，一舉成名，富貴榮華，錦衣玉食」，為了「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這種讀書目的與人生哲學，支配了學校教育、社會教育與家庭教育，嚴重地影響著一般讀書人的思想；科舉考試的最後取捨權是主考官、禮部、吏部、宰相、皇帝等，錄取標準又往往以權勢門第為轉移。一般中下層知識分子，如果沒有靠山、門路，就很難有被錄取的希望。在這種情況下，重門第、通關節、賄賂、請託、科考舞弊以及私門謝恩等等風氣就公開泛濫起來，這嚴重地污染與腐蝕著知識分子的精神面貌，毒害著學校和社會的風氣。

這樣，公元788年朝鮮開始實行科舉制度。公元918年，高麗王朝建立后，也多次向中國派遣留學生，參加中國的科舉考試。據《高麗史(卷七十三)·志(卷二十七)·選舉(一)》載：「光宗九年(公元958年)五月，雙冀獻議，始設科舉。試以詩、賦、頌及時務策，取進士兼取明經、醫卜等業」，且「大抵其法頗用唐制」。可見高麗的科舉考試製度是受唐代影響才實行的。朝鮮前後推行了1100多年的科舉制度，直到公元1893年才廢除。

從文化教育上看，唐代實行科舉考試製度，影響是十分深刻的。由於選擇人才與培育人才的標準和要求一致起來，科舉考試製度促進了學校教育的發展與繁榮。因為通過科舉考試可以取得一定的官職出身名位，所以一般九九藏書中下層知識分子和知識青少年都強烈要求進學校讀書。這就在客觀上推動了古代學校教育的繁榮與發展；科舉考試的主要內容，是儒家經典著作，從學校到社會都重視讀書、習文、作詩賦，並鑽研儒家經典，這對於結束魏晉以來學校和社會所流行的清談學風與玄虛思想，對於造成當時「五尺童子恥于不聞文墨」的風氣，都具有積極意義；科舉考試科目中有明法、明算、明字、童子、武舉等等，這對於當時學校與社會出現的重文輕武、重文輕算、重成人輕少年兒童的陳規陋習，或多或少進行了衝擊，這當然也是具有積極意義的。

(元聖王)四年(公元788年)春，始定讀書三品以出身，讀《春秋左氏傳》，若《禮記》，若《文選》，而能通其義，兼明《論語》、《孝經》者為上；讀《曲禮》、《論語》、《孝經》者為中；讀《曲禮》、《孝經》者為下。若博通五經、三史、諸子百家書者，超擢用之。前只以弓箭選人，至是改之。

日本雖然沒有像朝鮮、越南那樣引進中國的科舉考試製度，但唐朝的科舉考試製度依然深深地影響了日本。隋代只有短短的28年，就接待了三批日本派來的遣隋使、留學生、學問僧。自公元630年到公元894年，日本共派出遣唐使達19次之多，其中到達唐朝的為13次。每批遣唐使來華，必派眾多的學生來唐朝留學，有時一次多達500餘人。日本在天智天皇時(公元676年)設立大學寮。大學寮分經、音、書、算四科，而經科占正科地位，書科及音科為經學的入門。入學的資格及手續、科目考試的內容及方法等，都與唐代科舉考試製度類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