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如咸豐年間科場有所謂「遞條子」以通關節之法，甚為猖獗，薛福成在《庸盦〔an 庵〕筆記》中道出了條子的奧秘：「條子者，截紙為條，訂明詩文某處所用之字以為記驗，凡與考官房官熟識者，皆可呈遞，或輾轉相托而遞之。房考官入場，凡意所欲者，憑條索之，百不失一。蓋自條子興，而糊名、易書之法幾窮矣……咸豐之初年，條子之風盛行，大庭廣眾中不以為諱，敏給者常制勝，樸訥者常失利，往往有考官夙所相識，闈中不知而擯之，及出闈而咎其不遞條子者。又有無恥之徒，加識三圈五圈于條子上者，倘獲中式(試卷合乎規格者稱作『中式』)，則三圈者饋三百金，五圈者饋五百金，考官之尤無行者或歆〔xin心〕羡之。不知此風始於何時，世風日下，至斯極矣。」

八股立，三場設，秀才集，貢院塞。覆壓九千余號，不見天日。行台北構而西折，直登文場。一位主司，各謹關防。頭炮警眾，三炮開閣，聽點傳呼，爭先捷足。各抱考具，鋪陣緊縛。挨挨焉，擠擠焉，凳腳籃頭，猝不知為何人跌落。

這一組《考試》詩，著力描寫了清代在京應試舉子的生活和心態，他們對自己的命運無法把握，不得不「日夜迷」戀于「看相求籤」或「占課」問卜，詢問吉凶禍福。

清繆艮編《文章遊戲》，其第二編卷三有一首《浙江鄉闈詩》刻於嘉慶二十一年(公元1816年)，也很有意思。原詩很長，只摘幾段：

這首描寫從舉子「過堂」進考場到走出考場全部經過的長詩，具體敘述了應試舉子的受辱忍氣、堂屋院場的破漏積塵、天氣環境的惡劣艱苦、徹夜筆答的緊張疲勞、做飯食用的艱辛難堪、考官大人的老朽兇狠，生動真實地反映了清代科舉考試對舉子身心的折磨摧殘，表達了對舉子們的深切同情，流露了對科舉考試製度的不滿。

學棚里原是傀儡也么場，撮猴子(操縱木偶)全然在後堂。最可傷，瞎子也鑽研著看文章。雇著名下士，眼明又心強，本宗師也做的有名望。若遇著那混帳行，肉吃著腥氣屎吃著香。我的天！喪良心，真把良心喪！

《儒林外史》、《聊齋志異》對於封建社會末期科ｒｅad.９９cｓｗ.ｃｏｍ舉考試製度的弊端作了生動的描述。蒲松齡(公元1640—1715年)寫了一首「俚曲」——《禳〔rang〕妒咒》對科舉考試製度的腐敗作了深刻的揭露：

甚至有時皇帝也參与作弊。如乾隆二十六年(公元1761年)從西北凱旋迴京的將軍兆惠參加辛巳科殿試讀卷。兆惠說自己不習漢文，不能勝任此職，乾隆皇帝竟給他出主意：「諸臣各有圈、點為記，但圈多者即佳。」示意兆惠依照其他閱卷官于試卷上圈、點多寡，照葫蘆畫瓢。但待拆封試卷后，第一名為江南陽湖(今江蘇常州)人趙翼，第二名為浙江仁和(今杭州)人胡高望，第三名為陝西韓城人王傑。乾隆帝召讀卷大臣問：「本朝陝西曾有狀元否？」對曰：「未有」。為表示對西北地區的重視，乾隆帝將一、三名對換，陝西王傑遂成了狀元，趙翼則屈居第三。科舉考試「一切以程文為去留」的錄取原則已失去其意義。

清嘉慶(公元1796-1820年)士子佚名于嘉慶甲戌寫成《都門竹枝詞》80首，從八個方面記述了清都京城的歷史風貌、人情風俗，其中描寫舉子窮愁潦倒的組詩《考試》很值得一讀：

清嘉慶時有一位文人沈廷桂，仿《阿房宮賦》作了一篇駢文，形容了當時搜檢之嚴和士人的心態：

明清時期科舉考試製度越來越嚴密，規矩也越來越多，防範與懲治辦法也越來越精細。如清代規定凡鄉試以上的考試，均實行彌封、謄錄製度，考生入場，有士兵監視，制訂有嚴格的門禁制度。《科場條例》規定：「內閣刊刷殿試題紙，由部奏派護軍統領一人，率護軍校等於前後門外，嚴密稽查，以杜泄漏。士子于試前，有撰擬策冒，分送請託者，察出嚴參治罪。」(《光緒會典》卷三十三)從乾隆二十五年(公元1760年)開始，規定閱卷大臣必須于文華殿閱卷，在文華殿兩廊和傳心殿的前後房間歇宿，並令管理監察的王公大臣、科道官與閱卷官一起居住。卷子看完后，才離開文華殿大門，由護軍統領管理試卷。如果舞弊被揭露，則重重懲處。對九*九*藏*書於士子採用搜檢之法，定製極嚴。順治時規定：士子進考場，需穿拆縫衣服。單層鞋襪。雍正、乾隆時重申禁條，不準攜帶木櫃木盆、雙層板凳、厚褥裝棉、卷袋裝里。還宣布硯台不許過厚，氈毯必須無里，皮衣必須無面，筆管鏤空、水注用瓷、蠟台單盤空心通底，糕餅餑餑，各要切開。考生所攜帶的竹、柳考籃，應編成格眼，面底花案一致。在貢院設下兩道門搜檢，差役排成兩行，考生開襟解襪亮鞋，衣服器具一一細查，倘若第二道門搜出夾帶之物，頭門差役則照舞弊懲處。搜查之後，各自按卷號進入號座，不得停留，進屋關門上鎖，不得私自開鎖出入以及傳遞什物。此外，還特下懸賞令，搜得作弊者一人，給銀三兩。因而不少衙役搜尋私人紙片，因以取利。對於懷夾舞弊者，「先於場前枷號一個月，問罪發落」(參見《清朝文獻通考·選舉考一》)。對於如此嚴苛的搜查之法，當時就有很多人反對，乾隆九年(公元1744年)吳煒〔wei偉〕說：「科場搜檢，凡情真罪當者，尚不足惜，然以一二十人之不肖，遂至累及千萬，露體褻慢，非所以培士氣而鼓善類。」(《國史舊聞》卷五十九)

儘管科舉考試中的防弊措施甚嚴，但是科舉考試中的貪污受賄、弄虛作假的現象仍然十分普遍，諸如賄買、鑽營、夾帶、槍替、割卷、傳遞、頂名、冒籍等各種名堂，屢見不鮮。譬如明萬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會試空缺第一名，是因為考中會元的沈同和在考試中，有的文章是通過夾帶抄襲別人的，有的是由鄰號趙鳴陽捉刀代筆的。事情敗露后，沈同和、趙鳴陽都遠謫戍邊。據周玄暐〔wei 偉〕《涇林續紀》載，考生舞弊手段越來越巧妙，有的是事先請善於寫字的人把《四書》《五經》用蠅頭小字抄寫在金箔紙上，每頁一編，工價三分。經書有千篇，厚度還不到一寸。然後可把這些薄紙片藏在毛筆管中，或藏在厚硯台底部，或藏在草鞋底間。另有人用藥汁做墨，把經書抄在青布褲上，毫無形跡。進入考場之後，用泥土塗抹，隨即把泥土拂去，字就顯現出來了。這種衣褲，每件價銀百兩。還有人賄賂考官，把事先擬好的文章埋藏在考場內，待進入考場后再取出來作為答卷。所謂割卷，是賄賂考官利用批閱試卷的機會調換試卷。如萬曆年間福建考生馬某的考卷被人調換，馬某落第自殺，卻有人用被調換的馬某考卷考上了第四名。還有人賄賂謄錄官與分卷官，受賄者在分卷與謄錄時作手腳，把探聽到的佳卷秘藏起來，投送到行賄者的名下，換卷謄錄，或毀棄其試卷，把佳卷當行賄者的試卷。據沈德符《敝帚軒剩語》載，主考官閱卷疏忽，往往也造成許多荒唐事，如有的考生抄襲坊刻舊文，不改一字，居然沒有被發現。所以顧炎武批評說，閱卷只重頭場的「八股文」，其實恐連九-九-藏-書八股文也不細看，只看破題與承題幾句，試卷中的謬誤錯漏之處，在所難免。明英宗天順初年的會試，主考官薛瑄、錢溥、吳節、孫賢等人，都是內閣大學士許道中等權貴薦引的。這些考官就知恩報恩，發榜時，許道中之子、總兵石亨之侄，皆以私取。而這次會試試題就有錯誤，如《論語》題，漏掉「顏淵問仁」的句子。這些權貴子弟的考卷更是錯誤百出，如回答《孟子》題，把公都子的話說成是告子的。事情傳出，輿論嘩然，於是有人編一首諷刺詩：

上錄詩句，雖不一定是明清時代所產生，明清時代卻頗為流行，深入到千家萬戶，即使是不識字的婦人孺子，亦莫不知曉。

明代狀元，有的因為相貌醜陋而被抑置后的。如明惠帝建文二年(公元1400年)的殿試，原定王艮為狀元，后因其貌不揚而降為第二名，讓胡靖當上了狀元。明英宗正統四年(公元1439年)殿試原定張和為狀元，英宗派太監細察，發現他的眼睛有病，於是將張和降為二甲，讓施槃〔pan 盤〕當了狀元。還有因為名字不為皇帝喜愛而被降置后等的。如明成祖永樂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殿試原定孫曰恭為狀元，但皇上說「曰恭」合起來是「暴」字，於是降他為探花。同時皇帝發現考生「邢寬」名字好，表示刑法尚寬，喻意仁政，而與「暴」政相反，遂決定邢寬為狀元。明世宗嘉靖二十三年(公元1544年)殿試原定吳情為狀元，但皇帝認為此人「無情」，怎能當狀元？遂降為第三。正當圈定名次之時，忽然高懸的殿幡被風颳起，結成一個「雷」字形狀，考官們受到啟示，趕忙在名單中找出了一個叫「秦鳴雷」的，於是秦鳴雷當上了狀元。明英宗天順四年(公元1460年)殿試，初定祁順為狀元，但有的考官認為祁順的名字與皇帝英宗朱祁鎮的名字音調接近，傳臚唱名時多有不便，遂換王一夔為狀元。清朝也有這樣的事，光緒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癸卯科殿試，正值光緒皇帝三旬壽辰，當考官們在確定殿試名次時，忽從名單中發現了「王壽彭」三個字，覺得「壽比老彭」意思深遠，(老彭是古代傳說中高壽的人)決定錄取王壽彭為本科狀元，表示給皇上祝壽，祥瑞吉利。光緒三十年(公元1904年)甲辰科，讀卷大臣原擬朱汝珍列第一名，據傳，怕慈禧太后不悅，因光緒帝寵妃珍妃向為慈禧所恨，且已被置死，朱汝珍的「珍」字卻與之相合。是年又值久旱不雨，見到劉春霖〔lin林〕的名字，以為吉祥，遂定為一甲一名，劉春霖成為「第一人中最後人」。王壽彭、劉春林二人奪大魁事，傳說紛紜，信史闕如，有待進一步考證。

明清時期民間還有「一寸光陰一寸金」之諺，這也與科舉考試帶來的勸勉讀書勤學的社會風氣影響有關。清人王有光在《吳下諺聯》卷二中對這句流傳廣泛的醒世九_九_藏_書格言作了評述：「一寸光陰一寸金，此為讀書者發。自七八歲至二十歲，所讀得之書，至老猶能記誦，此際光陰是赤金。二十后至三十，心思增長，易於會悟，然較前易忘，此是黃金。三十至四十，正運兌使用時候，乃白金也，猶是足色紋銀。四十后是元絲，記誦會悟俱不及前，而設使作用，立功成德，正在此時。五十歲后，便成夾三。過此以往，是銅是鐵，是錫是鉛，五金皆金，而用不同矣。若少時記誦不懈，至此會悟仍靈，以後運用，價值尤貴，即白金，亦是黃赤，皆因煉久丹成，汞源不涸也。古人耄〔mao貿〕而好學，能使鉛錫化為金銀。倘青年怠惰，已將金銀作銅鐵用矣。三四十后，即瓦礫耳。並不及鉛錫。」為求科名，挑燈夜讀者遍及千家萬巷，如詩人晁沖之雲：「老去功名意轉疏，獨騎瘦馬取長途，孤村到曉猶燈火，知有人家夜讀書。」這些是古人求學讀書實踐經驗的總結，對我們今天仍有教育意義。

清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甲戌科狀元陸潤庠有一個好友，為湖南人士李幼梅，博學多才，卻科場不順。閑談中，陸潤庠見李幼梅在吸水煙袋，遂許願說，若日後他任主考官，令李于詩中以「水煙袋」三字作暗記。果然陸後任湖南鄉試副考官，即寫一信給李，提示李不要忘記「水煙袋」三字。此事被李的岳母得知，岳母私將此事告訴其他二婿。闈中試卷散見「水煙袋」之暗跡的有三份，考官反取了其中前面所閱二份，后一份則置於副榜之中。待發榜時才發現所取中的為李岳母的另二位女婿，而李幼梅卻落於副榜之中。此科考試試帖詩要求押「出」韻，其中一份卷子有這樣的詩：「煙水瀟湘地，人才夾袋儲」，可謂滴水不漏。(參見《清稗類鈔·考試類》)

這首諷刺詩，把當時考場的黑幕揭露得淋漓盡致，權貴們當然不肯罷休，指揮特務們追查詩的作者，由於廣大群眾與中下層知識分子的保護，追查沒有結果。

科舉考場似成為買賣市場，在《清稗類鈔·考試類》中記有所謂「老童入場賣警句」的故事，說有一老童生每逢童試必入場，且自標于桌曰「出賣警句，每句錢七文，不二價。」每場帶一蟋蟀盆入內，而日暮之時，盆中錢滿，旋出考場。這種在考場公開作八股文句買賣的，竟然生意興隆。

明清時期的科舉考試製度對學校教育、社會教育乃至家庭教育都帶來了深刻的影響。整個社會瀰漫著一種勸勉勤學以求功名富貴的思想，導發出一種強力磁場，吸引著社會的各個角落和各個家庭。一些廣為流傳的詩文，刊刻在童蒙讀物上，熏陶著一代又一代的少年兒童。現雜錄若干首：

宗師的主意甚精也么明，只要實壓著戥〔deng等〕上星。求人情，好歹將來未可憑。不如包打上二百好冰凌(指白銀)，上公堂照他皮臉扔。要進童生是童生，要進幾名是幾名。我的天！靈應真，可有真靈應！(《蒲松齡集·聊齋俚曲集》)

科舉考試製度已到了這種地步！充滿了腐敗、黑暗和銅臭氣味，反映了封建社會已經走向沒落。

明清時期科場醜聞不斷發生。如乾隆十四年(公元1749年)已巳科殿試后朝考，閱卷大臣與考生串通，在應試文章內暗示姓氏，以通關節。是科閱卷大臣以擬取各卷進呈，所擬第一名嚴本的卷中有「人心本渾然也，而要必嚴辦于動靜之殊」句，暗通考生姓名。所擬第二名卷中，用「維皇降表」暗告考生王世維之名。擬取為第三名的鮑之鍾，其文內有「包含上下」句，包為鮑之半，且諧音以通姓氏。擬取為第五名程源，其文有「成之者性也」，「成」與「程」諧音，以示其姓。乾隆皇帝親折彌封審閱試卷時，發現了其中的破綻，認為這決非偶然巧合，遂命軍機大臣同原閱卷官複核，將作弊者置榜末，並將閱卷大臣交部議處。(見傅增湘《清代殿試考略》與清黃崇蘭《國朝貢舉考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