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壺，先秦時期貴族士大夫宴饗時的一種帶有比賽性質的遊戲。後來逐漸發展、衍變為文人的高雅游宴活動，這大概與魏晉以來文人喜歡飲酒的風氣有關係。壺為長形細口的器具，以壺口象徵為箭靶，人們站在一定的距離，將短箭往壺口中投擲，投入壺口者獲勝。據《禮記·投壺》藍田呂氏注云：

投石，也不能算是純正的雜技，但與雜技有密切關係。投石最早是作為一種練兵的手段出現的，據《史記·白起王翦列傳》記載，秦國大將王翦與楚國的兵將交戰，他先採取固守的戰法，以逸待勞。他在巡視軍營時，發現軍中的兵士正在練習遠距離投石，他認為有這樣精力充沛，又積極鍛練，時刻準備戰鬥的軍隊，是九*九*藏*書克敵取勝的保障，就非常高興地說：「士卒可用矣」。投石後來發展成投丸、飛刀、打鏢，對雜技和武術中打暗器均有影響。

說明投壺是從西周時施行「禮射」中的「賓射」、「燕射」、「鄉射」而衍變成為新的酬賓娛樂項目。投壺時所用的「矢」(箭)有三種長度，室內用二尺，堂上用二尺八寸，庭中用三尺六寸，以投中多少決勝負，負者罰酒。在《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30年)載：

擊壤，自古相傳有兩種說法：一為遊戲，一為歌舞。宋代李昉等編《太平御覽》引《逸士傳》記載，傳說在堯時，有50位老人在街頭做「擊壤」的遊戲，忽有一過客見到，他感嘆起來，認為這是堯治理天下的偉大政績。但老人們卻極不贊同地答道：

投壺，射禮之細也……且以樂賓，且以習容，且以講藝也。投壺者，不能盡于射禮，而行其節也。

晉代皇甫謐《帝王世紀》也記載此事，稍有出入，說「天下大和，百姓無事，有八十老人擊壤于道」。在宋代人李公麟畫的《擊壤圖》中，似描繪的是群眾性歌舞場面。而在明代人王昕編的《三才圖會》中的《擊壤圖》，是描繪農夫在田間勞作間歇時的一種遊戲。擊壤是一種遠古時產生的雜技遊戲，古人在田野里耕作休息時，或耕作告一段落時，便三三兩兩聚集在一起，頓足擊九-九-藏-書土而歌，來消除疲勞，調劑一下平日單調的生活。漢代劉熙《釋名》中說「擊壤」為「野老之戲」，宋代李昉等編《太平御覽》引三國時邯鄲淳《藝經》也說它是一種古老的遊戲。它的遊戲方法是在田隴上豎起一塊小木頭，稱作「壤」，農夫們手裡各自拿著一塊大小相同的木塊，「前廣后銳，長四尺，闊三寸，其形如履」。遊戲時，站在遠處按順序朝「壤」投擲，誰能夠擊中「壤」，誰就是比賽的獲勝者。至於擊壤的距離，《藝經》說「三、四十步」遠，其實並沒有死硬的規定，一般不應該太近，也不會太遠。太近了比較容易擊中，很難分出高低，太遠了不僅不容易擊中，而且也沒有那樣的腕力，會使人失去遊戲的興趣。關於「壤」的形狀大小，說法不一。晉代周處《風土記》里說「壤」一尺四寸長，呈錐狀，一頭大，一頭小。《三才圖會》繪「壤」為鞋子狀物。其實它只是個靶子，至於什麼形狀，也無死硬的規定。嚴格地說「擊壤」不能算是純正的雜技，但做這種遊戲需要九_九_藏_書有技巧，對雜技的產生、發展有密切關係。先秦時的投石，先秦、兩漢以後的投壺，以及唐宋以後的擲磚、拋堶〔tuo陀〕、飛刀、打鏢等，都是擊壤的變種。在宋代王應麟《困學紀聞》卷二○「擊壤」、明代楊慎《升庵集》卷五八「拋堶」中均有闡述。

說明先秦時期這種遊戲已風行，為上層貴族社交中一種酬賓活動。漢初，投壺活動有了新的發展，據晉代葛洪《西京雜記》卷五中記載，漢武帝時，有位郭舍人「以竹為矢，不用棘也」，他打破了儒家舊制中的投壺方法，能將竹箭投入壺中反彈出來，用手接到后再投再接，竟「一矢百余反」，被人稱作「驍」壺，「每為武帝投壺，輒賜金帛」。東漢光武帝劉秀手下的大將祭遵，因為崇尚「儒術」，恪守舊法，「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後漢書·祭遵傳》)。在河南南陽出土漢墓畫像石中，有漢代的投壺遊戲圖，圖中刻一壺，當中兩個人正在向壺中投筭〔suan算〕，足見這種活動在當時很流行。三國時邯鄲淳作有《投壺賦》，描reａd.９９ｃｓｗ•ｃｏｍ述了新舊兩種投壺的方法。他說壺的樣式為高三尺左右，「盤腹修頸」的長脖子壺，上面「飾以金銀，文以雕刻」。這不是日常用來盛酒的壺，而是精工製作的工藝品，是比較堅固的專供人遊戲用的金屬壺。投壺時將壺放在「距筵七尺」的地方，顯然是放在大殿或大廳里，在比較大規模的宴會上才採用這種遊戲以助酒興。比邯鄲淳稍晚一些，大約在晉代初年，壺具開始有耳，據《經說·投壺》記載，這種壺其「耳小於口，而賞其用心愈精，遂使耳算倍多」。由於壺器的不斷變化，遂使投壺的難度、技巧也隨之增高，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藝術典·投壺部》記載，晉初石崇家有一妓，可以隔著屏風投壺。在《晉陽秋》書中記載，丹陽縣縣官王胡之，能閉上眼睛將箭投入壺中，更神乎其技了。上述資料說明，從西周時反映等級制度的「射禮」，至先秦時期衍為貴族、士大夫的投壺，而在儒家也提倡投壺后，漸漸地被文人所佔有，並最後發展成為幾乎社會上各階層都喜歡的一種具有普遍性的遊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