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所處的時代正是蒙古汗國的興盛時期。從成吉思汗到窩闊台汗，蒙古騎兵連年發動大規模的南征西戰。在南下征服金朝的戰爭中，中原地區的生產和社會經濟遭到了嚴重破壞，給廣大人民造成了沉重的災難。突出地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變農田為牧場。太宗時期，中使別迭嗣進言：「雖得漢人，亦無所用，不若盡去之，使草木暢茂，以為牧地。」(《元文類》卷五十七《中書令耶律公神道碑》)這種以自己較落後的遊牧生產方式代替中原高度發展的農業經濟的思想對窩闊台汗有一定的影響。蒙古騎兵進入中原，鐵蹄所至農田稻麥稼禾一片狼藉。他們搗毀堤堰，搜掠耕牛等牲畜，直接破壞農業生產。待到春耕農忙季節，農民無畜力耕作。歸降蒙古的漢官王楫向駐盧溝橋的蒙古軍營索回耕牛數千頭，撥給農民，以解燃眉之急，而這些耕牛還不及所掠走的牛數的1/10。足見農民的主要畜力耕牛基本都被掠走了。蒙古貴族進駐中原后，還大片地奪取土地，強佔民田，少則千頃，多則達到10萬頃。他們「不耕不稼，謂之草場，專放孳畜」(《歷代名臣奏議》卷六十六《太平御覽策》)。蒙古王公貴族把大量的良田沃土變成牧場，大批農九*九*藏*書民喪失了土地，「農夫不得安於田裡」。將蒙古草原擴展到中原地區，這是與他們的遊牧經濟相適應的，但對中原先進的農業生產方式是致命的破壞。

野蠻屠城 蒙古定製，「凡攻城邑，敵以矢石相加者，即為拒命，既克，必殺之」(《元史·耶律楚材傳》)。城破，除工匠外，他人多不能倖免。公元1211年，蒙古軍打到居庸關，「殺的人如爛木頭一般地堆著」。他們攻克大同，游騎至金中都(今北京)，連破金90餘郡。「兩河山東數千里，人民殺戮殆盡，金帛子女，牛羊馬畜，皆席捲而去，屋廬焚毀，城郭丘墟」(《宋史紀事本末》卷八五《蒙古侵金》)。公元1213年秋，左手萬戶木華黎奉命率兵「攻密州(今山東增城)，屠之」。公元1219年，木華黎揮軍連克岢〔ke渴〕、嵐、吉等州，進攻絳州(今山西絳縣)https://read.99csw.com，拔其城，屠之」。此外，尚有「保州(今河北保定)之屠」，「衛州(今河南汲縣)之屠」等，共殺了1847萬人(《元朝捷錄》卷二)。此數雖誇大不實，但屠城確有其事。因木華黎的征掠思想很明確，對新附之民，「非盡坑之，終必有變」。窩闊台時，蒙古貴族中竟有人提出：「漢人無補於國，可悉空其人以為牧地。」(《元史·耶律楚材傳》)因而，誅殺無辜百姓的行為仍在繼續。公元1235年，太宗窩闊台之子闊初率軍大舉南下伐宋，在德安(今湖北安陸)遭到當地廣大軍民的強烈抵抗。德安城陷落，「其民數十萬，皆俘戮無遺」(《元史·趙復傳》)。貴由、蒙哥執政時，依然是「惟利剽殺」。直到忽必烈稱汗初期，在滅南宋時，一些蒙古貴族仍「利其剽奪，而快心於屠城」。

由於連年戰亂不止，加上「濫刑虐政」，暴斂急征，「民不能當」，迫使北方百姓大量南逃。以往天下戶過百萬，現在「比舊減半，或三分去一」。「城無居民，野皆榛莽」，「倉廩府庫，無斗粟尺帛」，到處是殘破凄涼的景象。在蒙古貴族統治的高壓下，人民群眾拿起武器進行堅決的反抗鬥爭。他們組織起來，堅壁九*九*藏*書清野，依山水為寨，頻繁地阻擊蒙古騎兵。「金人遷汴，河朔盜起」。「河北群雄，多如牛毛」。在眾多義軍中，影響較大的有活躍在山西中條山侯七領導的十余萬起義軍，轉戰山東、河北的彭義斌為首領的紅襖軍。忽必烈即位時，福建漳州、建寧爆發了聲勢浩大的起義。這表明蒙古貴族駐足中原后，社會的各種矛盾在日益激化。

忽必烈(公元1215—1294年)，即元世祖，蒙古語尊稱薛禪皇帝。成吉思汗之孫，睿宗拖雷的第四子，母為庄聖太后怯烈氏，兄憲宗蒙哥，弟旭烈兀、阿裡布哥。忽必烈誕生在皇室貴胄之家，自幼仁愛聰睿，童年起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其母庄聖太後仰幕中原文化，經常延聘漢族儒士到和林，給忽必烈講經論道，接受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等思想的熏陶。他在「潛邸」時，好訪問前代帝王事迹，聽說唐太宗李世民為秦王時，廣延四方文學之士講論治道，終致太平，「喜而慕焉」(《元朝名臣事略》卷十二《內翰王文康公》)。同時，又與輔佐成吉思汗、窩闊台汗的名臣耶律楚材及其子耶律鑄交往頗多。耶律楚材用儒家治國經術影響二汗，以求轉變蒙古原有的統治方式，適應開疆擴土的需要。儘管他壯志九-九-藏-書未酬，「憤悒〔yi義〕而死」，卻給忽必烈的思想很大的震動。他「思大有為于天下，延藩府舊臣及四方文學之士，問以治道」(《元史·世祖紀一》)，以其敏銳的政治目光注視著時局的變化。

面對著這種錯綜複雜的新局勢，如何鞏固蒙古貴族的政權？統治集團分化成兩派，一是墨守祖宗成規的守舊派，頑固地堅持用蒙古舊制治理中原；一為立足於改革的革新派，銳意實行變革，採用有利於蒙古貴族統治的治國安民的方略，雙方鬥爭十分激烈。這時，忽必烈以蒙古貴族革新派的姿態出現在歷史舞台上(圖4)。

掠奪驅口 公元1235年，蒙古騎兵圍攻棗陽，轉掠襄、鄧、郢諸州，「虜人民、牛馬數萬而還」。窩闊台曾下詔俘人為驅，應允「掠者私其主」。誰掠奪的人口歸誰所有。還下令「奴有罪者，主得專殺」(《元史·阿裏海牙傳》)。至元初年，蒙古貴族四處殺掠人口不止。在江南荊湖地區，蒙古將領阿reａd.99ｃｓw.coｍ裏海牙以「降民三千八百戶沒入為家奴」。其餘倖免者，多投依豪右，「歲久掩為家奴」。眾多的漢族人民被蒙古王公貴族強行為驅口、部曲，任主人隨意使喚，當作私有財產，可以任意買賣和饋贈。驅口失去了人身自由，社會地位最低賤。蒙古貴族這種野蠻的奴隸制統治是對社會生產力的極大摧殘。

「內外離心」 蒙古貴族南下后，力圖用自己社會的一套政治制度和經濟形態來改造先進的中原地區，加深了社會危機。貴由為汗時，因「法度不一」，而「內外離心」。蒙哥稱汗，遵循祖制，不越雷池一步，而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卻在不斷加劇。入主中原伊始，便實行分封制。諸王、功臣權勢膨脹，早期歸附蒙古的北方漢族、契丹、女真族等將領擁有較強的地主武裝，成為割據一方的軍閥豪強。正如朝臣郝經指出的：「竊惟國家封建制度，不獨私強本干，與親賢共享，示以大公。既分本國，使諸王世享，如殷周諸侯；漢地諸道，各使侯伯專制本道，如唐之藩鎮；又使諸侯分食漢地，諸侯伯各有所屬，則又如漢之郡國焉。」(《郝文忠公集》卷三十二《河東罪言》)分封諸王和漢人軍閥兩股政治勢力日益嚴重地威脅著中央集權統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