擊豪強，解除漢族等軍閥兵權和大地主武裝。在滅金時，一批金朝的漢族、契丹、女真的將領歸降了蒙古汗國，他們幫助蒙古貴族南征西戰，立下汗馬功勞。這批將領都擁有強大的武裝力量，稱雄一方，如大興的史家，史天澤在真定，擁有河東、河北之兵；易州的張家，張柔在滿城，將領燕南之兵；還有真定的董家，董俊、董文用；泰安的嚴家，嚴實、嚴宗濟；濟南的李家，李全、李璮〔tan坦〕等。他們「皆因其舊而命官」，如授史天澤為真定、大名、河間、濟南、東平五路萬戶、河南經略使，授嚴實為金紫光祿大夫、行尚書省事；另外還授予他人為萬戶、元帥、副元帥、總帥等職銜，並依照官階的高低領取數額不等的份地，世襲官職，形成割據勢力，對中央政權構成了嚴重威脅。李全、李璮父子「專制山東者三十余年」，成為山東的一大軍閥，朝廷數次徵調其兵，「輒詭辭不至」。中統三年(公元1263年)，李璮據濟南發動叛亂，又聯合南宋，「一時間山ｈｔtｐｓ://ｒｅａd•9９csｗ.ｃｏｍ東不復為元有」。忽必烈立即派史天澤將兵分幾路進討，圍攻濟南，城破，李璮被迫自殺，叛亂遂平。忽必烈鑒於李璮反叛的教訓及各地漢將權勢太重，決定解除漢將的武裝，由朝廷統掌兵權。史天澤頗能理會蒙古主子的意圖，上疏稱：「兵民之權，不可並於一門。行之，請自臣家始。」忽必烈當即諭允。「史氏子侄即日解兵將者十七人」(《元史·史天澤傳》)。易州張家、泰安嚴家等均照此辦理。消除地方割據勢力使元朝統治更加穩固。

忽必烈就蒙古汗國長年所積弊政，在「祖述變通」的思想指導下，也著手進行政治變革。

蒙古汗國創始以來，因各種制度不全備，弊端愈發明顯。導致「法度廢則綱紀亡，官制廢則政事亡，都邑廢則宮室亡，學校廢則人才亡，廉恥廢則風俗亡，紀律廢則軍政亡，守令廢則民政亡，財賦廢則國用亡。天下之器雖存，而其實則無有」(《郝文忠公文集》卷三十二)。這https://read.99csw.com時，一些漢臣如姚樞、李治等直諫，請求立法度，正綱紀。具體措施為「立省部」，「使庶政出一」；「定法律，審刑獄」；「設監司，明黜陟」等。忽必烈都一一採納，「動則見詢」。令劉秉忠、許衡酌古今之宜，定內外之官。官署為中書省總政務，樞密院掌兵柄，御史台司黜陟，其庶務由寺、監、衛、府等分擔；在外有行省、行台、宣慰司、廉訪司，其治民者有路、府、州、縣，長官由蒙古人充當，漢人、南人為卿貳。於是，「一代之制始備」。

忽必烈為了加快對漢地統治的改善，不時地將自己的統治中心南移。公元1256年，他令劉秉忠在桓州東、灤水北，建城郭于龍岡，名曰開平(今內蒙古多倫)，后稱汗於此地。至元四年(公元1267年)，又命劉秉忠在金中都建築宗廟宮室。於是，忽必烈定國都名為大都(今北京)，又稱汗八里(蒙古語意為汗的城)。從此，大都成為全國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

罷去州縣官世襲，實行九*九*藏*書選官制。自元太祖、太宗用兵沙漠，得一地即封一人，使之世守，其以所屬來降者，亦即官其人，使之世襲。易地中原，亦行此法，所以元官多世襲。如石天祿為征行千戶，死後，其子興祖襲職。劉敏為郎中，年老，憲宗蒙哥令其子世享襲其職。時間久了，郡縣官吏世襲專擅，吏治衰敗。大臣廉希憲奏稱：「國家自開創以來，凡納土及始命之臣，皆令世守，至今將六十年，子孫皆奴視其部下，郡邑長吏，皆其僮僕，此前古所無。」宋子貞亦疏言：「州縣官相傳以世，非法賦斂，民不堪命。」姚樞上疏雲：「當今慎銓選，則不專世爵而人才出。」於是，忽必烈令議行遷轉法。至元二年(公元1265年)，忽必烈下詔「罷州縣官世襲」。四年(公元1267年)，又「罷世侯，置牧守」(參閱《廿二史札記》卷三十《元初州縣官多世襲》)。他先在原封地祁州、河南、陝西試點，設置安撫、經略、宣撫三司，選人居職，「始有吏治」。

廣開言路，「政貴得人」。針對吏治不清，劉九九藏書秉忠等人多次向忽必烈進諫：「君子以言廢人，不以人廢言，大開言路，所以成天下，安兆民也。」忽必烈「嘉納之」。李治等也屢次上疏建言：「政貴得人，不貴官多。」這些建議都為忽必烈所採納並付諸實施，裁汰冗官冗員，減並路、府、州、縣官署。選官得人，「賢俊萃於一堂」，提高了行政辦事效率。忽必烈汲取漢臣謀士良策，思想更加開闊，留意治道。他喜當唐太宗，讓學士將《貞觀政要》譯成蒙古文批覽，四處求訪「如魏徵者」。上述史實可見，忽必烈「固屬開國英主」。

改元立號，健全法度紀綱。成吉思汗建國，以部族名稱為國號，即蒙古汗國。從鐵木真到蒙哥，五代大汗均無年號，而以生相為紀年，如龍兒年、兔兒年等，有諸多不便。公元1260年農曆三月，忽必烈稱汗。在漢臣郝經等建議下，五月，建元「中統」，結束了蒙古汗無年號的歷史。中統五年(公元1264年)八月，下詔改當年為「至元」元年。至元八年(公元1271年)十一月，忽必烈取《易經》「大哉九_九_藏_書乾元」之意，頒詔改國號為「大元」。

除世侯，削弱蒙古王公貴族的勢力。蒙古統治者進入中原，仍襲祖制，分封諸王、功臣，劃分一區為其領有，叫作「分地」，又稱「食邑」，或曰「投下」，再分撥一定數量的百姓。這些私有領地子孫世襲，百姓為其私屬民戶。「自一社一民，各有所主，不相統屬」(《中書令耶律公神道碑》)。諸王世侯「既有土地人民，凡事干其城者，各遣斷事官自司」(《平章政事忙兀公神道碑》)。他們不僅自設官吏，私斷刑獄，還征斂賦稅，儼然是個獨立王國。對中央集權統治十分不利。忽必烈採用了劉秉忠、宋子貞的建策，一方面，下令規定諸王不準自置官吏，不得私用刑法斷案，亦不許擅自徵收賦稅，一切事務由朝廷處置。另一方面，將分封領地制度改為賜田。分地變賜田，即使蒙古王公貴族失去原有特權，成為只享租稅的一般大地主。有利於加強中央對封地的管轄。過去五戶征絲一斤，亦稱作「五戶絲」，分地徵收權也歸朝廷所有。這樣就有力地抑制了諸王勢力膨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