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三十九年(公元1560年)，張居正升任詹事府右春坊右中允(正六品)，兼國子監司業(副長官)。三年後，嚴嵩被罷官，徐階出任首輔(內閣長官)。世宗深知將來只有張居正能擔負起輔佐皇太子治國安邦的重任。於是，令張居正任右春坊右諭德(從五品)，為裕王朱載垕講讀經史。張居正儀容峻整，每次講習，必引經據典，以其淵博的學識，廣譬曲喻，裕王深受啟迪。接著，張居正遷任侍讀學士，掌管翰林院事。從此，他在朝廷開始顯露頭角。

張居正的從政方針是「尊主權，課吏治，信賞罰，一號令」(《明史·張居正傳》)。他針對朝綱法令弛壞、上下諸事推諉的腐敗現象，採取措施整頓吏治。1.除冗濫，任人為賢。裁汰冗官冗員，犯罪的給予懲罰，同時獎勵急公進取的官吏。他強調用人唯才，「能辦國家事，有禮于君者，即舉而錄之」(《張江陵書牘》五《答冏〔jiong窘〕卿李漸庵論用人才》)。官吏的任免「一以功實為準」，不拘資格，不論親疏。用他的話說，法有當加，親故不啟；才有可用，疏遠不遺。時人評論道：「江九九藏書陵當國，號能用人，一時才臣，無不樂為之用，用必盡其才。」(《國榷》卷七十一)2.綜核名實，設立考成法。就是去掉一切名實不符的東西，加強督責，提高實際效益。考成法就是考核辦事成效。凡六部、都察院等章奏奉旨，皆酌量事情的輕重緩急，道路的遠近，定期簽署冊簿，催督查核。各級官吏如有遲延，嚴格糾察。此法頒布后，朝綱振興，提高了職能部門的辦事效率。政令一下，「雖萬裡外，朝下而夕奉行」。

隆慶六年(公元1572年)五月二十五日，穆宗病重，彌留之際，在乾清宮召見閣臣高拱、張居正、高儀三人，委以顧問要職。次日，穆宗死去。10歲的皇太子朱翊鈞即位，年號萬曆，即神宗。六月，在司禮監秉筆太監馮保的策劃下，性情暴躁的首輔高拱被迫下台，回原籍閑住。未久，高儀也病逝了。自然「大柄悉以委居正」。張居正出任首輔，「慨然以天下為己任，中外想望豐(風)采」(《明史·張居正傳》)。

在20多年的政治生涯中，張居正深感封建統治已危機四伏。他曾將明王朝比作一座「將圮〔pi匹〕而未圮」的大廈，「其外窿然，丹青赭堊〔e惡〕，未易其舊，而中則蠹矣」。亟待「振而舉之」(《張太岳文集》卷九《京師重建貢院記》)。不然，「元末之事，可為殷鑒」，「衰宋之禍，殆將不遠」(《張江陵書牘》—《答督學曾確九-九-藏-書庵》)。面對這種岌岌可危的形勢，張居正堅持進行改革，宗旨是要「富國強兵」，拯救明王朝搖搖欲墜的統治。

治理黃河，興修水利。明代中期，黃河仍時常決口泛濫，南下流入淮河，阻斷運河。明代統治者擔心黃水橫流會沖毀鳳陽皇陵，影響漕運，北方經濟受到損失。更可怕的是黃泛使百姓走投無路，聚眾嘩變。萬曆三年(公元1575年)，黃河又一次大肆漫溢。張居正推薦從前曾任河道都御史的潘季訓主持治河。潘季訓是明朝著名的水利學家，有著豐富的治水經驗。從萬曆六年到八年(公元1578—1580年)，他親臨治黃工地，根據黃河的特點，提出「以堤束水，以水攻沙」的治水原則，即借水勢將淤泥沖刷入海。他還將多年的治河經驗，編為一書，名曰《河防一覽》。潘季訓治黃取得了一定的成績，水災減少了，人們重建家園，「田廬皆盡己出，數十年棄地轉為耕桑，而河上萬艘得捷于灌輸入大司農(指京倉)矣」(《張文忠公行實》)。

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十二月，世宗朱厚熜病死。裕王載垕即位，改元隆慶，是為穆宗。首輔徐階同張居正商議，草擬了遺詔，宣布凡世宗時因諫言而被治罪的大臣，一律平冤昭雪，死者給予撫恤；廢除一切齋醮(道士設壇祭祀)及不利的政令。從中可以反映出張居正變革弊政的堅定決心。隆慶元年(公元156https://read.99csw.com7年)正月，穆宗將恩師張居正晉陞為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又升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四月，卷帙浩翰的《永樂大典》複本抄錄竣工，他又升任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20年前的「儲相」張居正，入閣參政的理想終於實現了。

實行法制，設立保甲法，穩定統治秩序。張居正改革中始終堅持法制，嚴肅綱紀。隆慶六年(公元1572年)秋天，張居正下令將屢犯法令的黔國公沐朝弼捉拿歸案。這使王公貴戚的不法行為有所收斂，也使改革措施得以較順利地推行。同時，設置保甲法，讓民人互保；加強城防、江防和海防，防範農民起義和城鎮民變。張居正素以執法嚴明著稱。他曾說：「盜者必獲，獲而必誅，則人自不敢為矣。」(《張江陵書牘》八《答總憲吳公》)張居正這樣做，目的是維護和鞏固封建統治。

(1)政治上，糾正「綱紀不肅，法度不行」的不良風氣，改革弊政，整頓吏治，加強中央集權。

隆慶五年(公元1571年)，在張居正的大力支持下，王崇古、方逢時在宣化、大同與韃靼土默特部首領俺答汗議和通貢，化干戈為玉帛。明政府冊封俺答汗為「順義王」，封其妻三娘子為「忠順夫人」，並授大小首領56人以不同的官號。同時，復開大同、甘州馬市，互相貿易。當時有不少人公開反對這一作法。張居正批駁道，通貢既不是漢朝和匈奴的和親，九*九*藏*書也不是宋代與遼金的所謂獻納，主動權在朝廷。他堅持蒙漢兩族和睦相處。在爾後的30—40年中，東起延永，西抵嘉峪七鎮，數千裡邊防，烽火不驚，三軍晏眠，塞內外水陸屯田都得以開墾整治，如同內地一樣。蒙漢人民「合為一家，永享太平」。

隆慶二年(公元1568年)七月，失寵的首輔徐階告老還鄉。繼任首輔的李春芳以清靜無事迎合穆宗心意。張居正因此很鄙視他。一天，李春芳嘆息道：「徐公(階)尚以人言罷，我安能久？容旦夕乞身耳。」張居正竟說：「如此庶保令名！」(《明紀》卷三十七)李春芳聞此言，大吃一驚，而後三次上疏，請求休致(退休)。張居正入閣以來，日夜思索如何變易弊政。八月，他上呈《陳六事疏》，提出六項施政主張，即省議論，振紀綱，重詔令，核名實，固邦本，飭武備。因張居正在內閣中座次在後，權位不顯，他的建議又未能付諸實踐。但是，這份奏疏卻成為張居正日後施政綱領的一個藍本。

清丈土地，條理賦役。張居正理財的指導方針是「強公室，杜私門」。他認為，國家財政匱乏的根源在於官僚貴族、豪強地主隱佔土地和人口。「豪民有田不賦，貧民曲輸為累。民窮逃亡，故額頓減」(《明史紀事本末》卷六十一《江陵柄政》)。為了解決賦役懸殊不均的問題，萬曆六年(公元1578年)，張居正力排眾議，下令清丈土地。由戶部尚書張學顏主持頒ｒｅad.9９ｃｓw•ｃｏｍ布了《清丈條例》。當年先對兩京、山東、陝西勛戚莊田進行丈量，然後對全國府、州、縣的莊田、民田、職田、屯田、牧地、盪地，重新清丈，到萬曆九年(公元1581年)，清丈結束，總計全國田地為700餘萬頃。儘管其中有些官吏逢迎謊報，數字有不實之處，但畢竟清查出許多被豪強地主隱匿的土地。張居正又下令改革賦役制度，推廣一條鞭法，將明初以來的賦役分征改為合征，重新編排賦役。這是一項役法的革新。上述兩項措施實施幾年後，「帑〔tang倘〕藏充盈，國最完富」(《明通鑒》卷七十六)。「太倉粟可支十年，冏寺(太僕寺)積金，至四百余萬」(《明史紀事本末》卷六十一《江陵柄政》)。《明史·張學顏傳》也記載，明朝自從正德、嘉靖年間虛耗以後，到萬曆十年間，這一時期最稱富庶。

(3)軍事上，整飭武備，訓練士卒，安撫邊區少數民族。

張居正的改革主要是從政治、經濟和軍事三個方面進行的。

張居正入閣后，重視加強邊務。命大將李成梁坐鎮遼東，把在東南沿海抗倭的名將譚綸、戚繼光調到北方鎮守薊州、永平、山海關。張居正經常同譚、戚商討軍務(圖5)。在譚、戚的主持下，修築了居庸關至山海關一段長城，建起敵台1200座，使「邊備修飭，薊門宴然」(《明史·戚繼光傳》)。

(2)經濟上，調整政策，發展生產，促進國家富強。這是張居正改革的重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