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第三章 隋唐五代時期 第一節 玄奘西天取經

第三章 隋唐五代時期

在經過長期分裂之後,中國自隋朝開始又一次走向統一。兩晉南北朝時期的分裂實際上是民族大融合的前奏,而隋唐時代的統一則使中華民族文化得以升華。在這次民族文化的升華過程中,中國與印度的文化交流也達到了空前未有的高峰。
唐代,經過太宗李世民的「貞觀之治」,中華國力已十分強大。唐代奉行的是對外開放政策,西域的通道基本上暢通無阻。西域胡人來華經商、定居,甚至可以在朝廷做官。而唐朝的使者也不斷被派往西域。由於佛教的關係,唐朝與南亞諸國間的交流也日益增多,不僅佛教僧侶來往頻繁,政府間的交往也達到了一個嶄新的階段。唐蕃古道的開闢,使中國與印度的文化交流更為開闊。這一時期中印文化交流主要表現為求法運動的高漲和政府間接觸的頻繁。這一交流在深度和廣度上均超過以往,兩種文化的融合已充分體現出來。

第一節 玄奘西天取經

玄奘是中國與印度文化交流史上的第一偉人。季羡林先生對他的功績作了全面評價,並歸納為六句話:「他是唐代著名的高僧,佛教唯心主義理論家,不畏艱險的旅行者,卓越的翻譯大師,捨生求法的典型,中印友好的化身。」(《大唐西域記校注·序》)的確,玄奘對中印文化交流的貢獻,怎麼評價都不過分。
三藏法師玄奘是唐代求法運動的最偉大代表。他是河南偃師人,俗姓陳,自幼聰敏,少年出家。起初,他隨二兄長捷居住于洛陽凈土寺,後來又經長安到成都,于空慧寺受具足戒。當時天下戰亂,成都生活相對安定,但玄奘為求學,不顧長捷的勸阻,毅然離開成都,沿江東下。他一路上邊學習邊說法,繞了個大圈子,又北上長安。在長安時,他已經很有名,被譽為「佛門的千里駒」。但當時的佛界有許多問題爭論不休,為了搞清這些問題,玄奘決心效法法顯去西天取經。那時,唐王朝建立不久,西部邊陲很不安寧,朝廷不許私自西行。玄奘置朝廷禁令于不顧,于貞觀三年(公元629年),混在難民的隊伍中出了長安。一路西行,來到涼州。又在僧俗眾人的幫助下,躲過涼州督都李大亮的追捕,沿河西走廊西行。他在經過玉門關外的800里沙漠時,因迷失方向和缺水而險些死亡。幸虧老馬識途,將他帶到有水的地方。然後,他經伊吾來到高昌國(今吐魯番一帶)。高昌王非常器重玄奘,強迫他留在高昌。玄奘則以絕食表示自己西行的決心。高昌王無奈,同玄奘結為兄弟,並資助他西行。有了高昌王的幫助,他帶領一些人馬順利通過焉耆、龜茲等地,又翻越了雪山天險,輾轉進入印度。在印度期間,他一面巡禮聖跡,一面講經學法,在佛學中心那爛陀寺住學五年,又周遊五印度,遍覽名勝,廣求高師。飽學之後,重返那爛陀,升壇開講,名震五天竺。這時,印度的一些國王都知道支那來了一位高僧,紛紛發出邀請。九-九-藏-書https://read•99csw.com
在玄奘之後,還有許多中國僧人到印度去取經學習,其中最著名是在玄奘取經70年後到印度的義凈。義凈回國后寫了兩部書,即《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和《南海寄歸內法傳》。這兩部書對我們了解當時西域求法的盛況、印度和東南亞地區的佛教情況以及中印文化交流的歷史,都有重要的資料價值。read.99csw.com
唐代求法運動的高漲,促進了中國與印度的文化交流,並使中國文化與印度文化的融合加快了速度。佛教禪宗的出現,標志著印度佛教的中國化過程已經完成。在經過長期痛苦的文化整合以後,佛教文化已經成為中國文化的一個有機部分而深入人心,從而在人生觀念、思維方式、道德標準、價值取向、生活習俗等各個方面發揮著無形的作用。
這一時期印度各地來華的僧人,有達摩笈多、波羅頗迦羅蜜多羅、那提三藏、若那跋陀羅、佛陀多羅、佛陀波利、尊法、無極高、地婆訶羅、慧智、阿你真那、菩提流志、極量、善無畏、金剛智、不空、利涉、智慧、牟尼室利、蓮華、釋天竺、般若、缽怛羅。其中,善無畏、金剛智和不空影響較大。他們在開元年間來唐,很受皇帝和重臣的優渥,翻譯了大批佛教密宗經典,對密宗https://read.99csw•com在中國的傳播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於是,他拜別了那爛陀寺的老師戒賢法師和諸位同學,先到迦摩縷波國(今印度阿薩姆邦一帶)傳法,繼而又應邀來到曲女城(今印度北方邦卡瑙季一帶),參加戒日王特地為他舉行的大法會。法會上,玄奘與各派人物辯論,沒遇到對手。遂被大乘人尊為「大乘天」,被小乘人尊為「解脫天」。玄奘並沒有被榮譽沖昏頭腦,在戒日王的一再挽留下,他仍然要返回祖國。戒日王答應了他的要求,為他提供了回國的各種便利。貞觀十九年(公元645年),玄奘攜佛經657部、佛像若干軀,載譽回抵長安。此前,在於闐時已經向朝廷報告了他回國的消息,所以在他到達長安這天,長安城及郊區的官員、百姓都出來迎接這位高僧,真可謂萬人空巷,觀者如雲。當時唐太宗在洛陽,很快就接見了玄奘read.99csw.com。皇帝很佩服玄奘,對他在西域的見聞很感興趣。次年,玄奘撰成《大唐西域記》12卷,上呈皇帝。書中,他以驚人的記憶力詳細地記敘了西域138個國家和地區的歷史、地理、宗教、民俗、語言、文字等情況,為研究古代中亞和南亞歷史文化提供了極為寶貴的資料。玄奘還在朝廷的支持下辦起了規模巨大的譯經場,傾其後半生的精力,譯出佛經74部,1335卷。
繼法顯之後,西行求法者不絕於途,至唐代而達巔峰時期。據義凈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記載,從太宗貞觀十五年(公元641年)到武後天授二年(公元691年),僅40餘年的時間里,就有40餘位唐朝僧人去印度取經。而義凈的統計肯定是不完全的。在641年之前和691年之後,隋唐五代去西天求法的僧人尚多,如著名者玄奘、慧日、含光、悟空、智宣等,都不在此數之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