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義爆發時，此地的軍事力量有三股人馬。一股是綠營，世襲為兵的一群老弱殘兵，只有幾條破爛洋槍，剩下的都是大刀長矛。還有就是知州的護營。按道理，一個小小的知州，沒資格有護營，但是此地鹽多錢多，知州可以藉機自己招募私人武裝，天高皇帝遠遠，也沒人深究。清末最後幾年，地方軍政分隔的體制已經被打破，有錢的地方官，為了控制地方，剿滅匪盜，多半成立自己的護營，俗稱「小隊子」。護營的武器要好些，但沒有人訓練，戰鬥力也不成。唯一像樣的是鹽防營，這是一隻歸鹽運使管的軍隊，專門抓私鹽的，所以，不僅槍械精良而且能開槍打一打（因為私鹽販子多半有武器）。革命一來，民變蜂起，民間豪強拉起隊伍，有的打著革命旗號，有的則沒有。但大都沒有大志，進攻州城，只是守著道路打劫九*九*藏*書，讓海州的交通變得十分兇險。海州沒有糧食出產，吃糧全靠進口，而鹽也要外運，所以，交通受阻，對海州威脅很大。

不過，這些新軍到來之後，沒有搶劫，跟知州、知州的護營以及沒有用的綠營，相安無事，大家咸與維新，一起走到共和。營長大人就任海州的民政長，拿到了最大那塊蛋糕。

辛亥革命，沿海的都市與內地的城鄉居民，反響大不一樣。沿海都市的居民，大抵歡迎革命，但是，內地則不同。他們無論紳商還是平民，其實對革命並不感興趣。只是，在革命到來之際，大勢所趨，他們無力說「不」，只能應付。在很多人眼裡，革命黨，跟土匪亂兵沒本質的區別。革命黨也罷，清政府也罷，袁世凱也罷，他們最真實的態度就是：殺吾仇者吾君也。誰能維持秩序，給個太平，就擁護誰。鎮江海九九藏書關稅務司根據他了解的江北情況向總署報告說，當地的中國人，不怕革命黨也不怕清軍，就怕趁火打劫的強盜。

暫時獨立的山東巡撫孫寶琦和已經獨立的江北都督蔣雁行都給海州打電報，通報狀況。海州知州見狀只好召集當地紳商開會商議，海州要不要獨立。可惜，這個地方的紳商，都不知道革命是個什麼東西。儘管知州已經暗示，自己也是漢人，但大家支支吾吾，還是不知道說什麼好。最後一位老貢生說了一句：「殺吾仇者吾君也」。然後發表一番演說，說現在海州最大的威脅是匪患，誰能把匪患給滅了，我們就跟誰。這樣的「政治正確」而又功利主義的提議，有誰能不贊同呢。於是，大家應和。既然紳商們是這樣的意見，那麼戀棧不肯走路的知州一想，如果我能剿匪，不就可以繼續幹下去了嗎？所九-九-藏-書以，會後他馬上著手擴招自己的護營，積極聯繫綠營，準備剿匪，打通運鹽的道路。

然而，知州和紳商們的一廂情願，很快就落了空。他們忘記了，揚州的鹽運使已經溜了，揚州方面，好久沒了聯繫。手裡有槍，而且富有戰鬥經驗的鹽防營，兵員都是外來人，手裡有槍，年紀輕輕的外來漢子，在無人管控的情況下，很容易變成卧榻之旁最危險的敵人。結果，不僅城外的匪沒剿成，裝備精良的鹽防營反而炸營反了，一天夜裡，他們突然打進城來，打開監獄，放走囚犯，然後大搶一通，商鋪、州衙一概沒能倖免。知州新招的兵，也跟著起鬨。護營和綠營，老實待在營里，既不敢出來起鬨，也不敢出面制止。還好，亂兵只顧搶劫，倒不怎麼傷害人命。搶完了，就一鬨而散，回老家納福去也。居然根本沒有想到佔領這個有鹽九九藏書有錢的搖錢樹，慢慢享用。有意思的是，當亂兵進城之際，老百姓都傳說，革命黨來了。

位於江蘇北部的海州，即今天的連雲港，在清末地位相當特殊。一方面，它是一個直隸州，直接歸省管。但是它又位於江北的最北邊，接壤山東，而清末習慣上，江北自成體系，居民風俗習慣，跟山東南部更接近。所以，它跟江北其他地方走得近，江北提督也能管得到它，而居民則跟山東來往密切，連說話都跟山東更接近。相反，江蘇省府對它倒是不大管，有點鞭長莫及的感覺。海州瀕海，是個出鹽的地方，鹽業為其大宗出產。因為有了鹽，相對於江北其他城市，要富裕得多。而鹽業則地方官管不著，歸在揚州的鹽運使管，但出產在自己的地界的物產，地方多少能分潤一點好處。由於被遠隔在江北之北，海州的風氣很不開通。蘇南、蘇中政治上的諸read.9９csｗ•ｃom多熱鬧，海州都沒有份。教育也相當落後，新政之前，科舉就不發達，一個貢生，在這裏就是老大了。新學堂倒是有，但沒什麼名氣。上海的報紙，基本上輻射不到這裏，在長江三角洲地區流傳甚廣的革命黨宣傳品，在這裏，即使想看也看不到。

不管真的假的，亂兵過後，革命黨還真的來了。大約是知州發現，以自己的力量實在無法維持局面，於是向江北都督蔣雁行求援。這樣的一座大商埠，一個大鹽都，送上門來的肉豈有不吃的道理？就這樣，江北都督派來了一營的新軍。海州居民，此時總算明白了，前幾天搶人的，不是革命黨，真革命黨現在才來。即便如此，紳商們一朝被蛇咬，還是戰戰兢兢的。列隊歡迎的時候，推青年學生站在前排，自己躲在後面。他們的害怕不是沒有道理，其實這些新軍，也是那邊兵變之後，重招來的，原來也有搶劫的前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