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這樣的選舉，固然有宣傳不到位的問題，但的確農民也沒有這個意識，也就是說，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並不想自由擇君。鄉紳們代表他們，雖然沒有經過明確授權，但實際上他們認可。可是問題是，真的有農民想自由擇君了，鄉紳和精英們卻不肯了。按道理，革命后的南通軍分政府，也不是民眾推選的，僅僅幾個士紳和教員一商量，就當了家了（當然得尊重巨紳張謇的意見）。按民主原則，他們組織的政府的合法性，未必比五千多農民擁戴的絲魚港農民政府更高。許士紳自組政府，就不許農民自組政府，解決問題的方式，不是協商，而是槍炮說話，赤|裸裸的鎮壓。幾位帶頭的農民，非死既逃，土地財產還遭到沒收，連十幾畝沙田也不放過。官方直稱呼這些農民為土匪，事件為匪亂。

自由擇君和自由擇善的說法，讓當時的南通士紳看rｅaｄ•９9csｗ•ｃom來，荒誕不經，但實際上相當難能可貴。革命黨人推翻帝制，建立民國，實行民主政治，從本質上講，就是自由擇君，其中的君，是擇其善而立之。雖然說，由民眾選票選出來的當家人，被稱為公僕。但自打民主制度確立，人人都知道，所謂的公僕，不過是一種出於尊重民眾的忽悠。即使今天的美國總統，也實際上是當家人，不是公僕，一向推崇平等的美國人，還是以一見總統為榮。最早中國人看美國體制，一直都認為他們是自由擇君。中國語言里的君，除了君主，也有當家人的意思。即使君就是君主，這個君主可以由民眾自由擇出，那麼，也自然就不是傳統意義上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絕對君主了。當然，以那時的農民認識水平，不會想到如何對擇出來的「君權」的怎樣加以限制，沒法跟西方思想九-九-藏-書家洛克的思想對應起來。

據記載，號召自由擇君的農民們，一度集聚五千餘眾，各持刀叉及三角式小紅旗，還不時到天后宮（媽祖廟）和龍王廟燒香祭拜。雖然號稱要自由，心裏還是沒底，還是要希圖神仙的保佑。「自由擇君」和「自由擇善」，是這些農民在聚會時張貼的「廣告」。這個地方的農民，何以能提出這樣的口號？南通是張謇的家鄉，清末以來，興辦新政，大力推行社會改造，民智較開。這些農民的首領，有私鹽販子朱天榮和退伍軍人夏昆武和幾個當地的民眾領袖。這些人見多識廣，既能模仿組織新式政府，當然也可能知曉幾個新名詞。

「自由擇君」，是辛亥革命時南通絲魚港地方農民提出的一個口號，類似的口號還有「自由擇善」。兩者加起來，意思就是自己選擇善的「君」。之所以提出這樣的口號，據革命后九_九_藏_書的南通軍分政府的文獻，是因為剛好辛亥革命之際，南通為維修江堤，要求沿岸農民出資，而絲魚港地方的農民不肯，大概是覺得革命后的「君」不怎麼好，要自己當家，因此組織了保安會加以抵抗。還有一說是為了抗租抗稅，組織了農民政府，有總司令、軍政長和財政長。但是，農民政府或者保安會的土槍土炮，大刀長矛，不敵南通軍分政府的洋槍洋炮，最終被鎮壓。革命政府沒有給他們擇善擇君的機會，還壓制了他們願望。

但是，無論清末預備立憲期間的地方自治，包括諮議局的選舉，還是後來民國第一屆國會的選舉，農民其實都沒有自由地「擇」過，多數情況是他們自己不想擇，但也有想擇而不讓擇的時候。所謂的選舉，不過是若干主持選舉的士紳包辦出來的。幾個辦事員抱著票箱，四鄉走一圈，然後按選民數填票，也就算選民投過九九藏書票了。

所以，說革命黨人對於民主是葉公好龍，其實也不為過。立憲黨人不消說了，他們中的多數人，原本要求立憲，就是要分享權力，原本就是可以他們向清政府要民主，不許民眾跟他們要民主。而革命黨也對於他們所追求的民主，沒有多少準備，理論上都沒有好好思考過。真正思考這些問題，還是得在二次革命失敗后，才有可能。革命黨人骨子裡，依舊是認同精英政治，認同包辦選舉，根本不喜歡底層民眾自發的民主衝動，只要是發現農民自己組織的政府，一律撲而滅之。這一點，他們跟立憲派一樣，對秩序和穩定有巨大的偏好，為了這個偏好，不惜扼殺所有來自底層的要求，哪怕這些要求具有合理和正當性。

幾千年的中國歷史，從封建到郡縣，就制度而言，君主一直都是世襲的，只在傳說中有堯舜禹的禪讓。這種禪讓是否存在，或者，他們禪讓九*九*藏*書的是不是一個有權力享尊榮的位置，都很難說。實際的歷史中，君主寶座的取得，不是血緣世襲，就是暴力劫奪，不存在第三種途徑。至於讓民眾選擇，連這個思路都沒有過。自由這個詞，也是中國古已有之的，後來被用來對譯freedom，很多人認為難以完全對應。但古代的自由概念，除了個人權利含義不明確之外，也有個人選擇的意思在裏面。只是，古代從來沒有自由擇君的提法，人們可以自由做這，做那，可以獲得心靈和行動自主性，可以像莊子說的那樣遨遊天際，但就是想都不敢想自由擇君，即使擇善，也是老皇帝在自家兒子中間擇，沒別人什麼事。不能不說，辛亥年農民能提出這樣的說法，跟此前歐風鼓盪，有心人的啟蒙，包括宣傳現代民主自由觀念的白話報、俗話報的啟蒙，不無關係。因此，說辛亥革命前後新思潮跟民眾完全沒有干係，也不盡然。